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大亨

我觉得本片对阿泉奋斗故事的讲述，平淡的像是一个朋友给你讲讲今天报纸上的一些新闻而已，我会觉得阿泉的一些特质注定这个故事是按照那个逻辑进行的。

一个贫门子弟对世界的好奇，求知，使他通过读书努力一步步向上爬着。

过程中阿泉价值观的变化，自信心的建立，自我人格的塑造是一个经历过的人的写照，他们终于看明白了这个世界和自己。

我却异常喜欢阿娘。

阿娘呈现出来的血肉却使我哭的稀里哗啦。

她异常区别于传统的妇女形象，一个需要拉扯七八个孩子独身渔家的母亲，有可能卖儿卖女或是再嫁来减轻自己的负担，她拼了全劲像个男人一样护孩子们周全，使全家人在一起，并且不丢掉自尊。

“我们不是要饭的！

”从孩子的嘴里重复阿娘的坚定话语。

一开始考行船驾照是为了让全家人守护在一起，不用分离的确愿望，但后来，不服输不服软的精神一直支撑着她，终于在退休前考下来了。

她还心地善良，亲生和不亲生都爱，并且也愿意寻找阿泉的妈妈。

还记得认真看的严浩上一部作品是《庭院里的女人》，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东方的庭院里的女人问那个西方传教士：“你以为你是谁？

”似乎充满了东西方碰面、碰撞中的复杂、冲突和痛苦。

而这一次看了严浩的新作品《浮城大亨》后，尽管在短短的影片中是诗意化地融汇了大亨布华泉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却是布华泉在机场通道时问的：“那我是谁？

”从面对西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

”到了问：“那我是谁？

”相映成趣的两句话，却也可以勉强地看成是香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思考、认定的过程（包括电影的片尾曲歌词中也反复着“我是谁？

”），而剧中主人公布华泉似乎可以看成香港的缩影。

身世之苦——混杂，贫苦，歧视，身不由己布华泉的生母是贫苦的水上人家女子，被英国水手骗上船遭受奸污，因而生下了布华泉。

可以说他的身世很苦，具备了两方人种的特点，却又不被双方认可：本土的华人嘲笑他眼珠、头发的颜色，把他称为“洋杂”、“鹦鹉鱼”，而殖民地的英国大佬则视他为未进化完全的人种，称之为“半生熟”……这是混杂；水上人家的生活很苦，布华泉的祖辈、父母甚至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穿过鞋子，当布华泉和兄弟到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穿着崭新鞋子的孩童不断嬉笑着踩踏他们的光脚，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把水上人家和其他人分成了几个阶层，所以当布华泉顶了船东老板一句时，他马上挥舞棍棒把将其打到头破血流……这是贫穷；混杂和贫穷带来的自然是被歧视，船东称他为“洋杂”，他只能接受，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痛打，他去找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管理者交流的时候，英国人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只能在对方的嘲笑中回答：“我叫半生熟。

”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回答，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电影里说的是布华泉的身世，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挪移到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身世其实也同样说的是香港：出身水上人家，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兼具了中西两方的一些特点，却同时不被双方接纳……人可以选择很多，甚至可以呐喊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豪言壮语，却对于身世的选择无能为力。

正是由于这种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带来了布华泉、也是香港的困惑与挣扎：布华泉在机场拿着英国护照却要走“异籍”通道，面对1960年代的反抗港英的激烈运动无所适从，哪怕他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的宴会、聚会，面对着“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

你有伦敦口音吗？

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

”之类的质问，他也无言以对。

香港也是这样，从当初被中国大陆抛弃，到港人游行示威冲击港英，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的跌倒，都让香港这个城市五味陈杂，都让这个城市心头飘动着布华泉那个“我是谁”的疑问。

面对布华泉提出“我是谁”的疑问，英国官员说：“对不起，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也无能为力！

”的确是历史让布华泉们不断地问“我是谁？

”但历史不会代替布华泉、代替香港去承受这个挣扎和痛苦。

奋斗之途——念书，打拼，晋升，上流社会在许多反映香港人工作学习状态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同时做几份工作，有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去培训、拿学位，可以说香港人的努力和打拼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们似乎坚信执着和勤劳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在原初机会等方面的先天劣势。

电影中布华泉就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他二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应聘企业时无法填写学历，只好写下“会识字”，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一步一步地学习、工作，换来一步一步的晋升，换来周末解下领带和上流社会的美女饮茶，换来参加英国在殖民地企业大班家庭聚会的机会……这些奋斗和努力当然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物质可以丰盈，生活可以改善，社会地位也可以提高。

如果人真的只是“唯物主义者”，那获得这些也就可以相当满足了。

但偏偏人喜爱问一些“我是谁？

、“我要往哪里去？

”之类的问题，显然物质生活和工作成果是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况且这些内容本身也并非稳固不移的——如布华泉的晋升并非无限向上的，“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

你有伦敦口音吗？

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

”这种诘问是事实，也表明了布华泉在上流社会是有瓶颈的，而且就算到了上流社会又如何，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都有踉跄一跌……其实同样的困惑在前几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中也有体现：年轻的穷家小伙子长得帅、跑第一、学习好，考香港最好的中学，和富家美女谈恋爱，但这些并不稳固：米字旗要降下，富家女要全家移民海外……归属之处——家庭，尊严，信仰，价值坚守依靠勤劳的奋斗并不能解决克服身世（哪里来）与未来（去哪里）的问题，所以电影还在不断地提到布华泉的归属之处——当然，这也是香港的。

努力的学习和拼命的工作并没有把布华泉异化成机器人，不论贫富、不论忙闲，似乎他都在于表象之下寻求着价值所在：而在电影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尊严和信仰三个方面。

电影中细腻地记录着东方传统的断裂（水上人家的孩子布华泉上了岸，去天后宫寻找生母的痕迹时明显带着遥远历史的阻隔感，他和妻子的结婚不再是“你阿娘和我阿娘说，我阿娘和我阿爸说”和唱着水上人家的歌），但片中对长辈的孝顺无违，对兄弟姊妹的团结关爱，对妻子的相敬相护，子女的疼惜，无不表明家庭价值始终在布华泉心中占有重要位置。

片中并没有怎么表现布华泉与妻子阿娣的爱情，但又告诉我们：尽管经受了风雨煎熬但最终日趋稳固，其中起到维系作用的就是家庭的价值。

也正因为家庭，所以布华泉后来面临着上流社会美女菲恩的魅力四射和诱惑当前，也克制着败坏和堕落的欲望。

最后他给妻子换助听器电池以及深情相拥，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家庭温馨、亲情满溢。

当布华泉的父亲去世时，维持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借钱，被拒绝时也只是鱼贯而出。

无奈之下，母亲把孩子们送入救济院，反复告诫着：“不要哭，我们不是要饭的”，于催泪之间也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不卑不亢。

布华泉在年轻和成年后分别顶撞过船东老板和英国人企业管理者，并且与后二者的遭遇对比看，显然他至少在这二者面前树立了尊严。

对尊严的认定，一方面来自于当初“我们是社会的新生儿，飞机火车都能开”的激励教育，来自于他工作学习获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来自于片中反复渲染强调的基督信仰。

年轻时即听到福音，随即受洗，东牧师将福音传到布华泉一家，对他们一家人价值观、人生观也影响深远。

所以，全家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乐观，片中主角们在教堂、在饭桌上、在亡者追思会上恳切地祷告着，母亲教导着“一切都交给耶稣啦！

”具备着相当的代表性，母亲最后念读和抄写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4:7）是持守之后对上帝的告白，亦是关于归属之地的向这个世界的告白。

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牧师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但显然东方人的牧师（东牧师）对布华泉一家影响更深，片中布华泉一起祷告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但显然和家人、东牧师以及本土的信徒一起祷告更多，也更显诚恳和真切——这些似乎表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归属所在，因其跨越东西地域、超越贫富差异、解决身世困惑。

有意思的是，刚刚看过的港片《桃姐》，片中也许多在餐前、追思会上的恳切祷告，这已经说明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了港人价值、信念的重要内容——大概，因为信仰，身世的飘摇已经困扰不到港人了？

《浮城大亨》 从一个上岸渔民到大公司高管的传奇经历， 见证香港50年代——21世纪的变迁， 不是主旋律， 是港版的《阿甘正传》。

当然啦，远没有《阿甘正传》那么经典。

问题如下： 人物不鲜明， 时代感不够大气， 主控思想与故事脱节。

如你所知， 阿甘的人物魅力在于：一个智商70的人，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坚毅，做了那些智商200的人也无法做到的事， 这里面的正负矛盾反差让这个人物得以成为经典，而《浮城大亨》却并没有为主角设计相应的故事， 本可以围绕主角那个贫苦的、被遗弃的、长相不中不西的“羊杂”身份做文章， 但故事却东跳一下，西跳一下，极大的减弱了这个人物自身反差的力度。

由于是真人真事改编， 编剧的视野一直被局限于人物周围的生活环境， 仅有的几次历史画面不足以撑起故事所需要的宏大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这种作茧自缚的行为让这个故事无法产生出如《阿甘正传》中水门事件那样的神来之笔。

《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是那个故事核心思想的体现， 它的主控思想可以概括为： 如果你能够勇敢的奔跑，就能控制变幻莫测的命运， 整个故事所有场景人物无一不是对这个主控思想的论证。

在《浮城大亨》中编剧也想搞一条经典台词：“我的身份先是XX，然后是XX,然后是XX，最后是XX，我是谁？

我到底是什么？

” 编剧找到了一个模糊的灯塔， 却无法把这个问题提炼为主控思想， 于是主角成为了一个被动主人公， 只会麻木的随着编剧设计的情节摆动，而无法做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动作。

这个人物就这么从头麻木到尾， 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站起来。

其实诸如“因为坚持所以得到幸福”“因为真实面对自己所以找到自我”“因为敏锐的直觉所以没有被时代所抛弃”等等等等， 都可以设计这个故事的主控思想， 但编剧可悲的坠入了由大量的真实历史、生活细节、对经典影片场景的模仿所组成的迷宫， 阻止了这个故事获得属于自己的灵魂， 让这个故事变为了—— 用退场时一位观众的话说就是：“还是能从这片子里看到了一些香港社会的变迁过程的” 所以，《浮城大亨》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定位：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第9套记录频道， ——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从贫苦渔民到商业大亨——郭富城为您讲述上世纪波澜壮阔的香港社会演变史》 ——欢迎收看。

嚴浩的《浮城》算是一部有關香港回歸前後個人心理變化的一部電影，轉眼間回歸十五週年，香港人請你自問「你快樂嗎?」將《浮城》比對五年前回歸十週年所拍的作品《女人本色》與《老左正傳》，《浮城》是高水準的而且是關於本土風俗，塑造了一代人努力辛酸的故事。

如果說《女人本色》與《老左正傳》是為了政治上的獻媚，那《浮城》是絕對獻給喜歡香港本土歷史、風俗與寫實的一群潛在的觀眾。

近年香港電影在走兩條奇怪的路，一條是彭浩翔，葉念琛式的殘酷愛情，標謗現代都市的愛情觀，另一條路走的是「舊路」，轉拍舊香港的風物誌。

前者有《歲月神偷》與《桃姐》，以舊人物訴說對老香港的情懷與舊時的獅子山精神。

《浮城》談的正是後者。

一個人憑著雙手、憑著毅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對於今日的八十後當真是響往老一輩的舊時光，至少努力是代表多勞多得，並不像今天社會上只有壓榨與剝削、只有一份無奈與無力。

在炒賣的城市裡，今天的年青人如呂大樂所言「一出生便是輸家」。

努力苦無出路，獅子山精神淪為政客的宣傳品。

《浮城》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

從小漁港到國際大城市的香港，這裡是有前人的努力，導演早在八十年代的新浪潮電影打響名堂，沒想到沒拍片多年的嚴浩寶刀未老，拍出令人動容兼寫實的香港故事。

《桃姐》與《浮城》有兩個共同點，第一點是兩者都是真人真事改編的，第二點是主角的母親都不是親娘。

俗語有云:「親娘不及養娘大」，特別是戰後嬰兒的故事總會帶點悲哀。

那個年代養不起的孩子會送到別人處「過繼」，有些母親生得多卻養不好，生的生，死的死，是那個年代屢見不鮮。

或多或少，你我身邊或許有這樣的故事。

故事中的布華泉(郭富城飾)，他的故事就是開始在一場的買賣裡。

自小在船上長大，不知岸上風光。

作為長子的他違背養父的意願上岸讀書，二十一歲才讀小一。

一切的路走得不如人意，家庭命運的悲劇默默降臨到他們的身上。

父親在意外中離開了人世，母親又沒有能力供養一家七個孩子。

只有把孩子送到別人的手裡，戲裡有這樣的一句:「賣仔莫摸頭，摸頭眼淚流」，這份面臨生活的無奈而被迫骨肉分離的感覺，實在是難以言語。

在莫大的悲痛裡，主角與母親相信基督教，知道主內只少有溫飽，得到富足。

熟悉香港歷史的人應該會知道當時的教會開倉濟貧是家常事，當時的人未必相信主耶穌但只少知道吃飯是相當重要的。

五、六十年代的教會幾乎是包生養死葬，名副其實是服務有需要的人。

在教會的幫助下香港的兒童也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布華泉亦然。

在牧師的協助下他受洗了，到夜校半工讀。

那一代人並不像七、八十後有九年免費教育，要獲得學歷必先要付出汗水與努力。

在個人的意志下，他用了兩年完成小學課程，考進了帝國東印度公司。

他沒放棄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考取資歷、成家立室，沒有讓母親失望。

然而，在公司卻一直被外國人歧視，笑他為「HALF BREED」(半生熟)。

他遇上了伯樂，經歷了香港的風風雨雨，六七暴動、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

這個故事是屬於香港的戰後嬰兒的。

皆因他們生於最好的時代(有努力向上爬的時代，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同時生於最壞的時代(得不到溫飽，父母都不太理會子女。

)或者是知道得來不易，這一代的香港人都是比較捱得苦，比較獨立的。

除了奮鬥和獅子山下精神是電影的主軸外，電影所提到的或多或少有香港人的影子在內。

八四年至九七前的移民潮，對中國內地的恐懼感再到今日的「再殖化」，一直談的是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曾幾何時我們手拿著BN(O)[英藉(海外國民)]身份的護照，到今日轉拿特區護照。

即使如此，香港的大多數人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對中國身份是陌生而又不想多提。

在政治、民生、社會的方方面面，只見香港不再是熟悉的香港，今日要求學生要兩文三語，甚至有國民教育科。

社會對努力的定義早已被改寫，香港的風俗文化逐漸被新一代所拋棄，當漁港只有一群不是捕魚的漁民時。

到底我們得到了多少?說回電影本身之所以感人，原因有兩個。

一是演員的取材與故事切合，雖然在角色上有布華泉女兒的年紀有點不合邏輯與何超儀的外表有點格格不入之外，基本上演員如鮑起靜、楊采妮，演出均是合格以上，動之以情，郭富城的演出更是入型入格，實在是集齊了好戲之人。

第二是有一份彷彿與香港人緊扣相連的感覺，那是似曾相識的，就好像告訴我們無論這裡變成怎樣這裡都是我們的家。

縱使生活得未必太好，但始終心繫本土。

正如片中寫字的畫面，「海是人的母親」，「愛之深，責之切」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挽回的。

此外，《浮城》片名取了一個不錯的名字，簡潔而有力。

相對內地的《浮城大亨》，我認為大亨二字是某種暴發户的心態，在語義中浮城是指沒有根，沒有家的地方，試問誰希望在這個地方發達?布華泉的成功並非僥倖，只是「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這樣的一個人。

電影包含的元素也實在太多，包括了宗教、愛情、奮鬥、親情，雖然在表達上未必能一一做到最好，但是在意義上這包含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鍾愛與前人所付出的辛酸。

老時光，總是要好好給留下，不然就會消失在現代人的視覺，沒有官能刺激的電影，用來給我們好好記住「Who am I ?」。

時隔多年，我們又看見了嚴浩。

這位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主力人物，沒有大打什麼強勢迴歸的旗號，他只是靜靜地帶來了一部叫《浮城》的電影。

在大陸地區，也許是出於商業的考慮，電影名改為了《浮城大亨》，看上去很像《Wall Street》（Oliver Stone, 1987）一類的商戰片，但事實上，這部電影沒有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商場暗戰，有的只是一座大時代下的「浮城」，和一個浮城里所謂的「大亨」。

如果說《歲月神偷》（羅啟銳，2010）是側面抒發了香港情懷，那這部《浮城》則是直接勾出了近半個多世紀香港的痛與傷。

電影以長期生活在水上的漁民為中心，構建了一個不安定的世界，這些漁民漂浮在海上，隨著海水的浪波而活，為了生活，他們不得不出海打漁，風雨飄搖的時候，他們隨時會被海浪大潮吞沒。

這種背景架構，其實是一個暗喻，它正指代了香港這座在風浪不斷的歷史大潮上漂浮的「浮城」。

能把歷史大潮拍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對於嚴浩這位拍慣大時代故事的導演來說，則是遊刃有餘。

他通過把故事放在與英國殖民密切相關的帝國東印度公司，把六七暴動，中英談判和香港迴歸這些香港殖民史上影響極大的事件都流暢地展現了出來。

英國殖民統治這一段歷史，衍生了一個「我是誰」的歸屬問題，這也是《浮城》著力探討的主題。

在電影里面，嚴浩通過塑造一個番仔作為主角，把這種矛盾推到了一個較為激烈的高處。

電影雖以主角布華泉（郭富城飾）在帝國東印度公司從一個小人物奮鬥到成為一位業界年輕才俊的成長過程作為故事的線索，但其如何奮鬥如何勵志倒不是電影的重點，貫穿其中的，其實是布華泉如何在動蕩的成長歷程中拋棄自己以往的身份而去改尋另一個身份。

在刻畫布華泉這個角色的時候，嚴浩通過大量獨白的方式直接把布華泉的內心勾畫出來。

在我看來，這些直白露骨的內心詰問，讓布華泉這個角色變得十分平面，單單通過這些不痛不癢的獨白來傳達信息，難免會讓觀眾產生一種游離戲外的感覺。

雖然嚴浩也有設置一些含蓄的細節來展現布華泉的內心（例如布華泉曾用國語來說自己的姓名），但在大量蒼白無力的獨白映照下，其作用只是杯水車薪，若嚴浩能捨棄部分獨白，改用更多的細節來豐富布華泉的內心，也許會讓這部電影在人物刻畫上提升一個層次。

幸好，嚴浩在創作電影的時候並非單單把自我身份認同這個問題的探討投射在布華泉在帝國東印度公司的奮鬥歷程上，他在布華泉的故事中加入了很多輔助的元素（例如親情和愛情），這些支線與主線的有機結合，在總體結構上豐富了人物，也令故事更顯真實。

更重要的是，隨著故事的發展，「我是誰」這個主線漸漸變成了支線，親情和愛情則成為了主線，到故事最後，兩條线融為一體，無分彼此，也許布華泉在他與母親（鮑起靜飾）和妻子阿娣（楊采妮飾）的感情中，終於找到了「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無論布華泉母親如何努力通過耳環來尋找布華泉的親生母親，在布華泉眼中，他是喝著他母親奶水大的，他就是他母親的兒子，能否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這個問題已經不再重要；他也明白，無論如何，陪他走過很長一段日子還是阿娣，而他放棄了Fion（劉心悠飾），正暗示了他已不再關心自己能否進入上流社會或成為一個正式的英國人。

雖然這部電影在大陸地區喚作《浮城大亨》，但在大時代的浪潮下，每個人都是小人物。

電影的最後，是一艘駛向動蕩大海的小船，但橙黃的色調，為這個鏡頭注入了一種沉穩。

也許親情和愛情，就是每一個在大時代漂浮的小人物安定自己內心的不二法門。

近年，香港不少電影回溯香港過去的故事，武打的有《十月圍城》和一系列的葉問，文藝的有《老港正傳》（2007）、《歲月神偷》（2010）、《為你鍾情》（2010）、《東風破》（2010）等，今年嚴浩也推出一部《浮城》，可與以上數片作為對照。

《浮城》述說的，是香港文化身份討論中最熟悉不過的故事：敘事主體是蜑家人中的混血兒，是邊緣的邊緣，一方面既述說他從低下層往上爬的成功故事，另一方也述說香港這城市如何由漁村、漁港變成大都會。

一貫香港的主流論述：成功的城市中的成功的人。

可以想像，混血兒在殖民都市下必然引出身份認同問題，一如電影預告片所提示的：主角布華泉（郭富城飾）在鏡子面前自問 “Who am I?”，也在入境時遇上沒有國籍的身份問題。

這些問題，西西在七十年代寫的小說《我城》中已有觸及，並引發後來我城居民只有城籍沒有國籍的說法。

恰巧，西西在九十年代也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名為〈浮城誌異〉，多少也回應在香港一直存在的「浮城」之說。

然而，嚴浩的《浮城》並不是影視版的《我城》和〈浮城誌異〉，影片中身份和國籍所屬的問題，應放回電影的脈絡去理解。

布華泉曾不只一次問「我是誰」這問題，而他在自述中也給出答案：「我係鸚鵡魚，我係番仔，我係半生熟，我係布華泉，仲會唔會再多啲？

」這些身份，都是他人加在他身上的，說他是鸚鵡魚的是表妹，因他的樣子與其他人不同，表妹就說，我們是黑眼魚，他是鸚鵡魚；番仔則是社區中人給他的別號，不論是學校老師，還是東家，暗指出他不屬於布氏家庭這身份；半生熟（half-breed）是洋人上司給他的名字，half-breed 本意指歐洲人與北美原住民的混種，而布華泉因一頭紅髮，就此被命名為半生熟，這名固然是指明他低下的身份，也點出他混血的身世；後來就是「布華泉」，是他的伯樂麥柯道（河國榮飾）給他的。

他曾試在洋人上司前重申他叫布華泉，但從沒有人當真，直至麥柯道把他晉升並點名，他才是布華泉。

所有這些被加諸的身份，並不指向說他有一個原初未被發掘的身份，他向鏡子發問「我是誰」時，也不是說他有甚麼身份危機。

正正相反，他沒有危機，也不用找尋原初身份（他並沒有很積極的去找他的生母），他樂於動用被賦予的身份，是重疊的，是多重的，是浮動的，是彈性的，他既是帝國東印度公司第一個華人大班，也是鸚鵡魚。

若說布華泉還有一份身份的歸屬，那大概是「魚」了。

電影有一幕，是布華泉教他的年長的母親（鮑起靜飾）和阿娣（楊采妮飾）魚字的寫法。

魚，就是魚頭、魚身、魚鱗，加上海水，然後就游出海了。

其實，以魚作為香港人的身份歸屬，在其他的藝術作品中也有所展現，如回歸時「九七博物館」中的裝置「盧亭」，同一段神話／歷史陳耀成在《情色地圖》中也有述及，而後來謝曉虹把故事化成小說〈人魚〉，是魚與人變異的故事。

然而，布華泉的魚並不是盧亭式的魚變人的故事，他是鸚鵡魚的故事，先是活在水上，然後就游出海，最後到達英國人的上流社會。

布華泉這樣描述自身的身份，同時也對抗著身份追認中「尋根」裡的「根」。

華人社會追認身份，很多是以「根」作為隱喻，說人要有根，挪用的是樹的比喻；李國立導、杜國威編的《海根》（1995）雖也是蜑家人的故事，但還是動用了「根」的意象，依然是要立足於某點之上。

而《浮城》中「魚」的說法，便與「根」相對，是浮游的，是流動的，並可以游出海，轉換身份並不帶來身份危機。

是以，「浮城」並不是說沒有根之城，並不帶著遺憾與不可為之的追尋（這不正正與嚴浩的《似水流年》遙遙相對嗎？

）「浮」固然可解作浮動不穩，亦可解作浮游流動，因此，此際的「浮城」，是流動而向外擴展的，是活在海中而游出海外的。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對身份很實用主義的看法，有利的就可用。

這也正正是片中布華泉對自身的看法。

電影中 Fion（劉心悠飾）與布華泉曾有一段對話。

布華泉曾說：「上流社會、英籍、講英文，好似參加咗個神秘組織咁。

」Fion反問：”Do you like it?” 布華泉猶豫了一會才回答「鍾意」。

這一猶豫，正正反映了他的實用態度，那句「鍾意」並不完全真心，也不完全虛假，他並不把自己認同於英國人，亦知道自己沒有可能完全認同英國，但既然已擁有某個位置，那就照舊運用吧。

這種實用主義、既彈性又不完全歸屬的流動身份，在影片後段又作一次展示，那幕同樣包括了多重的語言遊戲。

布華泉在皇后像廣場遇上問路的一對男女內地遊客，先是男遊客對他說英文，然後他回答以普通話，再來是女遊客問以普通話，他再以普通話回答，然後又是男的說英文，他這次以英文回答，最後大家夾雜在英文和普通話中離開。

這幕固然提示了九七後身份認同可能轉變的方向（或事後孔明，因為我們已站立於九七後了），同時也在表明，布華泉說甚麼語言也可，只要能溝通就行了。

而伴隨時這浮動而實用主義的主體觀的，是這影片特定的時間觀。

我們可以拿《歲月神偷》和《老港正傳》與《浮城》比較，看出三者時間觀之不同。

《歲月神偷》的時間觀最為簡單，沒有推進，主角的時間與外部世界的時間是一致的，全片則定格在過去的時間中，過去的時間是靜止不動如永恆的，無論是哥死前，還是弟長大後，拍出來的觀感都是一樣的，是永恆而滯後的時間觀。

至於《老港正傳》，時間有向前推進，但是主角的時間與外部時間是有落差的，就如老左在老婆死時所說的：「我啲時間錯晒。

」而下一輩的戀愛故事也是錯錯落落的，是時差式的時間觀（雖然大團圓的結局把所有的時間都調正了）。

而《浮城》，則是主角時間與外部時間並行，這種時間觀，我們名之曰「現代性」。

然而這城市的現代性與西方不一，是殖民式的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即我們吊詭地因著沒有統治合法性的殖民主而獲得現代性。

片中的布華泉正正體現這種現代性：身份因外部賦予而提升，如直線般往上流社會游過去。

還得點出，《浮城》沒有變成不堪入目的主旋律成功故事，得益於電影的抒情語調和近鏡造就的細節美學。

《浮城》沒有歌功頌德之感，正因為導演機巧地把布華泉的成功故事說成是滿是有情的故事：先是父子情、母子情，後來是夫妻情和第二代的父女情，因有情，觀眾就易於代入，同時不會把主角成功前和後的故事割斷，因為有情的主體，總是連貫不斷的。

另一方面，《浮城》的美學並不是《歲月神偷》和《老港正傳》可比。

嚴浩在《浮城》中極多地運用近鏡和超近鏡拍攝細節，這種拍法避開還原舊事物的難題，導演不需要重構整個舊城市也有舊世界的觸感；同時，細節所強調的是人物的內在變化，多於人物外在和城市的變化，與抒情的主調結合，而手搖的拍法亦與電影大海的主題連起來：殖民式現代性在暗湧中穩步前行。

或可以說，《浮城》並沒有帶來新意，沒有帶出新的香港論述，是老調重彈，但不得不說嚴浩還是彈得其法，以細節打造影片，譜出殖民時代的香港故事。

作者︰譚以諾

大时代的小命运——Hundred Years of A Floating City《浮城大亨》讲述一个渔民之子布华泉是如何面对艰辛的生活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一代商业巨子的故事。

影片不仅展现了这个渔民之子的成长过程，也描绘了疍家人、香港的洋人以及香港近半个世纪以来沉浮动荡的历史。

相比于大陆影片，一直以来都是倾向于港片的，当然电视剧亦是如此。

与大陆导演制作的场面恢弘，气势非凡，造势宏大的影片相比，香港导演往往更加倾向于用生活中的小人物小场面来反映影片的主题。

其中本人看过的影片当中，最喜欢的莫过于《桃姐》和《岁月神偷》。

同样地，此部影片亦是通过在这样一个动荡变幻的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的家庭来阐述主题的。

影片中包含了许多中国的传统元素，例如汉字，当然还有蛋家人中显示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观念。

同时，它也包含着诸多的西方元素，语言，饮食以及生活方式等。

这里所体现的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也正是香港文化当中存在的中西方的文化的差异问题。

主人公布华泉一直以来对于自己是谁的问题存在着困惑，这也正是动荡沉浮中的香港面临的何去何从的问题。

或许香港就如影片中的布华泉一样，是西方文化强迫后的产物，从基因上讲一半是中国，一半是西方，而他被渔民收养的经历则昭示了香港与疍家文化的亲缘关系。

可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体，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殖民文化、香港本土地方文化三者融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香港的现代文化。

就影片情节而言，期间真正被打动的地方有两处。

其一是布华泉第一次教他母亲认字写字，母亲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地写出人生的第一个字“鱼”。

与大海和鱼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终于知道了与自己每天生活为伍的伴侣原是这样组成的，我不知道那种愉悦究竟该如何形容或表达。

看着他母亲抓着笔歪歪扭扭写字的场景，我看到的是一种初生婴儿对于知识的渴望与憧憬。

而这种不带一丝杂质的纯粹地求知的渴望使深陷学习忧虑中的人逐渐找回了自我，找回自己努力的最初的理由。

其二是影片最后布华泉给啊娣买了新的助听器，帮助啊娣走出心中的地狱，并承诺不论自己是谁，都不会是一个制造地狱的人。

布华泉一心追求事业，以致忽略了对于家庭的照顾。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关怀，满心充满自卑的活着究竟是怎样痛苦的折磨。

但是，我绝对明白一个女人被自己十分在乎的人忽视是怎样的痛苦。

所以，对于最后他们一家人的心灵的回归，感到异常的欣慰与感动。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放大了，折射的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绝不能说布华泉特别地聪明，我们也绝说不上他特别地幸运。

那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渔民的儿子，变成了一代商业大亨？

毫无疑问地，他的努力与勤奋无疑是一把金钥匙。

对于一个21岁才上小学二年级的人来说，如何做到与外国人流利的交流就是一件相当大的工程。

我们只需反问一下自己，答案就相当的明了。

从小学到如今十几年的英语学习后，自己能做到与英国人流利地交流吗？

努力与勤奋固然重要，但是机遇亦是相当的重要。

身处这样一个动荡沉浮的大时代里，机遇往往都是与危险并存的。

我们可以发现，布华泉每一次都能极好地抓住机遇，上岸，读书，学习英语等等。

这样动荡沉浮的时代，充满了机遇与挑战，而对于一个小人物，会有怎样的命运，一切仍取决于自身。

我认为这就是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他并不是想表达一种困惑，而对于困惑的回答才是关键。

说到底，就是不忘本。

我是谁？

是从开头就一直在强调的。

他的父母虽然信奉的是基督教，但骨子里的价值观念仍是彻彻底底的中国传统，比如长兄为父，子承父业，重亲情。

他们实际上并不清楚天堂是什么，天堂只是象征更好的生活。

他和他的母亲一样，从头到尾并没有很多欲望，他们踏出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为了家人更好的生存下去。

比如他一开始考东印度公司是为了工钱，他母亲考船主牌是为了领回子女。

当上升到国家层面，这种“本”有了尊严层面的意义。

虽然郭富城对于东印度是有着无限感激的，但是，感激不代表着谄媚，所以有了老板跟小货车相撞那一幕；所以当他和好朋友吃饭的时候，好朋友说为什么死老外总是高我们一个头，他递上了半块象征西方器物文化的吐司。

包括那个胖子老板所说的，你以为真跟他们一伙，你有口音么？

说的通俗了就是你模仿再像也不是“老坛酸菜”。

然后他在Fion和妻子之间的犹疑不决，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糟糠，显然就是两种身份的博弈。

另外，不知道是改编还是巧合，他的生母是被英军糟蹋后生下他的。

他从一生下来体内就有两股势力，两种血统；同时因为香港本身，他又面临着两种国籍；他是布华泉，但是他也是半生熟，洋杂，鹦鹉鱼。

作为一部香港回归献礼片，除了通过小人物反射香港的命运起伏，还有什么比反映人不能忘本，落叶最终要归根更合适的呢。

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便是疍家人。

我的妈妈小时候一家人生活在艇仔上。

戏中的语言，服装还原的很真实。

我的爷爷从小就最跟孙子们说：“成绩好不好啊？

以后要坐办公室揸笔吃饭，不要再开头（出海）啦。

”一个男人从海到地到天的成长，学会了亲情和爱情。

这是我第二次哭的电影，也是第一部哭了数次的电影，感谢严浩。

感谢郭富城。

浮城原来是floating city，漂浮的城市。

1978年，26岁的严浩执导《茄哩啡》，成为香港新浪潮的开山之作，从此，香港电影开始真正关注这块小小岛屿里的人世镜像和酸甜苦辣。

34年过去了，当年的新浪潮主将们或息影转做他事，或积极北上开辟新战场。

而当曾经的旗手重出江湖之时，我们看到，在严浩的心里，当初的新浪潮依然没有退去，他的情怀仍然执着于香港这片土地，执着于它尴尬的身份。

如果单单只是对香港以及个人尴尬身份的图解，那么严浩导演的《浮城大亨》将会失去大陆部分观众的注意。

对于如何吸引更多人认同感的问题，严浩很是智慧的采用了家庭伦理的模式，通过对家庭人物关系和情感的书写，沟通起华语各地观众的认同，同时又降低了拍摄成本。

多种文化的交汇固然成就了香港，使它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也造就了香港的迷失，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始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浮城大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香港与香港文化。

或许，大陆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香港人更宽广的文化渊源，也更能获得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人自我印记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归属感同样也有着文化上的隔膜，布华泉固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在大陆人眼里，他依然是一个香港外宾，所以在剧情的铺陈中，一切隐喻都向着家与国。

在中华传统语境中，家与国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共同体。

影片中，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犹如一叶小舟，在暗流激涌的大海上航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布华泉以及身后一堆弟弟妹妹早早的知道了“家”的含义。

对于这条小船上的一家人而言，家就是母亲识字写字，然后一次次想通过船主资格考试；就是非亲生的长子要无怨无悔的照顾弟弟妹妹；就是二姐知道心疼大姐，弟弟知道心疼二姐；就是母亲老去之时，一个家族知道如何哄老人开心。

影片里的家庭故事，不再带有尴尬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情感精神，也正因为家庭的出现，才让影片超越了香港身份，而成为华语人的电影。

而仔细想来，这番对家庭史的表述，难道不是国家史的镜像表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