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名家云集：贝拉·塔尔《伦敦来的男人》、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亚力山娜》、昆汀·塔伦蒂诺《刑房》、法提赫·阿金《在人生的另一边》、科恩兄弟《老无所依》、李沧东《密阳》、王家卫《蓝莓之夜》、格斯·范·桑特《迷幻公园》、卡洛斯·雷加达斯《寂静之光》、詹姆斯·格雷《我们拥有夜晚》、库斯图里卡《给我承诺》、大卫·芬奇《十二宫》。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届戛纳大年。

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摘得金棕榈大奖的却并非这些名家作品。

事先不被看好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四月三周两天》一举问鼎金棕榈。

《四月三周两天》只是蒙吉的第二部电影长片，此现象在戛纳历史上也算罕见。

如今十多年过去，影片并没有成为新世纪的经典之作，但口碑也并未如某些金棕榈片般急速下坠。

《四月三周两天》是比较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艺术电影，出位的社会议题挑动人心，形式风格异常强烈。

作品表面看似深刻犀利，但仔细剖析，一些问题还是比较显见的，尤其难逃公式化的嫌疑。

这些问题同样同样存在于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导演，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导演自身创作心态有关，也与西方影展的生成机制、东方主义文化心态有牵连。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合谋。

《四月三周两天》有着一个在西方社会非常博眼球的主题：堕胎。

堕胎在基督教国家始终是争议话题。

但蒙吉的切入角度与通常的堕胎话题电影不太一样。

影片的堕胎主题指向的或者说控诉的对象并非宗教，而是极权政治。

统治罗马尼亚多年的齐奥塞斯库极权政府，禁止堕胎是其最显见的暴政之一。

根据知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战后欧洲史》的说法，从1966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为了增加人口，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禁止堕胎政策。

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被绝对禁止堕胎。

1986年，限制年龄提到高了45岁。

为防止堕胎，每位罗马尼亚育龄妇女每个月要被迫进行强制体检。

此政策带来的巨大悲剧是，罗马尼亚的人口并没有增长，但堕胎导致的死亡率远远超过欧洲各国，原因是非法堕胎成为了唯一的节育手段。

1966年法律规定禁止堕胎后，每年至少有1万名妇女死亡。

到1985年，新生儿必须存活四周以上才能登记。

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前夜，新生儿的死亡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25%！

如果要找出一个戏剧性的反映齐奥塞斯库政权恶劣程度的社会事实，再也没有比禁止堕胎政策更合适的了。

蒙吉的选择非常敏锐。

第三世界国家如果选择一个彻底去政治化的题材，拍摄类似《两个情人》（2008）、《伊斯梅尔的幽魂》（2017）、《夜以继日》（2018）这样的纯情感电影，要想进影展角逐，很有可能是连门票都拿不到。

与之相反，所选题材政治激烈化程度越高，被选的概率也肯定越高。

当然光有吸睛议题是不够的，顶级影展对于影片的美学追求同样有着特定的要求。

拍成好莱坞电影式的正反打镜头、无缝剪辑、坚守180度轴线原则肯定是不行的（只有伊斯特伍德和个别玩票的好莱坞明星有这权力）。

《四月三周两天》的美学风格可归为两大类。

一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效果类似橱窗镜头。

二位女主角成为了被深深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对象。

尤其是发生在旅馆中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堕胎重头戏，蒙吉全部使用了近景长镜头搭配固定不动镜头的美学策略。

有些戏份，女主的下体完全裸露，私处则是半裸露状态，形成一种窥视效果，对异性恋男性而言有色情意味。

由此投射出来的国家主体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

女主作客男友家中，在餐桌上聚拢谈话的过程，亦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因为此过程的重点是展示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人物处境，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手持镜头跟拍是另一大特色。

这类似于隧道效果的视点，观众有临场感。

而无配乐的使用又强化了写实、记录的风格。

与影像风格搭配一体的叙事风格则是非常好莱坞化。

这也蒙吉的机敏之处。

安东尼奥尼式因果链松散的晦涩现代主义叙事在影展角逐中并不具有天然优势，这是评委的身份使然，毕竟评委不是阅片无数的影评人或电影理论家。

《四月三周两天》的叙事充满了希区柯克式的悬念风格。

从第一句台词“好吧”-“谢谢”与钟表倒计时声音（有政权垮塌象征意味）响起开始，悬念始终贯穿于整部电影：这二位女主角到底要干什么？

房间能不能订成？

公交车上的检票能不能应付？

医生到底愿意不愿意交易？

女孩为何不接电话？

是不是出事情了？

女孩怎么应对男友的责问？

这是事件性电影的常规叙事法则。

另外，好莱坞的叙事法则是，在主线索之外必须有一条爱情线索。

本片也完全符合这个原则。

这两条线索的“合谋”，保证了影片与乏味、沉闷无关。

这种策略的选择，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

强烈写实风格的视听语言与戏剧性的事件发展历程搭配，形成的效果其实是一种指控性的影像美学。

按照古典的巴赞式美学，长镜头与固定镜头的搭配，必然与事实、真相、档案相关。

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主体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指控者。

一种与道德地位相关的身份赋予。

所以影片的高潮会是死婴的大特写镜头，这是齐奥塞斯库恶魔政权的罪证，作为观看主体的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王兵新片《死灵魂》的结尾，镜头对准了夹边沟原址留下的白骨，有着同样的控诉效果。

这是拍摄者很难自控的一种表现。

类似法庭上原告情绪失控后的愤然抗议。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甚至是女主角望向了镜头，也就是观众，诘问意味强烈──你们都看到了么？

死婴的生命历程──四月三周两天──就是影片的片名。

在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整部影片的影像逻辑。

充满悬念跌宕起伏的剧情，在人工化操作驾驭下形成的“写实”、“纪录”风格引导下，我们无比关心二位女孩的命运。

伴随着非常事件的发展，我们感受到了奇情，为其担忧焦虑，衷心期盼能够度过难关，最终如愿所偿，心下坦然。

同时我们也了解、见证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可怕。

可是除此之外，影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对比下同样题材的事件型电影。

罗伯特·布列松的《死囚越狱》，是一部讲述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位囚徒主角冒死越狱故事的电影。

这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事件型电影，囚犯主角如何越狱？

是否能成功？

这个过程是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这条主线投射出纳粹政权的惨无人道。

但是布列松的美学旨趣以及与之伴随的生命诉求就与《四月三周两天》大异其趣。

布列松无意于以历史事实为证据来控诉纳粹，他的手法是让观众充分感受主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画外空间、疏离表演、频繁的手部特写镜头、松散的因果链条、非戏剧化的独白、救赎意味强烈的莫扎特C小调弥撒曲，使得主角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深邃的影像情境（德勒兹所谓的纯视听情境，即时间-影像）。

布列松并不着力于放大越狱过程的悬念，主角的身体、行动与声音构筑的是一种纯影像的存在感。

更为特别的是，布列松的影像美学并非为了形式而形式，画外空间是布列松本人囚禁体验的一部分。

因之，影像的存在并非目的论式的人工技巧的把玩，而是主体生命经验的悲情庄严投射。

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存在主体的纳粹经验。

准确的说，《四月三周两天》的手法是展示，影像展示。

连揭示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再比较下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

这部电影的厉害犀利之处，是找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角度来揭示斯大林极权时代的恐怖。

影片贯穿始终的是成年人与孩子之间嬉戏的场景，真挚与矫饰，历史与未来，忠诚与背叛，爱与恨，以一种非常复杂又真实的辩证关系展开，这里面充满了人性可怖的回声。

一直到斯大林画像出现之前，影片几乎没有涉及关于这个时代的话语。

但时代的一切都体现这特殊的人物关系、人物状态之中。

《四月三周两天》本质上就是一篇非虚构类风格的新闻报道，单薄，羸弱，我们看完电影，知道了齐奥塞斯库政权掌控下罗马尼亚人民的堕胎惨剧，知道了罗马尼亚大学生不学理工科就要到乡下去当农民，知道了罗马尼亚旅馆订房间的特殊规则，知道了罗马尼亚那年代行贿的普遍性、物资的极度缺乏……影片二位女主角的塑造也比较简单，一个懦弱，一个独立。

我们对之观感不过是──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很典型。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四月三周两天》说到底还是这种陈腐、刻板、过时文艺理论的产物。

（已刊于虹膜“邪论”专栏）

有一场戏的镜头剪辑印象深刻，感觉很新颖。

就是两个女孩和江湖医生在房里的讨价还价中的一小段。

先是拍医生给女A在床上做初检，然后镜头跟着医生摇到床对面的椅子上，这时女A已经不再镜头内，只有医生与女B，接着一场很长的讨价还价，都是一个镜头；接着，直接切到已经坐着的A，她说的话的内容一开始与医生和B的讨论一样，会让人有她加入了讨论的错觉，但是随着她与A对话的深入，观者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在私底下商议；商议完之后，镜头一拉，出现了原先医生坐过的椅子，这时是空的，这时医生从背景的洗手间内走出。

这个剪辑很简洁。

其实整部影片所追求的影像风格就是简洁，虽然有一些体现纪实性与渲染气氛的跟拍镜头，手提摄影机有时也会微微晃，但看完之后，简洁却是很深的印象。

这和导演在关键场次的镜头剪辑很有关。

像上面这个有趣的例子，就省略了很多东西，所以显得有趣。

比如女A坐起来，医生退场去洗手间，都通过很新颖的剪接被略掉。

看到这里时，心里疙瘩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动，其实是导演没有用常规的人物对话的剪辑方法。

固定长镜头当然也让它很简洁。

有一个很大胆的又长又大的特写镜头，以前从未曾见过。

就是镜头长时间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去的四个月大的胎儿。

一般上对于这种事物的拍摄，大部分电影都是一个快速的运动镜头一扫而过；更残酷一些的，就是长镜头拍摄装它的容器，以引起观众的想象共鸣。

但这个长时间的血淋淋的正面特写，逼着观众去凝视，去思考，导演真是个残酷的人啊。

这个镜头不仅融合在这部电影的美学取向内，也充分表达了导演的追问。

因为通观整部电影，导演其实都是在力图客观地讲一个故事，他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都点缀在背景中、次要人物的言谈中、以及开头的时间提示之中。

唯一的一次他的情绪（愤怒、悲凉、思考？

）的主动表达其实就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

拍摄这样的镜头是需要勇气的。

当一部索然无味的电影出现这样的镜头时，创作者会被称为不尊重生命，或者当另一部严肃讨论生命的失败之作出现这样的镜头，也会被视为哗众取宠。

这个企图还原天亮之前的黑暗的罗马尼亚导演，他不但拥有使用这种镜头的道德勇气，也具备了相当的技术实力。

知耻近乎勇。

嘎纳在六十周年给它大奖，不是因为它微微出色的技术，而是一个国家电影人敢于反省的勇气。

而罗马尼亚近年电影的回暖，其题材，无一不是直面现实与历史。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领导人身上，以逃避历史对自身的审视，几乎就是人类的通性。

责备齐奥赛斯库很容易，反省自己却很难。

但每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对历史的悲剧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导演力图用镜头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犬儒、冰凉、以及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也试图用镜头寻觅在犬儒、冰凉和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的底色。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

该政策禁止离婚，并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又颁布法令，称节育和堕胎均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执法者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如被查出，便会受到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故事恰好发生在21年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学里。

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欧蒂莉亚到底在忙些什么：她似乎正在帮嘉碧塔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又不得其详；去见了男友，并告诉他晚上可能参加不了他母亲的生日聚会；辗转在饭店定下了一间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涩；尔后又去见一个叫做贝贝的男人。

直到欧蒂莉亚和贝贝来到定好的客房面对嘉碧塔坐下并进行一番对话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欧蒂莉亚帮嘉碧塔做的，正是整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寻医堕胎。

钱、性和谎言对嘉碧塔来说，堕胎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堕胎本身，而是钱。

归根结底，嘉碧塔不能顺利堕胎的原因其实是她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抵偿贝贝先生为之堕胎——如果以“四月三周两天”计算，则应该叫做谋杀——的风险。

其实，两个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学生缺钱似乎是理所应当，但随后我们便发现，缺钱的不只是两个大学生；贝贝先生也并不富裕。

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钱。

80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共为了还清外债，极力缩小进口、扩大出口，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农副产品抵了出去，而这笔外债直到1989年才算还清。

在电影中，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贝贝先生在随欧蒂莉亚到饭店之前，先开车回了一趟家，快到门口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坐在门口。

问及原因，母亲说是为了替邻居排队买糖，回来发现门被风吹上了。

由此可见，钱物两缺、物资匮乏已经成为当时波及罗马尼亚社会各个阶层十分严重的问题。

终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起点：嘉碧塔缺钱，贝贝先生也缺钱——人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暴露出来。

人们往往称贝贝是个披着郎中皮的禽兽，喜欢对他的恶行大加鞭挞；但，一个十分理性的医生在这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反倒是，欧蒂莉亚的失身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嘉碧塔其人产生怀疑：她到底为什么对贝贝说欧蒂莉亚是她的姐姐？

同学向她推荐贝贝先生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对各种条件心知肚明吗？

难道她不是为了自己口袋中并不多的钱而牺牲了欧蒂莉亚的贞洁吗？

毋宁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表面上的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的手段伎俩和心中的真正意图了。

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我们会对贝贝先生严加指责，会对嘉碧塔心存怜悯，但恐怕他们还都当不起这些评价。

只有欧蒂莉亚，她先是牺牲了参加男友母亲生日聚会的时间，而后冒着坐牢的风险帮助嘉碧塔把贝贝先生带到饭店，而后在行经期为了室友失身，接着又在黑夜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胎盘丢掉了垃圾站。

无论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情，还是出于共处一室的友情，欧蒂莉亚无疑展现了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母性、充满了爱的一面，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那个社会所能承载的一切现实价值，尽管她的爱时常是体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三种人和一盘肉世上有三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男人、女人和公职人员。

这样的分类并不旨在区分他们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区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

从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教室门口的接待人，到饭店的女前台、长相酷似齐奥塞斯库的前台经理，所有这些人的特征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官僚化”，而是“职业化”。

各种行业的各式规定把人框定在一个范围内，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情感而成为职业的附庸。

他们在城市当中占据要职，有着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被分配到乡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

在他们之下，才是那些在身体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

导演在这部影片里着力刻画的两个男性角色——贝贝和欧蒂莉亚的男友，实际上都是性情温和、顾家敬业的好男人：贝贝对患者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医嘱时轻声细语；艾迪对女友也十分不错，言谈举止间给人感觉充满了爱。

但是，当贝贝面对没有钱的嘉碧塔和欧蒂莉亚，艾迪面对女友怀孕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们却双双偏离了好男人的方向。

毫无疑问，是毫无自由且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

试想，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堕胎的有关规定，贝贝会做这种生意吗？

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规定夫妇结婚之后必须要生四个孩子，那么艾迪还会为责任问题在女友面前如此闪烁其词吗？

也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

这种解读很可能是“对丑恶的男人的丑恶的辩护”和“故意将电影政治化”。

那么让我们返回欧蒂莉亚手捧嘉碧塔四月三周两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个夜晚。

手里这个不久之前还是个正在孕育着的生命的东西使欧蒂莉亚恐惧不已；如果处置不好，自己连同室友和医生都将被投入监狱至少十年。

而伴随着这种双重恐惧的，还有一个夤夜里怎么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

所有这些无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记忆，构成欧蒂莉亚一生当中最恐怖的夜晚。

最终，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备将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胎盘扔进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阵瘆人的叮叮咣咣，接着一声闷响，这个东西终于落地。

欧蒂莉亚返回饭店，却意外发现嘉碧塔并不在客房里。

几经寻找，发现她正在餐厅准备就餐。

欧蒂莉亚眼见侍者从对面的喜宴托来了一盘牛肉、猪排、肝脏和骨髓，二人盯着这盘东西，沉默良久。

惊于匮乏？

惊于骨肉？

影片在这里的戛然而止。

相对这些眼神和情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正如一些评论提到的，“难道禁止堕胎不是人道主义？

”嘉碧塔的男友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和她分手？

她与未出现的男友两个人在整个堕胎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届金棕榈。

无比沉稳的长镜头、行云流水的叙事、精确的构图、悬念的营造以及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种种，都使这部电影成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巅峰之作。

现在想想，无论是贝贝为嘉碧塔作探针时的疼痛感，还是欧蒂莉亚在男友家与众人围坐一桌时的紧张和不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可见影片带入感之强，而作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还仅仅是个开始。

故事发生于苏联解体前夕的罗马尼亚，主角作为无权无势的大学生，无端承受着社会的戾气，影片中遇到的所有陌生人对她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本片沉闷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是少数看似温馨的场景里也涌动着细思极恐的反讽。

四月三周两天在影像上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段长达十分钟的家庭餐桌戏。

明明是最为世俗亲密的对话，却使用了中世纪油画中行圣餐时的构图和场面调度方式，并用压抑顶光处理主角男友的面部，画面使人产生了强烈的抽离感、荒诞感，没有人关心主角的感受；浅焦镜头虚化了桌上的美食和大快朵颐的宾客，观众的目光集中在焦虑的女主角不安的神情上：主角面前摆的是一顿丰盛的家庭晚餐，心里想的却是那团血淋淋的胚胎。

影片的最后一幕也是发生在餐桌上。

女主角和闺蜜一起坐在餐桌上，闺蜜盘中摆放着高雅的牛肝，这是酒店为举办婚礼而准备的食材，可是她们自己的婚姻该何去何从呢？

今天早上她们还只是象牙塔里的学生，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里那些晦涩的规则和无解的难题，这样的“成长”能否算是一种吃人呢？

P.S: 看到一个打光的小技巧

这个场景里的光源自上而下，看起来似乎是酒店里那种吊灯，但仔细一想如果是单个吊灯要打亮整个场景，对灯的柔度、亮度要求会很高。

紧接着出现的服务员揭示了导演并没有用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可以看到服务员的脸中间是黑的，很明显光其实是从两边倾斜着打下来的（还可以仔细观察桌上的酒瓶，有两道高光、两道阴影），如下：

灵魂画手

《四月三周两天》背景设置在1987年苏联解体前夕，罗马尼亚仍然明文规定禁止堕胎。

情节主要讲述了一个女生为帮助朋友堕胎前后12个小时的遭遇。

影片开放式结构，长镜头运镜和冷色影调处理都流露出明显的写实主义痕迹。

在叙事策略上，蒙吉导演通过更靠近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展现男权社会下女性被挤压的尴尬地位。

本文正是通过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视角与传统电影语言的碰撞和融合，揭示导演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一、堕胎与堕胎法：是保护还是侵犯　　女性的孕育职能是决定自身在与男权主义者的性别斗争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突破，更多的觉醒女性尝试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牢笼，重新建构具有女性特质的话语。

堕胎，人工流产也就成了争取女性自由权利所必备的技术手段之一。

但人工流产这项医疗技术出现时起就饱受争议，男权主义者为保证女性对于自已的从属关系掀起“道德”大旗，宣称生命的意义，并通过立法来将其本初的阶级欲望掩盖在法律之下。

《四月三周两天》便是对围绕堕胎法而浮现出的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弱势群体进行全面压迫的一次冷酷嘲讽和深沉反思。

影片的线索十分简单，主要讲述了奥蒂莉亚在帮助加比塔堕胎前后经历的12个小时。

在进行堕胎前半个小时的叙事时间中，场景都发生在奥蒂莉亚生活的校园内，为了表现与社会隔绝的自由平等环境，导演甚至隐藏了奥蒂莉亚和加比塔的行为动机。

此时导演遮遮掩掩的叙述迫使观众将目光聚焦在奥蒂莉亚穿梭在宿舍走廊的一个个长镜头里。

奥蒂莉亚出校订房段落的目的源仍有导演控制，观众只能在奥蒂莉亚一次次订房被拒后产生关于行为目的的保持着距离感的猜想，并将无房可定的普通生活遭遇放大到镜头下展示，已达到剖析社会冷漠状态的效果。

这种尚未明晰的准备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毕比出现，直到进入到不尽如人意的宾馆三人碰头后才将谜团彻底解开。

导演的这种目的是很好理解的，掩盖事件部分情节，成为了蒙吉导演拒绝观众对角色过度认同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间离的效果，可以让观众保持相对清醒的理性状态，从而提高对具体细节隐喻意义的感知灵敏度。

在这场多方力量对抗的堕胎戏中，导演凭借其娴熟的语言技巧和调度功力将每一个镜头都发挥了最大表意功能。

蒙吉导演并没有将摄像机隐藏起来，而是更多故意暴露摄像机机位在场景中的一个不与任何人物视角重叠的客观地位。

三人在宾馆进行有关堕胎的一系列谈判交易之中，摄像机只有在加比塔将暴怒的毕比请回屋中时与加比塔的视角产生过完全的重合。

从玄关望向室内的加比塔看到的正是一副被墙壁积压的奥蒂莉亚与毕比的二人人物权力关系图谱。

其余则多是纯粹客观的暴露镜头，毕比两次检查躺在床上的加比塔，都是通过固定镜头垂直于轴线的拍摄视角和宗教圣母画式的构图方式展现加比塔纤瘦挺拔的玉女身材和两人间毕比居高临下压迫式的人物关系。

不仅如此，蒙吉导演经常通过变焦完成权力中心人物的凸显，来提醒观众应该关注的焦点。

同样是在这场戏中，蒙吉导演甚至为焦点转移制定了一套以人物权力为依据的变化规则。

这套配合以传统构图模式的变焦规则成为了视觉方案上人员权力构成最直接传达方式。

在文本设置上，导演也是将三个人物进行了极具代表性的隐喻。

毕比伪善面具下的奸诈嘴脸，在与奥蒂莉亚第一次碰头时表现的伪善与之后预谋已久不容置疑的权威做派，是男权主义者以道德为说辞设立堕胎法的具象化再现。

只是这一次毕比是以堕胎法为威胁逼两人就范。

这样，传统意识形态就隐藏在法律之后，不再留有任何值得辩驳的余地。

之所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或者说是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具体到文本内部分析便会发现他确实接受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女权主义者和妇女的界限划分，奥蒂莉亚的形象更符合女性主义者心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要求，在与毕比的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毕比感受到了其对宾馆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权力中心的不断冲击。

于是，毕比勃然大怒，说出了内心的真正欲望。

而这种欲望在法律的恐惧之下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命令，奥蒂莉亚就犯了。

两个女生在事闭后挤在一个贴满蓝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清洗身上的污物。

如果说在对话中加比塔的唯唯诺诺是由于两人关系之间毕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在卫生间的啜泣则将其内心真实状态不加修饰的暴露出来。

与奥蒂莉亚相反，在遇到男权力量的压迫只能选择默默承受的加比塔是传统意识形态下标准妇女形象的展示。

堕胎前后对肇事男友极力包庇只字不提，却对出手相助的好友隐瞒真相且毫无诚意的表现也揭露了妇女在性别战争中的倾向。

对于两个女性千差万别的人物设定，对比只是其一，做女权主义者与妇女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才是导演所希望表达的深层含义。

奥蒂莉亚与加比塔道别后前往男友家，出门被前台服务生叫住“刚走的那个先生的证件忘记拿了”。

奥蒂莉亚拿着证件，左右盼望了一下，镜头就突然切断了。

直到影片最后导演也没有就这件事情完成一个交代。

怎么处理这张证件，导演把包袱直接甩给了观众，也甩给了女性主义者们。

　　　　二、对爱情关系的解构　　爱情故事作为女性电影中的一种亚类型，看起来可以提供颠覆的潜力。

“爱情故事的前提是女性有产生欲望的可能；因而，尽管它也许要建立的是这种欲望的幻觉本质，或者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死亡表现欲望的失败，或者是表现婚姻对这种欲望的驯服。

”但是“正因为有这么多风险，这个类型才有可能质询女性的位置——在父权制的谴责前爆发。

”与前半段的限制叙事不同，进入到核心事件之后，整个叙事倒转，观众成了全知全能者，观众所知既为奥蒂莉亚所知。

除此之外加比塔，毕比和德拉古特都不再处于全能全知者的位置。

也是从这里开始，导演从之前不稳定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达到统一。

包括堕胎戏在内的前70分钟，视角游离在加比塔和奥蒂莉亚之间。

甚至更加倾向于表现加比塔的内心纠葛。

但在影片后半段，当奥蒂莉亚进到德拉古特家中参加男友妈妈的生日聚会时，男友长辈们突如其来的羞辱比与毕比交谈时言辞来的更加恶劣，“与毕比的交流中，他也一直纡尊降贵：就连他吼叫的时候，他也用上“小姐”或“姑娘”这样的词，虽然这种情绪更类似于对待愚蠢下人的恼怒。

”但奥蒂莉亚还是不动声色的听完了所有轻蔑的言论。

在餐厅聚餐这场戏中，导演以一个中景将奥蒂莉亚框在了画面中间，画面中同时塞进了许多的中年形象，他们纷纷谈论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琐碎话语，但这场群戏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闲言碎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几个妇女主要作用是提问，几个针对奥蒂莉亚的尖锐问题都是由妇女们提出，在奥蒂莉亚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后，由男性解答。

除此之外，妇女的谈话完全堕入到炒菜做饭的日常琐事之中。

奖励式的亲吻和其他妇女求教式的口吻让德拉古特的妈妈沾沾自喜。

脸上表露出的一副“没有比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的事情了”的样子，正揭露了作为性别斗争中的第三方的妇女群体与男权主义者保持的完全屈服的从属关系。

但位于画面中心的奥蒂莉亚和占据全部后景的德拉古特仍然是整场戏的中心位置，导演并不在乎其他角色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并没有顺从于传统的正反打模式而是将镜头直直的对准了与整个场景格格不入的奥蒂莉亚，在这种情势下，奥蒂莉亚的表情愈游离愈心不在焉，愈能凸显出社会关系间一个相互排斥的微妙关系。

这里导演并没有用固定设备对长镜头进行控制，而是略带微摇的手持摄影方式，以表现的生活的不稳定性。

并以这种中景下人物群像的散点构图法完成了对于处在某种特定情势下的大学生被监视，没有选择，始终被禁锢的刻画。

除去传统电影语言技巧的运用，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与加比塔堕胎事件相联系的男性角色共有三个，一个是医生毕比，一个是奥蒂莉亚男友德拉古特，一个是致使加比塔怀孕的肇事男友。

这三个角色很好的组成了一个标准男性强权者的形象并通过分层表现达到了群像化效果。

导演在加比塔肇事男友的刻意隐藏与加比塔对毕比唯唯诺诺的鲜明对比中，奚落嘲讽了男女关系中所谓忠贞爱情的力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奥蒂莉亚与男友缠绵的爱情关系，学校走廊上如胶似漆的拥吻在宾馆的一番践踏后彻底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凝视。

“别碰我，我一身臭汗。

”将德拉古特虚假的关怀状态暴露无遗。

奥蒂莉亚对德拉古特炮弹连珠的质问也映射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的一种被动地位。

蒙吉导演这种大反差的看与被看关系所产生的效果，正迎合了90年代以来，后现代女权主义“不能再把乌托邦的女性主义视野，与女性气质的主流建构对立起来”的诉求。

　　　　三、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　　在分析本片的政治立场时，将蒙吉导演划分为一个女性电影导演是不妥当的，我们分析发现在《四月三周两天》中，如果刨除掉极少数倒转的女性主义视角，蒙吉导演电影中其余元素都是由传统电影语言系统包围。

“蒙吉导演放弃了所有操纵情感的手法”，通过不断的暗示性细节的设置，努力营造出一种本质的强烈情感。

所以应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他将对女性主义现状的思考寄托在文本中再现。

蒙吉导演在电影中由堕胎这一具体事件切入，通过加比塔的遭遇影射奥蒂莉亚与德拉古特的爱情关系，并在将看似稳固的爱情关系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关系后，再通过三个男性角色的群像化处理，达到警世意义，做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压制的终极思考。

就整部电影每个段落的表意作用来看，奥蒂莉亚从德拉古特家回到宾馆的一路和外出丢婴儿的表意内容是相似的。

即集中表现在一个独行的弱女子被城市的冷漠景象几近吞噬掉的恐惧感。

愈加急促的喘息声，愈加不稳定的手持拍摄镜头都在传达奥蒂莉亚几近崩溃的神智状态。

导演在处理男权对具有女性意识学生的意识挫败是递进似的。

场景设置从自由平等的校园出发，在宾馆堕胎的段落中，这时的奥蒂莉亚和加比塔仍凭借人数的优势和交易的存在而掌握着一定抗争的筹码，而且这种对抗是具体可感的。

但当奥蒂莉亚独自来到德拉古特家中，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奥蒂莉亚在桌前像一个被展览的物品，剥夺了发言权，失去爱情保护的奥蒂莉亚感受到了社会对于自己身份的既成偏见（这里即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也有性征差别的原因）。

极度恐惧中的奥蒂莉亚从带有偏见的德拉古特家中走了出来的同时便踏入了城市阴影里的无形压力之中。

当奥蒂莉亚处理掉婴儿后，在宾馆餐厅找到了加比塔，加比塔两人对面久坐，只是避重就轻的琐碎漫谈。

“我们以后谁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奥蒂莉亚最终还是向整个男权统治下的传统政治低下了头。

蒙吉导演在影片中并没有做出一次关于道德或者政策的说教，而是选择了更为客观的立场进行了对政策影响下的弱势女性的生活展示。

在这样一种态度下，蒙吉导演尽可能的隐藏对于女性的同情。

所以采用了传统电影语言格式匹配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方法。

影片最后的久久沉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

但与之不同的是，《都灵之马》的最后段落两人一起遁入了无尽的虚无。

而《四月三周两天》中奥蒂莉亚在影片的最后一秒钟突然扭头看向了位于观众位置的“第四面墙”。

这是一种迫使观众引起联想的间离效果的方法，最终也顺利达到了导演所希望表现的具有警示价值的终极意义。

1.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时间的焦灼感诠释得这么好。

连罗拉快跑都没有。

甚至没有配乐，没有大特写，只靠手持镜头和长镜头。

我好像在看一出浸入式话剧，我好像全程就跟着O，即使画面几乎几分钟都没有动，却没有一秒是浪费的，因为每一秒都是在焦灼的火焰上添的一把柴。

而且焦灼的不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对话都推来搡去的，内容繁琐冗长音调又低又平，好像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很不耐烦，焦灼的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

即使最后二人相对而坐的许久沉默，也是浮动在半空中焦躁的沉默。

2.越往后看终于明白这个对闺蜜又爱又恨的姑娘为什么甘愿为她做那么多，因为不管你是怎么坑我的，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依然在同一战线。

这不是什么闺蜜情，这是战友情。

3. 编剧真的还是太善良了，一个轻易能合理引出各种悲剧结尾的故事，却让每一个转折都有惊无险，但这种善意却更像是打在胸口的一记记闷棍——他没有拍出来的情节，自会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他把故事交代到这里，剩下的我们其实都懂了。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禁止女性堕胎。

一旦堕胎行为被发现，堕胎的女性和协助堕胎的医生都会被判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即女大学生Otilia的室友Gabita不幸怀孕，于是在Otilia的协助下找寻愿意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

面对罗马尼亚政府不人性的法律，生活在罗马尼亚的许许多多个当事人却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暧昧。

影片中，Gabita的前男友从始至终未露面，作为孩子的父亲，他可以不背负任何负担而置身事外。

而Gabita则让室友Otilia代替男友分担她的困境。

Gabita在准备堕胎手术的过程中不断犯错，没有预约成功适合做手术的宾馆，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没有告诉医生真实的孕期，也没有亲自与医生见面。

她用表面的漫不经心掩饰内心的不知所措，终于把室友Otilia也拖下水，两人因为准备的现金不够，被迫接受了堕胎医生的性侵。

影片中，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成熟的面对男女关系和性行为，却往往在女方怀孕后露出怯懦的面目。

我们自然应该谨慎对待流产，然而呼吁谨慎流产的前提应该是呼吁谨慎对待性行为。

影片中，Gabita因为不谨慎的性行为而怀孕，而Otilia的男友不顾女方的反对，坚持不采取避孕措施进行性行为。

两个女大学生在面对医生语言和行为的压迫下，也屈服于医生的性侵犯。

在男友家中，Otilia曾经质问男友，假如怀孕的是她怎么办。

男友回答，“不会是你，一定不会是你”。

男友知道父母早就为自己打点好了未来的工作，也知道女友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任何的城市，两人未来未卜，他却依然要求女友满足她的性需求。

Otilia因为关心刚做完堕胎手术的Gabita，着急赶往宾馆时，男友却不顾Gabita的安危，只一味指责Otilia的离场让自己和家人难堪。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常常在性关系上做出妥协，以为自己是为爱或是为生活妥协，而男性却可以做那个随时准备提着裤子走人，然后把所有的烂摊子留给女性自己的负心汉。

这就是为什么，性和生育本来应该是自然对于女性的馈赠，却在现代社会中总把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影片中也到处弥漫着罗马尼亚民族衰败的阴影，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总也买不到的香烟，女大学生选择读工科只为毕业后不被分配到农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罗马尼亚才把生育当作是救世主，用法律剥夺了女性堕胎的权利，用新生儿换取民族的希望，而把风险留给女性。

《四月三周两天》里，经济低迷了，所以堕胎违法了。

《蛙》里，人口太多了，所以生育违法了。

《使女的故事》里，出生率太低了，所以一夫多妻又合法了。

亚当无聊了，所以夏娃诞生了，性爱可耻了，所以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了。

世界不好了，所以玛利亚怀孕了，所以耶稣诞生来拯救世界了。

可生与不生不是维持世界平衡的机器，更不是拯救世界的万能法宝，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子宫，也不是靠让下一代出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靠这一代人去改变现状。

如果现状不改变，那么下一代就像那个仓促之间被堕胎的婴儿，刚刚四月三周两天大小的样子，被母亲遗弃在废塑料上，然后被丢进垃圾管道中粉身碎骨。

前段时间，婆婆迷上了莫言。

去年去她家过元旦时，她把读过的那本《蛙》送给我，然后又语重心长的催我备孕。

单位饭堂里，热心的中年女同事问我，“你该准备要小孩了，再晚就高龄产妇了。

”我说，“我还没到三十岁”。

她又说，“你还要为二胎着想。

”在莫言的《蛙》里，生育被比喻成了养殖场里的牛蛙，生或者不生不过是科学养殖的手段，而牛蛙不过是一种产品。

有人要生，有人要不生。

生与不生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命题，女性的子宫到底是谁说了算。

所以是谁说了算，大约应该是我自己，然而真实的我却一边说着不喜欢抚养小孩，一边默默地屯起了叶酸。

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选择生不生育像是一场拉锯战，是天平两端的制衡，衡量的标准是年纪。

年纪小时，生的阻力大，我们因为男友的疏忽和自己的天真怀孕时，我们会瞒着父母自己筹钱堕胎。

年纪大时，不生的阻力大，你要面对父母的催促和别人的指点。

我几乎预想得到三十岁后我将遭受到的阻力，所以我只好提前投降。

我只是看不懂自己，这已经不是《蛙》和《四月三周两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了，道理我们都懂，为什么依旧不自由。

生或者不生逾越的不再是法律和愚昧的道德观念，横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敢逾越的是什么。

我们咒骂，我们不满，但我们可以把错误推托给谁？

我们走出丛林，走向文明世界，我们做好了与自身弱点决裂的准备。

可看我们把社会搞成了什么样子，科学养殖场么？

我们理解不同，宣扬多样化，我们以为自己心安理得了，可为什么舆论总与真实割裂。

看看现实中我们是怎么做的，排挤少数人，欺压弱者；自怨自艾，不知反抗。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社会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对女性权利、对自我权利的漠视，组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我们宣扬女权，我们轰轰烈烈的开展“metoo”运动，我们以为自己有了盔甲也有了武器。

可我们的武器就是Otilia手里的那把折叠小刀，我们把它握在手里，却不知将它插向谁的胸膛。

不如，先剖开自己看看清楚。

《四月三周两天》（4 luni, 3 săptămâni și 2 zile，2007）作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的巅峰之作，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在当代电影研究中具有多重阐释可能。

以下从历史政治批判、身体与空间政治、叙事美学实验、符号隐喻系统及后社会主义文化反思五个维度展开更为丰富的学术分析，结合福柯生命政治、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以及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等跨学科视角，构建对影片的深度解读。

一、历史政治批判：极权主义的微观运作1. 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生物极权主义” 导演蒙吉通过堕胎事件揭示齐奥塞斯库政权如何通过《770号法令》（1966）将女性子宫变为“国家机器”。

福柯的“生命政治”在此具体化为“生育政治”——政权通过控制人口再生产实现对社会身体的全面规训。

Gabita的非法堕胎行为是对这一生物权力的直接挑战，而Bebe医生以“国家禁止”为由实施性勒索，暴露了极权制度下法律与道德的虚伪性。

学者凯瑟琳·维尔德（Katherine Verdery）在《被绑架的西方》中指出，齐奥塞斯库政权通过制造“短缺经济”维持社会控制。

影片中Otilia为堕胎筹集现金、购买黑市香烟、争夺婚礼糖果等细节，正是短缺经济下个体生存策略的微观呈现。

2. 知识分子的道德溃败 晚餐场景中，Adi及其教授朋友高谈文学与哲学，却对Otilia的焦虑视若无睹。

这一场景呼应了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公共话语的虚伪性”——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中通过“去政治化的政治”维持虚假的道德优越感。

他们的高谈阔论与Otilia被迫处理的堕胎残骸形成尖锐讽刺，暗示知识精英在体制暴力中的共谋角色。

3. 国家暴力的日常化 影片中警察始终缺席却无处不在：Otilia在街头处理胎儿时对警笛声的恐惧、酒店前台对非法交易的默许，均暗示极权主义已渗透至日常生活毛细血管。

这种“软性暴力”印证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例外状态”理论——法律通过悬置自身，将公民生命降格为“赤裸生命”（bare life）。

二、身体与空间政治：性别、权力与反抗1. 女性身体的双重殖民 齐奥塞斯库政权与父权制的合谋将女性身体同时置于国家与男性的控制之下。

Bebe医生以“专业知识”垄断堕胎权，要求Otilia以身体交换服务，印证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性”理论——性别权力通过重复的仪式化行为（如性交易）得以巩固。

Gabita堕胎后蜷缩在浴缸中的镜头，与胎儿被丢弃在厕所的蒙太奇并置，形成对“母性神话”的彻底解构。

这一场景可参照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对“男性话语霸占母性”的批判——女性身体在极权社会中仅被简化为生育容器。

2. 空间作为权力容器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在影片中具象化： 酒店房间：剥落的墙纸、失效的暖气与紧闭的窗户，构成福柯“异托邦”（heterotopia）的典型空间——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却又真实存在的“反空间”。

堕胎在此发生，暗示私人领域已被国家权力彻底殖民。

街头：Otilia穿越寒冷街头的长镜头（持续2分37秒），手持摄影的晃动与昏暗路灯下的阴影，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卡夫卡式的迷宫。

她的行走轨迹成为德勒兹（Gilles Deleuze）“游牧主体”的隐喻——在规训空间中寻找短暂的自由裂隙。

大学宿舍：逼仄的宿舍中堆满杂物，镜头常以门框、走廊制造视觉压迫，暗示教育机构在极权社会中的异化——知识分子的摇篮沦为体制规训的前哨站。

三、叙事美学实验：时间、声音与观看政治1. 时间的政治性 影片严格遵循线性时间（24小时内），通过长镜头与实时叙事制造“共时性压迫”。

堕胎事件被分解为11个琐碎步骤（筹钱、订房、谈判、手术、处理尸体等），每个步骤的时长与现实时间同步，迫使观众体验极权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侵蚀。

这种叙事策略呼应了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Béla Tarr）的“时间电影”美学，将时间本身转化为批判工具。

蒙吉拒绝使用闪回或画外音，使历史创伤仅通过现时行动呈现，暗合东欧后社会主义电影“拒绝怀旧”的美学立场——历史不是过去时，而是持续作用于当下的暴力。

2. 声音的意识形态编码 环境音的统治：全片无配乐，仅保留脚步声、犬吠、餐具碰撞等环境音。

这种“沉默美学”既强化了现实感，也暗示社会对禁忌话题的集体噤声。

堕胎后Gabita的啜泣被走廊的嘈杂声淹没，成为个体痛苦在极权社会中的必然命运。

对话的潜台词：Bebe医生在手术前说“这不是谋杀，只是终止妊娠”，通过语言游戏将暴力合法化，印证了阿多诺（Theodor Adorno）“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批判的——语言在极权社会中沦为暴力的共谋。

3. 观看的伦理困境 蒙吉采用中远景镜头与固定机位，刻意与角色保持距离。

胎儿始终未被镜头展示，迫使观众通过想象填补空白，这种“不可见性”策略挑战了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视觉快感”理论，将观看行为转化为伦理抉择——我们是否敢于直视被遮蔽的暴力？

四、符号隐喻系统：物的政治生命1. 食物链与生存经济学 香烟、三明治、婚礼糖果等食物符号构成微观权力网络： Otilia偷拿餐厅火柴、Gabita藏匿巧克力，暗示个体在短缺经济中的生存策略； 婚礼宾客争夺糖果的荒诞场景，直指极权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物质匮乏将人际关系降格为动物性竞争。

2. 白色毛巾：纯洁与亵渎的辩证法 包裹胎儿的白色毛巾兼具宗教与政治隐喻：白色象征纯洁生命，但其用途（包裹被丢弃的胎儿）却构成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

这一矛盾性指向齐奥塞斯库政权如何通过“国家神圣性”话语掩盖其对个体生命的践踏。

3. 火与水的救赎悖论 Gabita试图用火柴焚烧胎儿残骸，火在此象征净化与反抗，但火柴因受潮失效，暗示个体反抗在体制暴力下的必然失败。

Otilia在寒夜中呼出的白气与酒店失效的暖气系统形成对照，水（体液、蒸汽）成为无法逃离的冰冷现实的隐喻。

五、后社会主义文化反思：记忆、创伤与身份重构1. 创伤记忆的影像书写 影片可置于东欧“后社会主义电影”脉络中，与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十诫》（1988）、匈牙利导演扬索（Miklós Jancsó）的历史寓言电影形成对话。

蒙吉拒绝使用象征性镜头（如《地下》中的超现实狂欢），选择以极简主义直面创伤，体现了罗马尼亚新浪潮“零度美学”的核心——用形式的克制反衬历史的残酷。

2. 身份政治的困境 9Otilia在晚餐场景中的沉默与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形成对比，暗示后社会主义一代的身份断裂：他们既无法继承社会主义遗产，又难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

这种困境呼应了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东欧“后意识形态真空”的批判。

3. 国际电影节与东方主义凝视 影片获戛纳金棕榈奖后，引发关于“东欧电影是否迎合西方他者想象”的争议。

然而蒙吉通过拒绝戏剧化奇观（如《彼得堡异人写真》中的民俗符号），以冷峻的日常性消解东方主义窥视，证明“地方性经验”与“普遍性批判”的可兼容性。

六、结语：电影作为抵抗的诗学 《四月三周两天》以惊人的美学自律与思想密度，构建了一座关于权力、性别与伦理的影像实验室。

它不仅是罗马尼亚特定历史时刻的见证，更通过微观叙事揭示极权主义的普遍逻辑——对生命的规训、对时间的殖民、对空间的渗透。

在当代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语境下，这部电影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自由与压迫的永恒博弈。

蒙吉的镜头提醒我们：真正的抵抗，始于对沉默者的凝视，对不可见者的言说，对被遗忘者的记忆。

附注：蒙吉导演的电影风格1.社会现实批判：蒙吉擅长通过个体命运揭露极权统治、社会不公与道德困境，尤其关注女性、边缘群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处境。

2.美学特点：偏好长镜头、自然光效与极简叙事，营造沉浸式观感，拒绝煽情，强调观众的主动思考。

3.罗马尼亚新浪潮：与克里斯蒂·普优（Cristi Puiu）等导演共同推动的写实主义运动，以低成本、非职业演员和手持摄影重塑东欧电影语言。

4.蒙吉的电影被广泛视为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觉民族志”。

学者如凯瑟琳·勒克莱尔（Catherine Portuges）指出，其作品通过微观叙事揭示宏观权力结构，提供了一种“去浪漫化的转型叙事”。

而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则强调其形式革新——长镜头不仅是美学选择，更是对观众伦理判断的召唤。

5.蒙吉的电影风格与主题构成了一种辩证统一：形式上的克制（长镜头、自然主义）与内容的尖锐（社会批判）形成张力，迫使观众在凝视中直面历史的伤口。

其作品不仅重塑了东欧电影的美学范式，更成为解构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实践。

有时候我非常狠女人，我遇见的所有女人几乎都是善变而虚伪的；有时候我非常需要女人，女人是这个世界最天工独匠的作品；有时候我非常钦佩女人，诚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卡捷琳娜，诚如《四月三周两天》里的奥提利塔。

影片的一开始，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独白，剧情就像是强行插入一般，奥提利塔和她的大学舍友加比塔，就像结尾一样各居左右霸占着画面，几组穿透力极强的长镜头，就将整个影片的气氛带入到一种逼人太甚的压迫感之中，丝毫没有喘息之意，这个言行果敢的女人爬上公车，邂逅男友，随后将自己勇猛的扔进了时代与社会的悲剧洪流之中。

哭泣的脱去鞋子，在一片死寂中，拖着血色的下体走进洗手间，这让我不经意的穿越回了《雾中风景》里12岁的乌拉被卡车司机夺去童贞的那个让人抽搐不已的镜头之中，导演未免也太残酷了，可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说过，导演应该滚回幕后，甚至离开摄像机，甚至抛弃蒙太奇，抛弃一切刻意破坏画面与镜头完整的技法。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深受其害，所以便有了那该死的经典的“晚餐”长镜头，奥提利塔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忍受着男友父母及其亲友，而尴尬的男友被置于奥提利塔之后，就像整部电影中的地位一般：两难，所以当奥提利塔将加比塔的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语塞了，而奥提利塔就像被医生凌辱一般坚挺，在继续该死的长镜头中穿行于夜色之中，除了在公车上忍泣之外，她的内心、她的脚步、她的背影、她的果敢都是那么的凌厉而执着，就像被摄像机死死跟踪一般逃脱不开。

想刻意的去关注去观察那个1987年的罗马尼亚社会，但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似乎察觉了这一切，他同样的刻意去掩盖时代因素对影片的影响，毕竟这部电影被死死的定性为一首女性的时代挽歌，所以蒙吉驱使着奥提利塔无法停止着她的脚步。

最黑暗的镜头来自于那只四个月三周零两天的婴儿，画面直白的对准着这个故事的缘由，没有任何保留，就像奥提利塔下体体毛上的精血一般清晰，奥提利塔将无数的泪水、痛苦、委屈与绝望像那只准备装死婴的包里的东西一样掏而扔出，置换为这个死去的生命，尔后又一次穿行与夜幕之中，在死死跟随的镜头下喘息、奔跑、扭头...就像被一把手术刀切开皮囊一般曝露于画面之中，伟大的电影永远少不了伟大的结尾，镜头深处欢闹的婚礼、镜头重心的奥提利塔与加比塔、窗外的黑夜，三层画面重叠于此，奥提利塔、加比塔各局左右，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虚无飞过天空，似乎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个画面才开始，奥提利塔面无表情的第一次正视镜头，也许正视的是窗外的黑夜，也许是盯着画面的你我，也许正视的是这个操蛋的现实。

黑幕起，强行插入而又强行抽出，这个电影用毫无喘息之隙的手术刀般的纪实主义将时代、将社会、将女性、将人性原封不动的放入到历史的长流之中，让人触之不及，又避之不及...起立，鼓掌，致敬！

（芷宁写于2008年1月22日）看完这部风格简约，内容深刻，充斥着镜头寓意、戏剧张力和人性拷问的罗马尼亚影片后，竟然至夜半都无法入睡。

这部在拍摄前半年还没找到任何投资的影片，为罗马尼亚在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上捧回了金棕榈大奖，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无疑是个既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又具备技术功力、既敢于深度反省又满脑门思想的优质青年，在《四月三周两天》中，他部分借用了纪实影片的拍摄手法，大量采用了固定机位和肩扛式镜头跟拍等，另外出色的长镜头是该片的一大亮点，既呈现出人间百态，又彰显沉静质朴的基调。

同时，中景画面里人物的情绪收放、角度空间的调度切换、充满新意的剪辑手法、无配乐效果仅源于室内动作的声效以及所选演员克制而不凡的精湛表演……所有这些都将该国20年前意识形态正要发生剧变年代里，两个年轻女孩遭遇困顿的生活片段逐一再现，而令她们陷入恐慌焦躁的正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颁布的“禁止堕胎法”。

四月三周两天，是片中女大学生嘉碧塔从怀孕到堕胎的时间总长，而她身心所受的痛苦比之协助她的欧蒂莉亚（安娜玛丽亚·玛琳卡饰演）似乎还略微轻松一些。

不幸中招的嘉碧塔无疑是惊慌怯懦且茫然无助的，甚至有点天真简单，需要室友助她走出绝境，她自身无法承受这可怖的经历，虽然她不得不承受。

于是，她哀叹、懊恼、自责更辩白，由于她的错误估算和牵强谎言，致使借来堕胎费用的欧蒂莉亚需要付出更多——非法堕胎医生毕贝，以月份太大危险更大以及嘉碧塔的“不信任”为由，要求她们支付超乎预期的代价，既然钱不够，那么身体来偿，欧蒂莉亚别无选择……影片充分展示了蒙吉出色的场面调度能力和驾御全片的功力，虽然该片所涉及的场景不算多，但之间衔接得当，欧蒂莉亚的身影出现在片中各处：找男友借钱、寻旅馆开房、去接江湖游医、回旅馆交涉、到男友家赴宴、去处理死胎……人们跟随着她的身影逐渐明了了导演的叙事意图和人性追问，蒙吉也一路平稳流畅地引领着观众走进那个独特的年代，而他勾勒人物的方式，在很多地方，近似于白描。

在封闭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必须掩盖堕胎的事实，这使欧蒂莉亚的行为本身就营造出了一种空前密集的紧急感，也使全片充斥着无形的压力。

而片中抛婴段落的细节处理，令人窒息且难忘。

首先，欧蒂莉亚打开旅馆卫生间的门向里看，表情惊恐，然后镜头切换成对地上胎尸的俯视，这个残酷的镜头考验了几秒钟观众的心理防线。

然后，欧蒂莉亚包起雏形人尸，倒空背包，将胎尸装入，而那个倒空背包的动作引来包中各小零碎的哗啦跌落，令焦虑的情绪骤然加倍。

接着，欧蒂莉亚奔至室外，黑暗笼罩着静谧阴霾的街区，突发的犬吠令一直处在紧张状态的神经更加紧绷，沿途路过的人，不论警察还是闲人，任何一个好事者的搀合都有可能将“毁尸灭迹”的计划打乱。

最后，欧蒂莉亚呼哧带喘地爬上高楼，将那原本不该来到这个世间的小生命按照之前游医的指示处理，此刻的欧蒂莉亚蹲着身体，弯曲着的背脊如同老妪般颓然无力。

可以说，蒙吉把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都付镜头中，片中有一个长达7分17秒的长镜头，出现在欧蒂莉亚男友母亲生日宴的餐桌上，在座各位除却欧蒂莉亚都是高知，他们自视甚高，是体制的受益者，以一种貌似礼貌实则倨傲的态度对待出身普通的欧蒂莉亚。

导演似乎想籍此来审视彼时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阶层的庸常陈腐、虚荣伪善和内心冷漠。

而刚刚经历过悲惨“肉偿”遭遇的欧蒂莉亚尴尬失措地坐在这些人中间，惊魂不定、目光游移、面色苍白……当她奔出男友家时，因惦记旅馆中嘉碧塔的情况而一路狂奔，在阴冷冰凉的街头，她开始呕吐了，所经历的一切都令她作呕。

片中，有一段欧蒂莉亚和男友的对话，欧蒂莉亚认为男友并不关心她的生理期，从来没考虑到她的安全。

“假如是我怀孕了，怎么办？

”“可你并没有怀孕！

”男友不理解欧蒂莉亚为何非要一再假设没有发生的事，他在女友不断的质问中六神无主。

而他推诿暧昧的态度，令欧蒂莉亚的心荡到谷底——假设她怀孕了，男友会怎么办？

他那注重所谓“名誉和教养”的父母能接受她吗？

在这样的境况下，男友会真的负责吗？

此时她清晰地意识到，假若她怀孕了，那她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独自蒙受痛苦的嘉碧塔。

在这里，导演蒙吉提及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关于男人的欲望和责任，而他悲悯女性的角度和思路，令人们看到了一个导演超越自身性别局限性的客观。

影片结尾，画面定格在旅馆大厅，一场婚礼还在举行，婚礼的主角似是一对欢喜冤家，居然在自己的婚礼上大打出手，当欧蒂莉亚处理完胎尸返回时，他们已然停战，音乐响起，婚宴继续。

在另一边的餐桌上，“腹内空空”的嘉碧塔准备好好吃一顿，而欧蒂莉亚却无胃口，她刚刚经历了或许是她此生中最糟糕、最阴暗的一天，当这天临近结束时，她的内心有失落有阵痛有余悸更有忿懑，这些远比肉体的付出要来的痛彻。

片中两个女孩都有一个局部裸露的镜头，而这种裸露是必要且沉痛的，不似其他打着艺术旗号的做作影片，也丝毫没令观众感到厌恶或产生其他观影不良感，反而为这种毫无预示突然而至的身体曝露感慨，不论是欧蒂莉亚的身体交换，还是嘉碧塔的堕胎手术，这种迫使女性不得不放弃尴尬、羞怯、甚至是自尊的境地，被再现的真实而残酷，直接而无奈，也充满了震撼反省的强大力量。

据悉，2006年罗马尼亚本国出产了10部影片，占全国电影总票房的4％，而这4％却让年轻自信的罗马尼亚导演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正在以超越前辈的理念，站在世界的广度和人文的高度，冷静且保有距离的观察当下的罗马尼亚，也理智地咀嚼反思着过去的创伤，就如猫科动物，愈合伤口自我疗伤的办法之一便是仔细添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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