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初见此电影名，感觉这一定又是谍战片、动作片，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感窃听者——维斯勒那份安静与淡然，真的好有穿透力。

这不是一场窃听风暴，而是一场窃听心灵的心路历程！

吉欧德瑞曼是剧中结局最好的人，也是被保护的最好的人。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身上缺少一种血性。

当他的得知克丽丝塔受到威胁时也只是请求她不要去，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或言语来使女友安心。

在出版刊物的事宜上也显得过于乐观，对于如此顺利办妥此事竟没丝毫怀疑。

并被女友知道，没有保护好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之后秘密警察就来搜房间，这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

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进行反政府事业，殊不知为此身边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影片的结尾是他写了一本书给卫斯勒上尉，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而帮助他获得这些的卫斯勒上尉却因此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而他竟只是写了一本书给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认为这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这个结局也不错啊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

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

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

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

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

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

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

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

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另一个国度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日期：2012-11-16一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

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

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

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

”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

为什么？

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

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

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

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　　二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

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

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

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

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

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

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

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

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三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

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

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

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

“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

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

”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

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

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

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

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

”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四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

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

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

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

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

”“去北方，去瑞典、丹麦。

”“丹麦好吗？

”“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

”“我们可以去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呢？

”“……”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

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

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 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

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

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

祝酒词通 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 四周。

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 了。

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

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

”“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 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 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

”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

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 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 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

”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 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 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 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

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 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 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 是历史的荒谬。

“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

”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

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

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

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 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

”“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

“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

”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六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

”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

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

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

“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

“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 望。

”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 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 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七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

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 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 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

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 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

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

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

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

为了保护其他 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

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 “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

”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 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

”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 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 以”，14%的人回答“没有”。

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

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

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 “不是”。

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

”Förster说，“但 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

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 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 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　　八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

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 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

“我真没想到。

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 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

”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 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

多么远，又多么近。

”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 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

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

奥古斯图斯 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 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

我说，我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

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 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

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 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

柏拉图式的恋爱吗？

”她大 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

”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 主（direct democracy）”。

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

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 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

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 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

问她现在为什么 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　　九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

”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

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 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　　“这是很长的故事。

”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柏林，国安局为了掌握人民的思想动态无所不用其极地监听、审讯，很多艺术家“被自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文革期间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受到疯狂迫害。

情报员在监听艺术家夫妻的过程中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保全两人。

给脆弱的女艺术家力量、支走监听同行、隐藏窃听到的内容，因此被部长怀疑、丢了工作。

这或许是台词最少的一个主角了，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却是极大的。

与脆弱妻子的行为形成对比，妻子不愿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了重回舞台，不惜出卖身体、出卖枕边人。

但也无可厚非，我谅解她的选择，这之于艺术的热烈值得我们敬仰。

影片中情报员的默默守护传递了一股人性的力量，我常常想，这一举动，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不仅保护了艺术家夫妇，更让情报员压抑寂寞的生活多了一丝温情。

他得是有多寂寞啊，当时的国安局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他不苟言笑、与外人的交流极少，招妓后，甚至妓女都不愿留下来多陪陪他。

这一守护或许也是情报员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柏林墙倒后，吉欧德瑞曼很偶然地得知其实并没有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被侦察。

而是有那么一位秘密警察，默默地隐瞒了所有重要信息，在暗地里保护着他们。

作家坐着车，在街道上远远望见了那位曾经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他们、甚至因此丢了工作的人。

随后，很久没写作的吉欧德瑞曼出版了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魏斯曼经过书店，翻开书本，书的扉页赫然写着：致HGW XX～/7特工，那正是吉欧德瑞曼在档案局得知的他的编号。

“先生，需要包装吗？

““不，这是给我的“是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在黑暗压抑岁月里，以一己之力，保护着他人的好人。

如此震撼的结局是我没想到的，魏斯曼人性的光辉、传播的力量可以被世界上每一位读者读到。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作家最后没有与特工见面？

写到这里答案不言而喻了。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口述稿， “我”即戴锦华老师。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者叫《窃听者》，这是我们中文所选择的翻译。

它实际上那个德文的原文篇名叫做《他人的生活》，听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原文的篇名，更能够表现这个导演的意图。

这部电影在欧洲，乃至世界得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对这部影片有着最狂热的反响和表达了最深切的热爱的刚好是我们中国观众。

也刚好是通过豆瓣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次年它横扫了那一年的德国国家电影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同时它获得了2007年的欧洲电影奖的这个三项大奖。

欧洲电影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奖，是在于这个奖项出现是以欧盟的出现同时发生的。

换句话说，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就是它要授奖给那些能够代表欧洲文化、代表欧洲精神，或者直面欧洲问题的影片。

当然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最为熟知的一个奖项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奖项，但又是它最强的奖项，那么就是它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奥斯卡系列当中一直占有极端特殊的地位，它和奥斯卡的主要奖项，同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

它经常是更偏向艺术的，同时也更具有政治性的，那么同时也带有某种和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那样的一种姿态和位置的这样的影片。

但是这个所谓最弱奖项是因为它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奖，说它是最强奖项是因为一旦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就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影院和覆盖全球观众的电影。

那么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而这个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导演的处女作，一个导演以它的处女作风靡了整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奇观，本身是一个奇迹。

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对这部影片做一点深究，做一点分享，我也必须首先向这部影片的热爱的朋友们做一点道歉，就是因为我也许会破坏你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观影的那种美好的记忆。

那么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在我们的中文世界当中，对这部影片的那种热爱，那种激情都来自于，大家一致的认为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崇高，向我们表现了人性战胜暴力，人性战胜机器，人性战胜戕害人性的、摧残人性的这种政治霸权、特权的这样一种光辉。

好，那么我们来对关于这个伟大的人性故事，做一点深究或者细读，那么我们先从影片的片名入手，它叫做《他人的生活》。

当这个片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故事中的东德秘密警察，也就是缩写为史塔西的这个重要的雇员，显然是非常得力的一位雇员，叫威斯勒，因为非常有趣的是，主角是威斯勒，但是故事中的英雄，或者说故事中的那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把视听时间的主要的时段，放置在那一对才华横溢的、迷人的、正派的、美丽的艺术家伴侣身上，那么也就是作家德莱曼和天才的艺术家克里斯丁。

所以所谓他人的生活是相对于威斯勒而言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艺术家们的世界。

但是我们很快在电影当中，大家都看到这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将是成为所谓真正的人。

而有趣的是，影片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因为以威斯勒为主角，以威斯勒这个心中的，（我专门用心中，因为原本应该是他耳中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却是眼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的剧目和主要的剧场。

它完成了一个由德莱曼所象征的这种人性的高度，人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威斯勒的黑暗的、乏味的、变态的、丑陋的警察世界.然后，最终是威斯勒出而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影片的故事，但是我们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的话，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有趣，影片的中文片名译为《窃听者》或者《窃听风暴》，因为它的主导是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的生活，监视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摧毁艺术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

可是在影片当中，对于我来说，相当遗憾的，或者说在我观影的时候让我相当失望的是一个窃听故事，却不是一个尝试发掘、发展电影的声音潜能的故事，不是一个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当中的听觉语言来主导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反复强调，所谓电影艺术是建筑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之上，就是“视听时空”，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常说电影是视听艺术。

但是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因为视觉语言不断地被开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

那么，一个窃听者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显然导演从编剧到整个设置过程，丝毫没有想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契机，发觉这个机会。

每一次我们看到窃听者威斯勒戴上耳机，银幕上立刻切换为他所听到的声音发生的那个现场，也就是画面。

那么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效果，就是对于威斯勒来说的他人的生活，是在我们观众面前展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却是威斯勒完全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看到的生活。

那么如果说这不是威斯勒所看到的生活，那么他是德莱曼所看到的生活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代表人性高度的作家德莱曼，被设置为一个充分的、天真的、纯洁无瑕的，几乎来自于异世界，异次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备受重视的当红艺术家，似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境况，政治结构近乎一无所知。

同时在故事当中，他对于自己被监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两德统一、冷战终结，他才被告知自己被监听，而后他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监听器，他才去查阅史塔西的秘密档案，换句话说他对自己被监听以及自己被出卖，自己被拯救的全部事实是浑然不觉得、完全无知的，因此他也不是故事当中的一个观看者。

同时在故事当中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围绕着克里斯汀的遭遇，围绕克里斯汀的背叛和克里斯汀的悲惨死亡，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发生在德莱曼的任何可能视野当中，他也许感知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中的两条主线都不发生在他的视野当中。

我们知道，对、对于一个故事片来说，即使主人公不仅仅是故事的主线，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最重要的他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

这个视觉的中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经由他的心里的，和物理的或者叫生理的，也就是他的视线和他的那个全部的关注所在来结构完成的，同时意味着他将成为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的中心人物，他也是被看的那个重点或者被看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影片，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人公：威斯勒，德莱曼，克里斯汀都不是观看的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的主导的出发者。

换句话说电影作为一个主要以视觉艺术来主导的艺术，或者我们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人公都不是视觉得主导，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极端奇特的情形。

我们说当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在看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追问：谁在看？

因为我们会反复的重复这个观点，故事片的最大的秘密就是隐藏起摄影机，而隐藏起摄影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机位，伪装成这个现场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观看世界的位置，观看世界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视点镜头成为电影最基本的讲述、言说和叙事的方式。

因此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三个人物都没有在看，都没有去看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谁在看？

一个可能会直接引申出来的回答，答案是秘密警察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黑客帝国》当中所说的叫Matrix is watching you，这个矩阵在看着你，当然一定会引申到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因为在这部电影它非常清晰的选择它的被述年代是1984年，那么当然它就会联想到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1984》年，而这部电影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政治寓言和政治故事，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故事非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直接引申的是说秘密警察在看，但是真的是秘密警察在看吗？

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纯真的人性，战胜了那个暴政的黑暗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这样一个视点，这样一个场景，显然不是秘密警察所能看到的。

那么谁在看？

好，我会给一个非常理论的回答，叫做“大他者在看”，当然，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可笑。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在故事语境当中的，但是弥散在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力量，那样的一种立场，一种关于“何为人性？

何为人？

”，关于人与机器，关于人与权力，关于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

而在我看起来，这一系列常识和信念，本身是1989，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新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好，我现在已经开始伤害大家的情感了，但是我不能不延续下去这个讨论，是因为在我感知当中确实如此。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几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德莱曼，被史塔西给定了一个代号，他的代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代号，可以是ABCD，可以是甲乙丙丁，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给定的暗号，给定的这个代号是“勇者”。

我很难想象秘密警察会愿意给一个人一个代号叫勇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当然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因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威斯勒，而威斯勒才是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

而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背叛正是对20世纪的回荡的背叛主题的背叛，因为我们称20世纪是一个背叛的世纪，而之所以称20世纪是个背叛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充满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势群体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为这个边缘人群，为低等级的人们而战斗，相信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为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

这是20世纪的背叛。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背叛，那么就是德莱曼，最终背叛了，他曾经拥有的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而朝向、认同了他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的敌人。

于是这就有了明镜周刊的那个专号，那个由一个绞刑架上的绞索，所形成的这个封面。

而威斯勒完成了一个背叛，是他最终背叛了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而朝向了真理。

讲到说背叛，二十世纪的背叛主题及其故事中主人公的背叛，事实上，当然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背叛，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当中，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背叛，那么就是克里斯汀。

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不能充分的认同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克里斯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着整个剧情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但是对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只能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来概括，叫作“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十足的弱，给这个人物设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她尽管誉满天下，但是她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她没有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乃至把握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始终处在一个最古老的女性的命运位置上，就是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

她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但是像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人物欲望的善恶是由他的身份的善恶所决定的。

因为德莱曼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勇者，所以他的欲望也是纯真的爱。

而另外一个，他是故事中的那个文化部长，那个肮脏的、邪恶的、代表权力机器的这个人物的肮脏的欲望的这个客体，而他的欲望的肮脏是因为他的人性的肮脏或者人格的肮脏来确定的。

那么当然，整个世界的起点是在于它是威斯勒欲望的客体，因为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段落是真正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由视觉的关系、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目光所构成的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影片开始的时候那场演出。

在那场演出当中，只有坐在高高的包厢上的威斯勒，拿着望远镜的威斯勒是真正的观看者，他观看的对象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进而他发现了侧目的剧作家德莱曼，那么两个人物是处在一个浑然不觉地被看的位置上，而显然在这个相互观看的场景当中，他设立了威斯勒，显然对克里斯汀产生了强烈的同时不变态的欲望，因此诱发了整个的窃听行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讲述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原本由那个代表着绝对的邪恶，肮脏，强权，暴力的文化部长与威斯勒的那个心理位置的高度重叠之上，而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是威斯勒逐渐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于是他的欲望或者说他的爱也因之而升华。

回到我们关于那个背叛的故事当中来，我说故事中的背叛是对20世纪的背叛主题的一个背反，是因为在故事当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主导价值，或者说它是对今天的作为共识，作为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的背书和印证，所以这个背叛已经不具有一个作为正面的反叛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因此而显现，那么就是我们说像德国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大家会知道他，因为他是《铁皮鼓》的导演，对吧？

而《铁皮鼓》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施隆多夫曾经说，说冷战尽管是冷战，但是它像所有战争一样，当它终结的时候就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下面不是施隆多夫的话了，是我的话，我说也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它就会面临着一个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地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述，而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表述，始终保持着有保留或者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是我也因此高度重视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胜利者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居然是敌手阵营当中最丑陋的敌手，也就是史塔西。

是史塔西的这个秘密警察代表了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有趣之处。

那么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去追究这个电影的视觉构成，究竟怎样成功的，流畅的，迷人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多重背反之后的主流叙事效果，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置，都没有看的能力，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因为他们没有看，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所以他们不能，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它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也极度流行的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叫做“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

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的这个挤压和碾压。

那么同时强化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效果的是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威斯勒作为一个窃听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角，他始终处在一个被看的视觉结构当中。

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窃听，就是在地下室当中窃听的场景当中，威斯勒的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的机位，大量的画面是从他的背后拍摄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场景都是从挂在天花板上的俯拍镜头，就是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

那么同样在威斯勒那个自己的公寓，那个整洁但是毫无人味儿毫无生气的那个公寓的场景当中，它都使用从门外，从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这个画面构图来拍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面会造成画框中的画框，在多数情况，画框中的画框会凸显那个人物成为一种电影的重音符号，电影的标注法，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更突出的是观众可见的前景，对主人公构成了遮挡，因此也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的视点镜头的可能。

那么非常清晰的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会记得也是剧情或者威斯勒心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一个小男孩。

对吧？

他那个小男孩的对话调动了他全部的秘密警察的本能，但是他却成功地把它压抑了，然后一个对话就变成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和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

以致小男孩很轻蔑的说：“傻瓜，球有名字吗？

”这个场景是摄影机放在这个电梯门之外，然后这样，电梯的电梯门、电梯框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前景，也就先在的取消了威斯勒作为观看者的这个视觉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监听者，但他同时作为一个被看者，所以他也不是权力的轮子，他只不过最多是权力轮子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果我们展开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造型空间当中，从第一个场景，威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的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那个场景当中，它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造型体系，这其实刚好是极为清晰的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当中去想象非西方国家或者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造型体系，而威斯勒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是灰色调、而这个灰色调的服装始终带有一种工装效果，换句话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么相当的浅显的，或者说相当基本的是导演并不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影片当中设置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那么也就是德莱曼的空间当中的暖调，和窃听空间当中的冷调，那么这样就是暖色调和青蓝调之间的这个对照。

一方面形成是对切镜头的视觉调节，一冷一暖，让观众看起来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有错落的一个、有快感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感觉，但它当然同时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

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这个情感的、爱的、原创的空间和迫害的、挤压的、权力的空间，那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叙事特征，它在整个影片叙事过程当中，成功地使用镜头语言、使用摄影机机位、使用构图、使用场面调度来完成了一种对历史中的人质的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

同时，之所以它囊括横扫的那一年德国电影奖，是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影片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要弥补、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恐怕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和解的时刻。

而我对这个影片中的叙述和影片达成的社会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的组成部分，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对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但是这种暴露和揭示的单一性，以及尤其是德莱曼故事的那个叙述的这种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那个特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必然达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它遮没了，在整个冷战年代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是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地迫害着人，迫害着社会，催残着社会。

因为我说当我们为《窃听风暴》感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忘记了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德国电影，改编自诺贝尔获奖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它的导演刚好是施隆多夫，在那部电影当中他讲的是在西德社会当中一个少女怎样因为一夜情而被西德的警察所逮捕，被整个权力机器所迫害，所诬陷。

所以我说，电影永远不单纯是娱乐，在我们消费，在我们娱乐的同时，我们必然的在经历着某种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如果不说是教化的话，至少是轻声细语地告诫。

而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地说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什么都没学到。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的意义刚好应该是让我们记忆，所以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历史真实的机器，那么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如此。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更多精彩解读，请戳https://douc.cc/2ByaT5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看完这部片子，感受很深，在这里谈谈我的想法。

我感触最深的不是政治的强蛮，体制的阴暗，而是小人物的觉醒，人性的美好。

影片从最开始维斯勒的冷酷专于本职忠于主义，到介入作家的生活，并逐渐暗暗保护他们，使我看到了一个隐藏的好人的出现。

影片最后，看到维斯勒买下好人奏鸣曲送给自己，我感到很震撼。

我不知道维斯勒以后是不是会在平庸孤独中走过人生，但我想，他的慈悲正义勇敢，足以温暖自己，温暖走过那一场的人们。

“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会成功。

’”雅斯卡死后德瑞曼弹着雅斯卡送给他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对克丽丝塔如是说。

然后镜头切入窃听室里，卫斯勒落下两行清泪。

也就是从那一个镜头我们几乎预见了之后会发生的事。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段话。

——————————————————————————————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

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

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

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

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

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

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在污秽的地狱却创造出美。

这大概就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处互动，德瑞曼，和卫斯勒其实都是这一类人。

　　 记得在拿《辛德勒的名单》当作作文论据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句很套数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拯救的不是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文明。

于是看着窃听风云就满脑邪乎地想说，卫斯勒所拯救的不是几个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可是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因为享受艺术本应当是人类的本能，应当说，艺术生而令人着迷。

所以我并不觉得卫斯勒是怀着着救世主的心，去隐瞒足以将那些艺术家置于死地的证据。

这是一个不受控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是超出意志的、原始自然的力量。

监视是他用二十年光阴去学习的事，然而只是听着那首好人奏鸣曲的几分钟里，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扭转乾坤。

所以他开始看那些莺声啭啭、白云流水的诗歌，邀请妓女小姐上门服务，作出一系列一个上尉大人不该干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比是自己在补着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补他在学习监视和执行讯问的二十年里所缺掉的课。

　　 这个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性本身在闪光，也在于还原给了观众一个二战结束后30年、一个依旧灰暗、阴郁和凋败的德国。

战争已经过去，内部的怀疑和猜忌却没有结束，那些讯问和手段令人望而生怖。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一丝狂喜全都来自于耳机里传来的柏林墙被推倒的喜讯以及人们疯狂兴奋的呼喊声。

倒是汉普部长在最后和德瑞曼的一次谈话发人深省：听说自从柏林墙被拆你就没有再从事任何创作，柏林墙被拆了又有什么好呢，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还不如回去之前的小共和国。

好一句“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这似乎真的是曾经辉煌于世的大艺术家们的后艺术生涯，所谓后艺术生涯，我指的是艺术家们在战后、在重大转折之后的艺术表现。

时代的劫难令人痛苦，却也造就出了不起的经典，可是在相对和平和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从“好”走向“更好”，似乎成了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更何况，这“好”，不过是就以往相对而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宣扬人民民主，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社会调查都有说到：高喊着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自由，可是以种种手段限制这些言论的传播自由，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定程度的反民主。

　　 所以窃听风暴结构上的第二个大巧妙之处就是让人性之光强烈地闪烁两次。

让德瑞曼发现所有真相，让德瑞曼了解并且见到HGWXX/7，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

我们终于看到了风雨过后艺术的形象定格在了什么位置，尽管那还是一种追溯，但是那无疑是积极的。

　　 还有关于卫斯勒和克丽丝塔两人的一组矛盾令我记忆恨深。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卫斯勒说出他心里想说出的那些话，克丽丝塔就明白这个人了解自己并且不坏恶意。

而当克丽丝塔被讯问时，当卫斯勒一遍又一遍地用“观众”这个名目来勾引克丽丝塔内心的艺术欲望时，难道卫斯勒不明白么，倘若克丽丝塔日后还能够登台，那么那个台上的女人将永远不再是克丽丝塔。

难道克丽丝塔自己不知道么，可是在她心中比起不登台，上台做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显得好一些，因为不登台意味着对艺术家最严重的剥削，身份，社会地位，自尊，信仰。

卫斯勒当然不想讯问，可他必须这么做，他一定不希望眼前的女人那么果断干脆地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可他必须要得到答案。

在这场讯问里，卫斯勒和克丽丝塔都输掉了自己珍贵的道德底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之后两个人的自我救赎。

卫斯勒移走打印机，克丽丝塔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选择了死。

每个人都背叛了什么，每个人又都在弥补什么？

这种无声的行动和温度实在是摄人心魄。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有背叛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背叛。

有罪孽但终究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顶着这些罪孽，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生活着，这些人，毕竟都是人，都是好人哪。

　　 在来一遍结局好么？

　　——先生，你要不要把书包起来送给朋友？

　　——No. It's for me. 　　 HGWXX/7。

我会记得你。

黄金甲和这个片争竞oscar最佳外语片奖,可谓蚍蜉撼树.oscar当然要选择政治正确,无为歧路,意识形态,今日的我们自能洞察艺术奖项后面的政治之眼.不过oscar之可信,是建立在政治/艺术两手都要抓的基础上的.要是黄金甲真的中标,参标单位多数要说有黑幕的.国人的弯曲肠子都是被逼出来的，自家人不争气，我们只好间接感谢这位导演的处女作，若让日本人的《硫磺岛岁月》占了上风，那可真是难堪耻辱了。

我们这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人好生气闷。

现在中文翻译为争夺眼球，走大片路线，用词凌厉非常，却让人懒次回顾。

历次“审计风暴”“反贪风暴”都是如此色厉内荏。

“别人的生活”，生活在别处，人云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富有历史感，可为什么德国人的历史反思更令人信服得多？

此片可和《帝国的毁灭》参照阅读。

翻案也罢，立案也罢，浅尝辄止来蒙事，总归不成样子的。

我们对待历史，有时像无可无不可世故宿命的糟老头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既然循环，个人何须努力较真；有时却像复仇主义者伍员或美狄亚，天翻地覆慨而慷，鞭尸历史，你鞭过来，我鞭过去，赢者通吃，一朝天子一番说话。

枭雄曹操在京剧里可是个丑角，我们演义的历史就像戏剧一样天真，道德和因果报应笼罩着一切。

——这是我们乐见的历史。

枭雄要么是枭雄，要么是豪杰，可是，怎么也不应该涂抹为小丑的。

粱任公曾愤怒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我们既认识不到英雄的残酷和伟大，也不肯承认普通人在历史涡流中的生存意义。

至今我没看见过关于文革像样的电影，把那个年代涂抹得很bt的电影不少，可这是浅尝辄止的bt，坏人穷凶极恶，这丑角的力量孤零零的。

《无极》里没有人，《英雄》里没有人，《黄金甲》里还是没有人。

《无极》里有为了一个馒头而被葬送做好人机会的偏执狂；《英雄》里有面对大一统皇权匍匐在地的刺客，《黄金甲》里有乱伦有阴谋有秘药有颓废长子有被宠坏的小儿子有虎狼之年的继母有“朕不给你，你不许抢”的一家之长……这里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历史。

——它所宣扬的都是当代心史，刻板的教育，刻意的恫吓；和谐有理，阵痛有理，忍耐的好孩子才会有糖吃。

几年前那部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相比这片子就有点讨巧了。

其实《再见》路数和港片《金鸡》挺像的。

而这部片子，大抵称得上“不稳不火”，结尾略煽一把，也是意料中事。

很多时候是观众承受不了更残酷的东西。

（《南京梦魇》那记录片，可真够梦魇的。

让人反胃恶心而生就爱国之心，这的确太野蛮了。

）细节1：某小哥讲述了一个关于民德主席罗里克的笑话。

“早上，罗里克对太阳说：我起床了，太阳你好。

中午，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日安。

晚上，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晚安。

太阳终于说，你这混蛋烦了我一天了能不能消停会儿？

”安全局负责人忽悠他讲了这个笑话，又问询了他的姓名工号，一席人面如土色。

负责人一个人肆意地大笑，居然亲自讲了一个关于罗里克的笑话，“罗里克和电话有什么区别？

都是接起来放下。

”xx7被斥退到信件拆分办公室，某小哥就在他的身后。

一切不言中。

最佳报应是，热情饶舌的某小哥最后又八卦了下，“柏林墙推倒了。

”细节2：XX7最后到一家名叫“karl marx”的书店买书。

那本书29。

8欧元，上面写着，献给XX7。

“HGW XX/7 gewidmet,in Dankbarkeit (深表感激地赠与HGW XX/7)”那本书的名字叫：《来自好人的旋律》（Die Sonate vom guten Menschen）。

这也是诗人在得知朋友自杀后弹奏的曲名。

细节3：布莱希特无疑作了这电影的精神道具。

Wiesler偷走的那本诗集，正是Jerska在诗人生日会上独坐一边读的那一本。

字幕翻译如下：初秋的九月中每一天都是忧郁的那些笔直的小树向着天空就像爱情一样茁壮地生长着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空中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其实德文原诗如下：Erinnerungen an Marie A.1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 2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r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 3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 国内有黄先生译本： 回忆玛丽·安布莱希特著 黄粲然译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 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 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自那天以后，很多月亮悄悄移过天空，落下去。

那些李树大概被砍去当柴烧了，而如果你问，那场恋爱怎么了？

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然而我知道你企图说什么。

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它。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

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电影为了此主旋律，当Wiesler开车送上司回去的时候，镜头特意照向那明亮的天空，照着天空下面交织的细长的树枝。

八卦1：导演33岁。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苏联电台到此为止。

美国电台则播出列宁这段话全文：……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八卦2：此片饰演窃听人员的男主角，其真实经历恰如诗人，他的妻子曾经向斯塔西告密他的生活种种。

龙应台关于此片评论：http://ent.sina.com.cn/m/f/2007-03-05/09291466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