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1:3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圣经·约翰福音》1:1《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2020）是一部以语言为核心、用反对工具理性与秩序的方式去反思大屠杀以及纪念死难犹太人的电影，其主题直指西方哲学中的语言与理性、秩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在主题上挖掘得十分深刻的片子，并且在当代也有启示意义。

《波斯语课》讲的是二战时期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吉列斯为了活下去自己创造了一门语言来欺骗想学波斯语的纳粹军官柯赫的故事。

吉列斯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父亲本是个拉比，但在二战中他和其他犹太人被德军逮捕并运往法国。

在去往法国的车上，吉列斯偶然间得到了一本波斯语书，并且知道了书主人的名字Raze以及波斯语的bawbaw是父亲的意思。

到了法国之后，德军处决了这批犹太人，但吉列斯因为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拿着这本波斯语书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而活了下来，被送到当地的纳粹长官科赫，教他波斯语。

尽管吉列斯会的波斯语只限那个bawbaw，但为了活下去，他在帮科赫抄写犹太人名录以及在不教课时在集中营干活儿的时候，记住了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名字与每个犹太人精神气质之间的联系把名字改编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教给科赫，这样在科赫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记错。

就这样，在他所在的集中营解放时，他记下来了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名字，而科赫却在逃亡伊朗之后因为讲了一口塑料波斯语而引起海关关员的怀疑最终被捕，而那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却在吉列斯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机缘巧合之下被后人记住并缅怀。

在这样一部看似荒谬但其实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从始至终其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较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提出的概念，所谓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而找出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注意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

而价值理性相信的则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看来，大屠杀是工具理性发展的巅峰。

大屠杀用科学手段和管理技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与纳粹在政治上意见不合的种族和团体昭示的是“人类记忆中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只需的涣散，相反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

”所以，“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

这些人一脱掉军装，就和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有爱妻娇子，有得到他们帮助和安慰的患难朋友。

可是他们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和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人的爱妻、他人的爱子爱女。？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而《波斯语课》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屈从于工具理性的人性。

在纳粹军团内部，哪怕是那群军官们穿着军装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人”的一面：他们对下属发火，在野餐时唱动听的歌曲，也在背后八卦上司八卦同事，悄悄摸摸地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甚至在科赫与吉列斯独处时，科赫对吉列斯表现出一种同情与关爱——当他发现吉列斯想把他给他的食物带回去分给别人时，他让吉列斯在他办公室吃完他那份，然后让他揣两盒肉罐头回去。

这似乎都体现了兄友弟恭之爱。

然而，当这群私下里唱着歌、开着玩笑、打着小报告的纳粹面对成群的犹太人时，他们忽然就化身为杀人机器，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枪杀了和吉列斯一起从比利时来的犹太人。

而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想象当他们控制着毒气室和毒气的情形。

除却纳粹一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吉列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工作也值得探讨。

在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

这就是被害社区的首领们，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姓名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费钱财。

他们为屠杀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入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

……这里见出现代权利可怕的一面，因为大屠杀过程中受害人的合作，正表现为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 如果把大屠杀看成是一套组织完美的系统的话，那么吉列斯既在这个系统之中，也是这个完美运转系统的一个变数。

在他不教科赫波斯语时，他就在科赫办公室为他抄写名录、或者在外面给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制作并分发食物。

显然，他的免费劳动为纳粹的屠戮事业添砖加瓦，也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为顺畅。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更是理性之悲与人性之悲，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看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性代表的力量正在从工具理性之巅的恐怖中逐渐苏醒并最终以永恒纪念的方式战胜了它。

在替科赫抄写名录以及给外面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列斯无意中发现记住编造单词的好方法——那就是根据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改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去骗科赫。

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下来，或者说在强烈求生意志的驱动下，吉列斯自创了一门语言——这门语言的“能指”是对纳粹军官的欺骗，而“所指”则是每一个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而因为吉列斯不懂波斯语，他对科赫所说的一切都是以“词”（word）为核心的（科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背的也是波斯语词，而不是句子，虽然他最后也可以说上几句话），而词语（word，也是希腊语所说的逻各斯）在西方文化中指的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中，它指“天主的圣言，也是万物规律的源头。

”所以，逻各斯也指理性，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列斯为活下去而根据即将死去的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的姓名而自创一门语言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管纳粹军官多么冷血无情。

而当他最终获救逃出纳粹集中营、把他所记下的两千八百四十个名字告诉盟军时，他自创语言这个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就已经转移到述说本身了——尽管那两千多个犹太人已经死去，但一旦他们的名字被吉列斯说出来即产生了意义，这就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胜利，就是人类对历史之殇的反思。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如是说，体现了语言和创造世界之间密切的关系。

在《波斯语课》中，吉列斯通过创造语言而记住了消失的同胞，而大屠杀之后的人类则用语言的和艺术的手段去展示工具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人类对同胞以高科技为手段有组织有目的的屠戮——虽然用以警示当下与未来，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当然，“通过某种手段去记住某些事情本身就是意义”这个论断不仅在《波斯语课》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波斯语课》把语言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而是在很多和犹太人相关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比如比它早一点上线的《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表现的就是用音乐去记住那些名字本身这种行为的意义——它可以让一个前途无量的提琴手抛弃世俗的成功、朋友的关爱以及自己的信念。

同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以在文本中描述被纳粹铲平了的华沙犹太社区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也深谙此道，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他提到：“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在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当所有的社会理论崩塌，战争和革命把人性丢弃在完全绝望之境，那个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诗人，也许会站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当代现实意义不仅局限于揭露纳粹暴行和纪念无辜死去的犹太民众，更重要的是提醒观众在资本与工具理性比上世纪40年代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体现价值理性的语言、文学与艺术。

偽裝波斯人，生造自己根本不懂的語言，去瞞騙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的人，「技術」上固然艱難，但更艱難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必須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去接受另一種身份，同時又無可奈何地看着周圍的同胞去死。

一塊三明治，換來一本讀不懂的書，一本書又換來一次活下去的機會，而他的一條命對於納粹而言，只夠換來兩個肉罐頭。

《波斯密語》（Persian Lessons）開頭的幾場戲，猶如一個「以物換物的遊戲」，表現出那個時代的可悲：糧食比一切重要（對於納粹亦如此），而生命卻又低賤得不如肉罐頭。

關於納粹大屠殺或猶太人集中營的故事，電影已經拍過不計其數，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品面世，其中不乏佳作，也有濫竽充數的。

而這部《波斯密語》在去年柏林影展首映後獲得不少好評，它的看點到底在哪？

忘記自己是誰才能活下去首先是選擇了一個好故事。

一個被囚禁於集中營的猶太人，為求生存而謊稱自己是波斯人，因而不得不創造出假的波斯語，成功矇騙了想學波斯語的納粹軍官，光這故事簡介，就足以令人想象到當中過程有多麼曲折、驚險。

電影其實是改編自Wolfgang Kohlhaase的短篇故事《Erfindung einer Sprache》（意為「語言的發明」），而原作者本人就是德國一個知名的導演和編劇，曾獲2010年柏林影展金熊獎。

電影聲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Inspired by true events），雖然「Inspired by true events」的真實度要低於「Based on a true story」，但我仍相當懷疑這樣一個故事到底是否真實發生過，哪怕只是細節不同。

當然，我們只是看電影，只要戲劇上的邏輯成立，也無需太過計較。

如同匈牙利電影《天堂無門》（Son of Saul）的主角（為集中營處理屍體），《波斯密語》的男主角Gilles也非集中營中一名典型的猶太人。

他甚至算不上情操高尚，一開始，求生是他唯一的信念。

為了掩飾自己的真實種族身份，他幾乎不和集中營中的其他猶太人來往，在如影隨形的死亡恐懼中，他甚至在病榻上頭腦不清醒的時候，嘴裏還在說著假的波斯語。

他這種如同鼠輩一樣生活著的姿態，也許並不值得歌頌，但他看著猶太同胞一波一波地被納粹送去處死，看著空地上留下的兒童玩具，終於還是為自己的苟且偷生，為自己的獨活，生出了愧疚感，即使求生沒錯，他也沒害過任何一個同胞──事實上，只要他露出一點破綻，他隨時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死去，甚至死得更慘。

偽裝波斯人，生造自己根本不懂的語言，去瞞騙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的人，「技術」上固然艱難，但更艱難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必須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去接受另一種身份，同時又無可奈何地看着周圍的同胞去死。

香港人雖仍未到要偽裝成另一個族群的人來求生，但對於眼睜睜看着同胞去死的那種心情，大概也不難明白。

他本人受的苦難，以及他目睹同胞受的苦難，這些都為他最後念出集中營名單時的情感積蓄了足夠的力量。

他是靠著偽裝波斯人活下來的，但他也是靠著那二千多個猶太人的名字活下來的，他知道，他和猶太同胞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

他用同胞們的名字創造的語言，納粹軍官以為是真的波斯語時，曾稱讚這種語言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甚至還略帶羞澀地向Gilles朗誦了他以假波斯語創作的詩歌。

納粹軍官的同性戀疑雲另一位主角，納粹軍官Klaus Koch，也非典型的十惡不赦的納粹。

出身貧寒的他其實並不真的信仰納粹，他在集中營中的官職雖不低，但管的也只是廚房而已。

他的夢想是戰爭結束後去伊朗德黑蘭開一家餐廳，因為他的「兄弟」在那裏。

Klaus Koch如何看待自己和Gilles的關係，也十分耐人尋味，他似乎並非只當對方是波斯語老師，而是投入了遠超於此的信任和情感，直至最後納粹敗退，要把集中營所有囚犯殺死的時候，還冒險把他救出去了。

他也許是把Gilles當成了分別日久的遠方「兄弟」，但那遠在德黑蘭的「兄弟」，也未必真的是他的親兄弟。

另一個軍官曾談到，他的家庭背景資料中並沒有這樣一個兄弟。

而Gilles和Klaus Koch在波斯語教學中還談到過愛情，Klaus Koch的反應特別微妙，就好像有個愛了很久的人在遠方等著他似的。

電影多處暗示Klaus Koch可能是同性戀。

Klaus Koch是不是同性戀，在一部講述集中營故事的電影裏，看似是無關主旨的，但考慮到納粹是反同性戀的，這意味著納粹軍官Klaus Koch也可能是偽裝自己的身份，在納粹之中求生的人。

他和偽裝波斯人的Gilles，其實是同一類人。

更有意思的是，電影加入了肥皂劇般的劇情，幾位異性戀的納粹軍人因為爭風吃醋而互相舉報，結果害人害己。

電影對納粹的諷刺，多用幽默手法，不時令人忍俊不禁，也減輕了電影的沉重感。

關於這部電影，還有一件趣事。

它作為一部德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合拍片，被白俄羅斯選為代表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但最後因為其幕前幕後大部分工作人員均不屬於白俄羅斯藉，也非使用白俄羅斯語言拍攝，而被取消資格。

這就令人想起代表香港參選奧斯卡的《少年的我》，情況和《波斯密語》類似，卻依然可以繼續代表香港。

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

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

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

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

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

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

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

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

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

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你还可以：你可能突然成为纳粹你可能突然变成魔鬼你可能突然变得凶残如果你喜欢本文，请点赞赞赏转发到朋友圈，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你的沉默会让我也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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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

许多人在一个制度框架内并不会思考自己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

人们的这种思想惰性在道德恶化与框架强化的情况下格外危险，这是平庸之恶。

无论是科赫的傲慢自大和谈起加入纳粹时的坦诚，无论是把犹太人的手放在铁板上还是两个女党卫军之间的斗争 杀人 笑 还是指挥官徇私舞弊，都像喝水吃饭那样平常，这正是恐怖之处。

就像米格拉姆实验，没有人在四次劝说继续实验之后坚持本心停止实验。

他们顺从了实验的逻辑，也就是内定的制度框架，他们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是否合法而非是否人性。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不停地思考，尽量不要将时代的不公和自己的挫折报复给他人，要对无辜的人抱有信心和最起码的情感共通。

但是我就很难做到。

特别是思考。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

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

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

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

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

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

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

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

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

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

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

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

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

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

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

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

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

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

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

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

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

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

《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

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

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

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

永远不会。

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前面部分真的还蛮浪漫的，两个人的互动也蛮有爱的。

特别是军官站在床边读诗的那一段，他还特意准备了美食，邀请囚犯坐在他的办公桌上，简直就像是邀请一位朋友或者客人来家里小聚。

送他衣服，送他回营地。

这些都是可以不做的。

但是他做了。

其实最后囚犯自己想被转移，我不是很理解军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其实他已经学会了波斯语，也不再需要老师了。

但是他还是选择强硬的留下他。

给他一个更好的结局。

我宁愿相信，这是军官对这位十年亦师亦友的囚犯的感情吧。

因为军营里其他人，和他只会讲战争如果打胜仗，同时之间相互打小报告。

反而在囚犯面前，他可以倾诉自己的隐私，讲自己的对于爱情的理解，讲自己的理想，憧憬自己在德黑兰的生活。

这是毫无顾忌，也毫无压力的对话。

因为这一切在同事眼里，都是很荒诞不羁，都是离经叛道。

简直就是笑话，这不应该是一个军官的所思所想。

然而，他想要的就只是这么简单的追求。

也许他也不想参加这个战争，但是谁又愿意呢。

他也只是一个蝼蚁般的存在。

我们一出生就决定了，我们都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

什么国籍，身份，种族，仇人，亲人，敌人，哪一样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吗？

还不都是来自时代的原生家庭吗？

只是时代的车轮无情碾压了每一个平凡人的希冀。

在历史的洪河中，我们都如蝼蚁般微不足道。

谁还记得谁的名字，谁还在乎谁的理想。

不过都是在苟且偷生，蝇营狗苟中求的一份温情。

个人的荣辱和个人的性命，都是牺牲品。

军官是，囚犯亦是。

所有人没有什么不同。

军官救了他很多次，包括最后自己逃走，也带着囚犯一起走的。

所以我不相信军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他在军队其实也属于边缘人物吧。

他没有其他军官那样的纯坏，他只是身在了这个环境，不得已需要做这些。

还记得他的理想只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仅此而已啊。

如果他是真的坏人，这完全没必要，囚犯已经教会了自己波斯语，自己何必需要冒这个险。

总归还是对囚犯有一点点感情在的吧。

最后军官的结局，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许有点太过，虽然想说一句，活该。

但是心里五味杂陈，感觉他其实更可怜吧。

我看到了他的世界观的奔溃，不比囚犯受得苦难容易。

十年的世界观啊，十年的期盼啊，都在一瞬间被一击即破，试问谁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击碎一个人的世界观，这远比来自肉体的打击要大得多，更令人沮丧。

这也是全片我最想落泪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哭，因为我心里还是希望军官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我也笑不出来，换作是我，我也一定是无力的。

当你觉得整个世界都背弃了你时，整个世界就是真的背弃你了。

学了十年的波斯语，这语言只有两个人可以听懂，难道不是一种浪漫吗？

虽然周围都是人，但是你们两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着。

只有你听，也只有你懂。

军官无名指一直戴着戒指，我猜想德黑兰的哥哥是他的恋人吧。

才这么不顾一切想要去找他。

过平凡的，远离战火的日子。

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同事也迫害同性恋，军官在军营也想极力隐藏自己这一点。

电影开始部门，还被其他人误会，还被上司问话，误会军官喜欢这个囚犯，所以才发着学习波斯语的幌子，每天都要见面。

哎，最后想说，如果是个真的波斯人就好了。

一切就圆满了。

没有谎言，没有痛苦，也没有失望的人和受伤的人。

其实都怪男主的一个谎言，用了好几个人的生命来圆谎。

如果没有谎言，男主还是可以教军官波斯语，军官最后得到了救赎，男主也为死去的囚犯留下了姓名。

意大利人也不会牺牲。

军官和囚犯在军营里心心相惜。

只是如果这样，故事就没有这么跌宕起伏，扣人心悬。

没有反转，没有人们津津乐道。

这就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故事了，一个军官想学波斯语，找了一个波斯人囚犯，最后学成，帮助囚犯逃走，军官自己也成功去到德黑兰，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故事圆满结束。

只是这么平常的故事谁愿意看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故事吗？

元素有些杂糅，吸引人的亮点本该是假造波斯语以及谎言被揭穿之后的戏剧冲突。

结果真的波斯人刚刚出场就领盒饭了，有点失望。

然而语言学部分只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而存在的，如果多一些造词部分就好了！

将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词根和意义联系起来，比如说假词根“－ico”就是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

要是导演还能继续补充就好了，哪怕从他的犹太同胞中选一个来刻画，讲一下词根词干词缀如何组成普通单词。

比如说－avvi是生命，从那个布娃娃的标签上得来。

那么失去希望/失去生命这些单词就可以拿出来造词。

再者，影片另外的卖点是“你所记下的2468个单词，是惨痛的犹太人的名字。

”这里其实容易给人一种暗示：纳粹军官改变了，并且受到了冲击。

我想看的地方是，军官识破假波斯语之后，这种师生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开始改变。

犹太人可能会流血，可能会死，但一定会给军官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影片带过，没讲很多。

仅仅提到纳粹军官被拘留起来，去不了德黑兰了。

不过这一部分的张力很强，军官的梦想破灭了，看起来有点痛。

我想看的是军官不仅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灭，还要看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一点点改变，记下来的这2000多个单词对他也产生了冲击。

语言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学习一门语言就像破解密码一样。

不过军官只学会了2000多个单词，算不上掌握，只能应付简单的口语会话。

在这一方面，特雷姜做得很好，但是波斯语课没做好。

同时，这里也存在一点谬误。

犹太人谎称自己只会用波斯语交谈，不会使用书面文字。

这里我原推测的是他出身比较低，因为掌握书面文字的阶层确实会高一点。

但是他又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德文。

军官竟然丝毫没有产生怀疑。

这就像只会说方言的人竟然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

虽然是为了糊弄军官，也感觉怪怪的。

还有，电影中为了体现“你念出自以为优美的文字，其实是犹太人惨痛的血泪”，拍了一个靠在窗边念诗的镜头。

这是亮点二，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略过了。

其实大可以多加一点语言学知识，比如学习的过程中雷扎解释这个词根，比如说如何造句。

波斯语的语法必定和德语不同吧。

就算是异族文字，也应该会有规律。

如果语法也照搬乱造，军官真的不会产生怀疑吗？

最后，犹太人逃出来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借助军官的能力，恐怕一定会死。

而且他挤占了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间接杀了那位意大利兄长，以及真正的波斯人除了他以外的人，都死得非常冤枉。

雷扎要为此负责。

但是影片中唯一得到救赎的就是他，由此我有些不平衡。

但是集中营里没有丝毫人性可言，就是这样吧。

最后，名叫“希望”的犹太人其实没有希望，名叫“生命”的犹太人丧失了生命，学习假波斯语的德国军官以为找到了和家人团聚的希望，这些都是雷扎编出来的假东西。

那么影片中什么是真的？

影片想要体会什么？

是军官和犹太人之间的友情？

还是普通纳粹军官的无可奈何？

还是犹太人惨遭屠杀的痛楚？

还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恶？

不清楚，每项都有体现，但是都体现得不多。

真实事件原型让影片更易可感，也因让它过分工整而丧失了些开放性的可能。

虽然在叙事上电影不具有什么独创性，但对人物的呈现却算得上精彩，尤其是对“反面人物”——纳粹军官科赫的塑造上。

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电影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底层人物对抗底层人物的故事，如果说雷扎作为俘虏在集中营里是绝对的底层，那么纳粹军官科赫为了脱离底层的贫穷家庭加入纳粹，看似手里拥有了些权力，实则在军官社会里也不过是以“厨子”的低下身份被他人看待，他何尝不是纳粹营里的一种“底层”（当然，他只是在掌权者中相对底层，还有那些只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更低一级军衔纳粹兵为他垫底）？

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会对雷扎尚存恻隐之心、甚至单方面地意图与他发展出友谊，即使最初是出于私欲。

但在这部电影中需要被看到的，恰恰不是科赫与雷扎（纳粹犯人）间的越界关系，而且最应该警惕的是便是那些将二者间浅薄化、温清化的读解冲动（所谓磕到了）。

军官科赫的恶毋庸置疑，他对雷扎的温情是自我感动式的，他虽给雷扎带来了实质性的益处（生的机会），但也始终带有剥削与压迫的成分。

他对强权的依附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永无平等可言，观看时若代入科赫的角色，便会觉得他对雷扎的信任和另眼相待是二者温情的表现，但实际上，雷扎那从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生命权、和他实属寥寥的话语权（连想替死都被科赫阻拦）无时不刻在戳破这虚伪的温情。

人们爱看霸总，无非是爱看强权、爱看自我代入后拥有强权的自己罢了！

但那位被剥夺选择、被剥夺主体的“弱者”，却才是现实中真实的个体。

只有我们始终站在雷扎的立场，才能看到他的煎熬、看到他记下2840个名字背后的痛苦、愤怒与悲痛，看到人性的恶曾到达何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说对科赫的塑造代表的是电影对复杂人性的穿透，那么从雷扎的立场出发所表现出的人物多元关系实则还是为了投射电影对战争的反思。

同时，片子真正给予高光的，无疑是纳粹人雷扎如何利用语言争取自己的主体性权力。

语言作为文化的象征，它先是在动荡中被轻视（起初雷扎不愿意以食换书）、继而却成为弱者的绝对武器，多么讽刺！

然而通过语言，雷扎不仅获得了对抗强权的胜利，也成功实现了对自我主体的赋权，从而证明了主体性的来源恰是内在性的。

强权者最希望的洗脱“犹太人思想劣根性”之所以难以实现，正是因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与思想具有超脱的生命力。

文字名册虽已被烧毁，它却将在此后作为战争文化的一部分而永存。

而在一开场，影片即用“抛弃十诫”的对谈说明了高光下的精神颂歌不具有任何指向，被呈现和被强调的，始终是人类、人性等最广义、也最狭义层面的纵深罢了！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当电影呈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的恻隐之心时，是不是也表现了创作者对前者的恻隐之心呢？

在此，它当然不是代表了创作者有哪些“不正确”立场，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提醒：切勿用标签式的粗暴方式解读个体、解读历史、解读社会的任一表现。

将纳粹人物的多面性解读为“平庸之恶”也好，解读为人性尚未泯灭也好，最重要的是体会人性的恶之缘起、人性的恶之面向，继而才能重新审视社会之压迫、结构之复杂。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还能在这一部较为工整的影片中寻觅到了些许开放性影像的特质。

纳粹军官克劳斯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丰满的角色。

他小时候很穷，加入纳粹只是因为年少无知，他对主角心存善念，整部电影甚至没有一个他杀人的镜头。

但，他就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不，主角小卷不比荧幕前拼命脑补的观众们看得更清楚？

他指出，克劳斯仍旧是个“杀人凶手”。

他没有举起杀人的刀，但他人性的冷漠也在镜头下被无数次呈现。

窗外被殴打的犹太人对比窗内写着诗歌的纳粹军官，不正是导演的反讽吗？

当他发现小卷的欺骗，痛揍小卷的手可曾有一点犹豫？

把小卷送去采石场，并嘱咐和小卷有私仇的军官好好折磨他的时候可曾有一点不忍？

如果不是小卷在病中呓语假波斯语，可能早已命当场了。

小卷对于克劳斯而言只是一个学习波斯语的工具。

电影的最后可以看出克劳斯对“逃亡之路”策划已久。

可能刚开始并没有预见战败，但战局渐颓，身处高级军官行列的他肯定也嗅到了味道，不然就不会有提早准备的假护照了。

他对小卷也确实产生了“感情”，毕竟，人是复杂的动物。

在长久地相处中，他可以对小卷流露真情，也可以视一整个集中营无辜的人为无名之士。

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是对自己有没有用吗？

如果再一次证明小卷是假波斯人，那他对小卷偶露的感情是不是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建立在极端不平等之下的感情是不牢靠的。

当每一次克劳斯如主宰一般拯救小卷生命的时候，实则更在提醒着小卷，自己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全然只在别人的一念之间，而这个别人，正是每日都在屠杀自己同胞的纳粹分子。

这是多么讽刺。

所以，不要去磕这虚无的CP了。

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诚然，一个纳粹，一个完全恐怖的杀人魔，也有人性的闪光点。

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为自己人生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而承担后果。

克劳斯没有和哥哥一样选择逃离德国，不与恶为伍的人生，那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