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感觉到电影里导演急不可待的功利模样，这部电影还是头一回。

剧情设置涣散无力，连价值观也是满目疮痍。

分明在影像中透露着一股极端的仇日情绪，却妄图站在日本人的视角阐述人性的多面性，简直是自相矛盾。

用暴力和大场面来渲染自己的狭隘民族观和历史观，狼子之心昭然若揭。

通篇就是极端的情绪引导和疯魔的场面设计，无非就是为了蛊惑人心，特写镜头的眼泪就差没滴到摄影机上了，而最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既然选择了这个途径，就干脆走到底，毕竟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载体，是承载了导演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的，无论导演如何仇日也罢，只要让人信服他的想法便好，但故事主线却竟然是角川这个日本人，叙事在此不断的自我反讽，推翻，只是为了满足导演自己企图大师化的意图，最后变成不着四六自欺欺人。

人性怎么能是这样的简单？

奉献就是人性，自杀就是人性？

这部电影很难自圆其说。

陆川已经将近40岁的人了，真正的导演作品也仅三部而已，这些倒没什么大的干系，但年近不惑的导演竟然在影像中透露出这样的无知和无畏，甚至幼稚倒像是初执导筒的年轻人，这点实在令人对陆川的名声感到匪夷所思。

在【电影世界】的专访中，陆川说了一句“其实我们已经坐台了，但在电影里我们保持了贞操。

”在这句话的背后，你似乎能看到他沾沾自喜的笑脸，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的样子。

这样哗众取宠的态度，在这部电影里表现得很彻底，它随着尸体、避孕套和乳房呈上升趋势。

这部电影在我眼里就反映了四个字：沽名钓誉。

这种导演态度我很反感。

看完《南京！

南京》，匆匆而就的感想是——“仍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上面，只是用了点黑白美学的东西，不见人文主义和哲学思辨，充其量是一部类纪录片的剧情片，真不如去看纪录片”结果招致人拍砖：“导演的诚意是你不能懂的。

”然后建议我去看三联对陆川的采访。

我的确还没看到那些采访，但我相信陆川及其剧组所有成员的诚意。

现如今，打开电视机各台文娱节目都能见到陆川携一行演员在各地作首映的报道，豆瓣页面每篇都有关于《南京！

南京》的讨论，我已经深深记住陆川和高圆圆们那张严肃神圣的脸，无一例外都在诉说拍此片的艰难和他们的诚意。

这让我想起《梅兰芳》上映那会，陈凯歌和一行演员也是这样到处宣读他们的诚意，我不想非议这两部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电影，我也对他们的诚意给予最实际的回报，买了全价票进了影院，但它们的确有其共同点，就是题材本身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了电影本身。

而“诚意”一词频见这两年的热映影评，略带煽情地肯定着导演演员投资方们的认真、诚恳、花了力气又或者投了大笔钱，仿佛我们不去看就是对不起他们，只要一部电影有诚意，它的所有不足就可以原谅。

于是，观众变得越来越宽容，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我们不能指望外国人来拍，作为中国导演，在现在的大环境下，能把这部电影拍出来，而且拍成这样，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咯”说得不无道理，如果简单地将《南京！

南京》当成一部剧情片来看，它的确是一部和《叶问》一样，是还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情怀电影。

只是我并没有在此片中看到许多影评人所说的“人性的思考”、“冷静”等等。

身为南京人的seine在她的影评中说“我宁愿深刻同情，畅快痛恨，也不要模棱两可地冷静”（http://www.douban.com/review/1985521/），她是聪明的，绕开电影本身，只谈南京人自己对那场屠杀的看法，她是更具说服力的，也避开了无数爱国青年的砖瓦。

当然她也在隐晦地批评，要激起观影者猛烈的国耻家恨，高圆圆那张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脸显然是不够的。

陆川显然不是要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猛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想作一些关于战争的思辨，来凸显他的深刻或者是众人所说的“诚意”，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史料，选取了几个人物，着力刻画在一场浩劫中，站在战争各个面的人物的表现，有温柔思乡的日本兵，有努力顽抗的国民党士兵，有舍身取义的妓女，有“改邪归正”的翻译，还有努力保护中国难民的国外友人。

很典型的剧情片人物设置，视点丰富，大多亦正亦邪，本乎人性，比如拉贝秘书范伟一角，比如江一燕饰演的妓女一角，人物饱满，演员也很到位。

影片花重笔墨刻画的日本兵角川，着实令人同情，但也很显然是被演绎过和改造过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日本演员应该是本片中最有诚意，最具有职业素养的演员。

饰演这样的角色，等同于要抛开很多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

无论陆川如何美化这帮日本兵，他们仍然是一帮屠夫，这个立场，陆川不可能动摇，他们回到日本又要怎样面对那些不承认这场屠杀的民众？

当然，他们可以轻松地回答：“这不过是一部电影。

”是的，因为只是一部电影，不是纪录片，所以可以原谅高圆圆饰演的姜老师为什么令人反感，从不剪自己的卷发到不举手主动当慰安妇，再到最后圣女一般要求角川：“shoot me。

”她仿佛就不是中国人，而是南京城内高人一等的外国人，可以自信满满留着卷发对妓女们说：“我们是安全委员会的，日本人不会碰我们。

”这是个真实的人物么？

还是高圆圆演假了？

还是这个人物设置本身就很有问题？

有人给予这部电影非凡的评价，说“军校毕业的陆川在反映战争上，所做到的真实性，前无古人”，那顺着他的意思，陆川拍的又是一部《可可西里》般的类纪录片。

那我为什么不去看纪录片?何况，还原历史本貌，这是对一个导演的基本要求吧？

既然是一部剧情片，在可操作的艺术空间里，陆川走得还是太浅尝辄止了，他所要诉求的思辨在什么地方？

仅仅停留在日本兵其实也是思乡的，也是憎恶战争的，面对慰安妇也是有情有义的？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套一提起日本鬼子就咬牙切齿的片子是片面的、妖魔化的？

还是受大环境所制，陆川只能在结尾用日本小清新一样美好的蒲公英草地给了自杀的角川一个晦涩的肯定？

而不能通篇用一个日本兵的角度来速写此片？

所谓的冷静，就是给予脸谱化的人物以丰富的人性输入么？

所谓的思辨，就是看不到“大刀向鬼子们砍去”的煽情画面么？

我宁愿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采访当事人，哪怕是一部乏味的新闻纪实片。

也许是我太苛求了，我仍然无法忘怀看完《细细的红线》后曾作出过那种关于“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的关于战争和自然关系的崭新思考，而《南京！

南京！

》我不认为就超越了以往看过同类题材的影片，陆川再有诚意，也没有走出国仇家恨这样局限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作为教育片，也显然不够真实，更没有发掘出通过书本或者新闻片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之外的东西，这些都和诚意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就像胤祥所写的，是一部历史景片（http://www.douban.com/review/1982719/），形似而神欠韵。

第一。

因为看过张纯如的《南京》所以在陆川的电影里，有些东西不必细说，点到的时候就能体会到那种震撼的气场。

好像画画一样，有些东西叫留白。

那个日本兵背着刀。

走上河滩上的慢镜头。

我觉得很好，那是用镜头的美感去渲染残酷，越是那样缓慢的，越让残忍的感觉深入内心。

还有刘晔的眼镜看过日本兵再看到那成堆的尸体，也同样的缓慢的镜头。

我很喜欢他死前什么都没有呼喊的处理。

因为他作得太多，牺牲的兄弟太多。

那一刻什么都不喊就已经足够。

南京已经过了70年。

在我写博客记事的每一年12月13号，我都在博客上写。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如果我们能从人性的角度去看。

从巨大的灾难里去看渺小的个体，又看这些个体如何散发光和热。

那是一件很超越的事情。

这电影并没有让我哭太多。

他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泪点，也没有刻意的表达什么。

他甚至选了一个容易让诟病的角度。

一个日本兵的无奈。

第一个镜头是角川就明白了，这个故事是要从他的角度去讲述。

那段太鼓的舞蹈暗示了他的处境。

他们每个人都跟着一个领头的，做着同样的动作，呼喊着自己的口号。

在那样的太鼓的声音（其实我想暗示的就是军国主义教育）中，茫然的前进。

来不及迷惑就被推到汹涌的战争中去了。

他只是，被巨浪推动的无奈的一员，他是异类。

但他或许代表就是加害者没有泯灭的人性。

还有姜老师。

为什么选一百个妇女的时候她不去。

因为她要管理那里，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

她不去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

在最后她也豁出去性命了救了很多人。

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保护自己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都是为了更多的人。

我很佩服陆川最后给了他们两个活下去的人灿烂无比的笑容。

也许这场屠杀对他们单纯的心灵并没有造成太过严重的伤害。

对他们来说，活着，生命的美，就是幸福。

他们无知，所以幸福。

他们有匹夫之勇，所以快乐。

他们的快乐让我觉得安慰。

把珍惜的东西给珍惜的人。

这是就是环保的宇宙法则。

悲伤的人是那些懂得的人。

比如角川，就是因为他看了很多书，他珍惜生命，知道得越多越无奈越悲伤。

在这场浩劫中，最悲惨的并不是死去的人，而是活下来面对劫后重生的人。

已经70年了。

尝试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浩劫是进步。

这样的故事，也许对那些无知的小愤青来说不够过瘾。

但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能不能理解，而是更多的人能不能理解。

我觉得陆川很了不起。

　　真正的勇气，是在灾难来临时挺身而出，而不是在和平安宁的岁月里道德绑架。

　　面对灾难时选择逃亡的人不是懦夫，但选择留下来帮助其他人的人，一定是最富有勇气的。

　　在二战时就有这么一群勇敢的人：奥斯卡·辛德勒、威尔姆·欧森菲德（《钢琴家》中救了主角的德国军官）、魏特琳（华群）、何凤山、杉原千亩、拉乌尔·瓦伦贝格、约翰·马吉、贝德士、辛德贝格、卡尔·京特、寂然法师、罗伯特·威尔逊、刘易斯·史迈士、韩湘琳……以及约翰·拉贝。

　　因为张纯如和邵子平博士的努力，这位“南京辛德勒”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

　　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如正锋利的刀子在强盗手中可以拿来屠戮、在医生手中可以拿来救人一样，南京事件时期，拉贝一直利用他的纳粹党员身份与日军周旋，和魏特琳等人一起尽可能地保护了难民营、以及他自己家里的中国人。

　　拉贝赤手空拳面对五万精良武装的日军，他能够延缓日军恶行脚步的，只有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以及德国是日本盟友这个外交问题。

日本士兵经常趁着拉贝不注意就跑到难民营里抓人充当慰安妇，高度的精神紧张让拉贝奔波得筋疲力尽。

　　在南京保护中国难民时，他经常只睡不到四个小时，中途因为太劳累昏倒过两次，而他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救挤难民，也耽误了他的糖尿病治疗，再加上之后受到纳粹和盟军的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这一切都让他走向了最后的凄凉结局……　　我不知道得用什么样的字眼去纪念拉贝，但我想，也许“好人”二字最贴切不过了吧。

　　拉贝先生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字眼远比前者更加高贵。

　　十年前《南京南京》上映后，我在上海东方卫视的节目《拉贝的南京》中，看到陆川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段话：　　”我不相信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如果他能救这20万人，就一定能救原本被杀掉的那30万人，他没有救下，就意味着他做不到。

我认为是日本人杀够了，不想再杀了，所以才让拉贝难民营里的20万人活下来。

“

　　陆川这段话让我很反感。

后来我去查询一下陆川对拉贝等人的看法，发现他不只一次、也不只在一处地方，反复对拉贝等人进行各种阴阳怪气的评论。

　　陆川有些观点可以商榷，而有些则是薄到了极点。

这里举出他的一些观点评论下——●陆川：“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陆川：“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问题并不是“只记得”，而是“不记得”。

正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世珍奶奶所说的，面对乱世中勇于挺身而出的拉贝等人，“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而且犹太人感谢辛德勒、何凤山等人，甚至为纪念辛德勒而拍摄了一部《辛德勒的名单》，是否就因此就等于淡忘和否认大屠杀呢？

感恩，就等于忘记历史吗？

感恩，与铭记历史是冲突的吗？

陆川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看成矛盾关系呢？

我完全不能明白。

陆川的字面意思，我还是能理解的。

的确，见义勇为的人，并不是一宗案件的全部，因为还有加害人和受害人等等，面对罪犯也不能一味期待路人仗义相助，但是否就可以因此忽略掉勇于出手相助的人呢？

陆川如果被抢劫和谋杀时有人出手相救，他是否会因此主张不要感谢见义勇为之人呢？

）●陆川：“而且，第二年2月份，拉贝不是也走了吗？

”（南京大屠杀也被称为“血腥六周”，1938年2月，与中国难民熬过了最痛苦的“血腥六周”的拉贝，迫于政治压力把难民区交给了新的负责人，然后就在中国人的迎送下走了。

回到德国后，他还不忘了抨击日军的恶行。

我不明白这个所谓的“第二年2月份”有什么好阴阳怪气的，说的好像拉贝什么都没做或者半道就走了、甚至还可以因此无视掉他的善行一样。

还别说，陆川的确说拉贝"半道就走了"，见下一条。

）●陆川：“我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救人”，而不是“外国人”。

感谢拉贝的义举，只是一个人类应有的感恩之心而已，就像犹太人感谢辛德勒、何凤山等人的义举一样，而不是所谓的“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

如果犹太人说"集中营只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事儿，何凤山是中国国籍，所以不必感谢中国佬”，这样可以吗？

陆川企图拿行善人的国籍说事，以此达到淡化、甚至抹杀对方曾经行善的事实，这种行为用中国话叫作“忘恩负义”。

至于陆川话中的“但半道就走了”，见我的上一条反驳。

）●陆川：“《拉贝日记》中记有日本人来找妓女的事，拉贝轻描淡写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实在不明白这条有什么好批评的，为什么一定得要求行善人必须完美呢？

再说了，在南京承受日机轰炸的那一刻起，拉贝就已经冲出家门，把那些在街上“与己无关”的中国难民拽到自己家里加以保护，这难道还不够美德吗？

陆川仅因为拉贝日记中一两句话没有表达出圣母心，就对当事人冷嘲热讽，是否过于刻薄和断章取义了？

而且事实上拉贝日记中也不全是陆川所指责的这样。

但愿陆川在“严于律人”的同时，可不要“宽以待己”。

）●陆川：“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

”（这条我懒得反驳。

认同这句话的，如果不是有病，那就是有病，或者是有病，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病。

）●陆川：“如果你去看《拉贝日记》，你会注意到，过年过节，他们还点蜡烛，都有烤鸡吃，魏特琳的日记也写道，他们的厨房里面还有鸡蛋被日本人去偷。

”●陆川：“辛德勒是作为犹太人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但拉贝不是，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仔细看他的日记，过节他还吃烤鸡呢，他和辛德勒没法比。

”（告诉我，那只烤鸡做错了什么？！

陆川为什么要一而再地跟那只烤鸡过不去？！

谁能告诉我，那只烤鸡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拉贝和魏特琳过年过节吃只烤鸡，就成了一大罪过……？

而且，为什么要用一个好人来否定一个好人呢？

我无法理解陆川的三观。

然后，陆川强调拉贝是纳粹，所以”和辛德勒没法比“，但实际上辛德勒也是纳粹，而且他不但有烤鸡吃，还整天寻欢作乐。

我可没见过犹太人因为辛德勒的纳粹身份，就抹杀掉他救助犹太人的功绩。

的确也有人纠着拉贝的纳粹身份不放，这就是在日本的慰安妇事件庭审中为右翼辩护的日本律师。

我不明白陆川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有加害方和被受害方相关的人，才有资格出来见义勇为，而路人却没资格。

难道陆川被几个强盗抢劫时，不会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救助、而只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吗？

）　　…………　　最后这几条也在《南京南京》中呈现了出来，陆川镜头下代表着人类良知的不是“第三国”的拉贝，而是影片的主角、来自“日军”的角川。

陆川固执地认为只有加害方出了个良心未泯的人，才能称作“辛德勒”，而第三方是不行的。

　　当然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在战争中依然坚持善良的日本人，比如龟井文夫和木下惠介，这两人都是因为拍了让军部不喜欢的电影而被禁止从事电影行业，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几年后日本会战败，可以说是怀着终身无法施展才华的心情接受惩罚的。

这两位导演在战争时期哪怕只是稍稍表示了一下质疑，所付出的勇气也要远远大于战争结束后大声痛骂法西斯的人们。

　　我无法理解陆川为什么要对一个好人百般苛刻，与此不同的是，陆川却同时对日本演员说：“你们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的祖辈（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是一支训练有素，有尊严，有信仰的，铁血的杀人机器。

”　　我在这里只批评陆川奇葩的双标行为，没有针对日本演员的意思，他们能来中国参与二战影片的演出，就意味着尝试接受中国方面的史观，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

我也不反对将日军进行客观化的描述，我一直觉得《帝国的毁灭》出彩之处，就在于把希特勒还原为普通人，让观众看后陷入思考。

　　陆川的《南京南京》还有一处扯淡的地方，就是拉贝的中国秘书，在《南南》中他一度当了汉奸、最后死了。

历史上这位秘书叫韩湘琳，一直活到了80年代。

他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对难民营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川还不忘了利用这个角色的老婆之口讽刺了一下拉贝：“你为拉贝卖了十几年的命，他扔下你不管自己跑啦。

”但其实早在南京遭遇日军轰炸时，拉贝就已经安排韩湘琳一家离开南京，只是因故最后没能离开，只好躲在拉贝家中。

《南南》一片对此的描述完全颠倒黑白。

　　韩湘琳的女儿后来还参观过拉贝的故居。

　　记得还有个陆川的粉丝“红旗”，为了声援陆川，也跟着冷嘲热讽了一番，说是“拉贝是外国人，会赞扬拉贝的，不是跪舔外国人久了，就是本身是外国人。

”　　我不知道这位红旗所指的“外国”是指哪国，反正下边要提到的这群人，国籍都是中国。

　　那么，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这些幸存者们，又是怎样看待拉贝呢？

李秀英：“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

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员。

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

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

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拉贝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

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

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

……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

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

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

”穆喜福：“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 丁永庆：“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

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

”汤英：“经历过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孙有明：“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

希特勒！

’，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

……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李俊：“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李世珍：“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

（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

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注：李世珍奶奶在德国电影《拉贝日记》演了一个难民，她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注：2009年2月5日，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

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

）　　…………　　拉贝帮助过的，并不只难民区的几十万人，在他自己的家里，也藏着600名中国难民，拉贝以自己的个人名义保护着他们。

　　　　而据幸存者丁永庆等人所述，当时拉贝家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

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

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不行！

你们从哪儿进来，就从哪儿出去！

”两个日本兵只好翻墙出去。

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即便完全忽视掉拉贝在难民区的贡献，那么他在自己的家救下的人数也相当于半个辛德勒，但在陆川的描述和《南京南京》中，这一善行却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在网上盛行着“完美受害人”的风气，而在陆川等人眼中，好人也必须是完美的，如果一个好人达不到条件绝对完美的标准，那么即使他/她做了好事也得打折扣。

　　但在我看来，纳粹党员的约翰·拉贝、奥斯卡·辛德勒、威尔姆·欧森菲德也好，美国人魏特琳、中国人何凤山、日本人杉原千亩、瑞典人拉乌尔·瓦伦贝格……也好，亦或《卢旺达饭店》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等人也好……　　无论他们是哪国人、是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心态救人，只要他们敢在危难中向别人伸出援手，他们就是富有勇气的好人。

　　纵观下来，陆川和他脑残粉们对拉贝说尽各种风凉话，而当年真正面对日军刀口死亡威胁的人们，无一不对拉贝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有些人关心拉贝是否反犹，我想这个反而不是重要的问题，纳粹德国暴发反犹活动时，拉贝主要是活跃在中国。

重要的是拉贝做过什么，而并非他是否德国人或纳粹党员。

　　而且有两个反例能说明拉贝至少并不强烈反感犹太人，一是他在南京难民区的同伴乔治·罗森博士是犹太人（电影《拉贝日记》中有这个角色，由丹尼尔·布鲁赫饰演），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饱受歧视，拉贝在日记中对此表示了同情；一是拉贝回到德国后，曾出钱买下了一家犹太人的房子，间接给他们提供了逃亡国外的资金。

　　拉贝的晚年很凄凉，他并没有因为在南京的善行而得到好报。

　　首先是回到德国后因为宣传南京事件，被认为是破坏了德日关系而被纳粹盖世太保逮捕，战争结束后又因为纳粹党员身份又被英国和苏联逮捕，之后一直穷困潦倒。

在这种情况下，拉贝说了一句很悲凉的话：在南京，人们叫我“活菩萨”，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贱民。

　　1948年，柏林遭遇冷战危机，拉贝一家的生活跌到谷底，此时南京市民募捐了2000美元汇到德国帮助拉贝度过难关。

南京人并没有忘记他。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疾病中去世。

　　回顾拉贝坎坷的人生，最后十几年可以说忍受着肉体上、精神上、生活上的多重折磨，去世后还得忍受陆川之流的风凉话。

　　同样不幸的，还有魏特琳，她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我快要筋疲力尽了。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选择了自杀。

每当我看到这个结局时，眼眶里总是充满了泪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事件的主谋——朝香宫鸠彦王，由于麦克阿瑟的决定而被豁免，最终并没有起诉他。

由他主导的南京事件一系列恶行，全部被推到了松井石根头上。

　　朝香鸠彦爱好高尔夫球，还担任高尔夫球俱乐部名誉总裁。

他一直幸福快乐健康地生活到1981年4月12日去世，享年93岁。

比拉贝和魏特琳多活了几十年。

　　朝香鸠彦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释放的日军军官，包括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等无数军官也得到了赦免，即便被判处重刑的东条英机等人，也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准许进入了靖国神社。

原子弹惩罚的只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是这些高高在上发动战争的官僚。

　　好人无好报，坏人得善终。

　　（PS：拉贝的孙子在2009年4月给香川照之颁发和平奖，以感谢他出演电影《拉贝日记》朝香宫鸠彦王一角。

）　　1997年，拉贝墓碑被移到南京保存，回到了他当年保护过的人们身边。

　　拉贝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好人。

[参考文献]上海东方卫视TV节目《拉贝的南京》《陆川回应质疑》《时代周报》2009年4月20日《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南方都市报》黄慧英《拉贝传》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

这两天我一直在看最近一期《新周刊》上的关于《南京！

南京！

》的专题，其中《新周刊》主笔胡赳赳把这部电影吹得天花乱坠的，真的把我的胃口吊足了，尤其是胡赳赳还说了这么一件事儿：陆川在剪片子之前，邀请王朔来观看，结果王朔说：“把前面剪去一半，就是世界名片儿。

”都被吹成这样了，怎么可以不看？

于是首映当天我就去看了。

看完之后，我开始严重质疑胡赳赳以及王朔的鉴赏力，如果这样一部电影可以被称之为“世界名片儿”，那姜文的那部《鬼子来了》就是宇宙名片儿。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样一部《南京！

南京！

》？

胡赳赳对本片的一段吹捧也许可以让你我找到答案：“陆川的电影破解了某种思维：被体制内认可的影片一定是主旋律影片，被市场认可的影片一定是商业影片，被学院认可的一定是知识分子影片，被专业人士认可的一定是独立影片”，而陆川拍《南京！

南京！

》时“学会了走这样一个‘四边形’”。

一部电影，它既是主旋律影片，又是商业影片，又是知识分子影片，又是独立影片——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四边形”电影吗？

还真就有，例如陈凯歌拍的《无极》就是一部这样的“神作”，而《南京！

南京！

》是我看到的第二部这样的“神作”。

只是，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儿？

一部电影可以四面讨好？

这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总能看到这样一种人，他们谁都想讨好，但经常四处碰壁，而且这种人是绝对不可能交到真心的朋友的，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对谁都不够真心的烂好人。

电影其实也一样，一部电影如果谁都想讨好，完全不知道取舍，其结果就是把电影拍成一个“四不像”——几年前，陈凯歌把《无极》拍成这样的“四不像”，这没什么，毕竟那只是发生在“圆环套圆环娱乐城”里的事儿。

但我真的不能忍受陆川把《南京！

南京！

》拍成一个“四不像”，因为1937年的南京城是我们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痛——作为一个导演，如果想用这样一个题材去投机，去四面讨好，并因此无法做到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创作，那这个导演臭大街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当然，你也许会说，陆川拍这个题材并不是想要投机，而且他也想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创作，只是他的编剧水平和导演水平有限，所以就把《南京！

南京！

》拍成了一部独立知识分子主旋律商业电影。

真是这样吗？

希望如此吧。

说到本片的编剧水平，我记得曾一度传闻说陆川要找朱文做本片的编剧，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如果真要是让朱文来当编剧，这部电影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情节生硬、散乱了，因为朱文还是很有水平的。

至于本片的导演水平，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本片的视野太小了，既然把名字都起成《南京！

南京！

》这么大了，那起码得拍出一座城的感觉吧。

遗憾的是，陆川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这部电影本来应该有俯瞰整个南京城的大视野，但结果却是其视野基本上完全局限于一个难民营里了。

而且就是这么一个难民营的故事，也被陆川拍得支离破碎、凌乱无魂，人物形象单薄且脸谱化，让人很难产生代入感。

《南京！

南京！

》中的人物为什么会给人一种单薄且脸谱化的感觉？

这或许是因为陆川还是无法做到直面人性，于是他选择了拔高人性，于是在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崇高”的人。

而在姜文的那部类似题材的《鬼子来了》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崇高”的人，一个都没有，这是《鬼子来了》最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鬼子来了》能成为经典名作的最重要原因，因为最真实的才最能打动人心。

中国人已经被“崇高”绑架得太久太久了，是时候挣脱它的束缚了。

因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不会因为刻意“崇高”而变得更有力量——想要变得更有力量，就必须直面人性。

另外还有一个小发现，那就是最近在中国的“大片儿”里先后出现了那种因为“良心发现”而自杀的日本小军官（《梅兰芳》里有一个，本片里也有一个），这是不是另一种意淫呢？

这种脸谱化形象和以往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小军官的脸谱化形象区别很大吗？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电影还不搞电影分级实在是太操蛋的一件事儿了，因为在我去看的那场，我看到好几个家长领着不到十岁的小孩儿进场看这部电影。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你就会知道，本片中有裸尸、悬吊的人头以及强奸的画面，这样一部电影，根本就不适合小孩儿去看（我身边的一个家长在出现特别暴力的画面的时候蒙住了他的小孩儿的眼睛，结果那个小孩儿很大声地说你干吗儿不让我看啊）。

希望中国GuangDian总急也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以《南京！

南京！

》为契机干点人事儿，在中国开始搞电影分级制——如果这样的事儿真的发生了，那《南京！

南京！

》应该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电影大量运用了满景镜头，手持镜头，晃动感强，带有人的行动特征的晃动感，目的是为了打破画面的平衡感，营造情节氛围及人物心理状态。！

导演陆川想努力用客观角度镜头诉说基调 ，把我们变成了中日战争之外的第三方，以一段钢琴曲开场把整部电影变成了一场真正无言的倾诉，倾诉一种逝去的美好包括景色 南京这座城和人心。

在生存和道义表现方面更多加入了南京大屠杀的导演意识，让整部影片充满对峙和融合。

如题，陆川导演把囧的精神理解的很透彻啊。。。。

好吧我承认我落后我老土我跟不上潮流大家都热闹完了我才来凑。

我等网络版也等的很辛苦的。。。

我在刚准备去睡觉的时候发现这片下完了，想起之前心潮澎湃的热血期待，手贱就开始看了。

刘烨同学很帅，但是我没搞懂他出场到底为了说明什么。

好吧你说为了表明中国军有抵抗，但是你整个影片到底主要想表现什么？

刘烨同志死那块儿，大家齐呼中国不会亡的时候我很没良心的差点笑场。

走形式不带走得这么生硬的啊，我好容易培养起来那点情绪全被你搞没了。

范伟的老婆和小妹真叫一个漂亮啊，那眼睛，美的哟而且两人心理素质好到爆，日本军眼皮子底下打麻将唱大戏。

我都被你小眼神勾引了你这不是摆明说你来吃我呀你来吃我呀？

范伟同学在离开的时候那个悔悟哦在赴死时候那个英勇哦你丫早干嘛去了？

别跟我说我一时犯错然后最后幡然醒悟了啊，多少年前的剧就不兴这套了。

江一燕是亮点，绝对的亮点。

但是作为某特殊职业女性，太素了点，就一女学生。。。

还是说当年恩客们就已经好这款了？

高圆圆同学老了啊，想当年也算一美女好高兴不止我一个人在老人家以后也要走知性路线。

还有角川同学。。。

我已经。。。。

无法评论了。。。。

虽然日本人爱自杀，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他想自杀的理由啊啊啊！！！

唯一的解释是殉情！

他热爱的两个女人都死掉了！

他也不想活下去了！

同志们你要理解一个曾经的小处男的心情啊还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会带着一小兵押送那两中国人到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他跟那小兵演什么感情戏啊？

还有他为什么杀了高圆圆但是竟然没受处分？

知道答案的赐教一个。。。

话说我想起我有个哥们长的满像他，回头找机会欺负他去。

总之我看的叫一个纠结。。。

我日这是虾米啊！！！！

笑点一片祥和一片尸首一片强奸一片我靠怎么才能这么调和出来的？？

后来，我看出端倪了。

日本军是来表演才艺的？

唱歌跳舞搞笑连摸泥鳅舞都出来了！

而最后，太鼓演唱会和阿波舞游行都出来了。。。。

orz好吧，这是一个歌舞剧。。。

老子都算亲日派了也没见能这么亲的，我真败了。

想起当年知道要拍这片的时候，我也是半夜一口气把拉贝日记的小说看完跟熊一样在屋里转圈然后发狠的一遍遍问自己我他妈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要来日本设想了无数种方案甚至考虑跟我所有的日本朋友绝交最后大半夜打电话把我一特别好的朋友从床上拎起来语无伦次的要他给我道歉。

亏人家大半夜半睡半醒还得听我用半吊子日语前言不搭后语的给他做南京大屠杀的名词解释而且非要他给我道歉。。。

我也喜欢日本，喜欢的要死。

我也不是愤青，也想冷静的正视历史。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用来开玩笑。

也许你是怀着一个沉重的心情来想做一个好东西。

但是，看了这影片。。。

我想了一下，还是不能接受啊！！！

虽然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通过陆川的采访（见下问），我知道这肯定是好电影，所以给了五星。

看到陆川的采访，口水一下，就直接转他的采访，比我唠叨强多了《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我不担心《南京！

南京！

》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

”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

南京！

》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

南京！

》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

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

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

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

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

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

南京！

》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

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

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

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

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

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

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

”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

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

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

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

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

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

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

我说：“ 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

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

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

”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

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

”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

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

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

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

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

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

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

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

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

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

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

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

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

”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

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

”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

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

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

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

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

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

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 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

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

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

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

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

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

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

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

而《南京！

》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

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

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

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

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

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

”看完《南京！

》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

”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

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

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

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

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

”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

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

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

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

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

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

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

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

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

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

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

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

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

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

比对。

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

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

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

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

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

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

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

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

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

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

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

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

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

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

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

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

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

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

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

”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

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

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

”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

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 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

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

南京！

》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

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

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

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

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

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

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

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

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

《南京！

南京！

》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

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

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

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

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

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

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

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

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

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

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

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

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

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

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

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

不是。

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 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

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

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

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

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

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

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

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

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

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

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

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

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

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

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

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

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

”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

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

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

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

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

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

”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http://luchuan.blog.sohu.com/113467909.html哭泣的人无法思考——《环球银幕》专访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就整体而言，《南京！

南京！

》是一部非常大胆的风格之作。

首先，日本军人角川才是《南京！

南京！

》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

虽然最终给人感觉很自然，但你不怕有人反感抵触吗？

事先没有考虑这些，最近给一些朋友放映的时候，才有人陆续对我说，极端民族主义者会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

这么设置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新电影。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很多了，成了一个很符号化的东西，但就我这几年看史料的感受而言，这个题材除了一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东西之外，其实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史实，说好听点，就是被遗忘了，说不好听点，是刻意被抹杀了。

那我就觉得这篇就得从头翻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不如随着日本人的目光进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

据我们所知，影片拍摄的很多素材都没有用，刘烨扮演角色的戏份修改了很多，他既没有躲进难民营最后也没有逃出南京。

你不怕观众觉得故事上有断裂感？

在刘烨这事上，我们主创是有过挣扎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很统一地决定，让刘烨中间就牺牲掉。

原来剧本里的刘烨写得非常完整，但电影其实是有生命、自己会提出要求的。

我记得刘烨当时一进难民营的时候，群众演员根本藏不住他，一米八六的个儿，形象硬朗，鹤立鸡群。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让他活下去，这事就太像个电影了。

其实我可以完全这么拍下去，因为中国电影已经以很不讲究的方式拍出来不少了。

后来决定，这个事太重大了，也没有贸然做决定，就这么先拍着，其实从拍戏的第一个月起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因为他在难民营太扎眼了，如果我是日本兵第一个肯定先枪毙他。

当时日军在南京完全是以清洗的方式搜捕中国军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他一次次地出现还能活下来，逻辑是讲不通的。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这么拍了？

真是拍到最后的时候。

我呢一直揣着这想法，最后刘烨的档期也到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你跟刘烨是怎么沟通的？

他最后一次来剧组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其实刘烨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

我希望他会以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公众记忆之中。

我给几个海外的朋友和片商看过片以后，他们会说，天呐，这个男演员完全是巨星风范。

但当时说这事时，双方都很伤感，我后来为他专门重新写了挹江门屠杀这场戏，前段时间他来配音，完整地看了一遍，激动得不行不行的，在走廊里抽了很长时候的烟。

片中的主角们是否都有原型？

都有。

我可能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我有一个朋友叫樊建川，是一个四川房地产开发商，用自己的积蓄建了28座建川博物馆，其中有抗日馆等等。

那时候他知道我要做这事，免费把博物馆打开，让我在里面像蛀虫一样蛀了很长时间，角川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日记综合而成的，姜淑云则是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因为有一位中国教师在日记里记载，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

小豆子也有原型吗？

这个角色着力不多，却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出场，瞬间就让人产生了心痛感。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抗虏馆，我在里面偶然间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震动。

这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他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就是一个小催本儿，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

看了这照片后我就特别心痛，所以就想在刘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儿。

其实小演员长得不好看，但他特别真实。

这孩子是在天津找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动人，没意识到他丑不丑，他那脸啊特别厚实，你捏一下他就冲你憨憨一笑，我一眼就特别喜欢他。

一拍戏，那真是全场皆惊，刘烨都得压着他点儿，不然戏就被他全抢光了。

他绝对不是故意想抢戏，但他做什么动作你都特别想跟着看他，比如说他敲敲刘烨的背，把子弹递过去，你的视线就会跟着他走，我当时就不得不让他出画，不然摄影机就不是跟着刘烨了。

原来设定是让小豆子在日军的活体刺杀中死去，而且也拍了，大家看了样片，都觉得让小豆子这么死了太可惜，应该让他往下活，就把这小演员请了回来一直养在剧组，因为让小豆子怎么活下去，其实还没有想太好。

后来一边拍结局就慢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原来的结局是刘烨活着逃了出去。

这小孩在剧组呆了8个月，长了 14厘米，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了少年。

有时候想想拍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

影片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你把摄影机对准了一张张群众演员的脸，而且每一张脸孔都特别真实，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就是当时的牺牲者。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

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就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种感受是我们主创共同的一个认识。

我说的话可能会触怒一些研究者，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清军入关在江南遭到的抵抗是很惨烈的，七八个月打不下来最后就屠城。

我在日本兵日记里看到，说有七八个妓女在慰安所拔出日本兵的刺刀去扎他们，而日本人受伤跑掉在外面吹集合哨要弄死这几个慰安妇的时候，这几个人抢一把刺刀纷纷抹脖子。

还有一个日本兵写道，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

这些事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日本人屠杀原来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个就很符合逻辑。

我特别想通过《南京！

南京！

》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

事实上我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会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

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代价，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所以在《南京！

南京！

》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

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再现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他们的服装其实和主演一样考究，有100套衣服从做工造价等方面和主演是一样的。

每次在现场，我们都要按照历史照片在一千多的群众演员里仔细去挑脸，挑我们认可的中国人的脸，每次都经持续两三个小时。

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东北拍的时候，武警派出了大批部队支援拍摄，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脸很多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质朴、坚毅还有那种无奈，信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

如果换一个人拍《南京！

南京！

》，可能会拍得特别煽情，而且比你更惨烈，但你是一直往回收这种情绪，这让《南京！

南京！

》有了一种更真实的强大气场。

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拍片一直吝啬自己的情感，不太去放纵，尤其是这样一个电影，你稍微一放纵，就会哭声一片了，即使我很压抑地去拍，估计还是会有些场面导致哭声一片。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让观众尽可能地大部分时间是冷静地去“参观”这么一个惨烈的事件，让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泪汪汪。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至于你说的真实感，我在导演阐释里就说过，这种感觉要扑面而至，从开场到结尾，是要山呼海啸式的，必须用最强悍的大量新鲜的真实细节去淹没观众，让他们呼吸的全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只有这些最真实的细节，才能形成一个综合的气场。

《南京！

南京！

》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的情感系统，因为它最终讲述了双方都是受害者。

它给了我们一个新角度去看南京大屠杀，甚至是中日关系。

观众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日本军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在看完日本兵的日记后，就感觉战争在施暴者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景象。

很多事情对受害一方来讲，是太可怕的事情，但在日本兵的日记里，他们会说，今天跟班长出去了一趟，干什么是很隐晦的，要么说今天发现了一罐红糖，特别高兴，说晚上可以煮红豆年糕汤了，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你会发现，我X，你的地狱是人家的天堂，人家玩得可开心了。

对施暴者来说，战争不是你我想像的那种紧张状态，而是一个日常态，很松驰的。

这种对于战争的陌生化感受很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受害者，说不好听的，在明天的战争中，你有可能就是施暴者，当你居于上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成为战争之神后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极高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会参与到这种群体恶行之中。

《南京！

南京！

》的情节淡化了戏剧性，台词少节奏也慢，但它却一直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下看，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处在一个梦境之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最后剪定版时突然发现了这种感受，尤其到结尾，钢琴声起来，小豆子出来，突然感觉像老电影或默片，它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意义，就是这种梦幻感。

说实话，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这是我最后的感受。

拍到最后一天时，我才想出了这个结尾，然后跟大家一讲，他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拍了，出奇的顺利。

我会觉得这个结尾寄托着我的一个巨大的善意和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是这么去对待和尊重生命的，而小豆子就像一个火种，从刘烨的手里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再传递到角川的手里，我觉得所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它骨干的人民内心存在着巨大的善意，这些人在一起就能保护和尊重生命。

日军入城仪式令人很意外，因为它极有美感，音乐与画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

我当时想，陆川要干嘛啊，把日军拍得这么雄壮？

但当他们处在狼烟之中时，突然又有了一种很诡异的魔鬼的感觉。

你是怎么构思出这场戏？

不知道你写稿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的，你可能是先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就一直飘浮在那儿，像一个浮桥，你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浮桥接通，达到彼岸。

这场戏当时就是我的几座浮桥之一，剧本几乎从头至尾都重写了，但只有这场戏一直保留着。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

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

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

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

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

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

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当兵的时候，我研究过军史、历史和战争史，知道战争中屠杀的本质，所以觉得让现代人去了解这种本质，其实特别有意义。

这种威胁到现在还一直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警醒别人可能会来侵略我们，我们还要警醒我们可能会去侵略别人，真的。

丘吉尔说过，正义战争往向走一步，就是邪恶。

二战后期，德国人已经被打残了，而盟军还是在德莱斯顿平民区完全无节制地扔汽油弹，一夜之间烧死了4万人，后来照片公布，那地方被烧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南京！

南京！

》让人看完后，感觉创作者的立意和心态都是非常强悍的。

很多人可能想过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南京，南京》后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或是反思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

人的一生都在渴望自由，希望有大自由，这种状态一死亡能给你，还有一个就是战场。

这就特别可怕。

有一个女作家写过一本讲战场杀戮的书，我觉得她的理解有点儿隔靴搔痒的意思，关键女性对战争没有欲望，而男性内心是有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南京！

南京！

》至少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家再去想这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

其实我内心的体验其实要比它呈现的多得多，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电影上映之前说说自己的想法，因为《可可西里》我想说的时候，电影都快下片了。

观众愿不愿意听陆川说话？

他们可能想听，但只是一点儿。

采访/世亚http://luchuan.blog.sohu.com/114479585.html

1.对于陆川，我有两个不信任，智商不信任和灵魂不信任（这是我照搬了某人说黄继苏的话）。

对于陆川的电影，我秉承着两个凡是，凡是陆川拍的电影在观看之前一定要慎重，凡是陆川拍的电影绝不能听主流媒体的声音。

2.当初的《可可西里》，我是抱着一定要被感动的决心观看的，看完之后我却苦笑都笑不出。

当一个新导演露不出丝毫才气与灵性的时候，所谓的“真诚”与“艰苦”就成了最好的说辞。

后来又听说他盗用别人拍摄素材被起诉的事情，再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前天去看了《南京南京》，不是非要看，是因为这个档期实在太完美了，五一放假，如果不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的话总觉得有件事还没干。

平心而论，《南京南京》有它自己的品质，比如摄像不错、配乐我很喜欢，战争的场面与气氛也十分到位。

但是这和导演有多大程度的关联，我没法考量。

这不是陆川一个人的电影，幸好。

此片最大的亮点在于一个面对战争的辩证的角度。

它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视角：战争中的日本人依然具备人性，在用枪杀人的刹那，也会闭上双眼。

可惜的是《南京南京》采取了一种笨蛋的方法来表达，当镜头对准角川，你会清楚地看到他的惶惑、挣扎、爆发与崩溃。

这条线索步步为营，却一点也不妙，陆川总是把故事讲得很直白，就连小学生也瞧得出。

而人性往往要比这模糊复杂许多。

照我的看法，《南京南京》的剧本缺乏张力，手法粗陋而笨拙。

他企图用一个难民营的笔触，去描绘一个城的灾难。

这种野心因为自身的功力不足而显得颇有些狼狈。

3.真正杰出的作品也许会令人产生不安，但我认为《南京南京》不在这个范畴。

它所给我带来的心理恐慌是用冰冷的沉默的镜头和残忍的叫人不忍心看下去的场面拼接而成的。

这种不安就像你还没上中学时第一次看A片，他不需要拍得很好一样可以让你感到害怕和难忘。

陆川想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还原与再现，为这个老旧的题材打造一个全新的签上他的名字的作品。

然而这些对于一部出色的电影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影片有很多地方让我费解，光是慰安妇这个话题大概就占去了三分之一，在这样冗长的段落里，除了中国女性被硬生生的劈开双腿，我看不出导演还想说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可这样一个导演和一台中立的机器又有什么分别呢？

可能是剧本的原因，我总觉得有些地方非常骇人。

比如那句震天响的“中国不会亡”，还有在被日本人包围的安全区里，居然有几个缺心眼的姑娘，拿起手绢唱起戏来了，最要命的是影片的结尾处，小豆子那充满希望又莫名其妙的笑容，简直令我毛骨悚然。

我只能赞叹一句：搞，实在是搞。

4.中国导演似乎不大能接受自己全方位的平庸，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喜欢撒狠。

《南京南京》为什么会受王朔的青睐？

因为它确实没有美化战争，把残忍放在桌面上一一呈现给你看。

这样的电影你没法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导演的态度参入得越少就越能赢得影评家们的口碑。

当初看《绿帽子》，别的没印象，就发现刘奋斗这导演真有股狠劲儿。

宛如一台电线短路的机器，不停地咆哮和发泄。

问题是伎俩的拙劣让这种发泄物很接近排泄物。

一个排泄物即便再真诚我想也不值得赞美。

5.观看《南京南京》，你得结合着一点相应的花边新闻，作为切入点。

前两天我听说，陆川许诺只要《南京南京》的票房突破1.5亿，他就去裸奔。

从现在来看，全国人民都在帮助他完成裸奔的愿望。

那时候，陆川一脱，观众们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妈商业片啊。

我还听说天津的不少中小学组织集体观看《南京南京》，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这段时间最令我咋舌的新闻，我永远无法原谅这群脑里长J8的傻逼。

6.让人内心异样，却没有回味，真是很奇怪的一部电影。

草威脉搏：http://www.mtime.com/my/caowei/

我说《南京》功利，朋友YK就说我还客气，他说这片子欺骗性强，稍不留意就被拐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许一般观众不这么看，不过我发现在和讯这个博客说这些话倒是有知音，没人断章取义。

有些人的留言一针见血，比我说得还准确。

但是我也就再多说几句。

这片子特明显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一种功利。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感觉不统一，节奏感也不好，野心特大，才气却无，这都还是技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先行。

日军？

也有有良心的，最后甚至都扛不住自杀了（日军里花最大笔墨写的角川）。

军人？

有有血性的，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刘烨演的那个）。

知识分子？

软弱过，背叛过，最后还是有良知了，选择了大义凛然。

女人？

有很勇敢的。

妓女？

也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号称有史料基础，但是表现得特形式感的刻意）。

外国人？

有拉贝先生（淡化了他的角色，强调中国人的英勇）。

孩子？

有个孩子逃出来了，你看他都笑了说实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是我最想吐的时候，那些说“真实”的人都怎么想的啊？

肯定有人逃过了那一劫，但是你相信刚刚经过了地狱之旅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忽然就那么做作地笑起来了吗？

还摘了小草吹毛毛！

这光明的尾巴，好莱坞式的结局，知道是在学呢，可惜导演功力太差，实在没法令人信服。

两个人能逃出来我已经很欣慰了，您能别再让他们做作了行吗？

要说人性，这时候任何正常的人性反应都不会是那么温柔地吹着小花小草，假惺惺地互相看着笑！

麻木，快跑，甚至歇斯底里的狂笑，默默呆呆地走，都有可能，突然来了MTV式的画面，我吐（或者用一年轻朋友话：被雷到了）。

电影不忌讳虚构，但是要建筑在心理真实的基础上。

这不能让人信服的结尾画面的虚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影片中没那么明显的还有很多！

上面提到的唐先生忽然大义凛然起来，我们也感受不到任何心理发展的脉络，以至于夫妻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画面，一点也打动不了我，而是明显的地觉得这是在那里强写强演。

那些什么妻子伤心欲绝，忽然大义凛然的丈夫却在微笑地安慰之类的老掉牙的桥段，唉，美国人还嫌斯皮尔伯格媚俗呢，相比之下，斯当然是大师！

至于唐先生的形象---有那么多演员可以选来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非用范伟，范伟是个好演员，可是，在这么个悲情片里，且先不说他的喜剧背景让人分散注意力（任他怎么严肃地演），就说他的形象，也分散人的注意力。

真是抱歉，怎么看范伟怎么难相信是个说不止一国外语的拉贝先生的秘书。

这比起结尾那强扭出来的笑画面还算是导演技术判断上的小问题。

但是，我看到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写的文章，说得很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虽然在态度上和主观故意上没有问题，但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使之成为了一部概念化的电影作品。

只不过，与过去国产影片常常出现的概念化毛病相比，它不是那种一味表现日本人如何残暴的脸谱化的概念化，也不是一味强调要复仇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化。

恰恰相反，它避免了过去电影中所有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毛病。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姑且称这种极端为概念化的人道主义，想当然的人道主义，文艺腔的人道主义，无关现实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

这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创作思想，使得《南京！

南京！

》虽然在细节上尽可能做到了真实，但在整体上却虚假，是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

我必须说，我跟陆川导演一样是爱国者，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强烈的。

其次，我是一个艺术感受还算敏感的人（我是跟陆川导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硕士，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不是没心没肺之徒。

但是说实话，我在影院两次看完《南京！

南京！

》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

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既然我在观看半途中放弃了同时正在放映的英格玛•伯格曼影展，从电影资料馆匆匆赶到中影集团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首日放映；既然我非常喜欢陆川导演的前一部影片《可可西里》；既然我对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那次大屠杀一直是强烈关注并认真思考的；既然这部影片的制作是如此认真，导演和演员所投入的情感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影片为什么却不但没有感动我，反而使我一直感觉到某种不安呢？

这个作者还写到：“我至今还能很清晰地记得若干年前第一次看《鬼子来了》日本人跟中国村民联欢那场戏时的感觉：在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跟日本人亲热的时候，我始终是紧张的，始终觉得日本人会跟中国人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是那日本人，我也会急了。

这种感受，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能使人吓出一身冷汗。

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

南京！

》几乎只能算是一道甜点。

《南京！

南京！

》里没有那样准确真实的细节，它的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可疑的，臆想出来的。

比如，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片似乎没有明确交代那是一名军人，也可能是剪掉了）？

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

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子唱戏（为了表现美好事物的脆弱？

）？

甚至打麻将（为了表现中国人坚韧的生存观念？

）？

刚刚被放生，应该还不明就里、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为了表现某种希望？

采花跟希望有何逻辑关系？

赶紧逃到安全地带才是正事！

）？

甚至唐先生小女儿一句“外面是不是在放炮仗”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便接受。

城市都被打得稀巴烂了，她还不明白那是在放枪？

难道她此前一直活在真空里？

不就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烂漫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吗？

至于非得靠这种办法来表现吗？

什么叫文艺腔，这就叫文艺腔。

当然，最大的文艺腔莫过于还是角川的自杀了。

”这个作者举的这些例子也是我入不了戏的原因，所以我就懒得一一举例，直接摘她写的算了。

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又比我客气。

对待几十万死难者，任何虚伪的方式我觉得都有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可能性。

也许不是主观故意的，但是却不能让人无视之。

而这个片子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正在于，什么都想要，一边是学好莱坞主旋律（也没学好），一方面还要艺术性啊，深刻啊什么的，比如影像上追求形式感（相当刻意），再如就是对日军的处理。

但是我们得知道，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背景跟我们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犹太人二战遭遇是很惨，但是他们之后痛定思痛，反思也特别强烈，行动上思想上有一大套作为，从以色列复国（现在从当年的被欺压者成为了对阿拉伯人的欺压者，这一点让我想起《暴雨将至》，为什么那个片子深刻，因为它指出了暴力的环环相扣），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二战中纳粹的恶行，集中营的悲剧，犹太人受的迫害，等等，以至于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

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最后遭受了那么大的悲剧，所以他们决定团结起来，不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这样那样的行动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德国人对于二战中的行为，明确地认错道歉，就算心中有什么不服，都是不敢公开说的。

奥斯维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西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各国首脑齐聚历史遗址，为死难者默哀。

我们得知道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是在那么多的关于犹太人经历的文学，电影，传记，史书，等等之后，一个让人真的有点厌倦了的题材---是啊，犹太人你是挺惨的，可是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啊？

能不能稍微来点宽容啊？

可是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的历史并不是如此。

是的，之前有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是的，有了那么几本书（还基本上是境外的人写的影响大，如张纯如，拉贝日记），可是，中国人，亚洲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根本不像犹太人那样宣传的世人皆知。

并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正式地对历史做出真正的反思和道歉，不仅仅是对中国，包括对亚洲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整整几代战后日本人无法从教科书里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这是我在美国上学时跟日本同学交谈时有亲身体会的。

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奢谈什么愤青狭隘民族主义？

我可不是愤青，我喜欢日餐日本设计至今最想去的地方是京都，在美国上学还选了日本艺术史，日本文化史之类的课，我也不抵制日货还特喜欢日货，在美国开的是日本车，因为日本车省油。

但是这个事情需要说理。

现在南京大屠杀也有纪念日，我们看到过日本首脑也如德国首脑去奥斯维兹纪念仪式那样到南京去祭奠的场面吗？

在这种情形下，你学斯皮尔伯格是学得起的吗？

斯皮尔伯格说，够了，德国也有好人，再说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犹太人那时候为什么群羊无首，还得靠一个德国商人救出那么几个人？

斯皮尔伯格潜台词你明白吗？

其实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英雄，也含有对自己民族当时现状的深刻反思，那时犹太人没有组织，真的是靠别人的怜悯和良心来获救的。

承认这一点，也是一种冷静的反省。

反观《南京》，对敌方与我方都没有真正的反思。

看一部电影，我总希望它能告诉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一点启发。

《南京》没有给我任何这种东西。

俘虏被大规模地射杀，慰安妇，强奸妇女，哪些我们不知道呢？

对，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导演编出的那几个具体人物，那时候也有勇敢的人等等。

可是如上所说，多数都是概念先行，让人无法入戏和感动（所有人都指出妓女小江那个部分，也真算是全片亮点了，但是那个女人举手的那种形式感也是特别刻意感。

这种戏特怕刻意感）。

就说是有个日本兵扛不住，自杀了，这个也不难想象，任何战争中都有扛不住的扛不住倒是正常的。

我更想知道，当时这场悲剧是怎样一环扣一环发生的？

之后，各方的反应？

人们做各种选择时最真实的处境和心理？

包括平民也包括有决定权的人物？

显然，有组织地把俘虏平民圈在一起像割麦子那么杀人，不是小兵绷不住的自发行为，而是某种级别的军官下令的。

任何到了战场上的士兵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国际级别的惨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了解一下更高层的人在这中间的角色？

日本军官的心理？

毕竟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是从高的审起，没听说审小兵的。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当然也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以前我们说国民党不抵抗，现在我们说其实国军也是抗日的，也有很多英雄行为，但是也没必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毕竟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南京是在这个政府统治下，这个政府的部队下沦陷的。

史料里也有当时的各种状况，包括封江的决定，使得大量滞留在南京的本来已经是从别地逃来的难民无处可逃，只能滞留在南京城内，而这些人日军来后很多没有身份证件，特别容易被日军当成是化装的国军士兵而处死。

说到更远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几年后被推翻，在当时的确是符合逻辑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当政的时候，让自己首都的公民承受了这么悲惨的遭遇，不可能不倒台！

这是说什么也没用的。

美国共和党政府不要说被人侵犯了，去侵犯别人搞得一团糟，都被选民给选下去了，这是民主的必然结果。

而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主，所以当时共产党以装备的弱势靠枪杆子的胜利也必须承认是一种人心的选择。

这些东西不应因为历史的修正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

任何一个政府也是要为这样的惨案向人民谢罪的，即使自己无能为力，那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道歉。

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道德承担，政府当然更得有道德承担。

所以，《南京》一片没给我任何我想了解的东西，只提供了一些廉价的所谓人道主义。

我也不相信《南京》会受到电影节之类的青睐。

艺术水准没到，而面面俱到更是有个性的艺术家最忌讳的事情。

当然，在中国的广电总局，日本人，国际影展，国内市场间玩平衡，也许就得这样。

也可以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另外，我不否认制作者创作者投入的精力，演员也是非常真诚地投入。

但是，从根子上有问题，任是其他的努力怎么也是没用的。

另：关于南京当时司令长官唐生智：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

九一八事变后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

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

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自相残杀（详见南京大屠杀#背景），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

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

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他当时还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这么一位人物，在国共两党倒都混得不错。

对我方的反思，也只能去读史料啦。

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可能面对真实的敌人。

在网上接着看：当时南京守军有十余万，归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但唐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坐以待毙。

12月12日，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至正午，雨花台陷落。

下午二时，又攻陷中华门，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下午五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突围命令，而他本人却不顾自己立下的“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仓皇地渡江出走了。

13日，日寇占领南京。

当日寇侵入南京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大多数都躲进了“难民区”。

其余有些人是公司、商店里的留守人员，有些人是市民，他们要看守自己的房物，因此，街道上已经见不到多少人了。

可是前方溃散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驱来的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了南京城。

他们来到南京后，敌人的炮声、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慌张，希望躲入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但又被拒绝；最后，则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

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向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过挹江门到下关中山码头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时，最后逃出南京的一部分国军官兵，蚁集在江岸上，未能脱险，此时深怕难民群妨碍他们，所以把挹江门、和平门两道城门紧闭起来，以便于他们抢渡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