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

不客气的说一句，作为一个东北人，看过这么多关于东北的影视作品，个人觉得《漫长的季节》的气质是最对味的。

抓住了有东北的那个魂儿。

有个南方的网友看完后提了个问题。

说电视剧确实很好，但是为什么人物角色会那么多小品一样的抖包袱，逗贫呢？

而且关键时刻都拉人出戏，是不是有点多了？

然后他收到了一千多个回复，有一千多个东北人告诉他（包括我），东北人表示这剧正常，东北人就那样。

电视剧已经很克制了，现实生活中比这还能逗。

因为赵本山的小品风靡全国的缘故，所以许多人把东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理解成小品式的，肤浅的，底层的，没有文化的，是和高雅相对的……连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离开东北这么多年后，再回头去看东北，看清楚了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的那些绝望，心碎，梦想的破灭……我才明白，东北的忧伤是酒神式的忧伤。

天生带着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的癫狂的气质。

就如尼采说的那样：“一个人倘若有健全旺盛的内在生命力，他是不会屈服于悲观主义的。

悲观主义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现，屈服于悲观主义有如屈服于霍乱，表明机体已经患病。

”“总之，问题全在于生命力：你健康，你就热爱生命，向往人生的欢乐；你羸弱，你就念念不忘死亡，就悲观厌世。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有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两个典型的人物。

家族里所有叫阿卡迪奥的都是壮硕结实，原始粗野，荷尔蒙爆棚的。

所有的奥雷良诺都是高瘦，理性清醒，冷漠，忧郁的。

阿卡迪奥就是酒神的原型，他完全放纵自己的情绪情感，用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来面对孤独。

奥雷良诺则是日神的原型，他气质阴郁，悲观厌世，用与世隔绝来面对孤独。

东北人的那种酒神般的癫狂气质，不是说真的每天喝大酒，醉茫茫（虽然也确实爱喝）。

而是不管多大的事儿，他们都能去解构，嘲笑并且自嘲，抓住人生荒谬的本质，瓦解它的严肃意义。

而这是民间文化里普遍性的。

特别是语言风格上。

这就是我看《平原上的摩西》感觉没那么亲切的缘故。

它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奥雷良诺，连同它电影的色调，都更像是日神的气质。

而《漫长的季节》才是我心中的东北，明媚的阳光，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庄稼地，破败却亮堂堂的北方城市。

故事开始的那个年代，是这片土地上多少人心碎和梦想破灭的年代，共和国的长子，被无情抛弃的时代。

怎么可能不伤心呢。

但是那心中的忧伤太巨大了，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

这种气质呈现出来的，是这片土地的人们对时代巨变，小人物自身命运突变的一种状态。

一方面是对命运的无奈和顺从。

另一方面，精神上努力直面人生的悲剧，绝不向悲观主义屈服，想要用生命本身去击败它。

仿佛人们坚信，只要我们还能说笑话，嘲笑生命的悲伤和孤独，悲伤和孤独就不会将我们吞噬。

无数的东北人，也确实是这么挺过来的。

所以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很喜欢《漫长的季节》，它让我感到亲切，带给我的是更深刻的感受和回头对东北的凝视。

到目前为止，能够很好地展现东北人这种酒神的气质的，我只看到过两部，一是这部《漫长的季节》，一是纪录片导演马莉的《囚》我必须得承认，从前，我对这片土地理解得还不够。

文｜梅雪风首发于《人物》杂志公众号一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作为1949年后中国最先工业化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城市居民，有着一种惯常的超出于其它大部分地区城市居民的优越感。

而作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份子，相较于当时的广大农民，他们更有理由骄傲。

相较于基本零福利的农民，他们是庞大的特权阶级中的一员。

而九十年代的大规模下岗潮，打破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特权阶级幻觉。

而作为以重工业占大头的东北，这种幻灭感来得尤为强烈。

这种贵族似的哀伤，深深地嵌入到了七零末八十初那两代人的脑海里，当时他们的父辈大规模的下岗，从旱涝保收的近乎静止的封闭世界，一下子被推到毫无保障的市场面前。

曾经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利益格局，其实脆弱不堪，你随时能从利益阶层变成利益受损的阶层。

那种惶恐、失望、愤懑，成了一种情感底色。

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与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和到南方打工，是当时两个方向相反的整体社会流动。

这两种社会变革，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造在的影响是强烈而深远的。

表现后者最多的是贾樟柯，他看到了整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的狂飙突进的过程中某种属于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的震荡和破碎。

是从乡土的简单人情社会进入一个更现代社会的迷茫。

简而言之，贾樟柯讲的是一种更大的断裂，他讲的断裂，是属于工业文明之前的传统中国，与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现代中国的断裂。

所以他的电影始终都有着一种乡愁，一种根植于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深处的对于理想中国的想像。

从《小武》开始，我们就能看出他对工业化所造成的山河破碎和道德异化的反思，《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山河故人》，无不是巨大的像怪物一样的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它们内在的欲望，如何将整个世界拖入一个无根而又破碎的状态，每一个人都失去了方向，成了现代文明的流浪者和受害者。

而这批东北下岗潮所孕育出的创作者，也有着一种乡愁，但这种乡愁则更为洋气，它们是苏联式乌托邦理想幻灭的产物，是城市文明内部由苏式的集体大生产转型为更有活力也更野蛮的市场经济时所产生的不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猛的《钢的琴》，那里面对于过往的无法自抑的怀念， 它其实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于文革的某种乌托邦气息的怀念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在很多人眼里的大悲剧，在另一个群落的眼里，其实是有着光环的。

而某些人切实的悲剧，其实又是所谓进步的必然一部分，比如正是这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才让民营企业开始了他们的春天，中国经济才开始了这二十多年的腾飞。

《漫长的季节》也是这集体大挽歌中的一个声部。

二从整个框架和氛围来说，本剧显然受到了韩国电影《杀人回忆》的影响，同样是用喜来表达悲，用阳光灿烂来表达阴冷，用一起罪案来反映整个时代的症候。

但不同的是，也许是国情的不同，《杀人回忆》明显要尖锐得多，它到最终都没有找出凶手，因为凶手始终没有现形，于是影片中所有嫌疑人都有着嫌疑，它的不确定，让整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都成了凶手，或者说凶手是谁已经不再重要，而是那样一种高压的压抑下，暴力以及性欲总是会以一种变态的方式被表达出来。

而《漫长的季节》则显得含蓄很多。

同样是由于警力不足导致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漫长的季节》里完全没有《杀人回忆》里的这种愀心感，虽然里面的戏剧矛盾是一样的，一方面要处理桦钢的工人示威，一面要查碎尸案，但《杀人回忆》是因为人被抽调导致人被再次杀害，而《漫长的季节》里只不过是延迟了破案的时间，这里面的戏剧性和悲剧感，显然要大打折扣。

这种对于矛盾的柔化处理，其实渗透在该剧的方方面面。

比如龚彪和小露的暧昧情感，在前面的功能性地引出沈墨的背影后，她不再出现，即使她躺在ICU里面。

因为如果她再次出现，该剧所塑造的龚彪的深情角色将在某种程度被削弱。

相较于《杀人回忆》里人物在道德层面的暧昧，《漫长的季节》在人物设定上显然更加主流。

也由此，《杀人回忆》的主题是对时代的拷问，那些恶是从哪里来的？

而《漫长的季节》则是一种深沉的喟叹，喟叹理想主义的溃败，这些善良而又尽职的人是怎么被打败的。

影片里面有三个阶层，一是厂长和港商所代表的上层，二是王响、龚彪及马队所代表的社会中层，而维多利亚的各个从业者和相关者则是社会的底层。

他们是负责弹钢琴的沈墨，既无法考上大学也无法入厂接班的王阳，为了孩子而不得不坐台的巧云，以及始终游走在体系之外的殷红，从福利院长大的傅卫军等。

这三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及互动，则是主创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学观察。

顶层，则内外勾结，在改革的名义下试图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中层努力而又无奈地等待命运的判决，而底层则在绝望的驱使下试图通过互害的方式来取悦上层而完成阶层跃升。

这无疑是一个简单而又典型的社会学分析，却又是大众们对那个时代的基本判断，这是这部剧能在心理层面得到大多数人共鸣的基本原因。

而王响和王阳父子，龚彪，马队，都是那个时代的异类。

他们骄傲而又不实时务地停留在他们的理想国里。

王响不参与大规模的对国有资产的偷窃行为，于是得罪了所有的浑水摸鱼者。

对厂长所代表的权贵，无法放弃他根正苗红的阶级身份所带来荣耀，他的不妥协与不谄媚，让他在权贵面前也无法得到认可。

王阳同样如此，他的浪漫与善良，让他面对沈墨所受到的欺压无法置身事外，却又没学会社会最底层那种司空见惯的冷硬，于是在这种分裂中自我崩溃。

龚彪和王阳一样，是个浪漫主义的深度中毒者，浪漫主义者都有一种受难者情怀，当他得知黄莉茹的丑闻之后，并不是如普通人般敬而远之，而是承担一切外界的讥讽和嘲弄，与莉茹的结婚既是他爱情的体现，也是他以自身的名誉和前途作为赌注的一次自我感动，最后他对莉茹的再次放手，则是他自我感动和自我完成的一种从一而终。

马队，则是官僚系统中的一个异数，他强旺的正义感，让他常常逸出领导的所谓大局观，当他的手下官运亨通时，他不忿而又不屑地追踪着他自认为重要的案子，最终在数个惨剧的刺激下，挂靴而去，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闲人。

他们共有的东西，就是他们无法自控的自尊心，他们不愿意臣服在权贵或者时代的脚下，而搞笑的是，王响和龚彪都自得于他们自以为的左右逢缘的社交技能，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远比自己想像的更有尊严感。

所以他们才会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痛殴厂长，他们以一种与体制正面对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屑，世俗意义的自我事业的毁灭，也抵不过他们对于尊严的需求。

该剧中王阳的诗人身份，同样是为了显示理想主义最终破产而采用的一种手段。

这些年，电影中的诗人角色都挺打眼，比如《路边野餐》里那个写诗的囚犯，比如《宇宙探索俱乐部》里写诗的乡村疑似精神病患者，在这部剧中，王阳则是个默默写诗的高考落榜者及夜总会服务生。

在这些作品中，诗成了超越这个世俗世界的本能手段，而他们在现实世界身份的卑微，则证明了在这个真实世界里超越性精神追求无地容身的境况。

影片中充满着代表着自由的意象，比如火车，比如鸽子，比如钢琴， 但结果是火车停开了，鸽子屎太臭被人嫌弃，钢琴曲只是夜总会用来提升逼格其实无人问津的背景音。

而沈墨同样是她所属阶层的异类，与之形成镜像式关系的殷红则是同一阶层里最大多数的代表。

这一双生花的设定，是该剧中最为惨烈的一笔。

这一底层的互害的根源在于，沈墨不想成为权贵的玩物，而殷红想成为玩物而不得。

沈墨的特异之处就在于， 她看重自己的尊严，于是港商认为不可思议，在他的价值观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交换的，而她居然不可以，这不正常。

殷红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在于，她其实也有着大多数都有的尊严感，但这种尊严也像大多数人一样见异思迁，当不多的利益到来时，她有太多的理由并且轻易地说服了自己。

当她说服自己后，沈墨的清高就成了一个刺眼的存在，沈墨的不妥协， 在时刻昭示着她的下贱。

于是毁掉沈墨，不止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她自己，她必须让沈墨挺直的脊梁向她一样顺从地弯下来。

当港商睡了沈墨，她以为获得了某种心理均势时，沈墨的痛苦再次刺痛了她，她早已从那种羞耻感中脱敏了，沈墨居然仍然痛苦不堪，她不得不再次羞辱对方，只有在这种紧退不舍的羞辱中，才能对冲她内在的自卑感。

这是这部剧中最为悲惨的角色，如果说沈墨的身世已足够难以忍受，但她起码有自己的自尊和她的复仇，而殷红则早已放弃了自尊，但仍然什么都得不到，不止得不到，她放弃的轻易，连她身体的买主，也因此觉得她的廉价。

如果殷红是底层受害者中大多数人的一个画像，黄丽茹则是中层受害者的一个典型写真。

她不像王响龚彪等人，视尊严为优先级最高的事物，她显然像大多数人一样崇拜权力和权威，于是她能轻易不顾常规伦常与厂长发展出一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你能想像她肯定希望通过此种关系达到阶层跃升，或者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与上流社会有着超出常人的关系。

当这种关系被揭穿而无法维系时，她基本毫无负疚感的找到了一个对她含情脉脉的下家。

她是一个动物性很强的人，她的生存本能让她天然地擅用她的优势，美貌成了她的武器，她天然地熟谙分散风险，所以当她与厂长有染时，还会同意与龚彪试试看，而当与龚彪感情出现危机时，适时出现的美容院合伙人，则说明了她早有准备。

她与殷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生存条件的相对优渥，让她不需要去冲破道德底线，但对于利用别人她并不太感到难以启齿，她的自私如普通人一样强大，于是她就能轻易地找到背叛龚彪的借口，她会适时地忘掉她在名节受损人生受创时龚彪对她不离不弃对她的拯救，她会更愿意记得龚彪的志大才疏甩手掌柜。

但同样，该剧主创并不停步于此，就像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所写的父亲，他在背叛母亲时显得若无其事，但在夜晚的召唤下，却又在无人的情况下在母亲的坟前痛哭不止。

当龚彪死去时，黄丽茹在殡仪馆的痛哭证明了她比她自己想像的要更为痛苦。

在殷红和黄丽茹这两个配角身上，显示出主创对人性的洞察力，那种混沌中的撕裂，那种麻木中的不经意锥心之痛，那种或显或隐的坠落之路，显然也不像是我们想像的那种一帆风顺的坦途。

该剧整体就是通过一个凶杀案，将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的命运串连起来：从底层的最惨烈的肉体毁灭，到中层的被驱逐出体制；从工人阶级乌托邦这个集体大家庭的解体，到小家庭的分崩离析；从细部的矛盾的暴烈，到整体结构性性洗牌的悲凉。

这参差多态的悲剧链条之中，是试图写出一个时代全貌的努力。

三我曾经的一个东北籍领导曾经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两句话：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

这句话，用来形容东北人的某种精神特质很合适。

这句话里的戏剧性，其实也是东北人普遍的戏剧性。

这也是这部戏里除了悬疑之外戏味的来源。

它是老年三人组无时无刻的不在相互的插科打诨和互相讥讽对方的来源。

他们像无处绽放自己的羽毛的公孔雀，总是要不合时宜且见缝插针地表达出他们的睿智。

这里面包括龚彪时刻要显摆他对弗洛依德的熟悉，包括邢三在表明他的黑车牌中介时，也要旁征博引香港的叫法叫马仔美国的叫法叫骡子，包括马队当别人叫他跳的舞为广场舞，他要纠正为拉丁，当然也包括王响要时刻提醒别人是他的父亲为桦钢的奠基撒下的第一坯土，按照老话叫做“名门望族”。

这其实和阿Q很像，但与阿Q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完全没有阿Q的苦大仇深，他们的自我说服能力和生命活力，让他们有着远超阿Q的精神感召力。

他们既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同时又把他们自己所说的，作为催眠自己的最有用的武器。

他们的不自量力的义正辞严，让他们看起来都像唐吉诃德。

他们注定的失败，与他们时刻饱胀的过份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们无处不在又自洽的虚荣，就像中年黄丽茹的人造双眼皮和唇线一样夺目而又引人发笑。

这种自我催眠，既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琐事中， 更存在于他们试图与时代的对抗中。

当时代以潜藏的摧枯拉朽的力量改变一切，这些人以不自知的螳臂挡车的方式试图维持现状时，一切都显得可笑而又悲凉。

这种无处不在的虚张声势，这种无处不在的事实上的溃不成军，是这部剧真正最有魅力的地方。

这种对比体现在这些人物的一言一行上，也体现在该剧在剧情设置及影像的各种处理上。

该剧采用三个时间段落的混合叙事，当然是基于创造悬念的需要，但其中的另一大动因，则是为了突出他们的野心和热望，与最终的结果之间天堑般的落差。

所以该剧一开头，就是1990年代的王响开着火车意气风发地行驶在绿色的田野上， 和2010年代的他头发花白成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就是一个巨大无朋的伤口，当这个巨大的伤口已然高悬于所有人的命运上空时，他们那些俏皮话那些骄傲那些嘚瑟，在事前只不过是他们盲目自信的泡沫，在事后则是他们自我欺骗的借口。

该剧每一次时间线的转换，都是命运给主角们的一记耳光，是让观众从那些细部的欢腾中醒过来的一种手段，这是创作者给一巴掌然后给一甜枣的结构性努力。

《漫长的季节》中三个时间段都指向秋天，当真相最终水落石出时，天下起了雪。

这雪似乎是苍天的哀怜，但无人注意的是，秋天之后是冬天。

冬天确定的来临了，比凛冬将至的不确定更让人难受。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极不平静的时间段， 民众无数次成为历史的试验田，钟摆式运动，让民众始终都处在一种紧张与不安当中，如同烙大饼式的翻转与震荡加深了民众的无力感和荒诞感。

这种集体的心理底色，是中国大量影视剧走红的重要原因。

从知青文学影视剧，到《活着》，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以及现在的《平原上的摩西》和这部《漫长的季节》无不如此。

一整代人，或者一个阶层，因为某一种思想的变动或者某种政策的转向，而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这一种代价如此巨大，而由于受害人群的人数之多，又让这一代价变得如此普通。

这是一种平庸的巨痛，一种司空见惯的废墟。

《漫长的季节》，就是一个失败者的群像。

天真浪漫的业余诗人王阳殒命，狠辣重义的弟弟傅卫军病逝，志大才疏的龚彪溺亡，风骚神探马队中风，宠儿狂魔王阳妈妈吊死，而一心追凶的王响则在最后倒在了那一大片玉米地里，他的魂魄在这里见到了20年前的自己。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背后的无法让人正视的惨淡，影片才更流连于那些生活细节，那些近乎于逗哏的对话，似乎成了他们生活乐趣的全部来源，他们只有在这些插科打诨当中，才能忘却生活的灰败与寒意，才能抵抗时间的拷打。

这种对于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让这部剧在某种程度与好莱坞典型模式有了一定距离，它不再只是以戏剧性作为唯一的推动力，生活本身，以及它荡漾出的某种气味，也有了它的独立价值。

他们以嚣张和喧闹掩盖他们的失意，用假装牛逼来掩盖自己的傻逼，他们用貌似豁达掩盖他们的执念，他们用假装油滑来掩盖自己的单纯，用癫狂乱舞来掩盖自己的哭声。

他们从不准备举手投降，即使满手烂牌即使手中已无牌可打。

他们说服自己装孙子来跟上时代的脚步，但当触碰到底线却又忍不住玉石俱焚。

他们无数次在睡梦中拉入历史的梦魇，却仍然咬碎牙齿故作洒脱地说：别回头，向前看。

全剧终，“向前看、别回头”的呼唤还萦绕在耳边，一个在剧集后半部始终困扰我的谜题直到这一刻还是没有解开，这也许才是导演为我们所有人留下的高级隐藏副本：傅卫军当年的供词到底是什么？

漫长的季节当年提审傅卫军的是李群，马德胜因为殴打沈栋梁受到处分正好没有参与，而这个对立直接导致马德胜的辞职，这个在剧中是表现出来的！

马德胜的辞职在马德胜辞职之前，其实桦林公安局已经确认破了案，李群也是因为这个破案立的功才逐渐平步青云，那问题来了，桦林公安局对外宣布破的案，是什么案？

李群被指破了大案其实我们从后面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些端倪！

首先，桦林公安局认为自己破的案，就是追回那张80万元汇票的案子，既和殷红的碎尸案无关，也和卢文仲的绑架凶杀案无关，充其量只是宋玉坤侵吞工人安置款这一案件中的分支。

这张汇票追回，则宋玉坤案就完结了！

殷红的尸体在相当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沈墨的，傅卫军是沈墨的弟弟，关系又很好，这个案件基本不会被怀疑到！

卢文仲早被挫骨扬灰了，没有尸体又怎么会有凶杀案？

宋玉坤对于桦林来说远比杀人犯重要所以傅卫军很可能被李群视为卢文仲的马仔，干的活就是帮卢文仲取钱！

其实当年李群的打算是把卢文仲和他的手下一网打尽，我们看李群在安排抓捕的预备会上，做的打算就是抓住所有人而不是一个人，而这个所有人就包括了卢文仲！

抓捕准备会我们可以想象，当傅卫军被捕后，发现所有来自李群的质问并非关于两起杀人案，而是只是针对卢文仲，尽管自己愿意为了姐姐慷慨赴死，但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李群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人物背景和台词，自己只要跟着李群的设定按部就班走，最多也就是个扰乱金融秩序罪或者诈骗罪，加上在松河砸伤沈辉手臂的罪行，按照1998年的情况，有期徒刑在20年左右！

傅卫军被捕以上这个推断有两个论据可以支持：1.傅卫军牵扯到任何一起凶杀案都必死无疑！

2.直到傅卫军病死狱中，警方始终认为被碎尸的是沈墨。

当然，我们也必须说，作为一个老刑侦，李群对于这个案件的审理并非没有疑问，他在烧烤店里对马德胜的原话就是：我知道这个案件你没过去，我和你一样，我也没过去！

李群其实知道有问题那李群当年匆忙结案的原因在哪里呢？

大家可能不能明白东北那块当年的情况。

在东北某些地方，一个企业可能就是当地的全部，所有的民生就是围着一个企业转，动不动就牵扯到几万人、十几万人。

片中的桦林就是这样，桦钢就是桦林的全部，相比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即使凶残如碎尸案，也远不如安抚人心重要，这也是桦林公安局的局长始终要求马德胜全力去抓捕卢文仲、追回汇票的原因，至于碎尸案，交给上一级刑侦大队即可！

局长的思路远在马德胜之上对于整个桦林公安局来说，对于局长来说，对于李群来说，把案子结了，追回汇票，是一种正确，这种正确对于桦林来说太重要了！

特别是那张汇票，关联到几乎每一个桦钢职工的家庭，只要这张汇票可以追回，连卢文仲抓不抓得到都可以缓一缓，更不可能去深究作为从犯的傅卫军除了已知的罪行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罪行！

就是这张汇票写到此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出傅卫军的那份供词，其实和两起凶杀案一点关系都不会有，但是傅卫军的这份供词，却像一根刺一样，插在整个案件中！

究竟是钱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究竟是稳定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答案，只不过用后来人的眼光审视前人的岁月，难免唏嘘而已！

马德胜和桦林公安有自己的苦衷当然啦，鉴于我一贯喜欢拆台脚的作风，全文的最后我还必须说这么一句：这么剪辑，也更容易过审！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家之言，难以概全，抛砖引玉而已，希望大家多多留言讨论！

本文插图来自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因为版权问题需要删除原图，请第一时间通过私信联系本人，我也将尽力配合一切维护原作者版权的行动！

沈墨原本是《漫长的季节》里最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

她从小被大爷猥亵，在她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她盼望着长大，迫切地与这个阴暗泥沼般的家庭做分割。

这些强烈反叛出逃的欲望是滋养她坚韧内心的养料，是锻造她刚烈性情的烈火。

她一直在静待机会，给予这不道德又不公平的命运以致命的反击。

而墨，即是黑。

这也注定了她的底色是一颗黑暗之心，被不道德关系滋养的扭曲之心。

但是她的外表处处是楚楚可怜的脆弱感。

这样的女人才最具有欺骗性和攻击性。

当她在小旅馆被大爷抵着窗户威胁，她略带阴冷的笑着告诉大爷他儿子的手断了是自己的杰作。

那股子疯劲儿，着实惊艳。

这是代表沈墨黑暗反叛灵魂的短暂出窍。

她才不是什么白莲花，更不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在沈墨、傅卫军和隋东的原始三人组中，她才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女人。

她是这个“铁三角”的大脑，另外两个只是负责执行的忠心打手。

当她被大爷贴裸照造黄谣来报复。

她被学校领导约谈，她想拿回裸照时被拒绝，领导用早已判定沈墨有罪的口吻说我们要搞清楚情况。

沈墨低头冷冷一笑，这个笑转瞬即逝，带着冷漠与嘲笑，她早已看透这场谈话的虚伪。

她垂下眼帘问：怎么算搞清楚。

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质问学校领导。

当她再抬起头来时，眼里没有光，只有空洞的无望。

因为她清楚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她的一生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她以为读大学逃离了梦魇，大爷却还是阴魂不散。

她以为凶狠的报复非但没有威慑到那个疯狂的男人，反而让自己再次陷入到身体不清白的舆论场中。

原本她身体的不洁只限于她、大爷和沉默的大娘。

现在，她身体的不洁突破了这个小圈，扩散到了学校这个巨大的小型社会中。

对啊，她身体的不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她无法辩解，无法举证，像每一个被造黄谣的女性。

当谣言产生的那一刻，事实已经不重要，因为她已经被污名化了。

就像她在与殷红喝酒谈心时说得那样，她早就认清了一个现实：她所经历的痛苦没法跟人诉说。

而如果说大爷的猥亵和校园的黄谣是沈墨黑化的前菜，她被殷红设下圈套，真正被港商夺取了完全意义上的贞洁就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棵稻草。

她被心底的黑暗之心彻底吞噬，化身为复仇女王。

说出了那一句让人热血沸腾的话：倒霉的应该是他们。

再配上Life Awaits 的 In Gloom 片尾曲。

我们在那一刻仿佛看到了中国版的“魔女嘉莉”。

阴暗的房间里，昏黄的灯光把沈墨包裹着，看不见的愤怒火焰在熊熊燃烧。

歌词里唱着：这就是沈墨的内心独白，“复仇女神”浴火重生。

《魔女嘉莉》的经典海报但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在她完美双杀的情况下，居然因为王阳的退缩而选择自杀。

她可是缜密计划，步步为营，完美猎杀港商，虽然看上去是激情犯罪但极其有条理碎尸的沈墨。

这样的人冷静狠毒，心思细敏，最重要的是内心强大得可怕。

而纵观整部剧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来源于她备受压迫的童年，不被理解的校园生活还有写满耻辱与肮脏的维多利亚。

当她被这种力量驱使着一路杀戮，终于实现了身份的自由，成为了另一个人。

用一个完美的金蝉脱壳，用死换生。

全新的未来在向她招手。

她终于可以彻底褪去耻辱，高喊着是这个世界欠她的。

而编剧告诉我，她因为王阳的退缩，放弃了这一切。

这真是复仇女神全线崩塌的瞬间。

所以，虽然不完全认同但却可以理解，这部剧会被诟病“爹味”。

因为哪怕人物动机强大如沈墨却会仅仅因为男人的抛弃而选择去死。

女人可真是太脆弱了。

但女人真的没有那么脆弱。

我认为最符合沈墨行为逻辑和结局的展开应该是她设下圈套完成了王阳看上去自杀的假象。

得不到就毁灭。

这样她成为殷红的秘密才能永远成为秘密，毕竟没有比死人更能遵守承诺的人了。

何况王阳还是一个临阵脱逃，是一个背叛了她的人。

所以。

让我们重新来捋一遍沈墨与王阳、傅卫军这条“三人行”的暗黑故事线。

王阳一开始就是被沈墨选中的人，就像傅卫军一样。

傅卫军和沈墨的关系也不仅姐弟那么简单，而是超越亲情的一种共生关系，像潜行于丛林里的孤狼，猎杀是生存的本能。

王阳对沈墨有一种天真的幻觉，他以为眼前这只伪装的小白兔需要他庇护，却殊不知背后是嗜血的饿狼。

但沈墨就是有这样的致命吸引力，无论是对于傅卫军还是王阳来说，她就是飞蛾扑火的那股熊熊烈火。

明知道是毁灭，也逃不开对一刹那间花火的眷念和奋不顾身。

沈墨就应该是这样美丽又危险的存在。

她不会被任何人驯服，她的生命之花就是来源于复仇。

甚至殷红也早是她挑选的猎物。

不然无法解释她仅仅作为大学兼职为什么偏偏要选上维多利亚这样的地方。

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极大几率挑选到她满意的替身。

她早就定下了逃脱大爷的终极计划。

最好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出现。

只是没想到傅卫军真的爱上了殷红。

又由于绑架港商的意外暴露，她不得不仓促地以绝后患。

在傅卫军恰好不在的时候，如此干净利落的处理，我不相信是沈墨的临时起意。

所以，当这些心理动机理清之后，她设计伪造王阳的自杀就是顺理成章。

因为爱情在恶女的世界里有多廉价。

早在30年前的《第三类法庭》里邵美琪就用她的彻底堕落，狠狠打了爱情的脸，并贡献了一个彻底黑化的疯批美女。

第三类法庭 (1994)年轻时的邵美琪也有着一股“沈墨”般的倔强冷清感，她是远离于人群的疯女人，疏离又脆弱，让人想要豁出性命去保护。

但不同的是，当她白切黑时，又有不可方物的美艳与攻击性。

还有《火玫瑰》里的温碧霞，虽然有像长腿叔叔那样救赎般的角色存在，但她的复仇之心坚如磐石，面对Uncle Rain爱情的感化，也绝不放弃。

情爱只是复仇的工具，她们的心永远自由，不属于任何人。

火玫瑰 (1994)三十年前的编剧就知道，让爱情让渡于复仇，本身就是男性的一厢情愿。

复仇者的道路终将是孤独，从她们选择复仇的时候就已然注定与全世界为敌。

也许三观不正，但这才是我心目中沈墨该有的恶女模样。

而到了2023年，沈墨面对前半生漫长的迫害和短暂爱情火花的夹击下，却只能选择自己去死，且死得毫无价值。

她早该在那个漫长的秋天就大杀特杀，而不是等待18年后才后知后觉。

单就论这一点女性的塑造上，就是真正的大倒退。

而我为什么更乐意沈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恶女”？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罗美素、李巧云、黄丽茹和殷红。

她们奉献牺牲，吃苦忍耐，生如蝼蚁，死如尘埃。

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被与生俱来的圈牢牢困住。

而“恶女”让长期处于弱势的女性变成了一位冲破世俗定义与束缚的强者，是女性对自我的完全忠诚与彻底坚定，是面对命运的不公时，是掌握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绝对主宰权。

而这，便是“恶女”的魅力。

可惜的是，过去三十年了，我们离国产剧“恶女的诞生”就只差一点点。

9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进了桦钢厂办，有想法，但只能给领导倒水

彪子发表意见

结果只是给领导倒水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打了厂长，被厂长报复下岗

下岗大会彪子大打出手跟丽茹结婚，因为某些问题没有要孩子，养了一窝鸽子

彪子想照顾丽茹人到中年，彪子已经发福，已不再像之前那么帅气，年轻时健硕的身躯被需要每天扎胰岛素的肥胖身材而取代。

扎胰岛素的彪子下岗后为了营生开起了出租，挪用了夫妻资金买了个车标和新车，姐夫检查了一下，告诉他这个车泡过水

买的新车是泡水车新车没捂热乎，就被警察扣下，原因是有一辆黑出租撞了人，而那辆黑车做的假车牌正好与他的车牌一致

帮姐夫抓凶手，朋友小露受伤进了医院，或是出于自责，把小露卷进了与她无关的风险之中，彪子想负责

小露受伤，彪子生气为了凑医药费，只能去游戏厅上分，终于分够了小露医药费和丽茹的美容院资金。

准备下分的时候，警察来了，花一晚上上的分全部归0，还交了罚款

游戏厅被抓从警察局出来，王北好奇90年代大学生怎么混成这样，彪子笑着说这是因为怀才不遇（还有你爹克我）

劝王北别和自己比终于找到了那辆黑出租，彪子开回了自己的车，回家后媳妇给徐姐做的美容手术出了事故，赔十万。

美容事故，赔10万送走徐姐，联系人卖车凑钱，电话刚挂，鸽子屎便落在了他手机上，闻了下，只说了句苞米喂多了

苞米喂多了日子过的太窝囊，丽茹跟他提了离婚

新买的车已经办完了手续，还是有些不舍，彪子留下了以前的证件，当个纪念

卖了自己新买的泡水车卖了车后去找媳妇，发现美容院有另一个男人，丽茹介绍对方是郝哥，美容院的合伙人。

合伙人郝哥彪子想攒攒钱让丽茹单干，丽茹却说不想和彪子过了，转身回了美容院。

彪子捡起地上烂掉的球拍，准备冲进美容院闹一场，却愣在门口看着媳妇许久未见的笑容呆住了

丽茹发现彪子，彪子就像犯错的小孩一般扔掉了球拍，最后只说了句晚上回家吃饭

彪子扔掉球拍彪子回家，放走了养的鸽子

彪子放飞鸽子多年不操劳家里事的他做好了饭，也拟定好了离婚协议，房子和存款留给了丽茹，自己留住了90年代大学生最后的体面。

三个失意的中年男人ktv包宿，疯了一夜

三位失意的中年人在ktv发泄彪子醒的最早，开车去买了早餐，听到彩票广播，一边开车，一边核对号码。

彪子边开车边看彩票彩票中奖，彪子不敢相信，反复验证出了神，没注意前面道路，与郝哥的货车相遇

郝哥货运躲车急转弯，冲下了桥，坠落的同时背景音乐响起，歌曲叫《 If There ls A Tomorrow 》，是导演以前所在的乐队唱的歌

冲出道路坠桥坠桥的过程很短，但他可以庆祝的时间很长，放掉的鸽子从他面前飞过，弗洛伊德有关梦的映射在最后一刻全部浮现在他的面前，理想主义者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彩票中奖，鸽子飞过最后化成小盒，彪子用来纪念车子的资格证，最后被用来纪念彪子，一个活在梦里的理想主义者的人生告下帷幕

彪子骨灰盒的照片

我的观点：马队长早就知道了案件的大概，早就知道沈默没死，他为了保护沈默，选择了脱掉警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测，我的灵感来源于全剧的结尾部分，马队长脑血栓，记忆只剩下当年破案那会的记忆。

而他却推理出了案件的经过，看似戏剧性的一幕，实则并不是巧合。

很有可能是马队当时已经知道了，一直埋在心里，但他没有说出来，小李那句马队还是你厉害，或许是编剧给大家的暗示，其实马队早就知道了一切，而他却没有说出来。

为什么没有说出来呢？

接下来剖析。

我又专门刷了马队的剧情，马队不是个简单的人。

细节1：王响跟马队说破案之后他想要个名，这段剧情，可以看出马队是个善良的人，当他知道王响是因为不想下岗，可以看出马队动了恻隐之心。

后来，马队跟朱局要人那段，充分体现出了马队的情商，他没有直接去要人，而是旁敲侧击，让朱局自己说出来，也能看出马队跟朱局的关系不一般。

而且他也明确说了需要人手去摸排桦钢，尽管尸块是从不同的地方发现的，但他很明确线索在桦钢，说明他早就推测到，尸块都是从桦钢出来的。

此时，我又联想到马队请王响吃包子的那段剧情，王响说出来他的推理，马队其实早就想到了，马队顺水推舟，夸王响是福尔摩斯，再一次表现出马队的情商之高。

细节2：马队查到王阳是沈默的女朋友时，曾经审问过王阳。

不说马队，王阳的害怕的精神状态，咱们都能看出来，难道马队审他的时候看不出来？

马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王阳肯定玩不过他。

我猜，马队肯定知道了一些线索，问出了一些事情。

后来王响接走王阳之后，王阳说该说的都说了！

我认为该说的有以下几点：1.沈栋梁是沈默的大爷（后来沈栋梁认尸那段，崔说看着不像沈默的父亲，马队说是她大爷，马队怎么知道的呢？

我推测是王阳交代的）。

2.沈默弹琴的事肯定会说。

3. 港商、殷红玷污沈默的事可能会说出来。

4. 付卫军的故事和他挨打的事。

我猜测除了杀人相关的事，其他的都交代了。

这些线索足够马队做出推理了。

王阳审完之后，王响去找马队，注意马队的状态，他让王响老老实实开火车，别再管这个案子，看看马队此时的眼神，很明显心里藏着事呢。

他应该已经猜出了大概。

而且王阳后来去劝沈默自首，我猜马队肯定跟他说了什么，要不王阳哪来的觉悟去自首。

细节3：烤肉店那段剧情。

老年的王响和马队在烤肉店吵起来了。

马队问王响到底要查什么？

王响认为他儿子不是自杀，是被别人杀的，从马队的话中可以看出，马队也认为傅卫军是凶手。

但是仔细想想不合逻辑，傅卫军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难道马队就一点不好奇？

此外，王响也说马队不信。

这说明再他儿子死后，王响肯定把血防护衣和录像厅里的装尸块同款编织袋的事告诉了马队，以马队的推理能力，他能不怀疑？

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马队知道了一切，他觉得现在这个结局是最好的，他也劝王响放下这件事，谁家不死个人。

细节4：第九集8：20秒，肇事逃逸这个案子，马队说了一句真狡猾，崔问咋地？

马队说了一句你不懂。

后来马队知道是沈辉撞了人，他立马就明白了。

后来他请李群吃烤肉，为了看卷宗。

我一开始也不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他意识到沈栋梁要害沈默。

马队很聪明，他想利用李群，马队知道他没能力去查这个案子，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跟李群要案宗，实际上是暗示李群，这案子有问题，李群肯定也知道这里面结案的时候就有疑点，李群心里也膈应。

吃完饭，李群就立马去查这个案子了。

（从这里我又想到剧尾，李群最后说的那句还是你马队长厉害，说明李群最后也看破马队做的这一切，发自肺腑的称赞他）。

还有其他细节大家可以补充，总而言之马队真的厉害。

两个月前写的剧评，其中不少观点是与@哈扎尔学会的谈论中成型的，也直接吸收了他对“东北文艺复兴”的“时间错位”“灾变式解读”等等看法，在这里向他致谢。

一、引言：众声喧哗中的漫长季节2023年五月刚至，一部以东北为背景的悬疑剧作便打破了去年由扫黑大作《狂飙》创下的近五年国产电视剧口碑记录，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空前的讨论，这便是由曾执导过同样高口碑的悬疑大剧《隐秘的角落》的导演辛爽、出版过《逍遥游》《冬泳》的“东北三子”之一文学策划班宇，以及有范伟、秦昊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出演，共同创作出的《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播出之后，其所具有的镜头诗学，横跨两个时空的案件纠葛，以及东北实力派演员范伟等精湛的演技，均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但在其引起的讨论中最有思想史谱系意识的，却无疑是将其纳入所谓“东北文艺复兴”思潮之中，视这部剧为东北话语在经历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三子”为代表的“小说阶段”与以因演唱《野狼disco》的董宝石与“二手玫瑰”为代表的小圈子文艺阶段，跨入了从双雪涛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为电视剧开始的正统大众文艺阶段，宣告了这一波东北文艺复兴的最终完成。

黄平曾指出，以双雪涛为代表的80后东北文学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试图书写东北下岗潮中遭受打击的父亲形象，回忆并呼唤着立足于历史的记忆共同体。

并由此引出一种代表着阶级声音再度浮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他借用孙绍振的话称之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然而，对于《漫长的季节》也并非没有争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于女性主义方面，在这种批评看来，漫长的季节可以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男人剧”，人物行为的动机基本都出自于“父权制衰落-对抗衰落的父权制/父亲-试图恢复衰老的父权制-父亲”这一隐秘的父权欲望（或者用中文互联网语境中的常用词讲，“爹味”），而剧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所连带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大下岗”，也被毫不犹豫的归为父权制衰落这一简单的指认之中。

无疑，《漫长的季节》在2023年度遭受热捧与非议的众声喧哗，其背后自有独特的社会历史与情感结构方面的动因，上述两种批评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本剧及其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当下性”，但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批评虽有一定道理，但在具体文本的处理上欠缺甚大，基本只能流于类型化，并陷入预设立场以得出符合结论的循环当中，而缺乏对本剧具体的考察。

因此，笔者将从文本细读开始，试图通过探讨漫长的季节在结构上流露出的诗学元素，探讨其作为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功究竟由何而来，回应上述两种批评话语在具体展开时的缺陷，并由此指出漫长的季节一剧本身的局限所在。

二、子一代：走向残酷的青春文学《漫长的季节》在情节上采取了多线的叙事手法，通过1997、1998、2016三个时间节点故事的一步步推进，逐渐为我们编织出完整的真相。

而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情节之中抽出鲜明的叙事线索，在此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漫长的季节》虽有三个时间节点，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空与两个互相平行的叙事线，其一是以1997、1998为时间点的“下岗”时空，而在这一时空中占据叙事主体位置的是以王响之子王阳、王阳所恋慕的女子沈墨，以及沈墨的弟弟傅卫军为核心的“子一代”群体。

1997年，桦林钢铁厂火车司机王响之子王阳高考失利，在与朋友于桦医大结识了沈墨，并对其一见钟情。

沈墨出生于桦林市，十岁时父母双亡，被伯父收养接到临市，被迫与其弟傅卫军分离，而在松江伯父家中，沈墨一直遭受着伯父沈栋梁的虐待乃至性侵，一直到考入桦医大时方才寻得逃离之机。

而沈墨的弟弟傅卫军失去父母之后进入福利院，后来则成为一名东北人口中的“社会人”，与朋友在桦林开了一家录像厅，这里后来也成为王阳、沈墨、傅卫军这些“子一代”的活动据点。

沈墨为求得经济独立，选择在新兴的高档歌舞厅维多利亚做钢琴伴奏，而王阳也为她来到这里，做了一名服务生。

沈墨在维多利亚结识了陪酒小姐殷红，而殷红此时正试图攀附多金又看上去颇有“风度”的港商，然而港商却倾倒于一袭白衣，琴曲款款的沈墨，意图将其哄骗上床，在殷红用药迷晕沈墨之后，港商成功得手。

沈墨对此颇感愤怒，在傅卫军、王阳得知此事之后，三人设计擒获了港商，港商意图逃离，情急之下，沈墨杀死了港商，不久后殷红上门，调笑沈墨即将随港商远走高飞，沈墨遂又杀死了殷红，为处理尸体，三人将港商分尸，扔进了通向小凉河与桦林钢铁厂的下水道中。

恰巧的是，被杀死的港商正与桦钢厂长进行交易，意图一点点蚕食桦钢，而港商“神秘失踪”之后，桦钢资金陷入困境，开始下岗裁员，而王阳之父王响正在被裁之列，为避免下岗命运，也为让儿子顺利进厂，王响向前来调查命案的刑警队长马德胜提出要主动参与调查，但在调查之中，他却发现被害者之一正是与自己儿子关联甚大的女友“沈墨”，而自己的儿子说不定也牵扯其中。

王响为了防止王阳与他所认为的嫌疑团体进一步接近，决心亲自与他们会面，但是却在途中被电棍击晕，而在他醒来之后，却发现儿子王阳已然溺水而死，妻子承受不住失去儿子的压力也选择了上吊自杀，被迫下岗后王响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也自此踏上了近二十年的探索真相之路。

某种意义上，《漫长的季节》中对“子一代”的书写具有着所谓的“青春残酷物语”风格，无论是王阳所遭受的高考失利，还是沈墨所经历的家庭暴力与性侵害，以及傅卫军成长经历中所带有的黑道或“社会”色彩，乃至于散落于剧中各处的青春懵懂爱恋与向往远方的“出走”式诗学追求，都可以在青春文学中找到类似的剧情构造，因而我们可以把“子一代”的剧情纳入所谓的青春文学谱系中进行思考。

不过，《漫长的季节》中所暗示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因素，又将这种形式主义的青春残酷物语赋予了具体可感的历史内容，使其在让人既感受到那种超历史性的青春迷茫，也勾连起对具身历史经历的记忆，因而使得《漫长的季节》能够超越于惯常青春文学的脱历史性语调，成为青春文学进一步类型化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质疑是，尽管本剧以一种彻底的暴力形式为“子一代”的命运做了结尾，使之符合于“残酷物语”的“残酷”要求，但在笔者看来，对于暴力的使用，恰恰使得本剧未能展现出，有关东北青年所经历命运中最普遍的残酷一面。

正如许多观众所指出的那样，本剧的高潮之一，在于沈墨、王阳、傅卫军三人组设计擒拿港商，结合本剧所暗示的社会历史因素，我们不难发现，港商在90年代末的东北，正象征着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力量，而这种现代性，对于东北这片曾经铭刻着社会主义工业集体记忆的土地来说，无疑是一种破坏，他侵蚀着，并且引起着共同体的败坏。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子一代三人组设计擒拿港商，并最终由共同体中被玷污的女儿沈墨杀掉他，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合乎共同体律法的“神圣暴力”。

我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具有着同样的暴力构造的电影《天注定》与《Hello 树先生》，近年来这两部电影的口碑逐渐走高也许正反映着时下人们的普遍焦虑：言语无法做到的事情，最终只能依靠暴力来作为完成。

然而，与这两部电影不同的是，在本剧中遭受死亡的并非只有共同体的外部代表港商这一人，还有本就生存于共同体内部的陪酒小姐殷红。

某种意义上殷红正是《罪与罚》中那位放高利贷者伊凡诺夫娜的异母妹妹的对位，正是在杀死殷红之后，沈墨，或者说子一代三人，才失去了能不遭受共同体内部律法所追责的纯洁受害人身份，成为了有罪的人，因而最终无法避免，遭遇死亡或者牢狱的命运。

然而，恰恰由于这种暴力的非神圣性，才使得故事能够在1998年画上休止符，本剧中子一代的最终结局在此时便以注定，也就是说，暴力成为了本剧的残酷性的最高体现，但也同时，构成了它的句点。

问题恰恰发生在这里，正是这种暴力的句点性，使得子一代并未遭遇到1998年后的命运，然而在现实的东北历史中，正是1998年“大下岗”之后的时间，成为子一代所经历的“残酷物语”并不在一瞬间终结，而是绵延式的展开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结合所谓“东北三子”的文学社会学背景以及他们开始创作的时机，来理解这种绵延，正如双雪涛在《我的师承》中所提到的那样，这批人写作，或者说开始表达下岗带来的创伤已经是00年代后期，乃至10年代的事情。

在此之前，他们，以及许多像他们一样父母遭遇到下岗的工人子弟们，仍然与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青年一样，继续着义务教育与后面的教育历程，他们并未因工人阶级子弟的身份就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被直接的社会化，或者用东北人的说法，成为社会人，而是在改革年代个人努力能够实现阶级跃升这一意识形态的召唤之下，努力的成为优等生，考入好大学，以期能分享所谓的改革红利，但当他们走出校园时，却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并无在这一内卷体系中实现期望中的阶级跃升，正如积极参与改革的八十年代东北国企那样，他们也被这一以竞争为核心的社会体系所抛弃了。

因而才会选择回望过去，东北，以及父亲，在他们幼时那种不甚明显却处处可见的悲怆场景如今被幽灵般的记忆起来，然而此时不仅仅是父一代，连自己的青春也行将结束。

《漫长的季节》中子一代三人以近乎自戕的暴力结束生命，成为审美上的极端享受，同时回避了改革年代后的卑污琐事，而现实中的东北青年却不得不在天真的青年时代终结之后，陡然发现铭刻在自己与自己的父辈身上挥之不去的悲剧性命运，并要带着这种命运缓步行走，在这种认识到生活之改变的不可能的渐坏的世界中生活下去，正如班宇所谓“冬泳”一般，某种意义上是更加具有现实的残酷性同时更加无可避免的青春终结故事。

三、父一代：雷蒙德·钱德勒在中国《漫长的季节》中，王阳等子一代的故事自1997年逐渐展开，在1998年以暴力性的方式画上句点，而以其父王响为代表的父一代的故事，则自1998年不成熟的第一次破案经历开始，一直到故事的另一个时间节点2016年才有新的进展。

2016年，王响与其表妹夫龚彪在下岗之后跑起了出租，龚彪挪用了妻子黄丽茹的存款买了新车，准备从与出租车行的雇佣关系升级为个体户，然而，他的新车却恰巧卷入了套牌与肇事逃逸案件中，而套牌车主正是沈墨伯父沈栋梁之子沈辉，沈栋梁获悉傅卫军死于狱中的消息之后，便设计准备杀掉沈墨，因此找了套牌车在沈墨回归桦林之后制造车祸，沈墨因此受了轻伤，来到龚彪的相好小露的诊所买药，王响根据小露的描述判断出这正是当年击晕自己并导致儿子王阳死亡的凶手，找来了已经退休的刑警队长马德胜，王响、龚彪、马德胜三人结成组合，再次展开侦探之旅，在逐步了解到案件的关联人物（大都是与桦钢下岗以及1998年碎尸案的有关任务）之间的牵扯与纠葛之后，他们终于推理出了真相，原来当年死去的并非沈墨而是殷红，在此之后，沈墨化用殷红身份远走外地生活近二十年，如今因傅卫军之死而被沈栋梁等人设计诱使其归来，也正使其完成了对沈栋梁的最终复仇，本剧结尾，沈墨与王响在出租车上将真相和盘托出，而王响在随后的出租车脱轨中选择将沈墨救出火海，之后沈墨被警方逮捕，而王响在大雪当中完成了对真相的追逐，也实现了内心的和解。

如果将子一代的故事类型化为青春文学，那么父一代的故事也可以类型化为侦探小说，而且，是以雷蒙德·钱德勒笔下马洛侦探为代表的“硬汉派”侦探小说。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种看法，并不只是因为本剧中有意无意的与钱德勒进行互文，比如马德胜曾对王响提过，钱德勒，而非柯南·道尔，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以及本剧的核心诡计，最初的“死者”并未死亡，而是在设计好案件的一切之后，改换身份，远走他乡，尽管剧中对这一核心诡计的揭示采取的是我国经典的捕快与和尚故事，但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钱德勒的明示中，不难发现这一诡计与钱德勒最著名的作品《漫长的告别》的相似之处，而本剧名为“漫长的季节”除了在剧中以象征意义指代1998年王阳死去，案件开始的那个未曾终结的秋季之外，也无疑是对钱德勒这本经典的致敬。

除此之外，本剧与钱德勒小说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试图通过侦探这一角色，揭示出城市的整体样态，并在已经区隔开来的诸种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之间，重建一种联系。

詹明信将之称为“对总体性的探索”，在他看来，钱德勒的著作通过将物品品牌化并使之堆积，一定程度上使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东海岸再现了出来，而侦探马洛也具有跨越不同社会阶层的能力使得“城市中冷漠无情又乱七八糟的办公楼”这些属于“集体的、无个性的人们占有的地方”与被“庞大的庄园”“成群的佣人”所包围的上流社会，因为一个共同的谜团联系起来。

而在本剧之中，作为侦探的王响、龚彪与马德胜三人无疑也承担着类似的作用。

他们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之中，主要利用的正是王响所拥有的出租车，出租车游走在城市之间，使得城市的风景得以显现出来，修车行、美容店、火车站以及种满玉米的通向乡间的道路，以及情绪并不高涨的人们，无疑展现了一副有关后工业时代东北城市的速写。

而随着三人进一步触及案件的真相。

那些曾在下岗之前因为桦钢与碎尸案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也一个一个出现，其间有人高升为公安局长，有人从刑警转入交警，有人失去了保卫科科长的编制，只得假冒车牌以维持生命，而三人组事实上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境况之中，每日忙碌奔波的王响与龚彪无疑与离职后享受生活、跳起国标舞的马德胜差别甚大，但因为这起案件，他们又得以联系到一起，在案件取得进展的那个KTV之夜里，王响、马德胜、龚彪的彻夜狂欢好似又象征着那个曾经存在的共同体的重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漫长的季节》无疑试图按照黄平给出的以东北作为文学的方法论框架，用城市风景勾连起社会历史变迁，用已然被区隔开来的人们的重聚召唤集体记忆的再现。

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出质疑。

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作为侦探的三人团在ktv之夜的狂欢无疑也是对既有东北文本的一种挪用，在《马大帅》与《钢的琴》中都有类似的情节发生。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在戴锦华与刘岩那里，《钢的琴》中陈桂林及其工友能够象征着失落的东北工业共同体与失落的工人阶级，那么本剧中的王响三人组，是否能有同样的效力。

笔者以为，事实上是不能的。

在这里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便是，什么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的经典著作《生产的政治》的书名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这一问题的思路，这一标题指出了工人阶级一词所具有的两个方面的含意，其一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群体，在这里他们属于生产领域；其二是能够团结起来承担起阶级使命（无论这一使命是像欧洲传统的争取劳工权益与社会改良，还是南非、韩国等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社会连带工会主义”，以及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个经典命题：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此处，他们属于政治领域。

正是在从生产领域走入政治领域之时，工人阶级才得以成长为“无产阶级”。

在《钢的琴》中，陈桂林及其下岗工友为实现陈桂林女儿的梦想，再次聚集在工厂之中，试图制造一架钢琴，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工厂劳动过程的一种想象性怀旧，在这里，他们以回到生产，表明了自身的阶级团结，使得《钢的琴》这部电影具有着显著的、尽管并非鲜明而是暗含着的工人阶级色彩。

而在李静君的《Against the law》等社会学著作或是曹征路的《那儿》等小说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工人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之中，试图以政治性的方式连结起来，一方面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捍卫一种即将走向消逝的社会制度，在这里，无产阶级仍坚持着革命的二十世纪赋予他们的政治性含义，尽管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后都无力回天。

而在本剧当中，尽管我们可以解读出，导演也试图侧写出东北与工人阶级失落的历史，但是本剧的剧情构造却一直在回避这一问题。

有评论曾指出，“剧中有打厂长的情节便立住了”，而本剧也确实展现了王响在会场上痛殴厂长，但王响做出这一行为的动机，却是为了给龚彪找回场子，而非出自自身即将下岗这一在东北的劳工对抗的案例中普遍存在的因素。

而2016年三人组的聚首尽管也在试图怀恋一种共同体，但若是想到马德胜身为刑警队长本身并不属于生产共同体的范畴之内，反倒是改革年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具体体现，便足以对这一共同体的哀悼在阶级的意义上是否成立提出质疑。

正是在这里，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本剧事实上将东北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共同体去阶级化，转而视其为同质的男性文化的展现，正无法为王响三人的探案找到合理的动机，而只能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作为父亲的失败”这一隐秘欲望的体现。

事实上，这也正是双雪涛、班宇与郑执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症结，尽管黄平与王德威都将“东北三子”的小说视为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在今日的再度浮现，但他们实际不经反思的接受了三人小说中“父亲=工人”这一前提，而忽略了要使得身份性的工人凝聚成一个阶级，必不可少的正是在生产领域或阶级领域通过共同行动展现出的阶级团结。

因而关于阶级失落的故事与对阶级共同体的哀悼被身份化了，在这种讲述之中，工人只能困守在父亲的身份当中，作为子一代的“我们”因为代际变化，已然不可能是某种工人。

而忽略了在现实意义上，东北下岗工人的子一代仍然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已然，或者将要，成为着这个生产着剩余价值并不断遭受着剥削的阶级的一部分。

四、东北的悲剧：灾变还是历史？

风景还是废墟？

通过上文对《漫长的季节》的情节爬疏，我们得以发现，尽管这部剧无疑在青春文学还是侦探文学以及这两种文学在荧屏上的类型化都做出了巨大的突破，但是，该剧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史野心，即通过子一代与父一代之间的案件纠葛，去展现东北社会转型的历史与工人阶级失落的共同体衰败故事方面，却未能达到该剧主创，以及诸多东北学评论家们对该剧的期望，那么，问题出在何处，除了上文所指出的青春残酷性与人物的阶级问题之外，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本剧的核心时空——东北之中。

本剧所力图展现的东北社会历史变迁，如同之前“东北三子”的小说一样，都聚焦在“下岗”这一事件之上。

不同之处在于东北三子小说中对于下岗的时间性体现在父亲这一身份，因此作为子一代的我们与下岗那个时间节点之间必然是有距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下岗的书写必然呈现为带有蒙太奇色彩的记忆书写，这正是子一代视角为其所设定的限度所在。

而在本剧之中，对下岗的时间性处理，则是使得王阳等子一代的故事开始于1997年，而那场震动桦林并导致桦林支柱桦钢解体的碎尸案发生于1998年，这两个年份无疑正是东北大下岗普遍的下岗时间的象征性体现。

然而，本剧距离更近的现实时间直接拉到了2016年，在本剧剧中广告暂停时出租车打表盘上的1997-2016，固然标定了故事发生的两大时空，但是其中“-”符号，在这里失去了它的意义，它虽然在形式上呈现为时间，但其内容性却被掏空，我们无从从本剧中了解到，有关下岗之后，王响等人的生活处理，他们如何挣扎出下岗的阵痛，在三十年所依凭的技术失去单位，无处勇武之时开始新的生活，成为完全的空白，而这正是本剧处理的一大败笔。

在笔者看来，这种处理不当的发生，其起源恰恰在于对东北悲剧的理解。

无论是子一代视角具有的限制，还是《漫长的季节》中巨大的空白，事实上都将东北悲剧视作1997年与1998年的时间节点发生的故事，在此之前它并不存在，在此之后，它又奇迹般地从叙述中消失了。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对东北社会转型的理解是一种“灾变性”的解读，灾变作为一种瞬间，并非人为制造，它们只是我们所必然会遭遇到的命运，在灾变发生之后，我们毋需对其进行追问，尽管偶尔有幽灵般的记忆令人不安地浮现出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当下生活。

然而，东北之所以成为悲剧，其原因恰恰不是灾变性的，而是历史性的，而历史是人们行动的场域。

80年代东北的国企积极参与了企业体制改革，出现了秋林食品厂等一批服务于新型商品经济的企业，东北人在改革之初并不是如今所想象的落后形象，相反他们才是真正的“改革先锋”，然而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激进市场化与面向世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格局的形成，挫败了东北国企的改革宏愿，适应市场的民营企业被标定为现代性的化身，而以国企著称的东北在此时才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创痛，尽管它自身曾经那样积极的参与其中。

而00年代入世以来，东北与中国内地一道，选择了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都市现代主义发展路径，也曾经在经济指标上取得了相对亮眼的成绩，如果在此时将下岗视作节点性的灾变与阵痛也许情有可缘，但可惜的是，包含《漫长的季节》在内这一波“东北文艺复兴”对东北的集中书写，事实上发生在2012年，乃至2014年之后，而这正是东北的土地财政格局难以支持，再度陷入危机之时。

黄平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曾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引用了《经济学人》的报道，将2014年之后的东北经济称作“Bad days are back”（糟糕的日子重来），但他却并未因此发现，如果东北的悲剧并未在下岗之后便宣告终结，那我们又怎能仅仅以灾变式的方法书写它，将之视为某种自然史的不断生成，而忽略了这种社会转型悲剧中的历史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在历史上的选择与累积，才导致“糟糕的日子重来”。

《漫长的季节》中实际上也以症候性的方式体现出了本剧对时间性处理的失败。

在本剧的倒数第二集，组成侦探团的三人之中，龚彪因车祸而死，马德胜得了脑梗，王响虽逃避了疾病与死亡的命运，但多年来与其有着一定感情的李巧云最终选择他人，也展现了其并无追求新的生活的能力。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曾提及过他一贯的“可辨认的此刻”的概念，意指我们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编纂之时，是在其中辨认出了某种与当下同构的东西，正是这种贯穿，使得我们能够在承受过去的同时行走在通往未来的战斗之路上，当下因而具有了可存在的意义。

而在本剧之中，那个作为过去的案件却并无“可辨认的此刻”的要素，王响虽然物质上存在在当下，但却一直只是追忆性的生活在过去之中，如同本雅明引述福楼拜的句子，“很少有人能揣度一个为迦太基的复兴而活着的人是多么悲哀。

”，而未能认识到这种规定了起源的历史主义展开在一定意义上正导致了他自身的悲剧。

一旦案件告破，连当下也失去了最后的存在意义。

本剧结束之时，王响在铁道旁看着在本剧第一集中驶来的火车，与火车上不知未来将会如何的过去的自己，只是对其说“向前走，别回头”，这固然带着与历史和解的欢快语调，但是在笔者看来，这里最为悲哀的地方却在于，那辆火车所驶向的前方，正是空洞而贫乏的现代性时间。

因改革而生发悲剧的下岗工人在此处召唤着改革年代不断向前进发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吊诡的场景。

在指出本剧在时间性处理的失当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将要检视本剧如何处理在“东北”之中，相对时间性要更为明显的空间性。

正如前文所述，本剧中以类似钱德勒侦探小说式的散点手法，昭示除了东北这一工厂密布的共同体在九十年代的样态，桦钢逐渐凋敝的厂房，运送趟数越来越少的火车，与在桦林市内新兴的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会所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时空中获得了现代性的命名，因而成为了空间，及建筑样式上的霸权，塑造着未来桦林市将走向何种规划与治理的道路。

我们作为观众，前设式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桦林的老厂房在我们看来就具有着一种悲剧性色彩，这种悲剧性色彩又因为它自身将并不知道它会走向失败而成倍增长。

在王响被邢健春骗去监视锅炉房可能的嫌疑人时，那种属于大工业的铁与火交织的场面充满着美学力度，而王响驾驶的火车在之下，在玉米路旁驶过的场面又为桦钢带来一种速度之美，铁的灰色、树的绿色以及夕阳与火焰的红色成为九十年代东北重工业失落之时最后的也是最为明丽的诗学色彩，也正是在这样的美学、这样的铁道之上，王阳才能对沈墨倾诉出，他那向往走向远方的诗学追求。

我们也不难在其他的影视文本种发现这样的工业之美与落寞之诗，王兵执导的《铁西》无疑是对工厂衰败与倾颓书写的最为充分的纪录片之一，而张猛执导的《钢的琴》中最为引人称道的场景也是在落日之下，那两根象征着工厂辉煌历史的烟囱最终倒下，火箭升上天空，而工厂却长眠于地下。

但这里的问题恰恰还是在于，如果我们只对这一工厂衰败的场景进行审美化的解读，而忽略了其中被制度性历史所规定的衰败之因，那么这样的工厂与这样的东北，也只能是柄谷行人意义上所谓的“风景”，在习得这一“风景化”的透视法观察视角之时，我们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柄谷行人意义上因政治性受挫才产生了文学的“内面”的近代人。

这种风景与近代正是新的民族国家的产物，我们也只能在新意识形态的天空下，去记忆与书写他们。

然而，还有一种不同于风景的对于空间的把握办法，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新天使”的眼光：“他的脸朝着过去。

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

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

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

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

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

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我们诚然将工厂的衰败视作尸骸，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着都市现代主义的景观就获得了胜利，就现实而言，东北悲剧的下一阶段不正发生在土地财政时期那新建立气的高楼大厦之中吗？

《漫长的季节》在2016年的节点本有可能对此展开处理，去勾勒出从维多利亚会所标定都市现代主义胜利开始到土地财政崩溃时期发生的更多更丰富的悲剧，但正如上文对时间性的讨论中所揭示的，沉迷在过去之中的王响，虽然仍驾驶着出租车游走于桦林市内，但却已经失去了能够发现都市之隐密的漫游者视角。

这不得不说正是本剧在空间上处理的失当之处所在。

某种意义上，对东北社会转型的悲剧历史的更好的展现，不能仅仅将悲剧标定于灾变式的历史时刻，标定于工厂倾颓的风景之中，标定在已然身份化的父亲形象之内，标定在只能以暴力作为终结的青春之中。

而是试图去回应历史转型时共同体内外诸种社会因素的博弈，去展现新的城市不断建立之时，都市现代主义宰制下的进步废墟，去保持工人阶级身份的开放性，与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人们进行对话，展现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坏无限的当下，每个人都经历着绵延的青春物语的残酷。

只有这样，东北经验才能不仅仅是具有净化人心作用的审美的悲剧，而是作为悲悼剧与具有离间与介入功能的史诗剧，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装置，力图打断历史的连续统一体，寻找跨越弥赛亚之门的可能。

悬疑故事作为体裁其实是绝顶严肃的。

它从结局倒推——结局必定是某物丢失或死亡。

而人的境况也如此，本质是回溯的，最怕不是向前看预测不出结果，而是站在案发后现场，回首时找不到原因。

悬疑故事要处理三层问题：第一，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最基本的时间、地点、道具、手法要能对上，谜题要能说圆。

第二，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能把来龙去脉细细讲开，让人共情每个角色所想所为，又是一番难度。

以上两层能解决好已经很好。

《漫长的季节》也当然做到。

剧本、演出、执行力都牛逼。

但还能面对第三层问题，比较鲜见。

第三层问题是：所以到底为什么？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变体：【剧透！

】为什么沈墨杀了港商和殷红？

第一层的答案是行为驱动的：因为两人在本地，杀起来容易（相比大爷），尤其殷红主动找上门，还提及了知道港商来过。

第二层是人物驱动的：因为沈墨从小遭受侵害，以及后面所有人逼她，因为港商丑恶，殷红下贱，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让她没法回头。

但是第三层的问题是：所以凭什么是沈墨遭遇和承受这一切？

到这里你就发现没法回答了，你只能说那编剧就是要创造这个角色呗，为了表达一些东西，然后你还会问我为啥这么杠呢。

可是你想一下，生活中最解决不了的其实就是第三层问题。

我从小就狂问我妈为啥她是我妈。

为什么我是你的女儿。

为什么我出生在我出生的地方。

为什么有些人出现，有些人离开。

甚至过早、过晚、一言不发地离开。

为什么我们付出那么多、拼尽全力无可反思的事，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彭磊说为什么我恨的人他最终没有死在我面前。

王响说我是劳模，为什么能轮到我下岗？

王阳说，我们三个好像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之前读完郑执《生吞》我写：“好的侦探小说必须从死的谜题开始，以生的谜题结束；前者必须得到解答，后者必须没有答案。

”其实郑执没能完成这些，倒是辛爽在第十集结尾的《蓝色多瑙河》中揭开了这些隐蔽关系的一角：任何一座大厦最终崩塌时，它都一定已经在更小的层面上崩塌过了。

卢文仲和殷红的解体、消散，像是两串腐败的前奏，为后面轰鸣的乐章助兴。

——下岗是一个特别好的题材，它保留了具体的历史内容，但最大程度接近了命运本身的大小，当一场雪降落，你拷打不出原因，如果你想听一个解释，我也可以说，连ChatGPT都可以回答这问题：“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减少国有资产损失、推动市场化改革、改善经济结构。

”但我知道你不是想听这个。

就像天为什么下雨，娘为什么嫁人，我们并不是想听云层的运转，地貌和山形，机械论的因果关系是虚伪的：它假装不知道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事情为何如此；而是如此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的友邻东林君读过《平原上的摩西》后写：“故事起因是一个误会，但每个人对现实的不满都要溢出纸面来了，就跟火山倒盖在雪山上一样，你怎么能说火山盖着雪山是一个误会呢？

”一个人一切顺利，那大概率不会多去想第三层。

只要有尽人事的空间，都会去尽，当劳模，学医，进厂，都是很好的轨迹，天命一般不太轻易出手，一点人事也尽不上的场合很少，诸如生死，战争，或者H1B。

但一个人一旦认认真真经历过一次改制，或者类似改制的时运，就会突然发现是第三层的大问统治着人生。

你会发现震碎遥远之物的是梦幻的响指声。

而一个仍沉湎于解决前两层问题的人，他毫不知情。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傅卫军喜欢殷红、王阳喜欢沈墨都只要一眼？

为什么彪子的车泡过水，九十年代大学生可以混成这样（丽茹：“这日子咋就过成这样了呢？！

”），为什么王北在铁轨啼哭，为什么郝哥的车别了彪子的道？

为什么在最关键的夜里，丽茹来找他，于是王响孤身一人走向火车道，彪子找《梦的解析》翻箱倒柜找不到，最后上了炕脱了衣服发现原来弗洛伊德武装在胸膛。

这也是一个警幻的，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时刻，此后发福失意的出租车司机彪子想起来，应该会觉得好笑，像个启示，又轮不到当时的他去理解的，归责之外的因果，现象之外的世界，具体光芒之后的遥远事物。

在这些时刻，好像有声音从高空抛下，说你以为缓缓发生的，在四维视界下不过是一块结好的琥珀。

所以Don’t look back in anger——“别回头”，不是让你在第一层停止追究和改进，不是让你在第二层拒绝理解，是让你在第三层放过自己吧。

辛爽把树林砍光了一圈，他创造了什么？

一块空地。

他呈现了“空”。

为什么玉米叶在风中摇荡，为什么火车轰鸣，火车又停下，为什么鸽群在空中，为什么钢铁偶尔，竟也会没有炼成，为什么有人死，为什么偏偏这人死，为什么那天我在屋檐下抽烟，想哪怕有一滴雨把火打灭，那就是老天给我一个启发，而最终没有，为什么夏天我们闯进废弃厂房，正好捡回那块立体的蓝色大玻璃，为什么在跨年夜沙漏上写下“完蛋了”，整个世界就真会发疯，为什么女娲造我，为什么2012年我们走出教学楼时没有如约末日，而仍把我们各自送上之后的困途，为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为什么，就像srp那天终极地问出，太初是有，而不是无。

我想如果宇宙是个钢厂，神是厂长，他生产时可能也没想好回应，即使想好我们又会去问，为什么神如此想，谁委派他在那里，给他这样欲望，让他做这样梦境，沉醉我们所有人。

不要再破获下去，不要费力替这东西回答我们自己，侦探，结案吧，停止你对这不仁的梦的解析。

5.2.2023

趁入冬跨年，又看了一遍《漫长的季节》。

不同季节看，不同的感觉：在冬天看，看到最后下雪。

同看的人跟我讨论：王阳必须死吗？

是否有哪个剧情节点转折，可以让他不死？

我说王阳可以不死，甚至这故事可以不牵涉王阳：毕竟他可以不是当事人，是爱情把他牵涉进了是非之中。

如果故事局限在沈墨姐弟那一端，则故事可以是：沈墨被殷红、卢文仲与她那变态大爷沈栋梁联手侮辱损害，于是执行复仇；之后傅卫军替罪，沈墨假死，马德胜一路追查，但那就只是个凶杀假死故事了，恰如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故事主角，就变成了锲而不舍的马洛哦不对马德胜。

就没有王响的事了。

就是得牵涉到王阳，让他也死在这故事里，才能把王响和龚彪牵进来，让他俩和马德胜组成本作主角、老年破案三剑客。

故事由此厚重了：王响过不去的是他的儿子与妻子、那个他儿子与妻子离去的季节，那个他悼念着无法告别的时代。

他们都是受害人。

本故事如果要论万恶之源的反派，大概就是变态大爷沈栋梁，是混蛋厂长宋玉坤。

再便是港商代表卢文仲。

这三人既欺男霸女，又吞噬财富：经济上，肉体上，欺凌着沈墨、王响、龚彪和所有普通人。

甚至最后一个恶人角色、出卖朋友的殷红，都可说是卢文仲的牺牲品：她单亲家庭，在夜场失去了一切；她坑害沈墨的动机之一是嫉妒，因为沈墨固然已经身陷苦难，殷红比起她更是一无所有。

想想这故事里的悲剧，基本来源于财势勾结：沈墨的悲剧着墨最重；王阳是替沈墨死的，而沈墨的悲剧来自沈栋梁们。

火车。

录像厅。

K房里的歌。

《泰坦尼克号》。

1990年代的氛围。

灯红酒绿的维多利亚。

宋玉坤和卢文仲是财势勾结，而沈栋梁是动不动“我要找你们领导谈谈”。

财势勾结侵害着所有人。

美素的病迟迟得不到报销。

王响作为劳模却一度要被下岗（于是一度积极求表现）。

龚彪作为“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厂办的”，在跟丽茹订婚后，才知道她得打掉宋玉坤的孩子。

巧云屈辱地在维多利亚上班。

沈墨发难之前那句“倒霉的应该是他们”，开启本剧的真正高潮。

但终究也没法完全地快意恩仇。

最多处理掉卢文仲和殷红，算是有限范围内的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然后像《漫长的告别》那样假死。

马德胜揍沈栋梁那一段大快人心，譬如王响揍宋玉坤似的，但那是绝望而无奈的奋击：掀桌不解决问题，只能表个态度。

但逝去的终究逝去了。

第12集的片尾曲，《再回首》，像对1990年代的回忆，也像对伤痕的抚慰：伤痕还是在，没收口，但就这样吧。

最让我难过的，是龚彪的死。

王阳多少是为爱殉死，也带走了美素。

王阳与美素的死，让王响开始深陷过不去的漫长季节。

当然到结尾，王响终于走了出来。

龚彪则在结尾前夕逝去。

按说，如果不让他死，剧情也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龚彪与丽茹的感情悲剧，以及他最后带笑的死法，让他的一生成了段黑色幽默。

他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气质必须拿捏”，但经历了欺骗与凌辱，最后也只能是“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这一切即将到达尾声时，龚彪作为半个喜剧担当，这近乎荒诞的死，才让故事的悲怆厚重起来：像是那一代许许多多，被欺骗侮辱侵害着，坚强乐观地熬着，终于没挺到结尾的普通受苦人。

《漫长的季节》已经完结2天了，不得不说，这部剧的后劲儿实在太大，以至于我一直忍不住在各个平台搜索关注这部剧的评论，想要为它写下点什么。

虽然故事的设定在东北，但作为北京人，看着也格外有沉浸感。

因为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同样是北京知名的重工业园区，而厂区重要的产业则是生产火车头——剧中反复出现的火车、铁轨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它们曾是我成长记忆中的一部分。

和剧中的桦钢一样，我从小长大的厂区也有自己的厂办医院、厂办幼儿园、厂办小学、厂办初高中、甚至厂办电视台，直到现在，我的姑姑伯伯们还住在工厂分配的宿舍楼里。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甚至一度不知道还有外面的世界，我以为我们这个现在看来小小的厂区，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宇宙。

而与剧中王响等桦钢职工一样，我的很多长辈、包括我的父母，后来也遭遇了下岗潮，生活陷入困境，为了养育儿女，艰难自谋生路。

因为自己旁观过那个年代父母那代人的艰难，《漫长的季节》中很多人物与情节在我看来分外亲切与唏嘘——正如一条热评所说：这部剧好看的不是命案，而是命运。

《漫长的季节》的开篇，从老年王响帮助同为出租车司机的妹夫龚彪追查套牌车开始。

在取证过程中，王响再次发现当年杀害自己儿子的疑凶，故事从此处分裂为2条时间线：分别为2016年的寻人，及1998年围绕凶案的正叙及倒叙。

这2条时间线，分别以王响、马队、龚彪三位老年人及沈墨、王阳、傅卫军三位年轻人作为主线展开。

2条时间线，一条尽显人性复杂，一条尽显命运无常，皆令人唏嘘不已。

而这部剧让我觉得最值得褒奖之处，就是它对人性复杂之处的精准捕捉以及细致展现。

比如，剧中的2个女性角色：沈墨和殷红。

王响之所以对儿子王阳之死十几年耿耿于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相信儿子是自杀。

而且，从王响在儿子去世后对马队的质问可以猜测出，当时案件给王阳的死定性为“杀人后畏罪自杀”，正因如此，马队才会拒绝写所谓的检查，甚至怒脱警服、就地辞职。

所以，在16年后，王响终于见到成年沈墨后，第一句话问的就是：“王阳到底杀没杀人？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又怒问：“你们为什么要杀王阳？！

”此时，沈墨再也没有开始的干脆和肯定，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王响的生死相逼下才道出王阳为了救她最后丧命的实情——“他把我推上了岸，但我没抓住他……”

这段沈墨绝望后跳河轻生、王阳舍命相救的戏，剧中只呈现了一半。

在我看来，王阳到底是怎么死的，成年沈墨或许并没有说实话。

少女时期的沈墨之所以在王阳还未走远时跳河寻死，就是为了留住王阳、让他别走——毕竟此时，弟弟已为她顶罪被捕，王阳已成为她唯一的依靠；但她又非常清楚，备受父母怜爱的王阳和她不一样，她留不住牵挂父母的王阳——而如果王阳活着，她只有两条路：自首、或逃跑后因王阳提供的线索被警方缉拿归案。

无论是哪条路，都意味着沈墨沾满鲜血的重生之路必将功亏一篑……在那一刻，在沈墨本可以抓住王阳的那一刻，她真的不会犹豫吗？

别忘了，在2016年，成年沈墨为了躲避药店小露的跟踪，可是表现出了将对方撞向高压电线、置其于死地的狠绝。

或许，沈墨绝非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那般柔弱与单纯，自小经受大爷的控制与折磨，在内心的隐秘之处，她早已锻炼出了一身为求自保不惜牺牲他人的冷漠。

包括，为了让大爷大娘离开桦林，傅卫军和结巴去松江把大爷的儿子沈辉的胳膊弄折，沈辉伤得严重，但仅仅只是皮外伤、不会造成残疾——如果不是学医的沈墨在背后指点，习惯使用蛮力血拼的弟弟傅卫军能轻易做到吗？

而执意想让王阳陪自己一起逃命的沈墨，对王阳真的有那么深的感情吗？

他们才认识几天，又有多深的感情基础呢？

只不过是男孩女孩的情窦初开罢了。

而这部剧的精妙之处，恰恰就在于如此这般的“留白”——对人物展现的留白，对剧情处理的留白。

导演预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供观众自行解读想象。

作为沈墨的“替身”，殷红这一人物在剧中的展现同样令人感到真实而有层次。

同为夜总会的陪酒女，当中年妇女巧云被客人责难时，殷红主动挺身而出为其挡酒，尽显善良仗义——因为在她看来，一把年纪沦落至此的巧云比她惨，在殷红心里，她与巧云是同类；但，同样是殷红，她也会为了钱，用计出卖原本帮过她的女大学生沈墨——因为在她看来，弹钢琴的沈墨比她强，她们虽同在一个夜总会打工，却仿佛身处两个世界；包括她醉酒从录像厅借住一晚后，第二天上班坐台着装打扮都有了变化，穿了一条素色的连衣裙、妆容也刻意素朴了一些，正是因为她想模仿沈墨，她想变成沈墨。

但后来港商的举动彻底激发了她对沈墨的嫉妒与恨意，让她意识到：她变不成沈墨，她只能让沈墨变成她！

像殷红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他们并非绝对的坏人，但他们的善意往往只能施予到不如他们的人身上，一旦对方比他们强，则很容易激起他们心中的恶。

只要你注意观察，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人存在。

除了剧中所展现的细腻人性，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几位主要角色进入老年后的命运多舛。

命案发生的18年后，自视“根正苗红”、好为人师的王响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面容愁苦的小老头儿；大学毕业、意气风发、动不动就把“佛洛依德”挂在嘴边的厂办干部龚彪变成了体态臃肿、满嘴跑火车的出租车司机；嫉恶如仇、雷厉风行的马队整日在老年大学和老太太跳拉丁舞消磨时间；曾经风情万种、千娇百媚的医院护士丽茹，变成了一脸拙劣整容痕迹的中年妇女；当年耀武扬威、热衷投机倒把的保安科科长邢三儿成了挂着尿袋、倒卖套牌牌照的尿毒症患者；就连经常跟在马队身边的刑警小崔，也离开了警队，变成了他口中“像电线杆似的天天杵在马路上”的交警……时隔18年，他们缘何成为了这般模样？

剧中并未交代。

而作为观众，我们似乎也并未觉得唐突，反而觉得一切顺理成章。

这一切的省略与默然接受，或许正是因为，剧中人现实惨淡的命运，像极了我们漫长而短暂的人生。

对于突如其来的苦难与不公，你我都再熟悉不过，自然无需多言，我们完全可以自行凭借经验发挥想象。

看完《漫长的季节》，和家属开玩笑，说我终于理解了为啥为人父母总怕孩子乱交朋友、误入歧途。

这剧中的“妈宝”王阳，不就是因为认识了沈墨，最后稀里糊涂家破人亡吗？

“傻白甜”王阳，自小有父母庇护，即使考不上大学、整日游手好闲，父母依然疼爱他，努力为他未来铺路，但他偏偏要去夜总会打工，偏偏要接近与自己不是一路人的沈墨。

恋爱没谈两天，就陪着姐弟俩伤人绑架、毁尸灭迹、最后不但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父母也跟着受牵连，母亲忍受不了丧子之痛上吊自杀，父亲家破人亡后十几年痛苦自责、混沌度日……如果他知道自己以及自己的父母为此所需付出的惨痛代价，他还会那么执着于自己懵懂的初恋吗？

况且，即使他没死，他又真的能和沈墨走多远呢？

毕竟，比起沈墨黑化后爆表的武力值，王阳即使在气急败坏时都近不了港商的身，摔个酒瓶都不知道瞄准，最后被保安拉出去一顿暴揍……如此羸弱无能，他凭什么和沈墨在一起呢？

他们根本不是一类人啊！

而这也恰恰还原了少年懵懂时，幼稚的英雄情怀和看似幸福的家庭实则脆弱的根基——多少少年因一时义气视生命为儿戏，又有多少父母因为失去儿女下半生伶仃困苦。

没有子女的龚彪与马队同样有着各自的无奈与孤独。

一个在经历贫贱夫妻百事哀后终于中了一回彩票，却乐极生悲、意外殒命；一个早已风光不再、终日与宠物狗相伴……即使表现得再怎么插科打诨、嬉笑人间，他们与深陷于丧子之痛无法自拔的王响一样，都是看似热闹实则孤寂的存在。

剧终美好的一幕犹如梦幻，迟来的大雪翩然而至，漫长的秋季终于结束。

在这场来自过去的大雪中，一切好似尚未发生，又好似所有皆已尘埃落定。

在妻儿目送下出门上班的王响；为丽茹挺身而出、被打得皮青脸肿的龚彪；刚刚暴揍完沈墨大爷的马队；推开龚彪宿舍门准备回家的丽茹；在河边目睹王阳尸体被打捞上岸后绝望离去的沈墨；抚摸着殷红的发卡痛哭失声的傅卫军……这些陪我们走过12集、让我们无比熟稔的鲜亮人物，他们还尚未意识到当下的选择对他们此后的人生所造成的波动与改变。

而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却早已泪流满面——为剧中人那些真实而又复杂的喜怒哀乐、为那些勾起我们现实回忆的岁月点滴、为那些令人唏嘘不已的世事无常！

这就是命运吧？

命运的真相，就是我们身在其中时，并未有预见它的能力；待好不容易看出个大概时，一切又已行将结束。

谁都拿它毫无办法，它令所有人甘拜下风被命运的大手搓捏得已无脾气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相互苦笑着道上这么一句：向前看，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