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鬼

三个时空，三条故事线，不得不说邱对现实主义题材敏感度的把握非常之高。

整体成片一般，三分之一篇幅过后才开始渐入佳境，不过不用担心，邱有自成于己的一套视听体系。

配乐表达的情绪直观却糟糕，虽然我很喜欢阿Paul。

除却演员表演的生涩，拖沓且混乱的叙事节奏，最可惜的是将少年犯的犯罪源头指向单一的父母家庭之祸，女主角的故事线索稍稍附带了些许时代边角与大陆移民身份烙印。

其实觉得蛮可惜的，本片的题材、故事、小人物与大时代，都拥有极高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19年8月回看，结合当下局势，更是莫名唏嘘。

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人家，可以参与选*举，可以表达意见，可以为犯*人争取人*权，可以对自己选出来为自己“办事”的议员说一句：“我看错你了”或者“当初把票投给你，我没有选错人。

”另，邱自己在片中客串了游行队伍里的吉他手，黑夜中只有一个镜头一瞥而过。

开篇就爆出久违的Beyond的嗓音，让我对该片抱有了极大的期待。

前面十几分钟的戏，充分展示邱礼涛导演的水平。

两段故事交叉进行，同时又相互错落互相影响。

可以说，无论是编剧还是剪辑，都是一流的。

从叙事的第一个镜头开始，邱导就开始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介入这一过渡期的少年犯事件之中。

黑白胶片，冷冷的特首背影，梁议员渴求的表情，将本片的基调基本定下来。

随后，在多处镜头的设计上，开始出现一些标志性的物品，其中旗帜和徽标的运用是最多的，看出邱导对政治的不信任。

以开篇的这组镜头为例，镜头从黑白的梁议员的表情直接切黑场接特首府中远景，镜头正对国徽和香港区徽，说明梁议员即将面对的是整个政府，将这一事件充分放大。

镜头摇下，梁议员从特首府走出来，镜头随其身影转拍，出现一个铁栅栏将镜头与医院的身影阻隔。

栅栏的意向第二次说明，梁议员的力量的微小的，他其实也是在牢笼中的人，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最后也将以悲剧收场。

随后镜头，梁议员走在路上，回望特首府，镜头随旗杆上摇，最后推到飘扬的红旗，并推成大特写，此处作者情绪表露无疑。

开场戏就预示着这将是一部作者要控诉政治的电影。

因此，做为一个影迷来说，观影情绪上首先就有了一个定势，基本上剧情走向和结局大致以猜出八成，所期待的就是作者是否能将这个故事讲好，将他要表达的观点很好的传达出来。

随后，邱导将故事闪回到1985年，故事的主要人物陆续出场。

少年犯的故事被刻意弱化，用闪回的镜头，略去会给人憎恨感的场面，简单交代事实。

少女的故事用一个很俗套的手法（被陈果等用的较多，已无任何新鲜感），交代其成长的背景，为她以后的行为做铺垫。

然而此段却成为导演整体感情叙事的一处败笔，且不说少女母亲前后感情变化生硬，单就少女自身的感情走向来说，此处的背景铺垫，并未让观者感受到对其以后行为动机的影响。

反而是一些活色生香的场景，将开篇的节奏稀释，并“成功”的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

议员的交代中规中矩，性格定性较为成功。

亮点之处，在于少年犯与议员的故事此处第一次穿插（严格来说，作者想通过电视机造成三个故事同时穿插叙事的效果）。

议员的静坐示威被少年犯杀人的新闻抢去风头，这是他第一次因少年犯而失望，却不是最后一次。

随后，叙事节奏开始偏向典型港片的风格。

女主角因偶然的原因与少年犯相识，义无反顾的相救，议员伸出援手，组织家庭人员静坐，案情几经波折最后被定案。

观影下来，甚至没有开场的十几分钟亮点多。

唯一让人记住的是议员的几场家庭戏，他与儿子的那次对话，让我觉得这个议员是有血有肉的，不过这样的亮点并不多。

各个少年犯的表现都很生硬，让人同情不起来，反复闪回的犯罪时的报纸刊载照片，更加让人产生反向的心理暗示，“如此手段杀人之罪犯，此种待遇正是罪有应得”。

少女的表现更差。

艾敬还是去唱歌好了，整部片子除了开场坐汽车开窗外的镜头让人觉得真是，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做作的表演让少女这个线索人物成了全片的败笔。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也是让我有快进冲动的一场戏，就是少女与母亲和解的那场。

此处导演完全不知如何用力，煽情的国语完全游离于全片之外。

少女眼前这个母亲，怎么也让人联系不到是之前那个用剪刀撕衣服的人，不过联系不到没关系，导演将十几年前被撕坏的旧衣服挂在墙上，并且被少女一眼认出，并激动的说出感激的话语。

本来一场人物心理冲突丰满的好戏，结果却成了演员的表演做作，导演与编剧手法的拙劣无比，让人不忍卒睹。

可以说整个观影的过程，是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从满怀期待，开始进入，带出，最后略感失望的过程，虽说不上一泻千里，但力道减弱却很明显。

不过综合整体来说，该片不算烂片，值得喜欢作者电影、政治电影的影迷观看。

——《影迷》jtl.2011.1.7

来自于烟头的BLOG，2006年2月14日。

很可惜的是，这部电影，由于碟片的原因，我只看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死活放不出来，很遗憾。

应该是大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看的吧。

VCD的效果很差，但还是很有兴趣。

今天突然在某个地方见到艾敬的名字，就想起了这部片子。

说什么好呢？

这部2001年第52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电影，这部注定无法在大陆公演的电影，这部让我思索人权和法律的电影，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感觉很微妙。

故事的中心是曾经凶恶的少年杀人犯，因为曾经残忍的杀害了一名英国青年而身陷囹圄。

因为是少年，所以不能判处死刑；因为曾经罪大恶极，所以不能从宽处理。

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名为“等候女皇发落”的罪名。

是的。

等候。

wait。

只有等，无休止的等。

等待带来荒谬。

因为死刑的废除，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成年犯人得到了有限的刑期，很快刑满释放了。

而那些等待女皇发落的少年们，也在监狱的黑暗岁月慢慢长大了，成为青年。

他们发奋学习，努力悔改，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等待。

等到过了97，等到女皇离开，等到董先生到来。

议员和志愿者为他们奔走，呼吁，从港督政府到特区政府，换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灰意冷。

我说过，我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可是我大胆的揣想，也许根本就没有结局。

他们的命运，或许还是只有等待。

只不过从“等候女皇发落”变成“等候董建华发落”而已。

现实无奈，法律无情，反抗无力，而命运，一早注定，无法改变。

我想起那部有名的剧作。

等待戈多。

Wait. Just wait……

我冇自由，失自由，伤心痛心，眼泪流。

《等候特首董建华发落》没有了港片一贯的癫狂鬼马特性，收敛中暗含着一股力道。

但是关于过去罪恶与如今悔过的矛盾冲突与思考还是少了点，整体来说叙事性上还是不错的。

影片讨论的其实是件很矛盾的事情，一个人犯下那么残酷的罪行，如何去悔过补救重新做人？

他的人生， 是否就该为一次一念之差与思想的不成熟买单？

他毕竟是个重罪犯，可是他又是个少年犯，所谓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

可能这个电影对个人本身的思考不多，毕竟反人类和暴力倾向的人还是少数的，但至少可以告诫些青少年。

对于社会大众如何去看待青少年犯和这种悲剧还是有正面价值的，像药家鑫那种案子，看问题是不是只有单独一面的声音。

药家鑫不能悔过么?死刑或者其他刑罚与惩戒是不是也应该理性化？

或许理性的社会应该兼顾这些人性的拯救，就像电影里面说的，惩戒不应该是种摧毁。

很多的西方国家的法律条例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死刑和终身监禁的，特别对于青少年犯，法律的刑罚更多是一种教育和惩戒与警示的作用，大多的刑罚期限在30年左右，特别严重的判刑是100多年的监禁，这种也很少见，而且往往实际刑期远远少于处罚期限，不存在死刑和终身监禁。

一方面是出于人性考虑，另一方面是处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传统的考虑。

理性应该兼顾人性的，有时候这两点或许是没冲突的。

理性首先应该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思考，是属于合乎逻辑的，而不是完全的按例办事。

不人性的理性的存在可能是种非理性。

这个影片更多的给我们带来的是对我们以往道德观念中强调的杀人偿命的理性的另一种声音，这种理性是否也存在不合理，是非理性的？

好像药家鑫案子，一些人站在人性的角度要求判药家鑫死刑，其实可能是不人性的，就像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杀掉不道德的人，本身就不道德，是种伪善。

影片带来的思考是，对于青少年和大学生，年轻人的判刑应该是惩戒大过刑罚本身，刑罚不应该具备摧毁性。

至于这个观念是否合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吧。

但道德本身或许并不正义，亦或许并不合理。

附上：“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

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

幸运的是 “电车难题”，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

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

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

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

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

电影《等候董建华发落》在港片里面属于社会纪实题材。

因涉及街坊工运、97回归及董特首等敏感话题，曾经长时间难得一见。

没想到这电影通过网络在国内已经被公开传播，值得保存再看一遍。

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回归前二十几名作奸犯科的未成年犯被当时的港英当局以“等候英女皇发落”、法外施恩为名，被无限期羁押长达十数年。

到了97回归在即，议员梁忠勤、社工誉玲等有识之士开始为之奔走呼号。

试图争取罪刑法定、合理羁押。

但是直至97以后，为之努力的结果换来的却是一纸“等候董建华发落”。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的观众，想法大概都是一致的：看看咋回事，杀人最少不应该轻判。

不过，即便是不应该轻判、可是也没有这么办的：以押代判，形同无期监禁。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懵懂少年受同伙胁迫致人死命，锒铛入狱、实在罪有应得。

无奈港英当局司法程序积弊，致使多名未成年人犯被无限期羁押候审长达十余年。

回归后又因积重难返、再被判最低刑期三十年，远超过成年人犯罪应负之刑责。

同罪不同罚，违背罪刑法定基本法理。

影片从真实案例切入以此来揭露昔日司法制度的不尽如人意处，实在是一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写实影片。

刑罚的社会意义的不在于以暴易暴，而是在于预防犯罪、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除非罪大恶极、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社会败类，否则大多可以网开一面、给予洗心革面、悔过救赎的一线生机。

而影片中讲述的真实案例，则是意在揭批九七前后文过饰非的文牍歪风以及昂首天外、闭门造车的官僚作风。

内地女歌手艾敬在片中出演女主角，而且由始至终的通篇人物、戏份很重。

沈阳姑娘艾敬，在内地曾经是知名的摇滚女青年、民谣一姐，经典曲目是民谣曲风的《我的1997》。

作为非专业演员 ，艾敬在本片中的的出演分外引人关注。

既是亮点，也是槽点。

由于缺乏必要的表演张力，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说得直白些，就是艾敬演得很烂。

其实想要成为一名好演员，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发散的思维，善于揣摩人物内心。

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由表及里彰显出来。

这样才能调动电影观众的情绪和易位思考，引起共鸣烘托剧情升华电影主题。

作为上镜经验不成熟的女文青，艾敬在银幕上难掩非专业演员的通病。

结果上镜表演往往就是本色出演，悉听导演调动。

一言一行、眉宇之间，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戏：或者保守、拘谨、唯命是从；或者张弛失度、大悲大喜、一惊一乍。

这样的演员，说到底是不懂得怎么学习、从而失去了进步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主打曲是BEYOND乐队的《我是愤怒》。

歌词充满爆炸式的愤怒和几近呐喊的宣泄、“只想吞千吨的怒火”。

《我是愤怒》是四子时期创作的一首带流行金属曲风的摇滚作品。

收录于Beyond1993年5月发行的粤语专辑《乐与怒》内，最早出现在另外一部香港电影《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1994）里面充当插曲。

与你遇着在路途你莫退避我是愤怒几多虚假的好汉都睇不起只想吞千吨的怒火未去想失声呼叫i'll never die i'll never cry you'll see 专辑《乐与怒》一度成为BEYOND乐队回归摇滚的宣言。

不料一个月后家驹在东京演出现场遭遇不幸伤重不治，再没有机会把自己想要的音乐奉献给大家。

《汉谟拉比法典》里有个案例：一个人的新房的墙倒了，压死了他的儿子，于是房主把砌墙的工匠告到了汉谟拉比那，最后巴比伦伟大的王判工匠的儿子要去抵命。

因为汉谟拉比认为是工匠的过失导致了房主儿子死，失去儿子的痛苦是由工匠造成的，所以应该让工匠也尝一尝失去儿子的痛苦。

法国大革命时，人民的伟大领袖左拉，用他的阶级理论把无数人送上了断头台。

后来有个叫夏洛蒂•科黛的24岁女孩，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想国家陷入野蛮之中而杀了他。

当人们为了制止罪恶，而犯法杀人，就如二战时，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菲尔想刺杀希特勒。

法律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对待。

20世纪初，美国律师单诺用尽全力为一个杀人犯辩护，除了为证明他有精神病外，另外就是在讨论死刑的问题，到底死刑代不代表公正呢？

如果一个人死了，我们让另一个人死是不是能够换回那个死去的人，他所失去的正义以及他的尊严呢？

那么，在20世纪末的香港，在那个文明社会，法律正无人道地囚禁一群希望改过自新的年轻人。

它们把看成垃圾的东西扔在一边，就以为能解决一切问题。

可法律本义应该不是惩罚，而是让人与他们所处的世界更美好吧。

“发落”这个词，很有皇帝权利的意思，不过也真差不多就是皇帝般的人物了。

邱导的拍摄题材总是独特，这回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非常轰动香港的宝马山双尸案，是一起童党杀人事件。

童党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进步已经越来也少，但依旧还是有着不可小觑的存在数目（而且很难明确界定），成为社会学及犯罪学常常研究的课题，也是黑社会类型影视剧常用的人物背景。

这些孩子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未成年，因家庭和社会原因，或是童年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些摆脱不去的阴影，导致性格反叛，成为社会犯罪的隐患。

而当犯罪已成事实，在法律的裁定部分，又是一大难题。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不能等同于成年人，我还是不太认可的。

犯罪还分年龄差别吗？

这是法外情的部分？

对于未成年人受侵害我们会更愤怒更心痛，但未成年人犯法同样应该更愤怒，仗着自己年纪小就能为所欲为吗，就应该得到更多层的保护吗，那低龄犯罪岂不成为一种优势了！

低龄不是低能，他们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成人无异，一样的犯罪结果就应该得到一样的判决。

而电影中，这群未成年罪犯又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香港回归前后，于是他们的刑期从“等候英女皇发落”变成了后来的“等候董建华发落”，在等待中绝望的他们开始了另一段没有希望的等待……甚至最令人发疯的大概是，最终宣判的刑期远远低于自己已经服刑的岁月。

如今的香港以法治令人生畏，不知在未成年人法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完善到什么程度了。

片子已经很老了，更有浓浓的港味，和时代特殊的气息。

那些想要突破权法，为罪犯寻求生路的人，也都在经历着内心的剧烈挣扎，佩服他们的理性，因为大部分人的脑子里都只充斥着“他们该死！

死无葬身之地！

死一百次都不够！

”正如整部片子的基调，也都是客观得如同一部纪录片，带我们了解相关政法的变化历程，以及囚牢内外的人们所受到的牵扯。

不要纠结公平，总有人需要成为通往公平路上的一砖一瓦。

电影影像极少带有切肤之痛地反映青少年犯罪和社会人权等问题，因而该领域的作品默认为社会的隐晦，长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导演邱礼涛不肯随波逐流，将思考、情感、价值观诉诸于《等候董建华发落》这样一个电影平台，坦言自己对青少年犯乃至底层群众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明确地表达对久久忽略的人性与法理孰轻孰重的再探讨。

编剧抛弃了剧情耍花枪式的闪传腾挪，或冷静或严肃地将姿态俯至底层，与现实进行当面对质:香港法院秉承人权精神，体谅张有铭(男主角)等青少年犯心智不成熟，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实际操作中青少年犯没有确定刑期，羁押时间远超刑期；议员梁忠勤，女孩誉玲的口号仍然是人权之名，帮助他们确定刑期；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还是遗憾失败。

真相往往看守在弥漫的层层雾气之后，并被打上诡谲的标签。

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命令我们要用矛盾的辩证法观察世事——这绝对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故事。

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层出不穷，折射出的香港底层群众孑孓的生存困境，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也曾经讨论过底层群众的生存问题，这样冰冷刺痛的现实问题即便发展如今天依旧无法根治，不甚唏嘘；等候英女皇发落转为特首发落，在主权易帜的大背景下法律该是如何衔接，民众在历史过渡阵痛期表现出的惶恐不安与怅然若失是真实的写照，像是陈果导演《去年烟花特别多》中五个军人的何去何从，不自觉成为九七的一个注脚；梁议员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孤立无援、倔强坚持地为青少年犯找回人权，这样的“异类”与奔波于现实利益的政府官员形态的对立永远难以弥合，面对这样的官僚阶层的反思何等必要；这个日渐腐败堕落的社会环境与埋怨一代不如一代的双重标准，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嘲笑着称之为“文明”“进步”“发展”的东西，像是黄秋生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拿着的那一把锐利的切肉刀，邱礼涛亲手拿手术刀一点点地撕开着整个社会的面目，浓丽的血痂、浓郁的血液正欲喷薄而出。

宝马山双尸案是引子，镜头聚焦的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张有铭在监狱里痛哭流涕地向誉玲倾诉自己的爸爸经常打他虐待他，一直找不到亲生妈妈，少年犯的头逼他拿棍子下手，否则他吃不了兜着走，这符合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揭示的人世真相以恶凌恶。

受恶到凌恶，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张有铭走上犯罪的道路。

张有铭被抓住了，他是不幸的，誉玲没被抓住，她是幸运的，但犯罪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两人心中对犯罪的畏惧感和愧疚感是不会变的，这或许也是誉玲迅速和张有铭产生互动沟通，誉玲选择帮张有铭确定刑期的一个原因。

倘若照弗洛伊德理论的话，誉玲的行为不是内发的而是外来的，是所谓的“强迫重复原则”，那是什么？

是她在反思自己的过去？

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驱使。

电影核心部分是关于等候英女皇发落的判决讨论。

这是大英帝国民主法律的产物，基于青少年心智和判别力的年龄缺陷，这样的处决自是法外开恩。

改过自新，宽大处理，这是法律之外的人性伦理的胜利，理应鼓掌。

事情的结局是莫测的，当漫长的等待变相为无休止的监禁时，当主权交接法律蓝本的延续与否时，结果演化成了对人权的束缚与践踏。

这是一个有关政治的命题，等候是英国民主的产物，而在大陆等候×××判决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电影有一个细节是一个青少年犯在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时，嘴里说道宁愿香港变成大陆一样，这样枪毙就一了百了。

这恰好说明香港人在一直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同时，也深受民主与法制之困，当民主与法治成为累赘时反而不想再要。

政府议员由三百万选民由民主选举产生，为选民服务，对选民负责；梁议员小到煤气水电大到基本法修订，扮演着九七前夕港区的公仆。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有人居然抱怨没有行使过选举之大权，不可谓不“可笑至极”。

这两者有差别吗，是没有吗？

有的话又在什么地方呢？

梁忠勤议员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在外人看来是在以一种勇敢到近乎莽撞的行为为青少年犯请命。

尽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眼里这都是一个“异类”的举动，可正是有这些“异类”举动，才有把社会陈腐与压抑的气息驱散的可能，这个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相比于他的同事，即其他的官僚阶层，更倾向于讨论安己身立己命诸如此类的命题，梁忠勤是大哲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看见外面世界的自由者，其他人是永远只能看见自己影子带着镣铐的囚犯。

我也一直想知道，也一直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难道做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东西就能万事大吉？

难道人人选择乐呵呵地妥协沉默真的就能国泰民安？

难道那些真正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剖析社会弊病的人就要被认为成“异类”？

我发觉没有任何时候比我现在更加的体会到狄更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箴言，只有那些无法心安理得地坦然面对社会生存困境的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们才是社会进步的“脊梁”。

若有若无的关注使底层群众游离于社会的逼仄空间久久得不到释放，恶劣的社会大环境日趋成了青少年犯罪滋生的温床。

《等候董建华发落》是一部有关于法理与人性的电影，关注的视点是底层群众。

等候英女皇发落到等候董建华发落，法律的基石有了绝对的变化，判决的最后结果反不如前，这只能说明是无法撼动的旧法律体系，旧人情观念，旧官僚阶层，而无法实现在所谓新社会里的对三旧全面系统的改制，也就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文明。

完全没有想到一向剑走偏锋拍cult电影的邱礼涛拍了一部这么写实的电影，直接把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如何处理港英政府遗留问题摆上台面。

从来不知以前的香港还有等候英女皇发落这样一种刑罚，片中那些事件的确震撼，也的确很难处理，也的确表明了当时的很多香港人对97后特区政府的不信任。

包括最后董特首的处理，可以说是导演把自己的不满借电影直接骂出来了，胆肥啊（借犯人之口直接骂董建华），当然也可能只是如实的记录。

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没有一点藏着掖着。

电影中反映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最终如何处理，看完我也一直纠结，韩日好像判罚比较松，当时还觉得放过了很多该死的熊孩子。

而电影里面香港却如此不讲情面，又觉得青少年心智不成熟这一条好像有道理。

杰作看完就是让人思考啊。

此片剪辑了很多回归时的政治画面，特别是董建华向李鹏宣誓那段，寓意颇深。

该片无明星，无知名演员（唯一认得的还是大陆曾经火急一时的歌星艾敬），但演得都像当事人一样，特别是梁议员印象深刻。

本片配乐一流，特别是片尾曲选用了BYEND的《我是愤怒》，太棒。

杰作，不容错过。

未看片子之前，我就被片名吸引了。

我冲动地通过内容简介误以为这是陈果的片子。

在整体上被娱乐垄断的香港电影市场，只出现一个草民陈果，就成就了香港电影的另一种品格，扯起了香港电影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底层的，边缘的，政治的，说白了，也就是陈果的啦。

陈果的标签贴满了有关草根阶层，社会责任的成品及还处在政治子宫内的半成品上。

所以我产生上述的错误基本上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曾料到，除陈果外，还有人会对政治感这么非典型的冒。

尽管邱师傅自己说了，他讨厌政治，他无意去拍一部具有很强教化意味的政治性电影，但结果他确确实实就拍了这部极具现实意义的针对性电影。

我们知道没有谁会无端的跟政府过不去，我们只知道有社会良知和健全人性的人会跟自己麻木不仁冷眼旁观的丑陋内心过不去，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件事把这种隐藏的恶念击得粉碎，比如邱礼涛拍《等候董建华发落》。

未成年犯罪是除香港外，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普遍社会现象。

当法律把社会因素和犯人自身心智成熟程度考虑进去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的时候，不管是从刑罚的严肃性角度还是从人道立场，都给未成年犯一个从轻发落，使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英属港府的“等候英女皇发落”就是这么一部徒有其表的“恩典”判罚令。

在1993年香港未废除死刑之前，终审法官对未成年犯人不判死刑和终身监禁，而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原本的意图是让犯人在不确定的羁押期间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条件成熟后，由英女皇特赦他们。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部充满人性，符合人道的法令。

93年，香港立法局废除死刑，将一切死刑犯人判为终身监禁，这时，“等候英女皇发落”便形同虚设了，那些未成年犯人一律被终身监禁。

从立法意图来看，当时的政府有意疏忽了这些未成年犯人。

至香港回归前后，立法局通过《长期监禁复核条例》，出台犯人“确定刑罚期限”，政府象征性地确定了其中几名羁押时间过长的未成年犯人的刑期，但他们确定的刑期居然高过了成年犯人的实际服刑时间。

电影针对的就是这部荒谬的殖民地法律及此引发出的关于未成年犯人人权问题的思考。

小铭的个案表明了这个沉重的主题。

小铭16岁那年，随老大抢劫，行为中老大突然变卦，命令小铭等手下将两位遭抢劫的情侣打死。

小铭惧于老大的喝令，不得不参与他们的行为中。

被捕后，因未满十八周岁，而被判为“等候英女皇发落。

”小铭在等候中已服刑十二年。

他的刑期确定后是不少于三十年。

“不少于”的概念再一次撕破了特定历史遗留下来的假人道的伪善面孔。

我们来比较一下我国大陆的刑法制度。

按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小铭至多属于被教唆犯罪，加上他未满十八岁，应减轻处罚；或者属于被胁迫犯罪（老大当时用言语威胁），应免予处罚。

相形之下，是小铭的命运太惨？

还是殖民政府的人道主义文章做得太过表里不一？

小铭在狱中洗心革面，勤奋努力，力求上进，满载希望重新做人，回报社会。

他天真的信心在等候中渐渐磨灭。

最后等来的仍不过是长时间的羁押，毫无希望可言的结局的时候，特别是连上诉的机会都被抹杀了，心灰意冷的他只有以死来结束一心向善却不被接受的生不如死的痛苦。

小铭的寻死是一声无力的绝望的呐喊，在一个被逼到以死来争取基本人权的情形下，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影片并不是一味揭示政治内幕的纪实，而更多的将镜头对准了孳生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现实。

片子的几名未成年犯人多是父母离异，在贫困的木屋区长大，缺少关爱和正常教育机会的底层青少年。

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诱发他们犯罪的社会因素正暴露了一个繁荣的背景掩饰下的种种疮痍。

片中的希望还是有的，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并坚持不懈，敢于同当局做激烈抗议的梁议员正给了我们这种激奋的感觉。

在正义面前，在一群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面前，良心才是良心。

希望的人有瞬时。

绝望的人有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