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见到原编周先生说，导演大修了剧本，有点失望。

电影的整体不错，氛围、人物、时代困境全出来了，但就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一直想找周先生的原稿看一看，可惜，一直没有时间。

电影有两条主线，但我认为有一条是死线，过度的弘扬《瘟疫论》是死线。

大明亡于什么？

我觉得导演没搞清楚，大明本质上并不亡于李自成的成功、孙传庭的失败、皇太极的勇武，试想，在座各位，今天会担心北边牧马的那帮人扬鞭中原吗？

大明亡于落后啊。

中医代表什么？

落后。

中医代表落后。

很多人可能自己都不能承认这一点，但这不重要。

就象老螺所说的，信中医和武功的人，这辈子算是没活明白。

锤时代的老螺和那个时代的凤姐，装傻充楞，其实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精。

手段也许不怎么高明，至少他们阶段性的目标实现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鼓吹老罗，相反，我觉得他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我不得不承认，他那句话有道理。

善于忽悠的骗子总是比普通人更能了解人性的最弱点。

中医用几百种常用中草药，通过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来治疗人类数以万计的各类疾病，他们不需要知道病因，甚至懒得给五花八门的各种疾病找一个病名，那太浪费时间了，只需要活在故纸堆里，活在不刊之论的经书中，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觉得不靠谱。

1594 大明引进了红薯，但直到百年后，大清，才得以大面积推广，为什么啊？

——因循守旧。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红薯就是生产力啊。

这个时代，智商高点的人都跑去读书了，读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出口成章，整个社会以读圣贤书然后做官为荣，科技是什么——奇技淫巧，把科技交给最低等的人去干，你不亡谁亡。

整部电影，一半是医学，什么发现瘟疫的传播途径比西方人早两百年，吹得太过了，中国人早就发明了种旱痘、水痘，但是和现代防天花的种痘法，是一回事吗？

很明显，古代所谓的种的旱痘、水痘、痘衣、痘浆是无效且有害的，不求甚解的防治手段，虽然说伪科学有点过，但说他不思进取则“实至名归”。

这部电影的导演，正如老螺所说的那样，信中医和武功的人，这辈子算是还没活明白。

这片子总体来说不错，服装道具真.良心无误，别说国内，放到国际上能还原到这种程度的古装片也没多少，当然这些在预告片里都能看出来，我在这里主要说剧情。

片子两条线，一条线吴又可治瘟疫，另一条线孙传庭准备出征，两条线都挺有意思。

吴又可本是太医院里的一个医官，前途无量，但看不惯太医们趋炎附势、贿赂成风的丑态，故而辞官，成为游医。

第一场戏就是被一个患者家属抓走说他治死了人，最终在大堂之上证明是那家人自己换了医生换了方子，因此吴又可被判无罪。

只是由于他用药与传统药理不和，因此被勒令不准在当地行医。

对比现在，患者家属直接捅死医生，本朝⑨年义务教育，识字率高达95.9%，结果素质还不如“万恶的封建旧社会”，我真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之后一场戏也很有意思，吴又可先是误遇官军，结果在给军官治伤的时候又遭到叛军袭击，官军全灭，他又给叛军头目治病。

叛军头目是个秀才，因为大旱粮食歉收，朝廷赋税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老百姓没活路了他才带着百姓去投闯王。

看来笔杆子领导枪杆子真是个真理，是个连淳朴的农民伯伯都懂的道理，比如本朝太祖虽然口口声声“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但自己终其一生没有开过一枪...吴又可遇到了他的老师，跟他一起到军营里治病也很有意思。

他的老师坚持使用伤寒杂病论作为依据治疗，却全然不顾他的徒弟提出的此病与伤寒存在差异的意见，而且把吴又可的邪气理论斥为巫术。

结果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瘟疫果然越传越厉害，士兵们因此拒绝吃药，这老头只能一遍一遍的哭喊“快让他吃药啊，他们怎么都不吃药啊”最后自己也感染了瘟疫，临死前绝望的呼喊“我按照老祖宗留下的方子治病，就算治不好吧，也不至于治死啊，难道真是他们来索命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然后七窍流血而死。

对此我就一句话，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但是死抱着祖宗的方子来面对新的病情只有死路一条。

之后“吴又可の奇幻漂流”，然后领悟了庐山升龙霸，啊不，瘟疫的成因的过程我就不叙述了，当他回到军营的时候就与他命里的贵人（怎么好像怪怪的）孙传庭相遇了……孙传庭线远比吴又可线精彩，虽然他一出现是在天牢里…什么，这个斩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只剩18骑的男人被下了天牢？

崇祯你早上吊几年大明估计就亡不了了好吗？

孙传庭装逼的表示只要5000精兵，加上潼关的兵马足够了，事实证明装逼的下场只有……。

那么在潼关等待着他的是谁呢？

贺人龙。

贺疯子也是一代猛将，但是早已腐化堕落。

在见孙传庭之前，贺疯子在干嘛呢？

答案是洗劫村庄，强奸妇女，屠戮百姓，之后拿他们的人头邀功。

这一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一现象：杀良冒功。

当然，在某个“屠杀狂人”眼里大概这些闯军活动区域的老百姓也是该杀的，不过此逗比已经不在了，我就不鞭尸了。

言归正传，孙传庭杀他倒不是因为他杀良冒功，而是崇祯的密诏要杀他。

“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

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这就是贺疯子的罪状。

当着甘陕之地的文官武将的面公开处死贺疯子，也是孙传庭为自己立威。

与此同时，贺疯子的亲兵也全部被杀。

那场戏里面明军的手炮队因为没来得及后撤，还被叛兵杀了几个，这个细节相当好。

杀了贺人龙，孙传庭以为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但是他错了。

让士兵们操练，火绳枪打不中靶子，五门大炮两门哑火，有的火绳枪甚至是坏的，然后，还有瘟疫。

武器是首要问题，孙传庭质问工匠，为何武器坏了不修？

答案就两个字：没钱。

之后孙传庭又视察粮库，结果粮官企图用装着泥土和沙子的粮袋蒙混过去但是玩脱了，孙传庭在盛怒之下杀了他，却被他的幼女目睹…如果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觉得这粮官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请自行百度1998年南陵粮库造假事件，那可是当面欺骗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自己的评价“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

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当然最牛B的是，这一造假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居然没受到任何处罚，两年后还升官了，直到2013年才被处理，已经官至安徽省副省长…粮官你太苦逼了，得罪个小小的陕西总督就被杀了，要是生在本朝，你可以当面欺骗内阁首辅，不但死不了，还能继续升官发财哩。

缺钱是问题的核心，孙传庭去找土豪做朋友。

土豪确实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不愿意给朝廷出钱，孙传庭张口要10万两白银，土豪们多的给出500两，少的只给50两。

孙传庭气愤不已“门外那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朙朝的，大朙朝要是亡了，你们给孙传庭有什么用！

”同上，要是小伙伴觉得这些土豪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想想本朝，土豪们不是照样给官员豪车豪宅现金珠宝，却偷税漏税吗？

至于瘟疫，孙传庭倒是一开始没当回事，医官不行就杀了换一个呗，当然，当最后一个医官也被他杀了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来了…幸好这时候，吴又可来了。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开始分工合作，吴又可治病，孙传庭秘密清查被土豪们占领的军屯，一切貌似走上了正轨。

但是崇祯隔三差五催孙传庭出兵又不给播一文钱一粒粮食却为大朙的覆灭留下了伏笔…言归正传，在吴、孙二人夜♂里♂畅♂谈之后，吴又可又被绑架了，而且绑架他的就是之前那个秀才，话说他也是官军了，只是听说闯王有令，活捉吴又可有重赏…当然孙传庭最终搞定了他们，但这一事件，以及一个绝望的患病士兵绑架了孙传庭的老婆这一件，导致了孙传庭对于患病士兵的不信任，他开始建造牢房一般的隔离区…随着崇祯越催越紧，影片逐渐进入高潮部分。

孙传庭在与土豪们的宴会上提出要收复他们侵占的田亩，并且把与他们勾结的总兵任琦抓了起来给他们看。

谁知土豪不以为意，反而当面肛他“就凭任琦的空口白话，孙传庭你想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其实有那么一瞬我都有点敬佩这个土豪了，我等当着吧务的面作死大不了换个号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当着陕西总督的面作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

但是，土狼说过“人作死就会死”，于是孙传庭一句话“问得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的副将拔出短刀割断了土豪的颈动脉。

孙传庭命人宣读罪状，47家土豪处死，家产充公。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土豪抱着他的大腿求做朋友，结果被他一脚踢开。

之后他的台词可谓经典“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自古道得民心者的天下，你们知道民心是什么吗？

民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哭着喊着也要死守18亿亩红线的原因，希望那些动了歪脑筋的土豪引以为戒。

大军就要开拔，百十个重病号却还没好，如果随军开拔可能会导致瘟疫死灰复燃。

这一问题让吴又可头疼，孙传庭却不以为意，他的解决方案是和吴又可喝酒…他问吴又可，“大明朝是否气数已尽？

”吴答曰“本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治愈”但是孙传庭没时间了，他需要猛药。

夜里让任琦进入隔离区防火，然后再令士兵包围隔离区，手炮火绳枪一通上，问题解决了。

吴又可苦笑道“将军控制疫情的方法真是远胜于我”之后夜间逃离军营。

孙传庭制止了手下前去追杀的提议，大军开拔。

然后，“传庭死而明亡”。

这片子总体来说相当不错，吴又可线平淡如水，要是剪短一点把重心放在孙传庭线上就更好了。

这片子是明粉拍的，但是明朝吧却把这片子黑粗翔，反倒是我等天天抽朙粉的洋奴力捧此片，真是患难见真情，谁才是良心一目了然。

至于此片，总结起来就是“一文一武企图扶大厦于既倒，可惜虽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大朙病入膏肓，气数已尽，早已在劫难逃”人文气息不可谓不传统，但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动容呢？

就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先抑后扬。

　　我认为本片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剧本的节奏起伏太平，整体张力略显不足，某些情节的衔接因为不够自然甚至令人感到有点散乱，虽然故事不断在往前推进，却使观众难免偶尔走神。

　　其次是演员。

冯远征演得很好，微表情小细节挺多，是个有想法的演员，可惜吴又可这个角色性格有些模糊，作为主角之一略显苍白。

而孙传庭的扮演者戴立忍虽然造型气质颇佳，演技也算沉着，但口音实在太出戏，令人扼腕。

即使有上述问题，在我心里它依然是一部上佳之作。

撇去眼下国产电影的窘境不谈，国史片的厚重历史感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玄妙气质，而没有宏大场面与华丽特效的《大明劫》竟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令人叹服。

崇祯时期的影视类作品不甚枚举，但大多浮于表面。

也许是我狩猎狭窄，印象中几乎没有真正展现出当时末世气氛的作品。

太多目光投射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八卦上，忽略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光怪陆离的妖孽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

　　众所周知，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危局却无力回天，最后于煤山自缢。

这个故事还有许多细节，比如他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周皇后上吊等等……试想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恐怖，当事人的内心是多么绝望。

这鲜血淋漓的断头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铺陈，最终通往地狱的呢？

《大明劫》从军中瘟疫这个视角切入，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明末历史的一扇窗。

除了闯军，还有流寇，还有瘟疫，还有因官商勾结而名存实亡的军屯……本片的摄影有几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其中最为动人的当属开战在即，随着帐幕被掀开，凉薄的晨光乍现，错落在案前的孙传庭身上，他侧过头迎向它，迎向自己的宿命！

历史真是好无情！

像滚滚的车轮碾压过来，从不停留。

吴又可还能及时抽身逃过此劫，而孙传庭已经被死死钉在这条绝路上，同大明王朝一样，劫数难逃。

本来还想多写一点，月头要干活了……OTL

如果这电影演的是一个普通编剧写的剧本，估计大概内容会是，经过孙传庭一系列励精图治，人心凝聚，大家都铁了心个孙传庭为国尽忠，眼角含着感动的泪水跟着督师出潼关征战，把农民军揍的屁滚尿流。

但这部电影是历史写的剧本，孙督师不仅经常一恼火就抽刀杀人，而且，在历尽一系列的励精图治之后，威武出师讨伐流贼，然后就战败死于乱军之中。

有的时候历史就是如此残忍，放在电影银幕上，戏剧效果全失。

表象上而言，孙传庭再这部电影里似乎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

忠诚，正直，勇敢。

实际上，如导演所塑造的，也如历史所塑造的，现实世界没有明明白白的正邪之分。

有两个场景，极其让人印象深刻。

一则孙传庭一刀杀掉管仓库的小吏，看见那个丧父的女孩。

智商普通的2B导演估计会导出孙传庭良心发现安慰女孩的感人场景来烘托其人格的伟大；这部片子里，杀完人，看一眼失怙的女孩，收刀，走人。

二则对于那个劫持孙夫人的逃亡士兵，大众电影里，估计孙传庭会上前把他扶起，一顿好言相劝，然后这个士兵流下感动的泪水，日后病愈跟随孙督师出征奋勇杀贼，电影的后半段还会再给几个这名士兵英勇无双的特写镜头；这部片子里，孙传庭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正面人物，上去一刀把他杀死，之后上马走人，干净利落。

这两个场景看完之后就让人觉得，尽管这片子很多地方可能因为成本问题做的很毛呲。

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电影里孙传庭一句台词其实讲出了明末悲剧的根源。

”人心，就是粮食“。

依史实而言，导演确实明白事理，正所谓”李自成可以输十次，孙传庭一次都输不起“。

流贼确实是流贼，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这帮流氓，岂止十次被打成光杆司令。

但找到一批饥民振臂一呼，又可以为害一方，因为明军不可能杀光民众，而民众，搬起锄头就是流贼。

还用不上孙传庭，洪承畴那种大汉奸货色也能把拿锄头作战的农民军打的抱头鼠窜。

但就李张早早被杀，估计还会有其他流氓去逼死崇祯。

历史的大局无可逆转。

国内传统的史学观念总把政权的兴衰和统治阶层的道德混为一谈。

地主豪绅宦官奸佞为祸国家的故事永远都如此一成不变。

而事实上，北方诸省连年的旱灾，农业生产的彻底崩坏，才是晚明社会问题的根结所在。

工业化以前国家的生产能力本身就只能维持在勉强自足的程度，遇到小冰河期气候变化，整个社会的粮食储量都被消耗殆尽。

地主豪绅如何自私，如何至饥民不顾，只是最表征的现象而已。

崇祯皇帝多次的下诏赈灾，但中央政府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物资转输能力。

归根结底，传统的中国社会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使国家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既没有剩余的财富，又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

内忧外患，积重难返。

最后异族入主，剃发衣服。

想来确实是一场噩梦。

电影里的孙传庭，只是大潮流里无关紧要的一粒水滴而已。

总体拍得有点平，节奏平淡，视觉效果平淡，情绪也平坦。

似乎为了历史背景，甚至刻意地保持了一种平庸感。

对瘟疫的残酷性缺乏整体全面地了解，不敢花费笔墨地去渲染。

使得观众情绪一直达不到高位。

也许因为平凡无奇，呈现出一种自然而不加雕琢的美，使人能放心地看下去。

比奇招迭出、奇峰迭起地作死要体面多了。

明末万历与崇祯年间两次大瘟疫，死者日以万计，北方十室九空。

崇祯年间这次夺去了北京20万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说明朝因此灭亡也不为过。

本片上映于2013年，前有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后有2020年的新冠爆发。

两次疫情的残酷令人不寒而栗，但与崇祯年的鼠疫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瘟疫的惨状直到40分钟时才通过吴又可的视角刻画，太晚了点。

两个核心人物的会面也太迟了，将近戏份的三分之二了。

直到此时，吴又可才放出豪言壮语，要与瘟疫誓死一搏，这难道不该是片首的戏份吗？

孙传庭的角色忽正忽邪，设定上似乎要追求复杂性，导致角色定位有些模糊。

高光时刻是他对一众富豪说出：“这些是你们给我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

如果大明朝亡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孙夫人的戏份也有些尴尬，后半段解救瘟病士兵，剧情功能模糊。

收尾处孙传庭与吴又可讨论大明的处境，有一定启发性。

但话里话外透露着一股第三者立场上的冷嘲热讽，缺乏忧国忧民的热肠肝胆。

吴又可著书立说的决心，表现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的纯粹，好评。

片尾曲古里古怪，请了小野丽莎，咬字不清。

词还不错。

这是一部向改革者致敬的作品，立意很高，但制作略显粗糙。

瘟疫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其时犹如病入膏肓的大明。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背井离乡，机缘巧合之下在潼关一起卷入了这场危机，共同临危受命，治病救国。

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整个剧情的主线，是围绕两人互相启发、互相影响而展开的。

影片一开始凸显了孙传庭的气焰：只带五千精兵、斩杀贺人龙、收揽地方军政大权，而紧接着就制造了现实与希望的极大落差，描绘了一幅内忧外患的情景——潼关守军装备残破、府库不足、兵士倦怠，根本不堪大用，直到瘟疫的爆发，把这场危机推向顶峰。

此刻大家都很清楚，不变革，就无出路，就必死无疑。

然而，像所有的改革者一样，吴和孙首先面临的是重重阻力：传统和权威的掣肘：吴又可的师傅一再强调《伤寒论》的老方子，不肯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方法，贬斥吴又可中央的不信任：皇帝担忧兵权在握的孙传庭时久生变，一再催促出兵却不发粮饷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地方上的土豪士绅为维护自己的田产，处处阻挠孙部征地征粮内部的分裂：大敌当前，而自己身边不断地冒出吃里扒外的叛徒那些想要挽救的人，偏偏还不愿配合：得病的士兵不肯吃药最后，吴又可“重症用猛药”的一席话，点醒了孙传庭：改革没有退路，披荆斩棘也要前进。

孙传庭终于大开杀戒，直到夜袭伤兵营一幕，把全剧推向高潮。

此时孙传庭已放下了所有的怜悯和仁慈，而他与吴又可潜在的矛盾，此时已再也不能调和——同是改革家，吴是医者之心，悬壶济世，不分敌我；而孙是军人，国难当前，不能不痛下杀手。

影片的最后，孙传庭壮烈战死。

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就算此役战胜，也不可能有所善终（那些土豪朝中的内应会无动于衷么）。

他背负了改革者的原罪——牺牲无辜，他杀业深重，死是他唯一的结局，也只有其死，才能对应吴又可作为救人者的生。

吴又可发现了克制瘟疫的方法，但是最终没有救成那些病号；孙传庭励精图治，最后也没能挽救大明。

积重难返之下，人亡，国亦亡，这个劫数，终究逃不过。

世上最可悲的事，是找到了方法，却已没有时间。

改革，何必待到危亡之时。

今年最满意的影院观影体验没有之一。

有些地方让我想起去年的1942，另一些则让我不无欣慰地感慨国内终于有了气质近似Alatriste的历史剧。

全片大抵可以看作一次祛魅之旅。

摈弃了对观众惯性想象的迁就，无所顾忌地展示着历史原初不洁的面目，冷静得一如拍摄斩首场景时亦无分毫闪避的镜头。

帝王、官宦、吏胥、士绅、军阀、兵勇、流寇、黔首、妇孺……为医者、为将者，无不困在各自的角色中，遵循各自的立场逻辑做徒劳的挣扎，终不免被同一股沉默的浊流裹挟而去——没有至高全能的道义，没有虚幻的出路，没有廉价的慰藉，有的只是真实的荒谬处境。

其实大疫之后，两个主角都已经拥有了察知这一荒谬性的超然目光。

只是吴又可听从出世之心的指引走上出世之路，让医道长存于世道之外；孙传庭则怀出世之心而入世，依旧投身于他知道会将他吞没的浊流之中，清醒地为他的世道殉死。

乱世苍生，各有各的宿命——这便是影片的“核”吧。

PS.开场攻城战，短，但是讲究，基本起到了罗克鲁瓦之于Alatriste的作用。

大部分观众并非军宅，无需太多冷僻的细枝末节来讨好；但非军宅的观众毕竟也有智商和鉴赏力，所以能够让两军穿着不太离谱的服饰摆出正经交战的架势，安排一两个如子母铳这般具有时代特征又足够醒目的细节，拍个三五分钟，我们就已经很感动了！

社会是个复杂集合体，认识这种复杂，不同观点因经历和眼界看到的只是有限方面。

历史则是尘封的社会，探讨历史兴衰，答案不在历史课本里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者玄乎的天道气数，而是细节层面的个体命运、具体事件和社会症候，若干个这样的真实细节拼图出来，就能够描述一段历史，并力趋还原。

表现当下的社会，人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新闻，从领导人会议到股市房价，这种充满现实感的一手二手材料随手拈来，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都显得有些重复和冗余；表现一段历史，除了不太大众的学术研究，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了。

一般历史故事，选材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政经形势飞机大炮这样宏大的东西，一俟宏大则便于扭曲，仅成一种话语，而且不好理解。

因此，能选择独特社会症候作为切口，能够体现具体环境中个人、集体命运的历史题材文本，价值较空洞的宏大叙述来得更高。

就普通观众而言，名将孙传庭的知名度或许不低，但吴又可和《瘟疫论》这样专业的东西就非人人知晓。

真实历史当中二人可能并无交集，电影当中潼关瘟疫、吴在孙的军营治病的故事或许只是编剧需要，但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切口探讨明亡旧事，算是别出心裁，以身喻国，以病喻乱，将孙吴二人置于以“挽救”为主题的同等历史使命下，可谓以小见大的极好隐喻。

这种戏剧化呈现虽不是信史，但这种以一管窥见全豹，在个别社会事件当中集中展现明末社会诸多矛盾的手法，比那些整天讲朝廷官员和政经局势的文本，高明许多。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谓个中典范，此书算是费正清一脉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近年知名度颇高。

老孔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证，选取了“妖术”这样一个社会症候作为切口研究乾隆晚期的中国，让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灶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严肃历史研究，但其精彩程度远超任何编剧的故事，因为它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落地到了具体的事件上，不仅可信而且便于大众理解。

《大明劫》在精神旨归和方法论上至少和《叫魂》有些交集，因此注定这电影在智力水平和三观上起码属于中上水准，甩拜金商业大片和一些无脑电影N条街。

明亡的原因在老百姓眼中无非是又一次兴衰交替的改朝换代，在官方意识形态里则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其他各方观点，众说纷纭，《大明劫》从主题上无疑也要处理“明因何亡”这个大问题。

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叙事的限制，在两个小时内说清这个问题殊为不易，但我个人觉得此片通过将恰当的戏剧化处理（设定瘟疫的背景和孙吴二人共处的环境），给出了说得通的答案——片中的不少情节，实际上反映出来明末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片末孙吴二人总结性的台词，“明因何亡”的答案已经揭示：明亡，实则亡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导致的社会溃败：1.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的固有矛盾在极端条件下的激化。

自秦代正式确立郡县制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双方事权和财权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

简而言之，中央自然希望地方能以更少财权承担更多事权，而且帝制天生又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越严重，地方就越少财权，承担事权时只好变相横征暴敛，削弱朝廷合法性。

这在王朝强盛没有太多紧急情况时，尚能控制，不致威胁政权稳定，但在明末内有流寇外有异族的艰难岁月，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片子一开始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古代山高皇帝远，时间一长则无法掌控。

剧中崇祯在京开始担心孙传庭在陕西稳固势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因此不断发信催促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

明末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打仗财政吃紧，自然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再加之总有不少奉行实用主义的地方大员以战争绑架中央，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无疑会把整个朝廷置于更大的风险当中。

2.帝制条件下专制皇权和官僚集团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里，皇权和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和博弈的关系，皇帝靠广大官僚管理国家，官僚靠皇帝提供自身行为的合法性。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内部是层层向上负责，而非对百姓负责，因此鱼肉百姓远比得罪上级要好办；官僚集团整体则为皇帝办事，只要能够有效帮助皇帝坐稳位置，那种不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化，皇帝是默许的，康熙深谙此道，他公开讲过“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也算是官僚集团为主子卖命的红利。

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官僚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器和中坚力量，皇权会随改朝换代变更，但官僚集团异常稳固，皇帝换了自己则仍旧为官做事，支撑整个社会。

这种矛盾在历代体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众所周知，明朝是专制皇权的高峰，朱元璋废相导致皇权和相权更无法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处理棘手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主官僚集团，很多事无人做，很多社会矛盾无法缓冲，遇到明末的极端历史条件，只有死路一条。

片中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表，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孙传庭在捍卫皇权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售卖官军烧掉账册，这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你死我活的冲突。

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朝换代让整个官僚集团认清了这一点：皇帝可以随便换掉，但自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人。

事实如此，到了清兵入关，首先投降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爱朝廷的官僚集团，而凭借这个掌握话语权和生产力的阶层的投诚，清朝迅速坐稳了江山。

3.现代意义上“想象共同体”的缺失导致无法实现社会动员应对危机。

中国在20世纪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观念当中只有江山而无国家，只有朝廷而无政府，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概念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正是这些产生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可以有效地将人组织动员起来推动社会进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书论述了形成诸如“民族”这样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没有现代概念里的民族、国家、政府这样的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不到大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的共同体、他人的命运和自己相关，人们思想上就没有集体的观念，进而社会形成不了组织机制，无组织机制则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动员，遇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疾病瘟疫则不能集合最大多数人去应对。

《大明劫》设定了一个将传统中国各种艰难情况至于一体的环境（战乱和瘟疫是直接表现，明末的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是大的历史背景，没有突出而已），人们在乱世当中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到了抗战时依然存在，不少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来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这样思想水平的民众自然无法实现有效动员，社会危机根本不能应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结论是：这是一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战争，双方不在一个发展程度上，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国民，而现代战争是个大规模动员的复杂行为，因此中国的失败，败于没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

片中出现的李天佑的角色值得玩味，他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算是接受传统士大夫意识形态洗脑的底层知识分子，但由于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下行，生活无着只好“官逼民反”，他的台词体现了“有江山而无国家”的观念，他对吴又可说：“你不如随我投了闯军，将来打了江山，也好衣锦还乡。

”李天佑的角色实际上和闯王帐下的谋臣李岩很相似，李岩是历代农民起义当中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的前辈吴用、朱升、刘伯温一样，他也提出来“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能够直接反应农民诉求的斗争口号，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他将又是一段开国元勋的传奇。

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是受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他们渴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但是面对朝廷的危机，他们选择站在造反派一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疑在扇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当中忠孝仁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耳光，同时恰恰证明了传统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破产，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这样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吴三桂和洪承畴这样“有奶就是娘”的选择，所谓“天道、气数”这些词，或许只是这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用来投靠新主子的借口。

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知识阶层，自然极少其舍身取义，不会引导民众完成建立想象共同体，更不会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这一任务，留给了近代国门洞开被迫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科技和制度的中国人。

4.传统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行业进步和科技积累之无法实现电影中设定一个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固然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吴又可英明神武、反映瘟疫杀伤力巨大的作用，但这个角色更多让人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技艺在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时的无力。

吴又可这个角色，外表是一个明代游医，实则灌注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其实也是现代观念和观众观影愿望在“穿越”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

他大胆否定传统医方，敢用猛药，知道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知道将病患隔离分类……这完全是是一个现代医生的做派——但这种现代文明的做派，恰恰令人感到中国传统技艺的悲哀。

正如“李约瑟之谜”：中国文明悠久科技发展很早，不少科技和发明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但元明以后中国社会和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上，没有向抽象世界和规律探讨的跃升。

此言不虚，中医就是这种情况的集大成者，所有中医的验方基本都是常年累月的治疗经验，对这种经验的解释，都是些“气血寒热”之类比较难以理解的说法，必须通过长年的积累方能得到，而西方医学强调试验和观察，无疑更利于学习普及和学科本身的积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更高。

片中最后说吴又可开创的瘟疫学研究领先西方200多年，其“达原饮”配方在非典当中收到奇效，这实际上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事情——中国人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和聪慧的大脑，但这些智慧结晶只是被少数人学习或者束之高阁，知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普及和提升，罪魁祸首则是家天下的专制主义：因为任何的知识普及、行业发展都会导致民众智力进步和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之梦魇。

西方的科学所具备的分工、专业和便于系统化学习的特点，无疑是西方文明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西化的特质，吴又可居然神奇地具备，活脱脱一个现代医生。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陈述，中国在漫长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将科技商业手工业这些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领域斥之为“奇技淫巧”（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人为“人心”第一，轻视技术进步），从业人员被划为下九流，社会优质的智力资源投入不到这些领域当中，政府不提倡加之人为阻碍打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则是科技水平在宋元之后几乎很少实质进步——而这从根本上和专制集权更有关系，皇帝要消除老百姓造反甚至进步的可能性，于是愚民，以道德伦理内容垄断教育、以科举钦定内容固化知识结构、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不得昌明，而科学和技术这些生产力的推动因素长期处在简单经验积累的原始状态，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片中医生赵川固守组训，以伤寒药房治瘟疫，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命运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技艺的命运，在长期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当中，毫无解决实际复杂状况的能力。

电影结尾吴又可和孙传庭讨论大明前程，孙说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

吴则引《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细细想来，积弊已久，实际上不是明王朝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其社会运转和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呈现出的严重溃败。

中国传统文明也和这个老迈的庞大帝国一样，自身更新和重塑的能力慢慢消减下去，甚至统治阶级还在极力扼杀促成这种自新能力的种种可能，这些颓败之势，当然明末的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努力发出了自己呼吁革新的声音，但社会整体未启蒙，顽固势力又及其强大，于是有清一代也延续明朝衣钵，将残酷的专制皇权推向顶峰，清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疆域广大、开创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始终麻烦不断，财政亏空、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民族矛盾等问题迭出，而凭借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后来算是奋起觉醒的洋务运动还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败于全面西化的日本，才导致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明的全面反思和鞑伐。

有趣的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始终强调保留中国文化本位，结果是非但西方没学成，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很好保存，反观日本，从器物到制度全面西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却完好留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文明发展到明清，已经开始全面拒绝吸收和更新外来元素，所谓“中学问题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借口，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动态共同体，在汉唐时期这种吸收融合做得好，对待多元化的态度比较宽容、专制程度较轻，文明得以快速进步。

当然，为何宋以降中国的这种大气和多元不复存在，文明进入固步自封的阶段，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一个简单的理解则是唐之前中国在文明形态和生产关系上是全面领先周边的，但随着周边民族吸收中国文化的进步，双方差距缩小，中国文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结果，或也反证了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及文明形态本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电影《大明劫》设置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恰恰是明末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症候；一叶而天下知秋，名医吴又可只能做到有限控制乱世里的一场瘟疫，最后还要靠孙传庭毁灭性的杀人来彻底根除，名将孙传庭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孱弱王朝也只能疲于奔命内心痛苦，去奔赴一场注定失败的棋局——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个人再英雄也无力对抗社会积弊已久的系统风险和固有问题。

大明没有亡于崇祯、李自成或者多尔衮，大明亡于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如果要简单归因，程度不断加深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就是终极原因，一个敌视民众、不能为大多数人谋普遍福利、视天下为一人所有的制度，不会让所有人对它共同拥戴、贡献智慧力量，只会导致争权夺利和改朝换代，大明因此而亡（此后的大清也不能幸免），这才是大明之劫，同理，如果任何统治者继续行愚化民众、敌视进步、固步自封的策略，必将重蹈大明之劫。

就像电影《大腕》里关之琳问葛优什么是“境界”，葛优扔石子说：“你能看这么远，我看的比你远，泰勒看的比我远，佛看的无限远。

”诚如此言，以我现在的水平，或许只能理解到如上所述的浅薄境界，我一个业余观众没有实力去评判这电影的演员演技如何，镜头如何、电影语言等专业问题，但这部电影能引发思考，在我心里这就是好片，一部值得多看几遍的电影。

自2002年开始，砸钱堆明星的古装大片长期在内地影院肆虐，在最近一年终于消停。

《大明劫》叫人想起去年的《柳如是》，单从题材选择上，它们就跟清宫戏以及多数古装大片区分开来。

它们严肃、正经，有真实人物，同时针砭历史。

这类投资不大、反馈良好又足够深度的历史制作，它们本应是大流，如今却是屈指可数，足可见当下电影创作的空白，乃至于对历史的漠视和回避。

拍摄一部古装片，遇到外景拍摄、需要大量群众演员，成本低不下来。

在中小成本电影里，《大明劫》算是投入不小（编者注：3000万），不过，它并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大场面，也缺乏动作设计等本来可以有的看点。

整体上，人物绷得太紧，主题显得过于严肃，风雨飘摇，令人放松不下。

面对官、民、兵、匪的多方冲突，倘若缺乏明末历史的背景知识———尤其是对进了电影院就不愿动脑子的观众，这样的影片恐怕不好理解。

过去几年，无论导演王竞还是编剧谢晓东，他们的电影制作（如《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往往和“良心”、“诚意”之类的评价挂钩，有着难得一见的电影人气节，几成特色。

我尊重《大明劫》，它沉稳、平静且有厚度。

电影抛出“救国还是救人”的问题，直面一个知识分子乃至一介凡夫的内心困境，暴露了传统的道义两难，围绕小个体与大时代的命运纠缠，充满感染力。

祖宗之法不可行，下完猛药也不灵，沉疴痼疾，病体难治，说的是明朝事，又何尝不是当下。

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电影带给我的触动是生与死的一念之间，直至所有人都知道的明朝覆灭结局。

落日长河，兴与亡烟消云散，谁能得永存？

我会向你推荐这部电影，然而认真来讲，《大明劫》有太多匠气，离真正的好电影尚有距离。

譬如电影感的欠缺，王竞总是缺乏想象力，难以把电影拍摄得更好看———充满才华、不乏棱角的那种好看。

因为看完仔细回想，我跟朋友都有这样的发现：几乎想不起哪一场调度、哪一个技法或者是哪一场戏能让人印象深刻，疏于节奏，难以挑动情绪。

看下来，就只记得戴立忍的放和冯远征的收，这不能不说是《大明劫》的遗憾了。

【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6/content_1958620.htm】

“1642年，距明朝覆灭还有两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包围开封，明朝大厦将倾”。

惨烈的攻城场面、交错重叠的炮火声和喊杀声，影片一开头就将观众拉回了那个动荡残酷的年代。

残破的大明军旗、千疮百孔的城墙像是一个无声的注解，指向开头字幕上那句“明朝大厦将倾”。

瘟疫横行连年灾荒，又赶上闯军压境军饷缺乏，潼关甚至大明朝危在旦夕，影片的第一位主人公也是本文中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孙传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

作为一名儒将，孙传庭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家国情怀。

尽管身处牢狱他仍然牵挂着前线战事，甚至将潼关的地图画在了监狱的墙上。

其实，大明王朝的前途命运，他早就了然于胸。

围杀重病患的那晚，孙传庭在书房里问吴又可，“又可兄，容我私问一句，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吴又可回答说，“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其实问题的答案孙传庭又何尝不知，大明王朝的种种积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天下糜烂， 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知大明王朝气数已尽还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魄与担当。

影片的另一位主人公，医官吴又可也是一名知识分子。

他胆大心细敢于打破常规，在行医中使用异于常人的用药方法，在乱军刀剑面前大义凛然坚持“骄恣不论于理者不治”。

但是当孙传庭请他去军营控制疫情的时候，吴又可却犹豫再三连连推却，说自己“才疏学浅，不可能担此重任”。

要知道，当与师父在用药上出现分歧时，他可是自信满满，声称自己“诊治过成百上千的病患”。

为什么在吴又可身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笔者认为在吴又可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软弱性。

他们满腹诗书，不能说没有真才实学更不能说没有责任担当，但却总在关键时刻犹犹豫豫畏首畏尾，就像朝堂之上那帮身着宽大朝服唯唯诺诺见风使舵的文臣。

儒家经典只教给了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没有办法教给他们实践这种抱负的胆魄与气概。

孙传庭所言一针见血：“刚刚说的斩钉截铁，真要委以重任，又临阵退缩，怪不得我大明有今日之祸，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面对国家存亡之际不敢挺身而出”。

吴又可身上的这种软弱性是明代知识分子的通病，儒家的繁复礼仪和道德说教磨掉了他们的血性，让他们变得隐忍顺从谨小慎微，做事前思后虑但求周全，关键时刻又总是畏首畏尾不敢决断。

据记载，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赐死后宫妃嫔手刃多名公主，最后自缢于煤山，与他们的主子正相反，满朝文武却都争先恐后的去大顺官府请求录用。

对此，后人评论说“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

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

其实他们未必没有羞耻之心，只不过他们看的太清楚了，他深谙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他们不是没有羞耻只是不以此为耻。

明代诗人曹学佺写过一副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从这点上来说孙传庭像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他沉着坚毅，有担当敢决断。

将四十三家乡绅斩首抄家，把几百名重病患纵火烧杀，其实他又何尝不是百般无奈，否则他也不会深夜还在帐外“透气”，不将乡绅斩首抄家就凑不够足够的军饷，不杀掉重病患就会给大军留下后顾之忧。

影片结尾，孙传庭劝说吴又可随军出关，吴又可却不辞而别。

他在留下的书信中说：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又可有心无力，唯有不辞而别。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孙传庭看后闭目垂首深深叹息。

这就是他浴血奋战要保护的大明臣民，在他们眼中只有礼义廉耻没有民族兴亡平日里口口声声为天下苍生关键时刻却又顺天从命。

孙传庭一声叹息令人唏嘘，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