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迷宫

以前见识浅薄，每每看到对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的揭露都震撼无比，也热衷于这一题材。

后来就觉得，这种重现、反思乃至审判历史的故事，看得太多太多了。

韩国的《辩护人》、《华丽的假期》、《共同警备区》，波兰的《卡廷惨案》，意大利的《1900》、《同流者》，南斯拉夫的《无主之地》、《地下》，更不用说《辛德勒》、《钢琴家》、《毒太阳》、《帝国的毁灭》、《窃听风暴》、《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电影渐渐开始失却兴趣，给予高评价的理由似乎只剩下敬意。

看到《缄默的迷宫》7.9的分，我想，这片儿大概不过如此吧。

历史片评分能到8以下，这是得有多沉闷无聊。

然而抱着无聊杀时间的心态开始看，影片结束后我却决定五星。

四星半电影分，加半星喜好分。

我如此中意这部片的原因，大概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历史究竟是如何被重现的，而不是历史本身。

这部片让我突然发现，最容易成为“空白”的那段历史，不是战时，而是战后。

被处心积虑埋藏起来的，终究会随着时间流逝重见天日，而探寻真相的人本身却往往为后人所忽视、遗忘。

你看，前面掉书袋式列举出来的那么多部片，有哪一部是聚焦于历史重现者而非历史参与者的？

我们现在称颂着德国人对于历史的反思态度，然而有多少人清楚反思背后的艰辛和痛苦？

恕我无知，至少在此前我是毫无概念。

我曾以为，在1945年后，阳光普照大地、驱散长夜，所有黑暗的罪孽暴露于正义之下，是一瞬间的事。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德国人对这一页历史曾讳莫如深，德国的战后一代居然可以对奥斯维辛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真相曾被困在如此庞大的一座迷宫里，不知道那些迷宫的探索者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坎坷，几近迷失。

有人觉得剧本过于模式化，我则称其为真实。

作为战后一代的后代，我们自然完全了解剧情的走向。

调查一定会胜利，真相一定会被揭露，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然而该责备编剧太“工整”吗？

我倒倾向于觉得我们是被历史书剧透了，早在多年之前，与编剧无关。

在我的眼中，这是一部向先辈致敬的影片，不是历史的反思，也不是什么悬疑故事。

它不需要花巧和深度，只负责记录，记录那些迷宫探索者的曲折历程，让我们得以看到在审视历史时最容易遗漏的盲点。

想起短评里有豆友问为何要插入爱情的戏份？

我以为凡人的情感与弱点，是记录中不可略过的一部分；而那个倔强固执认死理的拉德曼在最后挽回女友时的拙劣表现给我带来的真实触动，胜过一切浪漫结局。

有人说这种工整刻板毫无风格靠三观正赚高分的片难道不烦吗？

至少我个人对于电影从不会因为主观情绪而降低评价。

好片可以推荐，烂片可以标雷，但夹杂了主观好恶的判断，决不会成为我分享给他人的版本。

而且我一直以来秉持的观点是，任何艺术形式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记录信息。

表达方式影响到信息被接受的程度，但表达的瑕疵并不使其失去记录的意义，所以求全责备刷一两星实在是没有必要。

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乐子请出门左转谢谢。

德国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德国和德国人引起着他们的着蜜汁好感，纳粹礼在中国是可以被日常用来开玩笑的，“高于一切”和“希特勒万岁”也是可以当众喊的，虽然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更不要说《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曾经被用作列队进行曲。

如果要追溯一切，也许要从1970年12月7日的勃兰特算起。

然后在最初的最初，一切都不是这样。

电影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勃兰特下跪之前的联邦共和国的样子。

现在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是，在电影开始时的1958年，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大屠杀，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奥斯维辛，有关第三帝国的一切都被人为的忘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1945年以前，纳粹已经侵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人的父母、长辈、老师、上司都可能曾经是纳粹，你不可能让孩子问自己的父亲：嘿，你以前是纳粹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这就是阿登纳政府的核心思想。

事实上，确实有太多的纳粹隐藏在阿登纳政府的高层里，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为数不少的中高层逃往南美，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改头换面脱下军装在新的BRD和DDR里生活，他们是构成着BRD和DDR的社会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第三帝国的延续。

直到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以后，德国民间对纳粹的反思才逐步开始，整场内卷行为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是一种对德意志民族的净化，但遗憾的是，这些行为始终都是法律行为，所谓法律行为，即要有明确的被害人和明确的犯罪手段，这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其实远远不够。

在电影《朗读者》中，少年米夏认识汉娜也是1958年，对汉娜的审判则是1966年，两部电影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其实正好说明了那段德国的历史。

电影里由格尔特·沃斯扮演的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他策划了对艾希曼的抓捕，并最初由他联系了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按照摩萨德局长哈雷尔的回忆录记载，当时摩萨德的目标是艾希曼和门格勒，但是抓捕时情况紧急，只抓获了艾希曼，就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马上离开阿根廷。

然而，无论是西德还是以色列，甚至艾希曼和门格勒，都知道所谓抓捕就此结束了，阿登纳政府以2.5亿美元的军火为代价换取以色列不再审判时让艾希曼咬出其他纳粹高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始终都在德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甚至西德第三任总理基辛格，1933年时加入了纳粹党，1939年起成为戈培尔的主要助手。

对艾希曼的抓捕发生在1960年5月11日，这在电影中都有所提及。

对于门格勒，历史上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勒死于1959年，按照电影描述，他曾经出席父亲的葬礼，并在一年后短暂的回到德国，那正是艾希曼被捕之后，时间上也吻合门格勒认为自己安全了。

历史上门格勒在1960年离开德国后前往巴西，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1979年2月7日他溺水死亡，他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也是各种地摊儿文学中的主人公，传说中制造连体婴儿和活体染色眼球的主谋，他为整个城市留下产业，死前告诉儿子罗尔夫·门格勒，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所以说，德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一方面对纳粹深恶痛绝，甚至有些杯弓蛇影，另一方面又一直享受着纳粹带来的红利，总是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但根本的灵魂始终没有触及。

比如发生在2021年9月30日如同闹剧一般的对96岁的集中营女秘书的审判，在开庭前夕女秘书突然逃走，4个小时以后被抓获。

德国政府对96岁高龄的人的审判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想过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再回到男主的女朋友，片子里有一处情节是男主送她回家，在楼下听到楼上她父亲和战友们在唱歌，那首歌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其实到这一时刻我就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了，1945年之后这首歌被禁止，也许除了中国，没有哪真的放过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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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男主人公Radmann在片中大部分时间里如此认死理、不食人间烟火，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不容忽视－对纳粹在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广泛关注始于196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庭审（1963-1965）及前期调查（1950年代末）。

虽然战时共有8000余名党卫军成员工作于奥斯维辛, 但若查罪个体，则受证据搜集能力所限，极其困难。

因此，法兰克福审判时最终只有22人被起诉，庭审结果6人终身监禁，另11人获刑，轻重不一。

德国国内的司法扮演了真相委员会。

如果没有一群坚持正义，原则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调查与审判。

但原理原则又让人如此痛恨。

对原则近乎洁癖的坚持几乎击垮Radmann。

随着调查的进行，知道生父也曾为纳粹党员后，Radmann精神几近崩溃；他甚至对女友怒称德国人只配穿黑色丧服，指明女友父亲在不义战争中的贡献，得罪并失去女友。

「人間は愚かで醜い」（人愚笨而丑陋。

原台词后还接一句，请爱这样的人）。

这是日本法律题材剧‘legal high’里的主人公律师对人性中恶的洞察。

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意。

社会条件、人的生物构造，让大多数人可以并且实际与丑陋共生。

1960年代的Milgram实验表明，在威压的环境下普通人如此倾向服从，甚至做出杀人之举。

心理学家Dan Gilbert的研究表明人大脑中的prefrontal cortex部分可以制造“快乐的假象”(synthetic happiness)，即使不幸曾经发生。

战时的杀人者以服从命令为由逃脱道德谴责。

战后，人可依靠prefrontal cortex提供的心情免疫，和平地接受现实，重建家园，仿佛丑陋不曾发生。

就像片中档案中心的美国人评价的一样，战时你们全是纳粹，到了45年人人都反纳粹；过两天火星上的小绿人来了，你们也都会变成小绿人。

这是保全的需要，也不只适用于德国人。

Radmann不是聪明、善于保全的小绿人。

这是他痛苦的来源。

他的正义观与人之丑陋犯冲。

即使美国人已很务实地说，希特勒已是历史，现在的敌人是俄国人，Radmann仍然不忘初心，坚持他所谓的正义。

然而理想化的正义也许只满足了Radmann自己的哲学、价值观。

其实这本无可厚非。

但当这种理想、原则与丑陋的人性不容、受客观条件（比如证据搜集，跨过逮捕）限制时，Radmann与他的正义就碰壁了。

但影片传递的并不是正义、原则无用，现实为王的纯务实主义信号。

历经痛苦，甚至一度放弃后，Radmann在理想化的正义与无条件妥协、放弃之间，为他的正义找到了一条务实的实现方法。

即使出于各种原因，检察官不能让所有值得送上法庭的人受审，大量绵密的取证，严谨的司法程序足以让奥斯维辛的罪行公开于世，让人类反省。

正义以务实的外表出现，达成了Radmann曾经未预料的效果。

这是务实的正义，在与现实、人性冲突后重生的正义。

【3星半，论对奥斯维辛及群体作恶这一课题的反思，本片并不及之前同类作品的深度，好在它意并不在此，而在对反思的反思】关于奥斯维辛最著名的几句话中，包括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在《文化批评及社会》一文中的一句“奥斯维辛之后，作诗是野蛮的”。

此句历来有不同解读方法，不过我想或许也可以这样解释，奥斯维辛已经撕破了西方文明温情和理智的外衣，把个体人性以及社会群体最丑陋野蛮的一面展示给世人，见识过这些之后再撰写唯美忧郁的诗歌，无非是种欺骗。

在这部电影中，欺骗人的不只是诗歌，更是孤独的青年约翰·拉德曼所面对的六十年代初的联邦德国，在战后同盟国力量的扶持下、总理阿登纳的带领下、全国人民的齐心奋斗下，在废墟上仅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一片新的太平天地，四处都是爵士乐、百事可乐、钟罩裙这些文化符号渲染出来的盛世气氛。

另一方面，那些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华贵可敬的贵妇淑女、淳朴勤劳的劳动大众共同建立起一座谎言的牢笼，隐瞒起自己花了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大厦下面是几百万大屠杀中的冤魂这一事实。

拉德曼被迫夹在这一真一伪两个世界之间，揭露谎言，戳破每一个人都为之自豪的这层玻璃纸，相当于承认当代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洗脑，从而将剥夺整个国家的人“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自由个体”这一身份，将每一个人弱化成文化工业和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重谎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每一点发展变化，无非是在死亡这一赤裸的真相上加上一笔修饰，戳破谎言，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死亡。

或许正因如此，见识了恐怖的真相的拉德曼会对自己天真幸福的女友说，我们德国人应该永远只穿黑色，丧服的颜色。

整整一代人对父辈及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被浓缩在拉德曼一人身上，我们看着他从严肃正经的懵懂青年变得越发激愤，在厌恶整个世界都无比黑暗无耻的同时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因为自己敬爱并奉为榜样的法学家父亲是清白的，可是忘记了一切的反思都会归结到反思自己，于是在最后的残酷真相揭露的一瞬崩溃，发现信任了二十年谎言的自己跟每个人一样污秽，自己率先体味了失去独立的文明人身份的痛苦，由此成了满身酒气的愤青。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朗读者》中终生不曾那样强烈地爱过第二个女人的米夏的影子，以及60年代末无数因为父辈丑恶的真相而耽于酒精、毒品和性的青年。

世界的虚伪外衣被揭开后该怎么办呢？

恐惧，迷惘，自暴自弃，提早品味死亡。

或者，直面真相，从一切尽失后的虚空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堡垒。

在奥斯维辛失去的一切，也要从奥斯维辛开始慢慢拾回。

时为2009年12月的最后几天，我和拉德曼一样从德国出发，来到奥斯维辛，那是挺压抑的一行，奥斯维辛的导游不断地说“你们不知道人类怎么能做出那种事”，说曾有4位导演为了拍电影而获准看了集中营资料馆不对外公开的内容，后来其中的几位自杀。

站在灰暗的棚屋中一排排木板床架前，从一墙有一墙的皮箱、橡胶鞋、衣帽甚至人类的毛发旁边走过，我感觉比几十万数百万生命的流逝更可怕的，是这里无数鲜活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故事。

看着他们遗留下来的痕迹作为同样的零件被叠加在一起，成为一座小山，想象不到他们曾是服装设计师、话剧演员、糕点房的伙计，还是大学教师、酒店老板、高中学生，更想象不到他们在被火车运到这里的途中、在这些平房中生活的日日夜夜甚至死亡前的一刻做过什么，想过什么。

而且不只是死难者，施暴者的故事也隐在了杀人机器的背后，8000名武装党卫队成员把自己缩减为轮鞭子的胳膊、开枪的手和践踏人的皮靴。

比死亡更让人难过的，唯有明明活过，却失去了为人的尊严和个性，为了看守和监禁这一重关系的存在，不惜将链条两端活生生的人弱化为符号和行尸走肉。

站在奥斯维辛的篱墙外看着冬日干枯的草场和兵营时，我并没有为谁念一段卡迪诗，但是我想来过奥斯维辛、见识过人类黑暗的人更应该活下去，代替这些沉寂的无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也就是拉德曼在奥斯维辛篱墙外理解到的：迷惘过后，生命终将继续，对陈年旧罪做些英雄主义的刑罚批判、以满足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后的优越感，不如把这里埋葬的故事和真理展现给世界、还以它们应有的样子重要。

奥斯维辛之后，天真淳朴的田园牧歌或许不能继续，但是经历过真理洗礼的人应该提起笔书写刚劲的散文，用文字编织罗网的同时，凭借文字背后的哲学与精神破除罗网。

认识到并承认自己是被谎言控制的大众中的一员，却不断为获得独立思想和个性而抗争——这就是拉德曼在调查疑犯和证人过程中最终点燃的，人性的熊熊火焰。

这部片子对于了解战后德国的一段时间有一定参考性。

影片的名字取得很好，缄默对应了战后德国对于纳粹，党卫军以及伴随事件的掩盖，迷宫则对应战后德国那些脱下衣服的纳粹仍旧存在于德国的政府以及民间导致主角在揭开历史真相时的阻挠。

主角的心路历程从追求正义，到发现身处的国家民族都是罪民而迷失，再到找回信念做自己力所能及自己认为对的事，也是一种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自己道路的一种开阔思路，精神升华。

过去的要正视，而不是掩盖，吸取经验，迈向更好的日子

年轻检察官发现身边的许多人都曾经是纳粹或为纳粹效力，女友的父亲，自己一直等待的父亲，妈妈的新丈夫，司法系统的许多同事，包括让他调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记者朋友就是那里的看守，然后他受不了精神压力要辞职，和记者朋友一起去替病重的集中营的关押者朋友去集中营遗址戴着犹太人小帽子念以色列祷告。

最后他回去当检察官对集中营罪犯进行审判

就电影美学而言，可能只有三到四星，给五颗星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立场和反思。

在纳粹人性化的电影趋势中，这部电影表示着不赞同。

电影的背景是1958年战后经济快速复苏的西德，每个人都在尝试遗忘曾经的战争，尤其是加害者。

年轻一代的人们并不理解纳粹到底指的是什么，奥斯维辛曾经犯下过什么样的恶行。

故事从青年检察官的寻找开始，在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中结束。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

苏联和东德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反倒让西德对那段历史只字不提。

没有法律的审判，整个社会对那段暴行视而不见。

曾经的军官可能成为小学老师，成为面包师傅，成为西德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没办法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奉命行事，没办法起诉他们，因为无法证明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他们只是罪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句“这是指令”把自己的罪恶摘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还能看到那些高等的军官，那些家产丰厚的大资本家，他们在战后完全没被审判，甚至还可以说活得不错。

而那些幸存者却被巨大的愧疚感压得几近死亡，不敢回首曾经的人生。

因为敌人是苏联，就可以漠视曾经法西斯的罪恶吗？

因为曾经的法律无法审判法西斯暴行，所以只能变成媒体的狂欢吗？

构造一个又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将制度和机构的暴行，变成一个个变态的人的恶行。

平庸之恶，无法审判。

为什么要求战争的受害者原谅战争的创伤，为什么说一切都可以过去，都可以遗忘。

淡忘是件容易的事，从《缄默的迷宫》可以知道当时的德国，大部分人大都已经忘了二战那回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认出了一个在学校做老师的前纳粹，又被一帮有正义感的检察官知道，让尘封已久的一断难忘的往事，重新纳入人们的视野。

你身边的好人可能在以前是个杀人恶魔，甚至是你的亲人，战争不管是哪一方，但给予了暴露人性中恶的部分，不然怎么会下得了手，所以战争前先培养仇恨，即使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只有恨了，才有战斗力。

记得那时自卫反击战前夕，广播报纸，电影前的宣传片都是边境，越南如何侵扰中方的领域，杀人放火抢东西，搞得我们个个群情激奋，效果出来了。

回想起来有意思的，我想那时帮胡志民打美国，就在不远的时间里。

可怜生灵涂炭都是老百姓。

人类要远离战争，不要被少数人忽悠了。

德国人反思做得真好，电影从主角约翰的视角出发，其实也经历了从迷惑到震惊再到愤怒以至于迷茫的心路历程，他作为3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对于那场战争以及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参与，也一无所知。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也曾加入过纳粹；与他一同奋斗的记者好友，也曾在奥斯维辛中旁观，他崩溃了，于是有了他在街上醉醺醺地痛骂路人的场景，那段拍摄的光影效果犹如戏剧，又似梦一场，实在令人可怜又心痛。

他的呐喊又何尝不是那段时间德国年轻人的心声呢？

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兄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确实参与到了那一场战争中，他们是否有极其恶劣的罪行？

他们是否还是自己所认识的亲人？

他们是否像门格勒一样、像拜尔一样残忍？

又是否面对这样的恶行无动于衷？

这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是无可理喻的，或许他们也会如主人公约翰一般，在发现真相后陷入无尽的怀疑、质问与谩骂。

十余年的沉默，维护的是战后信仰已摇摇欲坠的德国人们敏感的、脆弱的心，人们对那段时间的历史三缄其口，除却那17名毫无悔意的纳粹高官，小卒们或因羞愧或因惧怕沉默不语，而受害者们承受着无尽的痛苦，在十几年后生活都步入正轨之时，也不愿意再回忆起那段惨烈的过往，正是影片中主角一行的检察官和记者们通过日日夜夜的寻访追溯和调查才使得奥斯维辛没有沦为仅仅一个地图上的地标，那些受害者的故事也得以被铭记、被倾听。

当他们吐露出于奥斯维辛埋葬的真相，人们再也不能当作无事发生。

而于我而言，检察长鲍尔与年轻检察官约翰的对话作为影片另一条线，也十分出彩，约翰可以说是在鲍尔的引导下逐渐成长的，在这个层面上鲍尔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同时又是战后的法兰克福的检察长，他看待事物的深度令人钦佩和敬仰。

如鲍尔所言，他们并不是为了“判决谁有罪，谁有一半罪，谁无罪”，这一场世纪大审判更是为了让年青一代的德国人能够认识奥斯维辛，铭记奥斯维辛，那些发生在奥斯维辛的恶行非希特勒所为，亦非军令所胁，与战争无关，而是普通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疯狂。

人人都曾是纳粹，人人都曾有份，人人都曾旁观。

当主人公在前往奥斯维辛后，当他真正见识到了这一片草场、一处围栏，我想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奥斯维辛这个名字所蕴含的重量。

当二战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且同盟国获得了胜利之后，随着纽伦堡审判的结束，二战基本上被划上了句号。

然而这个句号真的被画上了吗？

纽伦堡审判备受争议，类似的还有东京审判。

即便是所谓的正义的判决，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而扭曲大众的意志。

因此，即便是二战真的结束了，那些被二战影响过的人群，那些参与二战的人群，他们应该怎么办？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缄默的迷宫》抛出来了这个问题，且没有准确的答案。

年轻的律师主要是审理公诉案件，某一天，他遇到了这样一宗案件，一个西德的记者大声控诉一位教师，这名教师参与了纳粹集中营当中对于犹太人的监控，但是如今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一名老师，进而逃离了法律的制裁。

年轻的律师对此意气风发，他决心要帮助这个记者找出证据，以此将这个漏网之鱼绳之以法。

律师很年轻，同时也很有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更有甚者，律师认为自己是绝对正义的，而整个纳粹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他这样去做，不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吗？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律师不知不觉的已经深陷一种漩涡，这种漩涡是自己无法扭转的，而这个漩涡不过是二战的冰山一角。

《缄默的迷宫》向所有人抛出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谴责纳粹在二战期间的暴行的时候，当我们用正义去审判纳粹以及参与纳粹暴行的德国人的时候，我们审判的是谁？

纽伦堡审判虽然饱受诟病，但那是一次针对罪犯的审判，我们尚且知道罪犯究竟是谁，东京审判亦是如此，然而当更多的罪犯开始涌现，我们作为正义的一方，应该如何审判？

这是问题的症结，同时也没有答案。

年轻的律师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对于纳粹罪行的揭露是正义的，因此，只要是找出来证据，就可以将纳粹以及参与纳粹罪行的人绳之以法，这是没有异议的。

然而令他无法接受的一幕其实早在电影一开始就做出了回答。

二战结束后，人们对于纳粹罪行的追缴，很大程度上仅仅集中在那些台前的操纵者，然而幕后的参与者呢？

当德国在二战中，以整个国家的全民参与进行了系统性的犯罪，当整个国家几千万人都是帮凶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审判谁？

恐怕我们应该审判的不仅仅是单个的犯罪分子，更应该审判的是这种被产生的纳粹的思想。

这一点就如我们开国领袖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囯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囯的民族败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即便是战胜国，你也没有办法对于战败国的所有国民进行追责，怎么追责？

向谁追责？

是杀光所有人，还是将所有参与者全部关起来？

正因为我们无法这样去做，因此，我们作为战胜国需要防范的是这种法西斯思想的传播，需要防范的是这种军国主义的思想的传播，这样才能更好的以绝后患。

而《缄默的迷宫》中出现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当律师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纳粹的后代。

当他自己的父亲跟自己的女友的父亲都是同样的人的时候，他自己应该怎么办？

本片虽然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是这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答案。

从律师本身的处境来看，即便是二战胜利之后的十几年间，人们已经彻底的将自己曾经的罪恶遗忘，德国人并不会进行全民族的反思，因为法律无法将所有的参与纳粹暴行的德国人绳之以法。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之后，德国人在道德上已经没有了心理负担，更何况纽伦堡审判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当历史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的时候，即便是盟军也没有打算将所有的对错好坏进行彻底的区分，因为盟军自己参与战争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并不在乎究竟能不能将所有的战犯以及参与犯罪的人绳之以法，或者是为他们后续不能参与犯罪提供保障。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结论，大家可以想想看，回形针行动的发起者美国他们不知道自己招揽的这些科学家们是不是纳粹成员？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然而当冯布劳恩成为土星五号之父的时候，美国人还愿意追讨冯布劳恩在二战期间的罪行吗？

同样的，当美国完成了对于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全面接收，且让其帮助美国建立了诸如德特里克堡等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实验室的时候，731部队的罪行除了在我们国内被讲述之外，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彻底的烟消云散了，这个时候，正义走在了哪里？

因此，审判单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国家于事无补，我们应该做的是审判某种思潮，当今世界，纳粹思潮依旧活跃，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你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