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重看电影可可西里，里面的一帧一画都能带来触动。

当年看可可西里，只是一个喜爱野生动物的小孩，对盗猎者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在西藏的山路上奔波过，亲身感受过这美丽的青山，同时开始感受社会复杂的我，观影后的感受也更五味陈杂了一些。

影片中无私奉献的英雄，至情至性的小人物，坚定的信仰，令队员们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可可西里，都是该片的动人之处，而这篇影评的重点却是要放到盗猎，希望观众在被各种人性光辉感动的同时，用反思的方法，真正理解导演选择这一题材的初衷---将环保可持续的理念带上大银幕。

一个欧洲上流社会的贵妇，在欣赏自己衣橱里的那件复古藏羚羊绒小披肩的时候，是断不会想到在万里之外的可可西里，盗猎分子获得藏羚羊绒时的嗜血与贪婪。

这位贵妇也许白天刚刚出席了一次慈善活动，为世界上饥饿困苦的孩子呐喊。

所以藏羚羊的悲剧是她的错吗？

如果没有贵妇们对高级皮草制品的需求，就没有以后一系列杀戮买卖的罪恶链条。

所以她们罪孽深重，所以这个悲剧仅仅归结为“帝国主义的贪婪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资源掠夺”？

事情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她们也许在白天真心实意的为儿童筹款，但她们有爱心的同时也有虚荣心。

环保宣传的缺乏可以让她们在不经意间犯下助纣为虐的错误，而人心理的趋利避害心态使他们即使在知道购买藏羚羊绒会对环境带来一系列恶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性的只看到那件披肩的光鲜亮丽，并选择忘掉取羊皮的血腥场面。

所以她们罪大恶极么？

也许不，只因为人性弱点的驱使，而相似的故事也许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吃鱼翅的时候不去想断了手脚的鲨鱼；养宠物时只想到宠物带来的快乐却没有想到在他们病了老了麻烦一堆的时候为他们治疗，为他们终老；过度消费的时候不会去想城外五里的垃圾场垃圾堆成小山，蚊蝇环绕。

这些在法治之外，道德约束之下的灰色地带，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所替代。

可是如果单单有需求，没有供应，这一罪恶的链条就缺了关键的一环。

无情的盗猎老板，忘恩负义的马占山，看到他们很多人会恨得牙痒痒吧。

我也曾很恨他们，是他们惨无人道的杀害数千只藏羚羊，连怀孕的母羊都不放过。

他们还残忍的杀害了日泰队长和巡山队的队员，只因为他们挡了自己的发财路。

现在再看一遍，我仍恨他们心狠手辣，可这之余又多了悲哀。

巡山队挡住的只是盗猎者的发财路么，像马占山那样的盗猎者，被巡山队挡住的，分明是那条唯一的生路。

他曾是一个本分的牧民，然而环境的恶化让他没有办法再放牧下去。

为了生存，他开始为盗猎团伙剥羊皮，剥一个，五块钱。

初得好处的马占山叫了自己的儿子们和自己一起，多剥几个羊皮，就能多换几个钱。

环境恶化剥夺了他们最初赖以生存的牧场，而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谈可持续发展，在穷苦农民的眼中就是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在生命的基本需要面前，再多的价值观和普法宣传都是苍白，甚至适得其反。

可是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基本跨越了人民吃不饱饭的日子，马占山这样的人们越来越少，可持续宣传正当时。

影片讲的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影片发行之初距今也已有八年，这些年来，可可西里有了正规的巡山队，国家也立法建立自然保护区，并禁止藏羚羊及其他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的贸易活动。

希望这些动作能慰在可可西里长眠的英雄之灵。

这不仅仅是巡山队与可可西里的故事，这也是你我大家的故事。

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任何专注于眼前利益，将人与自然割离的行为，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几百几千倍的进行偿还。

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

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

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

（赵汀阳，2005）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

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

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

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

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

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

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

南京！

》中没有再上演。

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

南京！

》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

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

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

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

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

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

南京！

》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

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

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

“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

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

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

”（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南京！

南京！

>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

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

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

南京！

》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

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

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

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可可西里>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

南京！

》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

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

南京！

》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

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

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

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

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

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

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

南京！

》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

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

而在《南京！

南京！

》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

南京！

》“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

南京！

》，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http://diliuwei.yculblog.com/序言：我喜欢陆川，这个喜欢独自旅行，寂寥却又执著的男人；我同样喜欢《可可西里》，这部浸透着生命和激情，光明与黑暗紧紧纠缠的影片。

当这二者如同久违的挚友和我不期而遇一般，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吝啬自己的语言，即便我的文字形如枯槁，异常拙劣，我也难以抑制自己心中不断蔓延的情绪；于是，约莫一年后的今日，有了我关于《可可西里》的第二篇文稿。

陆川说：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狱，还是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

因为，可可西里的故事难以诉说，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体会。

当片尾音乐在耳边缓缓的想起，黑底白字的特技字幕若隐若现，一张张带着倦意却满是憧憬的脸庞成为定格。

一种震撼，如果化学反应般在我心底肆虐的猖狂起来：是对生命的祭奠，还是对信仰的眺望；是对人性的反思，还是对社会的抽丝拨茧。

所有的情感顿时汇成一团：陆川，原来你的《可可西里》不只是一部电影。

纪事终究是真实的：《可可西里》的故事很简单，一群普通的人，一群生命垂危的藏羚羊。

而陆川，他终究是一个逃不过感性和责任的导演，他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在《可可西里》中再现了一个生命与生命纠缠的故事。

影片的开始便是真实而震撼的。

垂死挣扎的藏羚羊，在血淋淋的屠刀下，从呻吟变成了永远的沉默。

在镜头中，我们看见了人性背后所隐埋的卑劣；影片的中间，刘栋陷入了流沙，他挣扎了，开始缓慢的下沉。

此时，陆川采用了固定镜头的拍摄手法，在短短的时间中，我们便看到了一个生命的终结。

随后，陆川将镜头慢慢拉远：货车，散落地的麻袋，一望无垠的沙地，没有任何声响，安静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谁知道其实就在几分钟前，这儿曾有过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影片的结尾，巡山队长日泰，被子弹击中胸膛，抽搐着。

陆川在拍摄这一场戏的时候，同样恰到好处的采用了固定镜头和远镜头相结合的拍摄手法。

没有脸部的特写，没有细节的捕捉，我们甚至看不到躺在地上的日泰在生命的尾巴上会是怎样的面容。

我们不忍想象，或许陆川也不忍拍摄，于是，在长镜头的定格中，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位英雄无可奈何的逝去。

一幕幕的场景，陆川没有增加太多的戏剧冲突，处理的很是冷静。

他犹如一位安静的旁观者，端着眼前的摄象机，不闻不问，跟随着顺时针的故事情节，将整个世界暴露无遗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人性终究是圣洁的：影片中有两场戏让我心生感动，难以释怀。

昏暗的车厢内，挤满了盗猎者和逃山队员，凌乱的头发，满是尘土的恋庞，他们就这样唱着：妈妈，请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没有音响，没有伴奏，甚至有点杂乱，但是，正是这样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这群七尺男儿那颗其实很脆弱的心；午夜十分，三个男人仰望星空，可可西里的夜幕美得就像一副画，每一颗星星都在闪烁，亮的让人心醉。

“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

可可西西里在我们藏语中就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

”听着，他们对视而笑。

茫茫的可可西里，与苍天相接，阔的让人心倦，当肆虐的沙尘吹起，当漫天的冰雪落下，是不是所有的生命都会成为它们的俘虏？

马占林，这个瘦弱的老叟，他就这样活着，在茫茫的可可西里，他细小的就像一颗沙砾，随遇而安，他没有什么目标，甚至不知道自己今后的明天会是怎样的状态。

他说，我老了，走不出去了。

他只能如此，本能的挣扎着，本能的生存着；日泰，终究是个普通的人。

这样高大正直的英雄，总是那么高高在上，不可动摇 。

但，他为了队员的生存而出售了羊绒；当刘栋因为职守不当而让盗猎者逃脱，便遭到他近似疯狂的殴打......这其中蕴涵的正是对人性的思考，陆川用自己的镜头，将这些真实的情节，赤裸裸的摊开，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足以用自己理性的半边头脑去体会，去回味。

其实，都是平凡的人，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男儿，谁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在突然之间被沙尘吞没；谁愿意每次都把和自己亲人的分别当诀别？

生命终究是脆弱的：茫茫的草原，寂静的让人联想到死亡。

陆川用他的远镜头和移镜头将此展示的一览无遗。

马锐躺着，被子弹击中动脉的腿鲜红的血不停的流淌，所有的人都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想挽救这条还年轻的生命。

但是，当所有的期望被无情的阻挡，即便浑身解数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慢慢的闭上眼睛；祭坛上，日泰安详的躺着，昏暗的屋子里，大家都默默的站着，一阵阵的哭泣声，擦过冷静的镜头，刺痛着我们的内心。

镜头定格，停留在日泰的脸上，一位英雄就此长眠。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却又如此的真实，真实得甚至来不及呐喊和细语，便成过去。

尾声：那位消失的地质学家曾说：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只是，这样的脚印，它浸透着多少生命和人性。

影片结束了，但那些萦绕在镜头中的场景，却仍旧徘徊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语言终究是苍白的，只，庄重的行礼，为《可可西里》，为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

刚看完《可可西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用真实的镜头讲述了一个生与死的故事。

日泰队长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虽然他也卖藏羚羊皮，但那只是一种使巡山队生存下去的方法——“用死去的羊保护活着的羊”。

电影中的三个人物是我感触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日泰。

他那忧郁的眉头似乎到牺牲都一直没有解开过。

他是个英雄么？

他带领队伍在无人区艰苦的巡山，他抓获盗猎分子，他缴获羊皮，他卖羊皮……对于这个人物我有太多的疑问，人物的原型又是怎样的呢？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一番激战后，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索南达杰让2名队员将一名被打断了股动脉和另一患有高原肺气肿的盗猎者送到医院抢救，当时靳炎祖和另外一名队员留下来看守。

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进车喝水休息，突然将其与另外一名队员按倒在地，解除了武装。

返回后发现情况有变时，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枪战，被打断了腿动脉。

5天后，索南达杰保持跪射姿势、已冻成雕塑一般的尸体被发现，而靳炎祖则在被盗猎分子用刀子在脸上刻了字之后活着回来……”一时间，索南达杰的名字写满了各大报纸，人们开始注意这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可可西里巡山队。

然而“野耗牛队”的覆灭与它被新闻媒介、各种环保组织和公众争相视为英雄团队来得同样悲壮。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这支始终没有明确身份的“民间英雄”一直挣扎于生存边缘，它的个案悲剧或许是英雄与制度相冲突的又一真实版本。

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与查获盗猎分子6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的辉煌战绩相并存的是，近7000张的藏羚羊皮不知去向 ……1998年4月，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带领7名队员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个盗猎团伙。

在押解途中，他们放走了盗猎人员和一辆车，又把收缴来的藏羚羊皮卖掉，每人分了4000多元。

对此，靳炎祖对这一事实毫无异议：“是我主张卖的，哪怕是杀头，我也要担这个责任。

”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传奇队长说出了如此“豪言壮语”。

通过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巡山队员的生活状况：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凑来的，他们凭微薄的工资进行着自认为是养家糊口而非英雄的工作。

队员刘栋甚至要向妓女借钱来救自己的队友……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

青海是在全国数得上的穷省，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还未通电。

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是临时工，家属没有工作，每月200多块元工资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

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巡逻，野牦牛队每次消耗汽油近万元，加上维修、四十多名职工工资的开支，绝大部分都要由自己筹集。

野牦牛队于是和盗猎者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抓捕盗猎者，但这种行为要靠卖藏羚羊皮来维持。

扎书记生前的解释是，“用已经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 这就是他们卖羊皮的原因。

回到电影中来，我想，日泰应该算个英雄，他善良，勇敢，执着。

他的死像一把刀子，深深刺入我的心，仅仅两声轻轻的枪响，一个生命就瞬间结束了，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一个名字被永远地埋葬。

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队员刘栋,这个退伍军人流露出了最自然的感情,他不像日泰那样伟大和严肃,他有一种平凡的美,他对妓女有感情,对藏羚羊有感情,对队友有感情。

然而他最后依然消失在无人的荒漠中，流沙像一个魔鬼，平静地吞掉了他。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此时主人公都会大喊救命，然而，刘冻没有喊，他们又发出任何声音，很简单，因为不会有人听见的，他深知这一点。

随着镜头一点点地拉远，我感到了整个画面安静地令人窒息，无人区的孤寂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第三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马占林，一个狡猾但很善良的放牧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为犯罪分子卖力。

然而，他没有文化，并不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争一口饭钱。

他很狡猾，他多次触及“犯罪”，但每次有仅仅是罚款。

他很善良，他让自己的儿子就了巡山队员，他为日泰的死而流泪……事实上，就连“十恶不赦”的枪手也不是随便杀人的。

根据事实报道，这些所谓的枪手，只是用低廉的价格买吉普车和冲锋枪，猎杀藏羚羊。

他们对“野牦牛队”的巡山队员恨之入骨，但是跟普通百姓却没有纠葛。

这在电影中也有体现——他们放走了记者尕玉。

事实上，《可可西里》并不是反映了环保的主题，而是突出了一个人性的重点。

在地球上的无人区，面临着死神的来临，好人们在奋力追缉，甚至不惜用卖皮子的钱来对付坏人；而坏人们在无情地射杀和逃避，甚至在用金钱收买穷困的队员。

到底好人和坏人应如何划分界限？

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又应怎么比较？

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悲剧，有枪声，有哭声，还有荒漠上无情的风声……

四个月前我来到这座西班牙小城读书。

四天前得知市立图书馆在办免费影展，2月13日，《可可西里》。

我想到了自己少得可怜、又被拖欠了近半个月的奖学金。

想起这四个月来我窘迫的生活，我一次电影院都没有进过。

于是我决定去看看这部一直想看却一直错过的《可可西里》。

放映室很大，跟平常的影院没什么分别。

周末的晚上，爱去酒吧的西班牙人去了酒吧，罕有的一些怪人坐得疏疏落落，等开场的时候，十分安静。

我跟我的墨西哥朋友Jimena在一起。

她就快要回国了。

我很舍不得她。

虽然起初她常常偷吃我的食物，但四个月的时间足以让我们相互谅解，让我们彼此之间生出一份不算微薄的情谊。

六点钟，不爱准时的西班牙人准时开始放电影。

第一眼看到屏幕上出现中文字幕，我有些激动。

看到那个独个儿在无人区守了三年，又坏了收音机的人跟他的朋友们挥手道别，我觉得他真是条汉子。

而仍可上网的我四个月来却常常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哭了。

一把火烧掉的几百具藏羚羊的尸骨。

顷刻间淹没在滚滚沙尘中的活生生的人。

为了生计不得不把自己用生命保护的羊皮亲手卖掉。

队长说，我管不了犯不犯法，我只能管我自己的兄弟。

Jimena一直在重复一个词，fuerte，是，这一切太强烈，太浓重了。

每一次分别前弟兄们的拥抱都充满了感情，因为每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他们这一伙人很穷，很落魄，但当你看到他们开着摇摇欲坠的吉普车、不眠不休地追赶捕猎者，你很容易就想到一个词儿叫意气风发。

灿烂的星河下，他们曾经一起唱过那首关于把洁白的花朵献给阿妈的歌。

他们一个个死去，最后，孤独的队长面对一大群捕猎者的枪口，语调依然平静着说：我想你们跟我回去认罪。

最后的最后，我们两个都泪流满面。

Jimena抱住我说，不哭了不哭了。

我说对不起我忍不住，那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还有人过着那样的生活，而我拿着祖国给我的奖学金却每天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烦恼不停发愁。

我很惭愧。

想起初中时看的《十七岁不哭》，里头青春期的孩子们都很有理想。

彼时我也有。

我想现在我仍是有的，我们人人都有，只是大部分时候，他睡着了。

我感觉到一种力量。

热血青年，只要愿意，我们其实都可以的。

最近在网路上看到许多对《可可西里》褒贬的文章，观点很多，所做的切入点也是各异的。

呵呵，整个晚上都再听《看红尘》和《沧海一声啸》。

关于中国电影包容的成分，实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在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地下电影的激愤来。

呵呵，至少现状看来，是决不可能。

正如贾樟柯面对法国记者大谈颠覆传统上层结构的问题，但央视的《人物》电视周刊里依然异乎寻常的乖巧；正如《安阳孤儿》的访谈里滔滔不绝地讲述戛纳参展如何绕过电审的……我们能苛求什么？

陆川是我个人认为很有见地的导演，不管是伪艺术还是真导演，毕竟他是烧着哥伦比亚的银子拍中国的电影，哥伦比亚耶！

奶奶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钱。

陆川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之路，这条路就是抄袭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电影。

《寻枪》与《野良犬》，还是《可可西里》的商业剧本模式，至少这种模式是极为原苏联式的，就是没有把名字改成《可可西里的黎明静悄悄》。

但以一种体制一种眼光发展的中国电影也只有用资本主义的银子丰胸膨大了，这种善意的抄袭也是中国电影日后发展的必经之路。

藏羚羊绒有软黄金之称，据说熟好的整张皮草能穿过一枚戒指。

就不套用马克思那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利益驱使论了，至少在当下的课本里你还是我都看不到马老爷子人本的一面，至于女佣人还是私生女与上了圣坛的神是不能搭边的。

只反映现状，说明现象似乎导演的本意，但要充分发挥票房的指引作用，您又能苛求什么。

《中国青年报》当年作《可可西里》的报道的初衷恐怕也是如此。

与“以暴治暴”无关。

在广袤的西部，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恐怕遵守的准则只有“社会达尔文学说”的生存理念了。

人，固然重要，但一味讲人基本的生存权，那么社会只有归宿到无政府主义的范畴内了。

简单地说就是，某某抢了银行并击毙营业员一名，此时罗家英同学应该一身黑装举着“不杀”牌子在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劝说不要伤了花花草草。

对于把握主题的问题，各有千秋。

那么把成品的《可可西里》摆在面前，我们又要期待怎样一个主题。

难道要戈优扮演的日泰队长抱着一条叫“卡拉”的藏羚羊在县局门口像被阉割了一般闲晃，还是再把张国荣从坟头里扒出来与日泰队长来段护山对的人本主义柏拉图意淫，还是要姜文演的刘栋踩塌二亩流沙地与网纹丝袜的女人美美整一哈。

不可能，残酷的主题表现残酷的现状，甚至必须用残酷的方式结局。

必须以包容的方式包容地看待中国电影的发展，若是以一个庞杂的纷乱的基本没有固化的体系约束导演的创作，恐怕中国的电影变成不伦不类的充气娃娃。

西方电影高亢的荷尔蒙指标中国膨胀不起来，韩国曲线救影的模式中国庞大的盗版老板围猎的是比藏羚羊更金贵的中国电影。

当然陆川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而且是骨子里的硬伤。

骂丫的骂的是殷切的希望，编剧与叙事发面基本作到了乏味。

但也就是如此乏味的情节叙事方式让大多数观众看明白了，而且是毫不费力地看明白了。

争鸣是好的，要不这帮孙子总觉得中国的观众都是容易圈钱的人棍。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可可西里》是优秀的电影，切合一种近乎平淡的冷酷，是符合中国的现状的。

《可可西里》值得借鉴的便是现实主义的选题，超现实主义宣传电影理念的高调，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电影票房与碟市。

(文/畅游四医院)

万恶的月考结束了，晚上组织看电影。

原以为会给我们放些打打闹闹的电影来慰劳我们这些可怜人一下，不想放的是《可可西里》，把我们的情绪推到了压抑与沉闷的最高点。

去的晚，于是靠着报告厅的后立柱把电影看完。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样才能表达我对它的敬畏。

也许电影讲了些让人很难想清楚对错，或曰无法简单的分辨对错的事情。

巡山队固然可敬，他们失去了家庭，一年都没有发过工资，缺人缺枪缺钱，可他们无奈地卖羚羊绒来当资金，这是犯法的。

队长说的朴实“宁愿我坐牢，也要保护羚羊和兄弟们。

”是县里的问题吗？

可巡山队没有编制，理应没有下拨的资金。

于是，巡山队没权，抓人罚罚款，连逮捕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只能尴尬地生活、工作在罅隙中。

还有刘栋，用一个三陪女的钱，去做保护藏羚羊如此“高尚”工作。

孰是孰非？

翻过来说，那些捕羊人就该是反派了。

高占西是拨羊皮高手，自己说起剥皮“又快又好”都有几分自得。

抓了一次又一次，罚了一次又一次，又逃了一次又一次。

可他真的那么坏吗？

当他回忆起自己种田、放羊也是一脸甜蜜。

可无奈的是，土地沙漠化，牛羊饿死。

他面对或自然或认为的变化，毫无力气。

可重要生存啊！

于是走上了剥羊皮的道路。

说起剥张皮才五块钱，很多人都笑起来。

可我心中却掠过丝丝寒意。

对于这些人，单纯的告诉他们捕藏羚羊的危害，或是罚罚款是没效果的。

相反，他们要生存，这是他们面对大自然变化的本能啊！

他们承受着自然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理应被同情，被接济，却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队长抛下高占西一行时，说，“走不出这山，就是你的命。

”还不停地拥抱着，说一帆风顺。

他们本来就不是对立方，他们的命运本来就相连。

只是，面对自然，他们选择的路不同。

殊途同归。

说不清的还有自然。

它生养人类，却又粗鲁地吞噬生命，毫不留情。

当刘栋陷入流时，他先是奋力挣扎，可当他越陷越深时，他不再拼搏，而是以一种无比虔诚，听天由命的姿态，一点一点，下陷，下陷，直到面庞，鼻子，嘴巴。

他就这样离开，不留痕迹。

说自然可怕吗？

可没有他，人类又从何而来呢？

活着，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相互制约。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突然想到繁星满天，一个队员说：“你在这儿踩的每个脚印，都可能是人类第一个足迹。

”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缄默的宇宙吧！

不断轮回，自明分晓。

音乐烘托出影片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衬托出片中人物悲壮、感伤的心境。

影片开篇的声音强调写实风格，没有任何配乐，强巴被盗猎分子杀死后，低沉、悲凄的音乐响起，抒发了创作者压抑的心情。

这时影片切换镜头，响起了苍辽、沉稳的藏族乐声，随着尕玉访问的旁白，影片开始展示青海特区的风土人情。

巡山队员弹尽粮绝时，大家围坐在一起唱起了《似流水》，喝水的缸子从一个队员手中传到另一个队员手中，黝黑的面庞、爽朗的歌声，表现了巡山队员坦然面对困境的乐观无畏精神。

巡山队员在呼啸的风雪中诠释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以信仰来捍卫美丽的青山、可爱的家园、圣洁的土地，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人间绝唱。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动物 包括大动物小动物都非常喜欢，就连凶猛的老虎狮子都觉得它们很可爱，每次看到偷猎者杀害动物我都非常心疼，在这个世界上人和动物并存，都属于地球的一分子，所有的动物存在既有存在的道理，我们人类说白了也是动物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而已，有什么权力去伤害地球村都同居者，如果有一天地球只有人类居住，想想该有多么可怕，爱护动物人人有责。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

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

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

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

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

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

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

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

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

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

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

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

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

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

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

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

”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

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

”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

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

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

”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

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

”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扎多说。

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

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

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

”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

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

”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

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

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

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

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

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