一次别离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

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

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

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

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法官问：“怎样的环境”？

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

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

”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

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

”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

”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

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

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

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

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

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

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

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

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

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

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

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

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

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

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

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

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

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

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

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

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

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

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

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

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

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

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

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

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

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

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

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

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

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

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

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

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

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

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

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凤凰网娱乐】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

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

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

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

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

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家庭的负债累累的困窘和其体贴她丈夫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

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

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

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

”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

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知识分子的逻辑与表达更清晰，宗教的影响让位于自身的眼界和判断，文化不高的人更传统，他们诉诸于宗教来求得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

”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

”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

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196113/这是大神的作品，对于分离的解释当真好，下面是些我的看法，有几处是大神没有说的。

1、开场蒙太奇老实说我不太了解，如果有人理解了的话请告诉我它的作用。

看样子是签证，不过我不懂阿拉伯文是猜的，应该八九不离十。

2、偷窥的第三者 影片中除了大量的主观镜头之外，还存在一种“偷窥镜头”。

有些是过肩镜头，有些是常规镜头，但摄影机的机位选取的极其巧妙，尤其是开头纳德和瑞茨商量工作，西敏收拾行李的那场，一次次跳切营造出一种房间里还存在一位透明人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我们作为旁观者在偷窥他们的世界。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让我有如此强烈的偷窥感，也许这也跟电影沉重的主旨有关。

3、分离纳德与西敏的分离对白出现的时候纳德和西敏在法庭上争吵，从对话中得知他们闹离婚的理由：他们的签证还有40天过期，西敏想带孩子离开伊朗，而纳德想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的父亲，不同意离开。

此处导演很狡猾地借法官之口提出一个问题：“孩子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

”西敏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导演避重就轻地略过，一切留给观众思考。

插一句，看到一个人的评论中写道：纳德父亲的角色象征着病态的伊朗。

我想了想后觉得挺有道理的，首先老头子喜欢看报纸，报纸本身代表着国家的声音；老头子后来连话都不能说了，且大小便失禁，而从纳德嘴里可知他原来还是正常的——他嘴里一直念着”西敏“，未尝不代表西敏内心对这个国家的留恋——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朗病态的加深，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西敏才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吧。

这可以看成是人和国家的分离。

其实纳德和西敏的离婚更像是夫妻吵架闹脾气。

西敏收拾好东西回娘家，开车的时候小声啜泣。

之后有她另一次在车上哭泣的镜头，这次她不再默不作声，而是开始抱怨，抱怨纳德没有挽留她，说离婚干脆地就同意了。

但她依然爱着纳德。

她让瑞茨母女搭顺风车，告诉她纳德是个正经人，劝她接受这份工作。

在纳德进了监狱后也是西敏为他奔走，给他交了4000W保释金。

（4000W换算成RMB是多少求解。。

）另外，在纳德和西敏为了破财消灾的事情争吵时，特梅告诉纳德，“她今天本来是要留下来的，她的东西都在车上，我看见了。

”于是西敏的离婚行为便可以看做是一场赌气了，生气纳德不肯跟他走。

但他们最后还是分开了。

被哈德特砸烂的车窗正好是西敏坐着的位置。

这是否暗示着西敏的心彻底碎了。

大人和孩子的分离不管找怎样的借口，爱孩子也好，生活无奈也好，大人总归是撒了谎的。

而小孩子总是诚实和天真的。

纳德的谎言是特梅拆穿的，在特梅一次次地询问下，纳德不得不承认他知道瑞茨怀孕的事实。

纳德说，如果你让我说，我就说。

在法官让他找特梅作证的时候，他没有告诉特梅法官会问什么，他把选择的权力给了特梅，让她选择帮他圆谎或是说出事实（这里与其说纳德是心灰意冷倒不如说他早知道特梅的选择，他在滥用特梅对他的爱）。

特梅选择了帮纳德圆谎，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从法院出来，特梅坐在汽车上默默流泪。

特梅一共哭了四次。

第一次是爷爷病情加重以至失言的时候，如果爷爷象征着伊朗，那么这是对国家病入膏肓的痛。

第二次是帮纳德圆谎。

第三次是在纳德和西敏为了破财消灾这件事上争吵的时候，这是纳德和西敏从此再也无法挽回的标志。

最后一次，是在法官反复问她你想跟谁的时候。

每一次哭泣都在逼迫这个戴眼镜的文静小姑娘成长。

另一个小孩是瑞茨家的小萝莉。

背着书包却没有上学，跟着妈妈做家政，为了将要来到世上的弟弟高兴，在黑板上涂鸦。

这样一个小女孩带着白色的头巾，如百合般纯洁。

却在这场纠纷中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母亲流产，失去了弟弟，父母被带进法院询问，自己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周围是一群陌生的高大的人。

小孩的干净大概在听到特梅的奶奶纠正她”普通民众“的时候就丧失了，在一旁学舌般念着这个句子大概是要把它印在心里。

小孩和小孩之间的友情是最干净的，从开头的桌上游戏到最后和解时的碰面，小孩们依旧再一起玩得很开心，只是当长辈吵翻的时候，小萝莉阴郁的目光（太赞了）和特梅对视上的时候，我不禁想，她们的友情还能维系吗？

小萝莉大概终于理解之前听到的那个阶层的意思了吧。

小孩总有一天会长大，在一种叫做现实的东西面前。

男人和女人的分离伊斯兰教对女性的压制是很大的。

影片中瑞茨的丈夫哈德特在得知瑞茨背着他去纳德家做工的时候瞬间从乖宝宝变成了暴力分子，恨不能跟纳德拼了，幸好他还不知道瑞茨给老头子换过裤子。。

撇过这点不谈，影片中的女性是没有说过谎的（瑞茨不能肯定是不是因为纳德推她而导致流产，但也同样不能肯定是因为车祸的缘故，虽然影片最后也没有给出流产的原因和纳德到底把她推在了哪里）。

瑞茨在最后对着古兰经发誓的时候犹豫，她怕拿到这笔罪恶的钱会给孩子带来厄运。

女家教知道事实后果断撤回了自己的证词，并回避着与纳德见面（在她眼里纳德已经丧失了正经人的身份）。

西敏知道了纳德的谎言却没有戳穿他，反而去找瑞茨一家试图达成和解。

女人在电影中是受压迫的，但她们的信仰却让她们比男人高贵。

反观男人，教育女儿要尊重现实的正经人一次次地撒谎。

不知为何欠下大笔债务的男人在金钱面前选择了妥协，同样选择撒谎。

这究竟是因为男人承担太多还是他们敢于承担的太少？

阶层的分离在电影看到瑞茨流产之前，我曾一度以为西敏不是女主了。

因为她之前的戏份太少。

后来明白，原来是主题太沉重，得先铺好基垫。

阶层的分离开头就展示了。

搬钢琴的镜头，工人为了一层楼的工钱与西敏争执，西敏无奈下替买主交付了这笔钱。

瑞茨夫妇两次就30W的工钱与纳德协商，到头来在纳德一句”你不干我可以找别人。

“前卸下了防线。

哈德特带着乞求地看着纳德，妥协地说道，“我可以先干几天，你要觉得可以，在30万的基础上再加点。

不行一分钱不用给。

”这种分蛋糕博弈主动权在纳德手上，因为他们没有钱，拖不起时间。

我看别人评论中有提到：纳德没有直接叫过瑞茨的名字，从来都是小姐，而面对家教老师却能叫出名字。

邻居和家教老师固然说了实话，但说话时多少有些偏袒纳德，因为在他们眼里，纳德是正经人，有身份的人，怎么可能说谎。

而哈德特从穿着上看就不像有地位的样子。

导演虽然没有刻意表现，但他们居住的环境差距是很大的。

哈德特憋屈地说，我没有他能说会道。

以头抢门，拿生命威胁，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下的妥协。

纳德的保释金4000W，西敏不是很困难地就交上了。

而瑞茨却哭诉着乞求法官放过哈德特。

最经典的，是特梅的奶奶那句“普通阶层”了。

还有”你还年轻，明年可以再生一个“。

影片中无处不在表示着阶层的分离。

看大神的介绍就好，我只是补充了几个点。

4、人物形象纳德纳德有一个句式，很狡猾地推卸着自己的责任，利用着别人的爱。

跟西敏离婚时说，“如果她想离开的话，我同意离婚。

”跟女儿说，“如果你让我说，我就说。

”这样当真狡猾不过。

但他却又真是一个好人。

爱着他父亲，不离不弃，哪怕是跟妻子离婚；给父亲清洗身体的时候痛苦地抱着他哭泣，那是厚重的爱；没有起诉哈德特打了他（还有西敏）（当然在哈德特动手的时候他没有还手，性格上多少有些软弱）；他在看到瑞茨哭诉的时候还帮她说话。

这些他都没让哈德特知道，从这点看他是个正经人没错。

而且最后因为女儿的缘故他还是妥协了。

西敏很有女强人风范。

拥有影片中最丰富色彩的头巾，这是她跟普通伊朗女人的分离。

充满着西方女性的独立与自强精神。

瑞茨可怜的小女人，为了替丈夫还债拖着怀孕的身体每天赶很远的公交做家政，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却只能拿一点点钱。

普通阶层女性的代表。

特梅为了家庭勇于牺牲的少女，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迫长大。

哈德特悲情的普通阶层男子。

只是在我看来他打官司不过是为了出气和拿钱。

5、长镜头在这个镜头前，特梅坐在椅子上，对面一个小男孩趴在母亲的腿上睡觉。

她渴望这样的温馨，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回答问题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长镜头生生造出一种时间上的错觉。

西敏看纳德的次数比纳德看西敏的次数更多。

两人隔着一条走廊一扇玻璃，确是再也无法接近的隔阂。

作为一个不齿各种宗教信仰的坚定无神论者，看《一次别离》的过程中是会有惊讶的，比如佣人给老人脱裤子前，先要电话咨询这是否违背信仰、比如暴躁的佣人丈夫因为老师对着古兰经发誓而立刻熄火走人，再比如最后佣人因为“心存疑虑”宁可让整个家陷入绝境也不肯对古兰经发誓等等！

我想这个片子逃不出两个词：原则与信仰。

观看的过程中，你会不自主地在两个家庭间徘徊，你总会觉得各有各的苦衷与难处，各有各的过错与道理。

这个时候你也会想，那到底错在哪了？

之所以纠缠不清，也许法律的固执是一个因素，也许人与人间太信任或太不信任或太自私是一个因素，也许宗教的伦理太过束缚是一个因素……种种！

等等！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为各个主角（包括那个法官背后的法律）在各自原则下的苦守信仰。

以及这种苦守中的坚持与妥协。

你可以看见每个角色心理黑暗的地方，但是你又说不清这黑暗是否就一定要被什么光照亮！

几乎全片的手持镜头，演员表演的极其到位，甚至有时会让你觉得这是纪录片，很真实很自然很揪心！

但是我必须要说，也许创作团队都没想到《一次别离》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因为它对于伊朗本国人来说，也许都会担心这只是一次自说自话，他们也许根深蒂固的认为这只是一本《古兰经》决定的信仰下，自然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与别国无关。

但是在那片穷得只剩石油的国度外，到处都面临着信仰的缺失，这种信仰与宗教无关，只管你信自己否，信国家否，信D否。

终究，某种世界范围内的缺失，让这个国度的《一次别离》愈发震撼人心！

终究，信仰的破坏力造就了这一次别离！

首发原创中文字幕：http://bit.ly/um0imL 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

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

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

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

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

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

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

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

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

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

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

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

”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

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

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

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

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

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

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

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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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从甩门，开锁，的速度和力道我可以准确判断是妈妈还是爸爸甚至 从爸爸的力道可以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我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爸妈吵架爸爸把铁门泄愤摔下的瞬间我都会有种冲动把手伸进去 希望用我的血肉模糊来让他注意到我在父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这部电影 就是在那一声关门声 我被共鸣了记得我7岁的时候 同学过生日在家开趴体那天的小寿星在跟其他同学一阵音量不小的窃窃私语后表情凝重的对我说：“黄蓓，你爸爸说他们离婚了，问你跟谁”我当时极其淡定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上个厕所啊”然后在她家不到一平米的厕所里无声地 在心底 放声大哭因为 原本开心的一天他们离婚了 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让我的朋友转告我隔着漏缝的门 小朋友们还在议论“她是在厕所考虑跟谁么？

”电影里场景的跳转 从妻子收拾行李的匆忙 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熟练再次勾起我小时候的细腻神经我喜欢看我妈妈洗衣服晒衣服叠衣服不紧不慢的样子我顿时也突然能理解男人对于会做家务的女人的一种传统情节这是一种非常peaceful的安全感起码证明妈妈今晚会留在家里相安无事夫妻间的小游戏 孩子都看在眼里 此时就会显得大人比孩子还幼稚我有一个纸张超厚实的素描本我心爱不已悉心呵护不敢乱涂鸦一次爸妈吵架 在妈妈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飞速画了一只笔迹肮脏的草莓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画的妈妈撩过一眼 画得不错 咱们走于是我才踏下心 扔下心爱的素描本屁颠颠地牵着妈妈在路上她问 刚才你画草莓是不是怕妈妈不带你走 我说是的那时候我4岁也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油了 知道妈妈不可能离开我一个人过然后每次离家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次咱们离开多久？

妈妈就会说看他表现 我也早就心里不痛不痒了有一次甚是严重 妈妈跟我在外面秘密地租了个房子一个月后被爸爸找到的那天 我吓地胆都快破了妈妈似乎还娇嗔 嫌爸爸找得不够迅速但是我的那种惊恐从何而来 我原来竟希望和妈妈两个人秘密地过下去不被打扰这部电影一次次挑战我大脑里关于信任危机的一块女佣原来不是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但却也不是淳朴得毫无私心女佣的老公竟也没有大家臆断的那么不堪，其实只是无能无奈的郁闷之人至于出走的妻子，对家的牵挂丝毫不减，绝情的表象下是卑微地想要被挽留至于当家的丈夫，被女儿一直信赖爱戴的那个支柱，到头来却伤人匪浅法律神马的着实是个生硬幼稚的东西赋予孩子选择抚养人的权力不是保护 而是最大的伤害影片结尾很揪心 点到这里为止

本片的导演兼编剧阿斯哈•法哈蒂，被称为伊朗的是枝裕和，向来擅于用作品观察伊朗的家庭、社会宗教以及阶层。

在《一次别离》中，他掀开一层带有神秘色彩的面纱，为观众呈现出当前伊朗（至少是首都德黑兰）的生活样貌。

影片的主线是生活中常有的保姆和雇主间的纠纷，平心静气的叙事下不只是拉瓦萨尼夫妇和哈德特夫妇他们面对亲情与现实，利益与道德的选择，更展现了伊朗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隔阂和分裂，同时让“别离”这个题眼超越国界，探讨了人性中的普遍元素。

好的电影在不卖弄镜头也不触碰审查制度底线的情况下，把主题升华到一个令人叫绝的高度，由此可见这部电影镜头语言的纯熟。

开头约5分钟的长镜头，简练而又克制，讲述了两夫妻在法院对女儿未来的去留争执不下 ，导演刻意摒弃了特效光与视觉光效的运用，而采用最简洁的自然光 ，将观众带到一个坦诚 、真实与自然的场景。

接下来的短短7分钟里，主演纷纷登场：准备回娘家的西敏和男主纳德，以及他们的女儿特梅，纳德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名为瑞兹的保姆和她的女儿。

导演用了83个镜头，利用空间与演员走位完整地展现了这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富裕又混乱。

在展现彼此视点下的状态时，基本以客厅的一扇玻璃为前景，呈现出一种多视角的写实感。

同时手持摄影的摇晃与不稳定增加了这种写实感，表现出这个家庭内部的一种混乱感。

以痴呆症父亲为代表的这个固化的国家，西敏为代表的逃离者以及纳德为代表的固守者，瑞兹母女为代表的伊朗底层，这一阶层关系已在该片段中初次展现，尤其是瑞兹女儿从窗内望向另一端阳台刮胡子的父子，那种阶层的疏离感已经在这个片段中初现矛头。

完美清晰的开端不仅展现了人物关系，更为故事情节发展做出铺垫。

比如，在电影开场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西敏身份的巧妙处理。

在储物柜前收拾东西的西敏大概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整个人被柜子的两扇门夹在中间，看似自由的她仿佛被禁锢住一样，显得非常渺小。

明明很关心这个家庭，明明自己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却没有正当理由参与家里的事务，只能躲在柜子后“偷听”纳德和保姆的谈话，看似简单的镜头把西敏尴尬的处境表现了出来。

除了采用自然光、手持摄影和长镜头外，《一次别离》在景别上也没有刻意营造视觉奇观，而是大量使用中景和近景两种景别，营造出一种生活的质感，仿佛每个人都在你的眼前，同时也就奠定了电影现实主义的风格。

比如纳德误以为瑞兹拿走抽屉里的钱要把她赶出门外的时候，使用了三组中景近景镜头和一组近景中景近景的镜头来拍摄二人的争执，用近景客观地表现纳德和瑞兹的愤怒，用景别间的快速切换营造激烈的气氛。

影片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手持拍摄，从头到尾的晃动将人物命运的变化，善与恶的冲突，道德与法律的纠缠，信仰的动荡，通过另一种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影片52:51处，瑞兹的丈夫以为是纳德导致了妻子流产，此时镜头晃动得更加剧烈，导演试图将观众带到故事现场感受矛盾的激烈和人物的愤怒。

让观众有参与感，得到的震撼比任何语言或拍摄技巧都更能打动人心，都更有说服力。

瑞兹夫妇与纳德第一次对簿公堂的那场戏中，也就是影片54:8559:10 的段落，很多画面采用了封闭构图，即通过两个人中间的缝隙去拍摄正在说话的另一个人，位于后景的人物会被前景的两个人物遮挡，处于劣势地位。

这是因为两方在极力证明自己清白无过的过程中都有隐藏的信息，都有撒谎的地方，都是心虚而且毫无底气的。

我们不难看出导演特别喜欢采用虚化前景的方式构造封闭的空间，让人产生一种逼仄的感觉。

在开头的7分钟里还有一处典型的封闭式构图：双方在法官面前争执不下，来到事发地点推测当时瑞兹是怎么摔倒的，在01:02:1801:22:24这场戏里，纳德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状态，与瑞兹一家所处的空间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种人物站位的处理隐喻了社会中两个阶层的不平衡和分离的现状。

全景中的纳德和西敏来找瑞兹的丈夫哈雷特，他们想让瑞兹想古兰经发誓，可以看出当时伊朗人对宗教的信仰和内心的虔诚。

但在影片1:55:50处，瑞兹不愿对古兰经发誓并对丈夫说出了自己隐藏的真相：流产不是纳德造成的。

西敏的到来不仅让瑞兹脸面全无，答应还债主的钱也没了着落，于是瑞兹开始指责西敏。

此时，瑞兹面前有扇玻璃门将她与客厅里的人隔开了，这是有形的分隔。

导演没有让人物的互相指责处在同一画面中去表现激烈的、让人心碎的场面，而是把他们放在各自单独的画面中分别呈现。

这样不仅拉大了人物间的物理距离，也扩大了双方的心理距离。

即使之前瑞兹把西敏可能做事可信任的对象，并把心里的疑惑全都告诉西敏，但此时，两人的信任感轰然倒塌，无法愈合。

所以西敏和瑞兹既不在同一个画面中，中间还有玻璃的隔挡。

在影片将要结束的最后四分多钟里，纳德和西敏去审判室协商离婚，在这时导演把别离的悲伤渲染到了极致。

女儿梅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他们时，看到对面一个小男孩趴在母亲的腿上睡觉。

她渴望这样的温馨，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对于本片，长镜头是对于烘托浓厚的抒情气氛，并且让观众长时间停留在这种氛围里的最好的语言。

西敏站起来往外走的一段长镜头长达三分钟，一直到影片结束。

这个长镜头将一直存在于影片里的淡淡的哀伤与生活的悲欢离合一同延续到了镜头之外，让观众在为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时，也不免感慨一番自己的人生，叹息一声生活的无奈。

而结尾和开头的长镜头形成了一种首尾呼应。

法官问特梅是否想好了跟着父母中的哪一方时，导演没有给法官镜头，而是将镜头一直对着特梅。

这个固定镜头将一个11岁孩子的无助淋漓尽致地呈现在画面中。

要求一个孩子必须在爸爸妈妈之间做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件残酷的事，而固定镜头又将人物的这种难过与伤心毫不保留、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让特梅压抑的情绪在固定镜头下无处躲藏。

导演精心安排的“别离”主题不露痕迹，门框、窗框、玻璃等等都是他的道具。

例如，在判决室门外等待女儿选择结果的纳德和西敏，又被导演安排到了玻璃门两边。

虽然玻璃门是透明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对方，但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膜，没有办法走进彼此的心里。

此时两人不仅在形式上是处于别离的状态，在心理上也已将对方排除在外了，这样的构图加剧了影片的别离与伤感的气氛。

影片最后并没有说女儿到底跟了谁，开放性的结局给观众留下悬念和思考的空间，这种艺术手法使影片的紧张混乱且冷漠的气氛得到缓解，同时也表现出社会风貌中道德标准多元化，强权压迫的困顿境况中伊朗社会的茫然失措，不知道在社会浮夸的环境中该去向何处。

导演精心设置的开放性结局对主题的表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象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一气呵成，故事的格局看似很小，却又能在细节处解释民族的共性。

值得一提的是，全片仅耗资30万美元，却拿下了30多个国际奖项。

2012年的奥斯卡，《一次别离》以更加普世的主题毫无争议地拿下最佳外语片，笔者认为，比起以复古讨巧的《艺术家》来，它在主题的表达和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更胜一筹。

正如法哈蒂所言，电影终究还是生活的艺术。

明明都一起经历过这些，妻子明明是怪男主不试着留一留她，为什么！！！！！

看的时候很担心男主被关进监狱，感觉他人挺好的，当电影说他说谎的时候真的不相信！！！

幸好他女儿还相信他，站他那一边。

这个故事的原罪是女佣人的丈夫么，自己被辞退了就一点事都不干，欠债，还要靠妻子养，严重怀疑他是去赌博了，哼。

男主妻子也挺温柔的，喜欢她。

女佣也很有原则，能理解她好奇女儿跟了谁，和妈妈一起去国外会有更好的未来吧

作为和天朝一样，无法上推特和脸书的国度，伊朗的社会禁锢程度应该更过至而无不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政治到宗教都非常“高压”的国家，却出现了一大批电影大师，和获得世界口碑的电影作品，这无疑会让中国电影人无线嫉妒恨。

从故事的内核上看，《离别》讲得故事是非常的“中国化”，或者说这样一种反应普通人之间摩擦、敌视的类型，放在全世界各国都皆准，人们在受到伤害（彼此都是如此）之后，都站在属于自己的道德高地上，否认自己的不当行为，找出各种理由来指责对方。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伊朗电影从它一登上世界影坛之日，便极力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做到极致，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阿巴斯们做的，还只能从儿童片入手，创作带有那么一点点社会纪实风格的“幻想片”，那么现在的伊朗电影可以展现的空间无疑是大了不少。

《离别》中伊朗新女性可以离婚，出国移民，传统女性也可以怀着孕跑出去帮工。

电影镜头里的伊朗社会和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并无区别，男主人公每天可以开私车送女儿上学，女主人公的小女儿背着中国小学生们常见的粉红色书包。

而且尽管电影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摇晃的手机摄影风格，以及波斯语天然的快语速特点，打造很强烈的纪实风格（特别是群戏），但是通过镜头焦距有节奏的变化、背景音乐与剧情的互动，反应出这其实是一部制作非常精致的电影，而最后主人公的选择又回归到了道德的在主旋律上，最后达到了电影本身和伊朗国家形象的双赢。

有时候会这样想，伊朗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不得不部分归功于其政府的保守主义。

伊朗电影完全不能说是走市场化，但是正因为没有开放让制片人赤裸裸的逐利，电影制作者可以安心的创作自己的作品，让自己尽管带着脚链，却也可以找到规律去做让大家都接受的电影，而民众无论如何也可以接受电影中某些宗教主义和符合伊朗道德建设的宣传，而当这样的电影出现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好莱坞舞台上，伊朗闭塞的社会却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猎奇之旅，其实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通过这个电影，起码才知道原来伊朗的司法制度似乎是警察局和法院不分，警察甚至可以替代法官进行审判，而21世纪的伊朗社会几乎和我们的世界并无区别，嘈杂，纷乱，人民却也乐在其中。

反观天朝，电影审查制度和市场化的双轨之下，却导致了政府主推的主旋律观众不买账，完全迎合观众的无下限高票房电影让评论界骂死，而真正踏实做电影的，却没有市场，良币被劣币淘汰。

怎一个乱字了得，而且一团乱麻，毫无着手解决之法。

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好评度最高的影片。

很难想像这是一部成本不到30万美元、N多禁忌不能拍、经历层层审查后的伊朗电影所取得的成就。

故事讲述两个伊朗普通家庭的一场官司纠葛。

两个家庭中，一个是代表精英阶层的中产阶级，一个是代表普通劳众的平民阶级，这正是伊朗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通过女儿Termeh背诵的伊朗历史点出）。

4个中年人，其实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但生活阅历、教育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面对一场意外的悲剧时，形成了两败俱伤的无解局面。

导演以客观的视角，不对任何角色赋予褒贬色彩，而用手持摄影机真实记录事件经过。

片名中的“分离”（separation）表面上指男女主角的分居和离婚，寓意则是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

这类似于《撞车》（crash）。

如果说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话，本片更大的贡献则是反映了很多伊朗社会独有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困苦的Razieh是里面最虔诚的教徒，从打电话咨询为陌生老人换裤子的禁忌，到每次出门或遇到陌生男子下意识的裹头巾，直到最后因为怕遭报应而不敢对古兰经发誓，她最大限度的恪守着宗教习俗。

可以说她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是有依靠的，虽然这种信仰可能会为她带来种种不便乃至厄运（她甚至说过死了小孩还是其次，关键的是自己被诬陷偷钱，这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

而受过更多教育的Nader则有着更多的理性判断和法律意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选择了撒谎而自保，尽管这在伊斯兰教中是重罪。

这使他显得圆滑，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他一直不肯认罪或私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对方的指控充满漏洞，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一推真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

事实上，如果再联系到Simin和Houjat，可以发现女性的宗教意识更强，男性则更加现实。

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女儿Termeh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

同样的，导演对此不置可否。

顺便说一句，如果伊朗的劳苦大众真的如片中那样信仰坚定，那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可怕的。

在极权主义当道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宗教狂热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片中所有演员都表现极佳。

四个主角就不说了，其它像什么老年痴呆的父亲，调皮捣蛋的小萝莉，都是亮点。

所以他们以团体的形式分获了柏林影帝影后。

饰演Termeh的演员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前面一直不温不火，但最后法庭上当场飙泪——原来也是演技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