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高

[呲牙]教育局长连升三级任抗日前线的县长！

处国家危难之时，居人人自危上高，“酸儒”县长的处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强]重教育！

在抗战举步维艰的时代，甘居陋室，让县府于学生，百姓无不感激！

[强]之于匪过如梳 兵过如篦的乱世！

为百姓办事！

遇兵士侵犯民女至其投河自尽，还人之清誉名节！

不惧军威，争其公道！

上有国法，下有民情！

有理有节，信奉：仁者无敌！

[强]遇战时投机倒把，以百姓利益为先！

充公走私之粮食！

虽有司令求情，曰：圣人，诚不可欺我！

[强]虽处站前，县城秩序井然！

返乡祭父，薄酒一碗诉衷肠！

曰职守；曰操守！

职守，当与上高共存亡！

操守，文人之气节，若城破，自当投河！

不受倭人之辱！

[强]日寇侵犯！

留一家妻儿于城中。

亲率农夫支援前线！

挖战壕，运弹药，送粮草！

同仇敌忾：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人少送人，粮少送粮。

只为将士安心抗日！

[强]言传身教，亲力亲为！

黄县长一身傲骨，县长夫人也是全力支持！

家有良母，其子不忤；家有贤妻，其夫不奸！

剧中有句：黄夫人说，若城破，愿携孩子随县长投河！

[强]若有此，复何求！

这部电影没有上过院线，只在CCTV-6播出过，我估计上院线可能票房不保。

这部电影在豆瓣上标记“看过”的人不到1000人，可以说是相当小众。

然而，影响力小不能说明拍得不好，影响力小不能说明立意不高，豆瓣的评分只能说明看过的都说好。

这是一部非典型抗日题材电影，从头到尾你都看不到一个日本兵。

讲的是一介书生临危受命，到抗日最前线当县长的故事。

不同于我们一般看到的国民政府官员形象，他先人后己，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办公场所让给还在危房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为民请命，让驻军从严处理抢百姓粮食和奸污民女的军人；他刚直不阿，对同僚的投机倒把当头棒喝；他身先士卒，带领民众挖战壕、送军资上前线，告诫家人如果城破就投河自尽。

就这个一个执拗的书生，从驻军总司令的眼里由“酸儒”最后变成了钦佩。

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最终上高会战取得了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少有的胜利。

有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而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读的是孔孟圣贤书，心中有仁义礼智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可开坛布道，武可挥斥方遒。

有为了记录“崔杼弑其君”而被杀的史官三兄弟，有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腰斩的方孝儒，有高喊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有之，请自嗣同始！

”的谭嗣同……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存在，中国文人的形象才是那么高大，而不光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而已。

看这个片子我居然被感动到了。

本来开头沉闷的让我放弃，离战争片太远了，一股浓浓的落魄的酸楚，有一种必败的苍凉，让人不舒服。

而后面一层层的拨开这个人物的内核是那么热血，那么励志，似乎世界都在围着他在转，战争的胜利似乎有神助。

让我不由的想起好莱坞大片《血战钢锯岭》，何等的相似！

同样是一个人的执着掀起一场人心的革命，从场面上好莱坞是没得说，而人的执着的精神来源更强调个人的英雄，所有人也只是军队的胜利；而黄县长本人没有那么英雄，外表更多是懦弱的书生，但思想内核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是简单但有力道的感召着每一个人。

美军的一场战役是他们强大的国家在支撑，对每一个战士来讲有困难也有可能牺牲，但民族没有危亡，胜利只是早晚的事情；再看1940年的中国，已经沉浸在落后挨打的屈辱中100多年，国家民族面临何等的煎熬，每个人都是惶惶不可终日，谁都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

黄县长的力量更具有穿透力，不说那种上纲上线的话，他只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做到了几千年前的孟子提倡的德与行，只是几句话就击溃了那个时代的“常理”。

不能不说中国文化的深远，力道远大于美国的简单直接的英雄主义。

另外，很多人都在吐槽地下工作者的桥段，我不得不说两句。

首先，这是史实，没有必要故意不说；其次，没有因为有这个史实就有意贬低某军，只是比较客观的说了当年的混乱的现实；再者，从情理上说，黄植根于群众，懂得爱民和发动群众，即使当时不是共产。

党，在那个不堪的年代，他的仕途会如何呢？

他早晚也会被逼上这条路的。

总的来说这个情节是合理的。

电影《我的上高》以闻名中外的上高会战（又称“上高战役”或“锦江会战”）为背景，记述了一位书生县长率领县民支援抗战及其与驻军之间的博弈、斗争故事，塑造了一位英雄书生的形象。

影片通过为“书生”立传而为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传统文化中透射出英雄文化的光芒——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最新文化贡献。

一介“酸儒”有力量一般而论，一介书生是弱势的代名词。

书生的身上，洒满了人们复杂的目光。

而本片以正传的方式，报道的就是一个书生的力量。

影片一开始就呈现了一个大矛盾：在日本侵略军的战火已经燃烧到眼前、江西首府南昌已经沦陷的背景下，上饶县教育局长黄清谷被江西省府擢升为上高县长；从上饶到上高连道路都几乎阻绝了，亲族乡邻都劝以留籍不赴任。

而黄清谷却携家小绕道樟树，坚定地奔险地而去。

在亲族乡邻面前，黄清谷咬着腮帮几乎没说话，但是，他的内心是装满了未便诉诸乡邻的大理想的。

影片突出地表现黄清谷是孟子学说的信徒，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有论者云：“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国情怀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得更为炽烈。

” 黄清谷内心如此，所以他虽未多言，但这股心灵的力量却以无比的穿透力感染到了乡族和观众。

黄清谷是个读书人，且出身教育局长，所以他万分重视教育。

而他赴任伊始第一件困难便是学校的校舍亟需修缮，又因时近冬天而来不及在寒冷降临前修竣，黄清谷毅然决定将县府大院调换给学生们，而县长一家搬进了破败漏风的校舍里。

这件事没有外部阻力，但却不是谁都能下得了决心的，这是道德力量的出场。

内心力量和道德力量，其力量形态并不鲜明，却是之后一系列与外部博弈、斗争的堪称逆水行舟的力量的基础。

影片没有疏失于文化逻辑，在此安排了必要的、重要的奠基，可以看作是书生力量的前传。

与外部的博弈、斗争，始于对大兵抢菜事件的处置。

县长黄清谷带着被抢菜的百姓上街挨个寻认抢菜大兵而无果，贴出了《上高县公买公卖特谕》，又被大兵撕了，黄清谷再写一张，接着去拜会驻在当地的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首次拜会并无结果，但显然，驻军司令“藐视斯文”的行为对黄清谷形成了力量积聚。

黄清谷在接着发生的大兵因奸逼死民妇的事件中，强闯驻军总司令部，对总司令罗卓英发出强硬的最后通牒，接着以领导全县罢市的措施逼使驻军接受了上高县的严正要求，而依法严惩了强奸犯。

值得注意的是，县长黄清谷的行动，并不是在被害人家族要求下被动而为。

被害人况庄氏的族人只要求“还况氏一门清白”，他们公忠体国，对于依法严惩罪犯的正当的申冤，“国难当头，不敢奢求”。

但黄清谷却必须向前一步。

他要做的是一场护县行动，也是一场护法行动。

黄清谷发动的罢市行动逼使军方派张师长带来罪犯。

张师长以“军人应死于战场”之理由，向县长和“老表们”下跪求情，并诱以千元抚恤金之重利，黄清谷予以回击和严拒。

书生县长黄清谷的力量，在这场行动中充分释放，影片也将书生的力量正传推上顶峰。

黄清谷为况庄氏事件向军方最高长官罗卓英交涉，有一段正气而强硬的力量宣言，也可视为千古以来文人向强势者的力量宣言——……我上高百姓凭什么和大军共进退？！

孟子以仁政教化数千年，而能做到者寥寥无几，我请将军今日做。

仁政之下有国法，我请将军今日行。

第一次拜会后，罗卓英对黄清谷的评价是“酸儒”二字。

他带着对黄清谷的严重鄙视，打电话给省府，要求另换贤能。

此时，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万万想不到一介酸儒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会怎样将他的军，还将怎样给他的抗战提供意想不到的支持。

片末的字幕说，二十天的上高会战中，上高县支持军方的战事，出动了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民夫，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影片还一再表现黄清谷在战争中的坚定顽强和慷慨壮烈影响到罗卓英，使后者坚定了与日军决死一战的决心，成为大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可以看作是影片对书生力量的后传。

力量出自孟子思想“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句流传不衰的俗话，声调里透出的全部意思是“兵”不讲理，不识斯文，全是对“兵”一方的谴责。

在这句话里，“秀才”被预置在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将“秀才”的缺陷全部予以抹平。

以黄清谷与“兵”博弈和斗争的故事来看，“秀才”对“兵”说理，先要自己明确自己掌握的是哪门子“理”？

这个“理”是否充沛了“秀才”的底气，而使自己并不怯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源流中难免出现许多媚时媚俗的伪文化，难免出现以文化作稻粱谋的小我文化。

在这些文化和文化现象里，作为当事人的“秀才”们本身就无足可取，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与“兵”对话？

所以，要研究“秀才遇上兵”的问题，先要研究什么“秀才”遇上什么“兵”。

黄清谷这位“秀才”遇上罗卓英这样的“兵”，“有理”就要讲清，讲不清也要“做清”。

黄清谷浑身都是力量，他的力量来自于孟子。

为了处置大兵抢菜事件，黄清谷不得不拜会驻军总司令罗卓英，他步行三天而至，罗给他三分钟。

三分钟时间讲什么？

讲抢菜事件的案情？

讲处置的要求？

不，黄清谷提问的是：请问总司令，何为仁者无敌？

事后，罗轻蔑地称黄为“酸儒”，也许今天的观众也有同感，但黄清谷之所以敢“酸”得出来、能“酸”得下去，是因为他对孟子学说的把握和理解的通透、精到。

张师长带着强奸犯前来向上高方面求情而黄清谷不准，张师长说：“黄县长，你不要意气用事。

”黄清谷回答：“笑话！

我饱读诗书，怎么会意气用事呢？

”这就是说：“诗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情绪、气概，而是真本事，实力量。

“诗书”是为人的标杆，是力量的源泉，黄清谷依靠它可以面对任何复杂局面，可以回答任何责难疑问。

当上高人于某由重庆返籍私贩粮食的案件复杂起来时，黄清谷依法依理处理之，他有一句内心独白：“圣人当不欺我”，可见，每遇困境，“圣人”的学说是力量源泉，是其心灵的依归。

因此，黄清谷在“兵”面前有自信，有力量，有勇毅。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理清一个关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大问题：孟子思想不是如商君书的抑民，也不是如某些学说那样与统治者共舞，保持暧昧关系；而是立场鲜明地尊民，是“民贵君轻”。

有论者指出：“孔子的仁政对民本思想做了简单的探讨，经过春秋时期的发展，孟子在吸取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

在孟子民本思想中，表述最为鲜明的就是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作为儒家体系中更光辉的一部分，孟子思想卓立于中国思想史的高峰。

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一再扬孔而抑孟，原因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主理想，使他们恐慌。

山西在进入民国以来，创造了全国模范省的光荣，原因正在于山西首脑阎锡山及其师友赵戴文先生强调、布化孟子学说。

赵戴文有《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系列讲座，用于其在军署自省堂行政训练所之用。

赵戴文说：“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之道理，意在依孟子之学说造成之政府，此政府所在之国即足以自救；若更进一步，列国皆能主张孟子之学说而各自造成其政府，则救世界而有余矣。

黄清谷上任伊始，摆在他面前的是强势的驻军和弱势的百姓。

县官大老爷站在强势者一边顺风顺水的办行政，还落得有吃有喝，这应该是不在少数的县长们的选择。

县长黄清谷非但未曾如此，而且并不认为县民的个体遭遇是小事，他带着被抢菜的农民上街挨个寻认抢菜大兵而无果，遂步行三天拜会驻军总司令罗卓英。

本来，早有县府秘书提示他，拜会驻军总司令是他这个做县长的头条政务，但他却在抢菜事件发生后才成行，显然，在他的潜意识中，一个驻军总司令与一个被抢了菜的农民是同等地位，甚至后者更重要。

孟子说：“舜亦人也，我亦人也。

” 来自孟子思想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如山岳不可撼动。

由此可见，黄清谷口中的“诗书”，也就是以孟子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可以说，出现在驻军总司令罗卓英面前的，不是黄清谷，而是孟子。

黄清谷对罗卓英提问“何为仁者无敌”，罗提醒：“先生拣重要的说，三分钟很快就到”，黄清谷并不是如梦方醒地赶紧擦把汗进入“正题”，而是正色坚持自己的话题：我所说的，是天大的事。

所谓仁政，就是轻徭减税，让百姓精做土地，教导子弟做孝悌忠义，感受仁政教化的人；有忠信，知廉耻，遇事都能向前。

而不施仁政者，人民就不支持政权，就会背叛。

故，仁者无敌，惟有仁义。

黄清谷向罗卓英出语反问“我上高百姓凭什么和大军共进退”，意出孟子原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黄清谷问出“何为仁者无敌”这句话，罗卓英也知道“典出《孟子》”。

可见，在培养一代民国人物的伟大历程中，孟子学说巨大的存在感。

军方对于一介“酸儒”的态度，由鄙视到敬重，由排斥到依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孟子精神打通了“秀才”与“兵”的障碍，呈现了精神文化的共鸣。

这种共鸣在张师长率部出征前请黄县长为其讲话时，达致高峰。

张师长要求讲的是“三民主义”，黄县长却说：讲三民主义，大兵听不懂，你就告诉大家：死了有人埋，伤了有人抬；要粮上高给，要人上高出！

不能说“三民主义”里没有孟子思想的成分，但黄清谷的话，却是孟子“舍我其谁”精神的最本质、最实际的具象化、人性化。

这进一步表现了孟子思想的力量所在和黄清谷对孟子精神思想理解得通透，是把握了其核心的，所以，黄清谷这位“秀才”对“兵”说理怎么会有说不清的呢？

传统文化与英雄文化笔者和我们的英雄文化研究团队所研究的华侨抗战女英雄李林，是名播华夏的民族英雄。

由英雄源流而最新定位李林：中华传统知识分子道统责任观与现代革命家担当精神相融合的华侨民族英雄之典型。

我们定位李林的前部分，来自于李林就读集美期间从陈嘉庚先生身上获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

那么，发生在李林身上的这件事具有多大的偶然性、多大的必然性？

更多的民族英雄的源流何在呢？

有论者云：“英雄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旋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 所谓英雄主义，是英雄文化的凝结物。

影片展现的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散放而出的社会性的英雄意识与观念，这就是英雄文化。

黄清谷对抗日部队讲了上面四句话后，接下来的话则不但是对“我军”的更大激励，还是对敌军的强大冲击：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懂得礼义廉耻，骨头硬着呢！

孟子对“仁义礼智”和“礼义廉耻”作了详阐后，还刻意强调“仁义”二字的地位及做学问的目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黄清谷显然心有所放，路有所由，所以十分通达地喊出上面这句话，等于直接注脚说：传统文化＝英雄文化。

这也是黄清谷这个硬骨头书生县长的源流说明。

黄清谷的文人骨头，我们已经从他与驻军的博弈和斗争中看得很充分。

接下来抗战历程中的黄清谷，则是慷慨壮烈的大英雄。

上高县投入抗战前夕，黄清谷回籍向祖宗上坟，实际上是他以必死之心投入抗战之前对亲族乡邻的永别。

黄清谷上坟后接着向亲族乡邻交待后事，族长紫翁先生敏感道：“上高要出大事了”。

黄清谷向他们讲了上高面临的抗战形势，紫翁先生、黄清谷以及乡邻们对话如下：紫翁：清谷，若如此，你将做何处置？

黄清谷（略一沉思）：职守，操守。

紫翁：若如此，你又作何托付？

黄清谷：我既为上高令，上高乃是我的上高。

上高子民乃是我的子弟。

族人：放心，先生子弟，亦我等子弟……放心，放心……至此，黄氏一族人的壮烈，上饶一地人的壮烈，壮烈地震撼了观众。

影片在这里给在场人物安排的是新旧服式杂处，暗示这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革命者的升华，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二者的相融合。

有论者云：“到了近代，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权利义务观的影响，他们对人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

梁启超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 这就是说，孟子思想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时刻的新旧人物当中发生了融会，影片在这里安排给现场新旧人物的语言都是文绉绉的书生语言，等于无声地交待了传统文化具有向遥远的未来直贯而下的力量。

黄清谷返职离乡，亲族乡邻们目送他的小舟愈行愈远，族长紫翁先生黯然而言：“清谷，怕是回不来了……”众人问“何出此言？

”紫翁先生对他们、也是对观众解释了黄清谷的“职守、操守”四个字：县令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

黄清谷到县后对驻军总司令罗卓英慷慨表明自己的心迹，如同是紫翁先生之言的翻版：上高开战，我守土有责；上高沦落，我投水自尽！

这种壮烈的源流，仍然在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士人精神。

有论者指出：古代士人中“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 具有穿透力的孟子文化，培育出来的不是一群柔弱的书生，不是遇见“兵”便连“理”也“说不清”的“秀才”，而是一个英雄群体。

上饶老家那些身着长袍的英雄、身着西装的英雄，当国难当头时，和黄清谷一样都展现了慷慨赴国之心。

可见，文化英雄，才是所有形态的英雄的最根本，最正宗。

上高战役最终取得胜利，当然首推军方出生入死与敌军决战，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是历史上有定论的抗战将军 。

如果说任何人的英雄业绩背后都有伟大的思想文化在支撑，那么，支撑给罗卓英的是什么思想文化？

影片在抗战开始后的每个情节推进中都有孟子文化在罗卓英的环境中具象化，这既是对孟子思想的肯定，也是对英雄文化源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说明。

影片构思以奇制胜，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影片却没有铺陈战争场面，而挖掘并颂扬战争取胜背后的人民和人民背后的文化。

正面颂扬传统文化，找到其英雄文化的根蒂所在，这是影片最成功之处，也是最高明处。

士人文化的氛围综览所有文学作品，氛围的营造是作品最大的关键，一件好的作品中久久萦徊于人心的，往往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氛围。

营造氛围是作家十八般武艺中一项底功，而营造文化氛围则更不容易。

影片《我的上高》描述书生县长的力量故事，挖掘其力量的来源和力量与道德的关系，还探掘到传统文化的英雄文化指向，这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成果，是在浓郁的、可信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的。

这需要创作者深厚的文化底功和高度的文化认知。

首先，影片告诉观众，养育了主人公黄清谷的家乡上饶，是个文化之乡，这赋予了主人公文化来历和文化背景的合法性，有了这一合法性，主人公才能在全片的文化故事、英雄故事中纵横驰骋。

黄清谷赴职离乡时，乡邻们称他这个教育局长为“提学”；他幼小的儿子在船上问他什么叫提学，黄清谷说宋代的人就这样称呼。

儿子又问：为什么民国了，人们还用宋代的称呼？

黄清谷回答：“宋代呢，文化鼎盛，那个时候啊，是文化人最喜欢的时期。

大家都愿意用那个时期的称呼。

”这看似无关于全片故事情节的推进，但正是这样的“闲笔”，才成功地营造了影片文化背景所需要的文化氛围。

不失时机地穿插在情节中的文化表达，使人物的文化形象真实、立体。

黄清谷率领民伕奔赴战场前叮嘱夫人的话，又是忙中偷闲的神来之笔：你呀，是读书人的家眷，遇到事情不要慌张，不要失态……令人击节叫好的是，县长给夫人的定位是“读书人的家眷”，而不是“县长夫人”。

这是为文化人所定义的多么强烈的文化自尊！

黄清谷在全片中的表达方式以及氛围营造，如果只说是成功地营造了文化氛围，是不准确的。

影片所营造的，是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氛围。

中国文化就是士人文化。

中国上古人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 林鹏先生还将这种士人文化定义为隐士文化。

影片中强烈的文化自尊，也只有在浓郁的隐士文化氛围中才能表达得更充分。

黄清谷的身份是县长，也就是与“处士”相对应的“仕士”，但这并不影响他实际上是位隐士。

前面说黄清谷家乡上饶是个文化之乡，回看影片中展现的上饶场景，都是有意安排的隐士文化氛围。

黄清谷对夫人的叮嘱，也是对自己隐士人格的定位。

如果说黄清谷在上高，就是孟子在上高，虽能成立却难辞单薄；那么，影片着力营造的浓郁的隐士式士人文化氛围，则使存在于上高的孟子——真实，立体，丰满。

影片创作者心存孟子精神，无时无刻不在用心关照着自己的作品定位，无时无刻不在营造相适应的文化氛围。

这些营造，有深有浅，有浓有淡，最浓最深的是影片表达文化人的英雄情怀——也可以说是英雄们的文化情怀——的高潮处，传统文化与英雄文化融合最深处——亲族乡邻们遥送“怕是回不来了”的黄清谷时，族长紫翁先生赋诗一首：薄酒轻慢意，轻舟过江州。

从容高揖去，易水当倒流。

丁酉年辛亥月己亥日（2017，11，8）凌晨，朔州作者简介王宝国，笔名宗白，号独钓翁。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现任华侨抗战女英雄李林研究会会长。

有长篇传记文学《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以来，先后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扶持。

作者通联0349～2021915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山西省朔州市市府西街59号（党校）主楼五层

今早川哥说让我陪他看20分钟这个电影再出去玩儿，刚开始我是不屑的。

谁知道随着剧情的推进——虽然每一件事都发生的缓缓的但是都很有关联——居然让我们花了近两个小时看完了。

又是一部催泪电影，我已经警告他了，这两个月真心的让我消停一下，不要再看夺人眼泪的战争片了。

其实和《高山下的花环》一样，战争场面描写都不多，但是就是在战前或者战后的一些平民生活的小事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闪光/阴暗。

——我的上高

电影《1942》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对河南省省长李培基说：饿死老百姓，地方还是中国的，可要是饿死士兵，我们就会亡国。

李培基哑口无言。

《我的上高》，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同样打着官腔，国军成分复杂，本案不是本系统人员所为。

贸然处理，平添部署意气云云，就是在说：现在要打仗了，处理当兵的自然会引起军队不满，打仗靠军队，宁损害百姓，也不得罪军人，这样的事太多了，揭示了当时的现状。

可黄县长冷冷地说：上有国法，下游民情，中间有良心，你这个管事的那条也绕不过去，你看着办，我就等你一天，说完拂袖而去，这就是正道沧桑，这就是为民请命。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蒋中正提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意味着，凡是军国大事以外的事都可以放后面，蒋鼎文和罗卓英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

因此，黄县长甫一到任就关系教育、大谈仁政被认为的“酸腐书生”，拿军国大事当儿戏，在他们看来，百姓利益和政府利益是对立的，大街小巷，从战区到小学黑板无不刷着抗日救国的标语，在政府看来，百姓支持政府抗日不当亡国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对待百姓利益是百般侵害掠夺，忘记了抗日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一个国军士兵战场上能浴血拼杀，可一到乡里就横行霸道，是救不了中国的，汤恩伯的十三军。

1937年南口战役以2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精锐达两个星期，震惊全国，可到了1944年豫中会战汤恩伯部溃不成军，居然成群被百姓缴械，实在令人唏嘘。

上高会战，是抗日铁军七十四军崛起的标志，余程万，李天霞、张灵甫、王耀武无不在这场大战中崭露头角，一战成名，可是，《我的上高》不是台儿庄那样的《血战上高》，而是以一个普通县长的所作所为揭示了上高会战胜利的原因，这样的功劳丝毫不比战场上拼杀的将军和士兵逊色，因为他告诉我们。

国与民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共赴国难的，只有同仇敌忾才能取得胜利。

可惜，像黄县长这样的书生太少，李培基这样官员太多。

中国人民的苦难也才更加深重。

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县令职守是与城共存亡。

黄清谷的风骨傲然。

黄县长坚持的是读书人的体面，是父母官的爱民情怀，是和上高百姓共进退的决然。

文人风骨是什么？

于黄清谷而言是我县虽小弱，绝不受强权欺凌的公道；是大难临头的方寸不乱，稳定人心；是炮火中一擎直立的雨伞，颤巍但不动摇；是城破投河，魂归故里的气节。

让我泪目的是临别的无言相望，深鞠一躬。

还有，最好的暖手宝是我拿着你的手，贴在我脸上。

这是一部静缓却很震撼的抗战电影。

黄县长由田小洁饰，他的表演不在声旨在神，不张扬，走路缓缓的，走路时发出似撵雪样的声音，轻而干净，透着那份文人的清高。

说话文绉绉的，声音不高，语速总是慢半拍，但多余的字一个没有，掷地有声，毋容置疑。

在军人眼里他是个不被看得起的酸腐人。

他办事只以百姓为核心，不让军队抢粮是为了百姓，打日本鬼子时出面请百姓捐粮也是为了百姓，他拱手作揖谢百姓，这场景让我动容；第一次经历炮火他会害怕、手抖，但他是县长，他坚定的举起那把“主心骨黄伞”。

他自己要去前线，为了百姓把夫人和孩子留在城中；为了百姓安心缓缓的叮嘱夫人买粮不要超过三斤，买菜不要去城门口；为了百姓能随时找到主心骨，他把“黄伞”权力下放；在这个文人黄县长眼里：县令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读书人的操守义不受辱。

“薄酒轻慢意，轻舟过江州，从容高揖去，易水当倒流。

” 电影里没有大多数作品里会出现的汉奸，没有面目狰狞的日本鬼子，更多的是表现中国人在全民抗战，老百姓在贫困最后的抗战，文人县令的抗战，军人铮铮铁骨的抗战。

由文人的骨气与军人的骨气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脊梁，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这部电影没有上过院线，只在CCTV-6播出过，我估计上院线可能票房不保。

这部电影在豆瓣上标记“看过”的人不到1000人，可以说是相当小众。

然而，影响力小不能说明拍得不好，影响力小不能说明立意不高，豆瓣的评分只能说明看过的都说好。

这是一部非典型抗日题材电影，从头到尾你都看不到一个日本兵。

讲的是一介书生临危受命，到抗日最前线当县长的故事。

不同于我们一般看到的国民政府官员形象，他先人后己，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办公场所让给还在危房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为民请命，让驻军从严处理抢百姓粮食和奸污民女的军人；他刚直不阿，对同僚的投机倒把当头棒喝；他身先士卒，带领民众挖战壕、送军资上前线，告诫家人如果城破就投河自尽。

就这个一个执拗的书生，从驻军总司令的眼里由“酸儒”最后变成了钦佩。

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最终上高会战取得了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少有的胜利。

有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而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读的是孔孟圣贤书，心中有仁义礼智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可开坛布道，武可挥斥方遒。

有为了记录“崔杼弑其君”而被杀的史官三兄弟，有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腰斩的方孝儒，有高喊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有之，请自嗣同始！

”的谭嗣同……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存在，中国文人的形象才是那么高大，而不光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而已。

按下电影的播放键，我顿时心生崇高而又庄重的敬意。

跟随着大荧幕一步一步走过抗战的峥嵘岁月，唤回那久远的回忆，这份光荣沉重的回忆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

电影《我的上高》以上高会战为背景，再现了上高会战时期，上高普通民众支援抗战、痛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感人故事。

闻名中外的“上高会战”又称“上高战役”或“锦江会战”，被称为是上世纪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1941年3月，驻南昌的34师团大岛茂因友邻第33师团预定要调到华北，要求33师团走前配合自己扫荡周围的中国军主力，却因两个师团严重不配合导致34师团扎进4个中国军的合围圈，是为“上高战役”。

中国军队统计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日军15000余人，日军自报伤亡千余人。

《我的上高》是一部出乎我预料的电影。

首先，上高会战将星灿烂，它在众多名将之外，却选择了一个斯文儒雅的读书人作为主角，在这个读书人身上赋予了中国人的仁爱忠义和勇气担当。

其次，它一改荧屏上战争叙事的套路，用干净、舒缓、沉实的电影语言使一部讲述战争故事的电影多了一层怀旧的文艺气质。

在南昌沦陷的沉重气氛中，主人翁黄清谷“官升三级”，来到随时可能成为前线的上高担任县长。

他很清楚自己的选择，一县之长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而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他履新的脚步格外悲壮。

到任以后，民不聊生的上高让他无暇拜见驻军司令罗卓英将军，但是，驻军屡犯百姓，为了保护子民，他上门与罗将军理论。

开战了。

黄清谷冲进罗卓英的指挥部：“上高，守得住守不住？

”罗卓英以一个“军事机密”相告：“开战后，我的司令部移驻城内。

”靠前指挥，这是拼死抗争的决心。

黄清谷转身，淡淡地说：“开战后，我随大军出征，家小留在城里。

”回以破釜沉舟、舍命相陪的决绝。

将军对着那个并不伟岸的背影抱拳致意。

“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要粮上高给，要人上高出！

”黄清谷代表上高老表对誓死抗敌的军队许下了最朴素却最庄严的诺言。

他也带领着百姓，不折不扣地践行着这个诺言。

抗战是民族复兴的枢纽。

生存危机使全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虽然其间有过挫折，但“坚决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成为了民族主流。

中国民族显示出了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与战斗力。

落后就要挨打，自强和团结才是民族立根之本。

战争已去，我们仍然需要这些影片，一方面不时地刺痛自己，记住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有力的反击那些美化侵略的丑行，另一方面感受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记住那些曾经为国家而战的英雄先烈们。

缅怀、纪念、苦难、反抗，这是中国人应当永远关注的字眼。

回首历史，缅怀先烈，我们看到在革命先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里，一代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开拓奋进，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施改革开放，一点一滴地把先烈的理想变为现实。

无论时代如何前进、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必须始终铭刻在每个党员的心头。

通过缅怀我们的先烈，我们能从中感悟到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先烈的缅怀，对历史的重温，既是一次对共产党人初心的重温与感悟，更是一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信仰叩问、使命叩问。

事实也证明，如今的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我们的革命精神，没有忘记我们共产党的初心。

前几年，四川凉山木里森林火灾牺牲的31名救火英雄一直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消防员，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他们矢志坚守，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御火而行，勇往直前，不曾有英雄的姓名，却拥有英雄的生命，穿过匆忙人群，你逆火而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

每一位救火英雄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为了国家和人民财产，共产党员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站在浸透着革命先烈鲜血的神州沃土，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思进取，没有任何理由消极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无愧于革命先烈，无愧于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们的未来离不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更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相信我们在缅怀先烈中不断激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强盛。

峥嵘岁月里，中华民族从艰辛中走过，走在那一片布满荆棘却通向成功的玫瑰林中，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这就是令我无比敬重的国家，这就是令我无比骄傲的国魂。

“敢将日月再丈量，今朝唯我少年郎。

”我辈青年唯有接过爱国爱党的火炬，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奋斗的青春中不断拼搏，方见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