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电影《红花绿叶》想的越少 活的越好 ——古柏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能够看到这部影片。

讲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在舞团学习，我一定会错过。

欣赏这部影片，犹如品一杯淡茶，初见不惊艳，却越品越是唇齿回甘，惊心动魄。

看电影的过程中，我无数次热泪盈眶，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记得从一本书中看到过，一位美学家这样形容艺术审美的三个境界，第一是悦耳悦目。

放在电影里，我觉得就是整体风格的质朴醇厚。

画面中浓郁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质感，以及每一位演员，那些真真切切在那一片土地生长的痕迹，一切那么真实，那么自然而然，就那么美！

第二是悦心悦意。

放在电影里，就是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生动鲜活，他们都是“活人”，是有灵魂的有血有肉的人。

仿佛就是我生活中擦肩而过的，仿佛就是曾与我相识的人，仿佛通过荧幕呈现的这短短的片段，我就能想象到每一个角色更多的生活片段，他们经历了什么，又将有怎样的余生。

第三则是悦志悦神。

我的老师曾对我们说，演员，不是在屏幕上比谁腿细谁腿长，而是要去启迪观众的心灵，给观众带来精神的收获。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某种目标而努力奋斗，一旦我们长期向往的目标某一刻得到达成，则会有无比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一个演员在创作中，就是要给观众带来这样的享受。

放在这部电影里，则是最纯真的情感，和最简单的幸福。

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此时此刻的我就是十分憧憬这样的爱情。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平凡的生活中那些细小却又浓郁到无法忽视的甜蜜。

这种甜蜜，不是我身边同龄朋友们所谓的“恋爱”，每天在朋友圈晒合体自拍，不是穿着一样的衣服鞋子，更不是“叫老公”“老公”，这太亵渎了爱情这个词！

这种甜蜜，是“即使阿西燕是我的仇人，我也想买衣裳给她穿”，是“我不管了，我不能这么对你”，是那桌子上两大塑料袋都装不下的零食，更是深更半夜从别人家地里掰下的新鲜向日葵花。

《红花绿叶》做到了，它满足了生活在快餐时代的人对于纯真质朴美好爱情的向往，所以，悦志又悦神。

可能你并不是我的唯一我的挚爱，可能我们没有轰轰烈烈潇潇洒洒，没有海枯石烂海誓山盟，但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在一起，生活就没那么痛苦又无趣，我们都是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那一份温暖。

这就够了。

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

至于其他的事情，交给真主吧，谁知道呢。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又一部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红花绿叶》，书本专访了导演刘苗苗。

Q：这个电影改编自石舒清的《表弟》，所以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读到这个小说的，然后是怎么跟他联合改编成剧本的？

A：我和石舒清认识很久了，最早读他的小说是14年前，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就请我当时在西海固的一个老师帮忙找一点当地的作家写的书，老师给我带回来十几公斤。

那段时间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看，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切片面包，喝一点白开水，读完了他的作品以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更有力量了。

我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朋友，现在是宁夏自治区考古所的所长，说恰好认识这个作家，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曾经想改过他其他作品，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

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前两年获了奖，我打电话祝贺，因为他合作的第一个电影导演就是我，我想我没有帮他圆梦，总归有人帮他圆了，那就行了。

他说没有，我在等你。

当时我很震撼，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包括电影市场，甚至是我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境遇，使得我都有点想放弃了，并非不爱这个事业，而是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和电影产生联系：比如从事教育，比如写剧本，而不一定非要在第一线，也可以做做评论。

但是他的一番话让我决定开始重读他所有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从中选择了《表弟》，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句话电影梗概，就是一个身患某种疾病的青年男人完全放弃了婚恋的愿望，但是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年轻俊美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女人，他们能走下去吗？

我问石老师说你觉得成立不成立，他说成立。

Q：请问你们对这个小说做的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A：这个小说是200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宁夏西海固是很苦的，我们决定把它写在当代，十几年过去了，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变化：修了很多公路，引了好多水，而且还把一部分很贫困的老百姓，移到了有水有路的地方去。

片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乡也有车开了，也都有手机，甚至由于穆斯林的习惯，他们经常要做礼拜，必须洗澡，过去像《清水里的刀子》，是在桶里面，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淋浴室了。

我们觉得不要刻意消费苦难，就写一个当下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发生，不仅在这个西海固，哪怕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第一我们确定的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撇开原著里头苦情的部分。

第二个定位就是不要端架子。

他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也是一个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于是我们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做一部让观众容易解读的电影。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伊斯兰教的问题的处理，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不是生硬地宣教，而是把伊斯兰教正面的那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关系中，这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定位。

Q：请问拍摄时有哪些影像上的考量？

还有跟非职业演员的合作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幕后故事？

A：首先我们用的全都是非职业演员，如果一边要完成那种过于复杂的调度，一边还要表演，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追求简单，镜头不会去特别地逼近演员。

因为周期很短，没有时间磨演员，当时预计的周期只有35天，成本预计也只有三百万，但后来我们是27天拍完的，把省出来的周期的钱做了最后那场戏的特技雪。

我们的电影与《清水的刀子》相比，他们人物少，就方便更好地控制，而在这里难度则明显地加大了。

当然现在成片看起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还应该做一些更精准的设计，这和整个影片的筹备流程有关，因为成本较少，再一个就是我们受季节的限制特别大：比如说从3月份就开始拍，但是我很想拍麦收，但是因为时间问题你拍不了，如果我能有六个月的周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影片目前从视听语言角度上讲，并不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这也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Q：您跟胡维捷导演是联合指导，请问你们是怎样合作的？

A：他是学摄影的，同时是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还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总编导，我们俩是老朋友了，在我最糟糕、处在精神的地狱里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持我！

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顺畅，没有什么较劲的地方，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讨论，最后能够达到一致，而且有他还节省了好多体力上的事情，我在监视器边上待的时间长，他在镜头前面交流得多一点，当然我们的执行导演还有摄影师也都是很优秀的。

Q：你刚才说到跟非职业演员合作比较困难，因为时间少，而且他们确实没有接触这个东西，训练排练也很难，所以我想问一下信任的问题。

A：这次合作可以说是侥幸，不能说幸运。

这些演员，几乎全是我的发小，还有发小的亲戚、发小的朋友，他们都来帮助我，他们全是穆斯林，全是回族，从不同的地方到这里来帮助我，所以信任问题基本上没有。

刚才说过，我曾经和石舒清老师在13年前就准备合作的另外一部电影，由于三起三落没有做成，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演员，当时只有12岁，十几年了，他长大、结婚、生子，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介绍他到剧组去学摄影助理，他熟悉了现场，直到我要拍这部戏了，我发现12岁的时候我想跟他合作，现在他25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依然可以和我合作，而且最好的就是他已经有了现场经验，完全不怕摄影机和周围的氛围，这确实是缘分。

Q：这个爱情会走到哪里？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到后来可能有点感情，然后到再到后来可能真正生成爱情，您觉得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走向吗？

A：我宁可相信会走向爱情，而且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相信，因为我也遇到过，一开始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慢慢改进，慢慢地走向爱情。

然后在这个片子会看到很多温暖的东西。

导演刘苗苗采访：tom 整理：北澈欢迎关注公众号“抛开书本”（paokaisb）

初识这部电影，它的身上被附加了太多标签，第五代女性导演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获得了各种电影节奖项；有各路文艺界人士为之背书，就像一本拥有华丽腰封等待走上畅销书籍的新书，最吸引我去影院看的原因却是不那么起眼的故事发生地——西北。

2016年9、10月，和我的爱人一起（就是今天下午坐我旁边一起看这部电影的那位）北京出发到敦煌，途径德令哈、茶卡、青海湖黑马河、湟源、西宁、湟中、兰州、长治、运城、西安，后又返回北京。

被生长在祖国东偏北部的我们称为“西部大开发之旅”的这趟旅行，对我们后来的影响是出发时远没想到的。

我们走过的可以笼统的称为“西北”的这些地方，实在广袤无垠，人在天地之间身形渺小，多广角的镜头似乎也无法压缩这片天地的无限空间定格成像，但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不因地理空间的巨大而疏离，他们热情、质朴且赤诚。

这样独特的人文、地理记忆在今天看电影的时候又再度被激活，大概是因为导演那些流畅过渡的空镜头和本土演员甚至是非演员的本色演出的缘故。

故事是个再平淡不过的故事，是扣题的眷属终成有情人的故事，古柏和阿西燕两个各怀隐秘的青年男女在两个家庭的期盼与裹挟下匆匆走进了婚姻，时间让他们靠近取暖，为他们揭开了彼此身上的秘密和伤疤，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命轮回。

在这个集体笑点高、泪点不值钱、信奉爆点营销的观影时代，这部电影足够安静、平缓，甚至可以算作高潮的古柏犯病晕倒、阿西燕回娘家事件都在一场默默的季节转换中结束了。

树叶黄了，是秋天了，阿西燕回来了。

导演应该没有刻意的克制什么，因为她对西北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和现代发展都很熟悉。

虽然在映后采访中她提到确实隐去了一些原著小说中表弟似的苦情，这一点在电影中对大夫爸这个人物轻描淡写的处理中有所体现，这个稍微带点负面色彩的人物并没有成为任何美好事物的对立面，所以导演想用红花绿叶这个名字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柏这个男主人公，演员本人似乎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

他是从小就时时会犯病的，所以他羸弱，每次出现都会苍白着唇，不自信的含着胸，害羞的笑，眼睛明亮。

故事的开头，他22岁，敏感而自卑，事情想得明白，不能拖累别人，不认为自己应该拥有一个正当相好的女子。

可是在看到阿西燕后，他想买世界上所有好看的衣服给她，却因为害怕自己拥有不了这种美好或者害怕拖累这种美好而在夜里抱着头哭泣。

电影的最后，阿西燕坐在后座，他推着自行车，两个人在雪天的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他告诉阿西燕可能这个病会遗传……这一幕也就是电影海报上的那个场景。

演员表开始流动播出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感觉，别人的故事永远在别处，电影就是为我们展现不一样的别处人生，他们的面前是他们要走的路，我们远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想着，看，这两个人很勇敢呢。

爱人说，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甚至没结过婚的人看这个电影可能都不会有太多的感触，因为这种电影太小众太不商业，想说的点平静又隐秘。

如他所言，今天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个可以近距离跟导演交流的空间里完成一次观影，回忆起一次难忘的旅程，回归到一个最真最平淡的心态，哪怕这澄净的心情可能只从看完电影持续到明天早上醒来，也是一件幸事啊。

映后采访，导演和演员都很紧张

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海报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

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

每个人都是古柏与阿西燕，同时生命中都有自己的古柏与阿西燕，爱情在心里发芽的过程中，都会把自己低到尘埃里……感动我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眷属终成有情人！

一路笑着看完，一路含泪微笑，你会感觉这就是您家那小谁就是这么折磨你，也会感到这就是你家那小谁也是这么爱护你的……从陌生疏离到彼此靠近相依，温暖人心的是慢慢滋生的爱，是人类的共情……

以咱们宁夏为背景的电影《红花绿叶》，改编自石舒清的短篇小说《表弟》，该小说亦是电影编剧的原创作品。

我认为，《表弟》在石舒清创作中的地位，犹如《故乡》在鲁迅创作中的位置。

《表弟》中所刻画的表弟形象和作者的关系，与鲁迅在《故乡》中所描绘的闰土形象，乃至其后代水生，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均呈现出相似的深度与广度。

在此基础上，我对电影《红花绿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有了更为完整和深入的补充理解。

人吃人：当老天爷被工具化使用《红花绿叶》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我最初是在粉红色视频网站上观看了名为“海加尔山的歌声”的视频，由一位UP主分享了他与石舒清相似的地域背景及其经历的故事，由此产生了观看《红花绿叶》的兴趣。

此前，因我撰写了大量关于万马才旦电影的日记，曾多次网友被推荐此片，它也被视为该类型电影的一个缩影。

许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似不明显的现象，其实会通过如万玛才旦和石舒清这样的生活背景下，描述的故事再次被揭示。

他们表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特定的背景，而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我们常常将这些问题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然而，在石舒清的《表弟》中，他直接将这些问题的核心聚焦在了当地的僧侣阿訇身上。

电影《红花绿叶》也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达，与万玛才旦在《雪豹》中直接将故事与当地僧人和一些事件相关联的方式相似。

因此，我认为这一话题值得探讨。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表弟》创作于2003年，而《红花绿叶》则拍摄并上映于2018年，这之间存在着长达15年的时间跨度。

从2003年至2018年，是中国经历巨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那么，石舒清在2003年所批评和反映的社会现象，在2018年又是怎样的状态？

我在观看2024年的《红花绿叶》时，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番对比。

1. 绿幕抠图下的灵魂飘荡今日为2024年12月12日，我在午餐时间等待外卖之际，录制了这篇关于电影《红花绿叶》的日记。

我认为，《红花绿叶》实际上是对短篇小说《表弟》的一次扩充。

短篇小说具有一个独特之处，即与万玛才旦描写当地故事的手法相似，若读者没有当地的生活经验，可能难以感受到故事中的深层含义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这往往需要相应的生活经验作为支撑。

我认为，《红花绿叶》的故事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吸引力。

如果没有那位UP主的分享，我可能也无法完全理解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所在。

《表弟》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并非因其使用了猎奇的特殊词汇，而是在于其平实的叙述中隐含的深意。

在听完那位UP主的介绍后，尤其是他对阿訇身份及其日常行为的解析，以及这些行为如何限制个人自由与婚姻选择等方面的阐述，我才得以深入理解《红花绿叶》的内涵。

表面上，《红花绿叶》似乎是一部唯美浪漫、略带小清新色彩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它蕴含着强烈的讽刺意味，特别是对当地盲目信仰者的深刻批判。

那位UP主在其长达两小时的视频中，将这种信仰称为“没有内核的信仰”，并详细剖析了它在当地造成的巨大危害。

当信仰被不断工具化时，其原有的真善美的内核已荡然无存。

我欲重点分析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红花绿叶》的结尾。

该片结尾采用了绿幕抠图技术，营造出一种诡异而灵异的氛围，透视效果错乱，仿佛鬼片一般。

孤拜用自行车拖拽着妻子阿西燕前行的场景，宛如飘向天际，颇具无常之感，即归西之意。

这或许部分受限于成本因素，毕竟该片曾荣获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提名。

然而，这种灵异感究竟源自何处，颇为耐人寻味。

在同一条路上行走时，孤拜的弟弟与朋友竟未与他告别，反而以异样的眼神看待他的妻子，随后匆匆离去，继续他们的生活。

若你尚未领悟此隐喻，紧接着，一辆汽车驶来，驾车者既是小卖部老板，又是赤脚医生，此人满口谎言，却能将最好的村里生活保障据为己有。

他开着车扬长而去，途中还将自己破旧的车卖给孤拜，赚取一笔。

这无疑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信仰作为工具，为自己谋取私利。

而孤拜却只能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最讽刺的是，孤拜并未意识到这种人生路上的隐喻，他其实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被所有人踩在脚下。

他的弟弟、家人、兄弟、朋友，甚至是给他看病的赤脚医生，都对他不屑一顾。

这是一个绝佳的隐喻。

在那条大雪纷飞的路上，别人都有工具、有技巧，唯独这个老实人孤拜，被人利用完后，毫无价值地被丢弃在最后。

最终，他向妻子坦白自己可能有遗传疾病，而妻子的回应却异常简单：“会不会遗传也不好说呀？

”电影至此结束。

原来，孤拜作为一个一直被踩在最底下的人，所发出的那一点点对别人的道歉，在另一个同样被踩在脚底下的人看来，已不再是最大的伤痛。

这便是电影结尾的深刻隐喻。

2. 乡村婚礼上的胸花抢夺小说《表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电影相比，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从孤拜的视角展开，而是从作者本人，如一个上过学或正在上学刚工作的人，的视角出发。

作者回到老家后，遇到了一个表弟，这与鲁迅回忆自己的好朋友闰土颇为相似。

在与表弟接触的过程中，一些细节若缺乏当地知识则难以理解。

例如，作者回到老家后，突然莫名地感到有些不对劲，缺乏斗志。

父亲见状不悦，便将他送到一个地方，希望他能在那里重燃斗志。

这件事听起来颇为奇怪，却也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毛骨悚然基调。

于是，作者前往那个地方，试图寻找斗志。

这样的地方，我们各地区的人或许都有所了解。

在前往那个地方的途中，作者首先遇到了自己的姑父，一个肮脏且趋炎附势的人，他正在谄媚地讨好当地的僧侣管理人员。

这一幕让作者感到恶心不已。

他原本希望来到这里能让心情更加宁静，结果却看到这些人在这里干活，如此肮脏、趋炎附势、功利主义。

最令人痛心之事，莫过于表弟的到来。

表弟的行为举止简直毫无尊严可言，他竟公然讲述起自己曾经的经历。

在结婚当日，当另一家更为富裕的亲戚也举办婚礼时，因亲戚新郎的胸花遗失，表哥竟肆无忌惮地将新郎的胸花抢走。

这实则是一种隐喻，暗示着在当地，若为了金钱，即便是妻子，亦可能被掠夺。

这一描述与那位UP主所讲述的当地经历与生活状况相吻合，他提及了多起类似事件，揭示了当地为了金钱，无所不可交换的扭曲风气。

这一隐喻在电影与小说中均得到了深刻的传达。

最后，该小说最令人细思极恐之处在于其详尽的描述。

不仅表弟未意识到自己遭受的冷漠与轻视，他的姑父亦趾高气扬，目中无人。

这些故事均发生在一个寺庙的周遭。

回顾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其中一位僧侣还俗后，讲述自己和一个女孩爱情的故事。

当他来到寺庙门口时，他告诫大家他不能再说这些事情了，因为在这片区域谈论这些会下十八层地狱。

而在石舒清的《表弟》中，那些肮脏与龌龊之事竟发生在寺庙之下，这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寺庙本应是清净之地，却发生了如此不堪之事，有些人们未能恪守其应有的职责。

《表弟》的讽刺效果极为强烈，他讽刺了那些将原本美好的信仰和场所功利化，作为牟利工具的行为。

若缺乏相关背景，对文中提及的某些词汇不够敏感，可能难以理解其深层含义。

然而，作者并未将这些词汇写得过于直白，部分原因在于地域差异导致对概念的理解不同。

例如，我们会说僧人、寺庙，而他们则使用不同的词汇。

3. 当“老天爷”成为操控工具该作品创作于2003年，当时城乡差异相对较小。

作者原本攻读英语系，后因兴趣转至文学相关系别。

这种转变展现出他作为一个外来视角的特质。

在故事中，他并未被视为有价值的人物。

2003年奥运会尚未举办，大学生未来的收入尚不确定。

到了2018年版的《红花绿叶》，原著小说作者兼编剧扩展了《表弟》的故事，并将叙述人称改为表弟的第一人称。

很多时候，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可看性稍显不足。

前一个小时内，实质性的剧情推动几乎为零。

较为关键的剧情发展出现在大约一个小时后及后半个小时，节奏相对加快。

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对于具有文学性背景的电影编剧而言，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是过分注重细节描写，而这些细节需要观众基于生活经验去联想。

前一个小时，该电影的戏剧冲突感不强，未能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的悬念。

所以，我认为《红花绿叶》前一个小时仍有提升的空间。

此时，我想探讨的是，为何导演必须保留从《表弟》到《红花绿叶》扩展出来的内容。

因为这部分内容正是鲁迅小说中提到的“人吃人”现象在2018年可能存在的反映。

虽然《红花绿叶》的故事背景大致可推测为千禧年初，但其拍摄于2018年，已经融入了当时的社会反思。

我之所以突然提及“人吃人”这一严重词汇，原因在于那位UP主上传了自己在老家时的经历。

原本应是崇高的信仰，被其家人附加了个人利益，擅自篡改了其原本的意义，如孝顺等。

同时，他的家人还联合周边的僧侣，共同对他进行违背个人意愿的纠正。

我认为，《红花绿叶》这部电影中虽隐含了这一现象，但表现得极为隐晦。

这也是电影前一个小时必须呈现的内容。

在前一个小时的画面中，阿訇从已故的媳妇的前夫家中走出，他们并未真正关注这个家庭的矛盾，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进行祝福。

真正的问题在于，孤拜和阿西燕此时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尤其是阿西燕应该如何再婚。

按照传统和习俗，应如何规定和处理此事？

再婚时，人们内心的怀旧与接纳新生活的矛盾情绪应如何解决？

然而，阿訇们对此漠不关心，并未提及UP主所描述的当地特殊情况。

他们在影片中的呈现显得冷漠而功能性，宛如走走过场。

除此之外，人们还常常提及“老天爷”的旨意，认为违背它会受到惩罚。

为避免视频被禁或便于大家理解，我并未使用过于特殊的当地词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父母因子女浪费食物而警告他们会遭天谴，或在公司中，员工表达对领导的忠诚，称下辈子还要为其效力，这些说辞我们已经不再认为是毛骨悚然的说法。

然而，在《红花绿叶》所描绘的2018年当地，人们仍然频繁地使用这些说法来要求他人结婚或做其他事情。

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利用这些信仰进行道貌岸然的自我欺骗和欺骗他人，将“老天爷”当作工具，随意塑造其形象，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本段摘录自“海加尔山的歌声”视频：我在我28岁的时候，我也带着一个**女孩回家了，并且当时我们已经领证了结婚，并且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儿。

那个过程我也已经不愿意再去想了，真的不愿意再去想。

我只记得我的亲人说：“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个***，你怎么那么不孝顺，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娶一个非***的女孩？

你这是把我们家再往地狱里边拖。

我恨不得没有生过你，我恨不得在你婴儿时期掐死你，我恨不得你从来都没有走出过宁夏，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然后，后来他们又旁敲侧击的说：“你还记得吧？

我们邻居把跟**女孩生的小男孩送了人之后，人家就当了大老板，对吧？

所以你可以跟这个女孩那啥小孩，我们想想办法，我们再给你找一个。

你才28岁，你还年轻，你还来得及”。

你知道当时那种画面，就是说着说着我的父母就跪在了我的面前。

然后我的二哥拿起了手机开始录像，录完像了就发给我那个曾经混过***的大哥，我的大哥立马发来了**威胁。

那个故事真的你知道，后来我在盘点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发现是我家人给我布的一个局，因为他用我妈生病为借口骗我回家，然后骗我回家之后开始给我说这么一长段的事儿，然后再某一个时间节点，我的父母就像排练好的一样同时跪在我面前，然后我二哥拿起手机看着录像，然后我大哥开始对我发出**威胁，你知道吗？

那个过程。

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凌晨三点钟，我借着瓢泼大雨逃跑的。

我冒着大雨偷偷的把大门打开一个缝儿出去，我借着打雷的声音启动了汽车，我开着车逃下了西安，我没敢走高速，因为我怕他们来追我，我开着车走了国道逃向了西安。

就是路上大雨一直下，我就开车一直哭，雨大到看不见路的时候，我就把车在路边停一会儿，把擦不干的眼泪使劲擦干，我继续上路。

我不只是是在为自己哭，更是为我的家人而哭。

我爸妈信***，从他们出生就信***。

我哭他们被这样的**捆绑，在这几十年的捆绑中，他们的心已经如石头般坚硬。

我也哭，我自己无力去拯救他们，无法告诉他们，他们的**是错的。

】4. 被父母束缚的子女【本段摘录自“海加尔山的歌声”视频：所以这些人的**与其说是**，不如说只是一个传统而已。

没有**内核的**，单纯**人的**。

但是他们会把**和很多东西捆绑，比如孝顺，比如你不去*****就是不孝，不去给去世的亲人**就是不孝。

比如我怀疑**就是不孝。

比如我质疑****在历史上的行为，搞各种****，我就是不孝。

比如我质疑现在为什么还要有**，为什么要向他们交钱，我就是不孝。

我娶非***媳妇儿也是不想，至于为什么不想，没有人能回答。

有了质疑和怀疑，无人解答。

解决不了质疑和怀疑，就想解决掉提出怀疑和质疑的人。

如果无人解答，我将自己去发现真相，我也终将发现真相。

很可能我的这种选择会将我整个人钉在孝顺的耻辱柱上，我一辈子都要背负着不孝的骂名，我只为我的后代能够自由的选，自由的生活，他有选择性的自由，也有选择不信的自由，而我终将会成为他们选择自由的灰色隔墙。

虽然我不曾看见阳光，但是我将挡住来自我父辈的天洪水，我只为我的后代能够自由的生长。

】这一现象极为有趣。

正如那位UP主所言，信仰的内核已经缺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谋利和相互制衡的工具。

在《红花绿叶》的前一个小时中，大量内容反映了这一点。

例如，如果故事背景设定在2003年，人们必须购买价值1300元的衣服，这显然是让人咋舌的。

而且家人必须隐瞒真相、欺骗他人。

更重要的是，电影中的父亲在家中抱怨子女长大离开家后，存在不帮忙干活的严重风险，这反映了鲁迅所描述的“人吃人”状态。

在特定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下，子女被视为父母需要依赖的对象。

对于有钱人来说，他们可以雇佣他人照顾自己，但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所以就得亲自来生多个子女。

这是某个阶段的社会现象，也是某种社会环境下遗留的习惯。

然而，这种习惯何时会改变呢？

当个人通过自身劳动所得足以自给自足时，子女原本被视作必须依附于父母的义务便逐渐消解。

这一过程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发生的尤为自然。

但是，并没有公开的声音明确的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在父母身边，父母也可以有吃有喝，因为说出来太伤人了。

同时，鉴于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可能性并非普遍存在。

然而，当前社会已步入全面小康阶段，即个体皆可实现小康生活。

在此背景下，为何仍将子女留在身边作为养育的最终目标？

这或许揭示了另一种心理倾向：部分人即便身处福中亦不自知，仍渴望更多。

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温饱与安逸晚年，贪欲无度，期望财富倍增、享受升级、环境改善。

家中原有房屋需装修一新，甚至追求极端奢华。

此类情况下，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紧密绑定，无疑会严重制约家族未来的发展前景。

以孤拜为例，他要去找他的朋友，一个不认为他是傻子，也比较包容他的人，一起在小说里面是修自行车，在电影里面修摩托这样子的一个人。

孤拜拥有自身潜能与专长，若能发挥所长，未来回馈父亲自是很轻松的。

然而，父亲及上一代人目光短浅，执意将子女留在身边。

同时，《红花绿叶》亦隐喻了父母利用失去内核的信仰来束缚子女的行为。

总体而言，《红花绿叶》的故事与内容极具文学性。

影片前一小时因情节进展缓慢，穿插了大量孤拜个人的朗读，文学氛围浓厚。

然而，作为电影，其时长或可精简至70至80分钟，甚至作为短片亦无不可。

在视觉呈现上，影片画面优美，角色选择亦非传统意义上的“傻子”形象。

小说中的人物或许应该如王宝强在《Hello!树先生》中所饰演的角色那般，既不洋化也不传统，既非新潮亦非守旧。

但影片中孤拜的扮演者显然显得聪慧机敏。

因此，当剧情发展至他嫌弃妻子再婚身份，甚至对母亲怒吼阿西燕与他人关系的程度时，观众或感诧异。

毕竟，影片拍摄于2018年，背景却设定在2003年。

对于再婚的观念，部分观众或许已无所感。

当然，故事背景与发生地乃石舒清家乡，故在此情境下，仍能深切感受到作者欲传达的诸多深意，值得深思。

此外，我强烈推荐观看“海加尔山的歌声”视频，了解UP主个人的那段独特经历。

此类经历鲜少为外人道，除非在朋友间的聚餐、饮酒、聊天中偶然提及。

以上即是我对电影《红花绿叶》的电影日记。

1 石舒清原著《表弟》改编影视创作对于文学文本的还原：?叙述视角为什么是男性？

2 第一到六代导演的作品整合了解分析（中国电影史扎实过一下，补片子【尤其是第五代】新时代电影的发展与探索反思3 结婚的片段：慢速摄影后现代的戏谑感4 阿西燕不知道古柏有病5 古柏要低保失败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

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

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

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类型: 剧情 / 爱情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语言: 汉语普通话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

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

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

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

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

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

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

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

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

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

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

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

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

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

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

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

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

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

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

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

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

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

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

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

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

《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

《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

“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

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

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

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

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

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

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

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

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

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

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

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

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

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

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

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

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

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

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

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

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

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

故事发生在一个宁静祥和的回族村落之中，古柏是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淳朴的年轻人，因为他自幼患有一种怪病，所以古柏的性格十分自卑，他坚信没有姑娘会看上这样的自己，所以对于生活和感情都不抱任何的希望。

对于古柏的想法和现状，他的家人十分的担忧，为他安排了相亲活动，哪知道和古柏相亲的是一位名叫阿西燕的非常美丽的姑娘。

在两家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两个年轻人不情不愿的准备结婚，实际上，阿西燕也有着自己的秘密，她曾有一个非常恩爱的前男友，哪知道一场可怕的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这带给了阿西燕巨大的精神打击，婚后她和古柏相互治愈，磨合，慢慢走进生活本身。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

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哪怕是一只麻雀，它的希望也是全美的”，电影画面真实舒缓，让我一下子从快节奏多信息的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有了对真实生活的静思，也还原生活真实的样子。

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

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

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

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影片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

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阿西燕回来了！

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这几句朴实的话交织着这个西北男孩真实的开心，他不知道阿西燕喜欢吃什么，他买了两大包，小心翼翼却手忙脚乱笨拙的表达着爱意，贫瘠的大西北养不出玫瑰，但真诚堪比浪漫。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

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

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

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部影片的结局是美好的，两人虽然只见过一次面就结了婚，但是两人的性格很快让他们有了感情。

现实中父母那一代的人普遍都是这种，两人都没怎么见面就由父母把婚事定了下来。

不管儿女的想法只要双方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就定了，很多不合适的人凑到一起就出现了各种婚姻问题。

21世纪社会对离婚这件事情看法不像从前了，于是就有了很多离婚的人。

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都是自由恋爱，择偶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都想遇到一个各方面自己都满意的。

于是出现很多单身。

还有很多人受父母一代影响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或者遭遇父母离婚。

他们大多数都对婚姻不抱有任何期待，而很多父母老是催他们结婚。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不愿意结婚。

还有中国的教育很少有父母在孩子青春期教孩子怎么与异性相处，又倡导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造成很多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和异性接触，也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到了大学毕业父母就开始催婚，而很多人还没处过对象又不想和一个人随随便便搭伙过日子，也不想通过相亲认识会觉得很尴尬。

由此产生了大批剩男剩女。

本片演绎了那个时代下婚姻美好的一面，也展现了不太人性化的一面。

而且没什么流量明星看着就很入戏，所有人演技都很在线。

总体感觉非常接地气，会让人思考一些问题，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