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极具诚意的匠心之作，立足现在，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在某些电影对新媒体的理解还停留在“这就是老戏骨”“狗都看哭了”等逆天营销上，你裘德哥已美美next level。

看海报知风格

图一这位正在开车的张扬时髦、阳刚狂野的女人是本片主人公安吉拉，她是某电影公司的员工，为选角而奔走。

工作之余，她会顶着这个搞笑秃头男特效拍痘印，愤世嫉俗、疯狂输出一番。

影片以她的视角切入和串联起这个故事。

不妨一起感受一下她的攻击力：

本片叙事结构的创新体现在三个影视线的相互对应。

即女出租车司机的复古影像——安吉拉的低俗短视频——电影公司的伪记录片三种影视形式的比较。

因工作忙碌，安吉拉总是在开车，而在她驾驶的镜头中，又总是闪回上世纪中叶某个女出租车司机载客的影像。

这些闪回镜头不仅质感粗砺、焦点飘忽、色彩杂乱，而且使用了大量无意义的镜头运动和慢动作，令人摸不着头脑，可知掌镜之人根本不懂拍电影。

而镜头里的路人呆滞的表情，则还原了电影艺术初起步阶段人们对摄影机的陌生和不解。

随着剧情的推进，这位女出租车司机与安吉拉相遇，当然，此时前者已白发苍苍，步履呛呛。

于是在二者之间产生了某种呼应和传承：即曾经稚嫩无比的电影艺术与安吉拉随意角度、随意光线、随意地点拍摄的，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低俗短视频并无二致，而今天的电影艺术已至成熟，那么使我们不可避免的联想到现在的短视频行业将来也具有进化为稳定成熟的视听呈现的可能性。

表示新时代大众传媒的影响：连公墓的名字都是网址的样子。

安吉拉在开车接上司的时候提到罗马尼亚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她说这条路有250km长，但是却死了600人。

此时镜头静音闪回了许多或精致或简陋的十字架，长达5分多钟。

导演以此来缅怀死者、抗议政府无能、暗示安吉拉以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之一。

本片最重头、最具讽刺力的非片尾的拍摄花絮莫数：

安吉拉所在的电影公司想拍摄一部呼吁劳工安全“纪录片”，前右1这个因工伤下肢瘫痪而坐轮椅的男人就是他们最终敲定的人选，其他人是该男子的家人。

上图中他正在拍摄成片，这一画面从人物的衣着到布景都极其混乱，甚至混乱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老太太装模作样打了一条领带（似乎还是商务款男士领带）、父亲谈伤痛经历，女儿却身穿鲜艳大红花t恤并装逼式的戴上了墨镜。

后面两座大楼是旧式共产主义建筑（但罗马尼亚是资本主义国家）、几人的后方停着一辆五彩缤纷的广告车、画面左边有个狗窝，狗窝上面是某个现代主义插图，狗时不时出来逛一圈，画面右边甚至是一个废弃的核电站。

通常来说，画面的整洁不一定意味着叙事的工整，但画面的杂乱一定意味着叙事的杂乱。

果然，拍摄过程也混乱非常：首先是该男子（非本国人）的姓在罗马尼亚语里音同“屁股”，因此导演规定只能说名。

其次语言不能和法国挂钩，因为公司担心法国业务受影响，再其次要说自己受伤完全是自己的失误，与资本家、政府无关。

休息时候的讨论满满的痘印营销号味，像“麦当劳比肯德基好吃，因为我不喜欢肯德基创始人”、“军官把子弹从被处决的逃兵身上夹出来是盗窃尸体罪吗”。

安吉拉在废弃核电站旁录了一段短视频声援普京打败泽连斯基。

这一段极具混乱的喜感，但乱中有序的隐喻了电影自身的困境和短视频平台对人们的影响，体现出电影从业人员对行业前景的切实担忧及出路探求。

电影业虽然极具工业化水准，但牵扯利益太多，条框太多，已从纪实滑向虚无，而众人毫不着调的发言体现着快媒体时代的优势和弊病：博古通今，真实，贴近生活，但知识碎片化、杂乱、无甚内涵、激进、哗众取宠，甚至具有某种阴谋论倾向，距离稳定的视听呈现相去甚远。

所以电影业已届寒冬，短视频也难扛大梁，世界末日快到了。

而导演的态度就像本片的片名“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一方面他在该影片中尝试某种复古和倒退，比如黑白配色，比如固定机位，比如“往日重现”，比如某种“ppt翻页”式展示（学名为：拼贴美学），试图回归电影的本真，挣脱条条框框，体现电影的纪实与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痘印、脸书、油管等新兴媒体对电影的影响及巨大的创作潜力，从而颇具实验性和先锋性的将二者融合，以拓展电影表达的边界和发现图像传播的全新可能。

本文源自2024年HKIFF48《世界玩完，你咪当真》（《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映后谈，主讲人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监徐匡慈，语言为粤语。

文章全长3305字，阅读时长约15分钟。

声明：主讲人使用大量语气词，内容稍有删减整合，如有需要可自取录音。

另外德国导演未能识别出来，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补充。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22cHmMeUhXQ-CCvY3Y7WA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的海报首先吸引了我。

这个人脸鸟身的生物在去年进入我的视线。

导演正是拍出《倒霉性爱，发狂黄片》并以此斩获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单元金熊奖的来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的导演拉杜·裘德，他这次又玩儿开了！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再次获得第76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金豹奖评委会特别奖以及天主教人道精神奖特别表扬。

倒霉性爱，发狂黄片，拉杜·裘德，罗马尼亚，2021首先，电影很长，进入状态很难。

黑白和彩色的切换以及忽然而至的抽帧，都给初看带来了难度。

但当我第一次看到安吉拉用AI换脸录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部“好”电影。

它也许没有优美的长镜头，也许也没有动人的乡愁离绪，但它是“我的”电影——那种我想和导演干一杯的电影。

其次，电影分两种视觉效果，即电影的两条时间线：黑白影像有点“粗制滥造”，它是电影的主时间线即2022年的故事。

节目制作人兼职网约车司机安吉拉干瘦而冷漠，一如阿基·考里斯马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此外，安吉拉是个“社怒”。

她裸睡，早晨起来揉着眼睛去上班。

每日超负荷工作，薪水不理想。

和妈妈见面都止不住她的戾气。

和男友见面也只是在车里草草了事。

她只能靠AI换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粗鄙的骂人视频解压。

安吉拉的短视频部分是彩色的。

海报上这个“人脸”正是换脸后的安吉拉，她带着这个“皮”恣意骂人，开低俗玩笑。

而在我看来，她的观点是当今社会每一个男性都可以随意表达的。

她提到战争是有些人的阴谋。

油价涨了，应该把罪魁祸首烧死。

在讲起如下的黄色笑话时也是游刃有余。

有时候有点让人厌烦，而我始终在“get到她的笑点”和“苛责她是为了迎合保守男性”之间摇摆。

彩色影像是一部1981年的电影《安吉拉，步履不停》的片段。

出租车司机安吉拉常常因为社会上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而愤愤不平，甚至骂人。

安吉拉，步履不停，卢奇安·布拉图，罗马尼亚，1981全片始终带着观众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大街小巷穿行。

黑白（现在）影像有很多开车的主观视角。

安吉拉嚼着泡泡糖（缓解压力），听着嘈杂的音乐（释放压力）。

路上她时而被骂时而骂人。

她的来电音乐是《欢乐颂》，这个音乐响起，总有新的工作和麻烦事等着她。

彩色（过去）影像的安吉拉每天遇到不一样的乘客，她和他们聊天。

去年至少三部电影用到了大量其它电影的片段——《金的音像店》、《幽灵肖像》和本片。

一方面，迷影情结是个不错的卖点；另一方面，这似乎是一种取巧，叙事框架在嵌入其它电影（影像资料）之后会变得更加灵动。

《金的音像店》最为明显。

首先，它是一部讲述作为影迷的自己去追寻一家影碟租赁店的前世今生的电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化的。

《金的音像店》因为多部电影的嵌入而变得具有多种风格。

尤其是他第一次到意大利，“偷溜”进金的储藏室以及之后跟当地政府起冲突的戏。

金的音像店，大卫·雷德蒙/阿什莉·萨宾，美国，2023说回本片，2022年的安吉拉来到工人家采访。

开门的老奶奶正是1981年的安吉拉。

两位安吉拉在此时相遇。

随着两人的聊天，《安吉拉，步履不停》中的爱情主线逐渐浮出水面。

老电影中，安吉拉是个打扮中性的直率女子。

当她的乘客在车上哭泣，她不会去打扰，而是给乘客留一个发泄的空间，她对后面狂按喇叭的司机破口大骂。

当她在路上遇到一些状况而很冷静应对的时候，也会有男性乘客对她刮目相看。

当她的乘客开始追求她，她是开心的，但当男伴提出让她换身“更女人”的衣服时，安吉拉就跟他拜拜了。

安吉拉最终遇到相伴一生的匈牙利裔男子。

他们一同经历了特尔古穆列什地区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的种族冲突。

安吉拉说，“我的一生都充满痛苦。

”

安吉拉，步履不停，卢奇安·布拉图，罗马尼亚，1981本片重点是讽刺随着科技手段日益普及，人和社会的异化。

短视频软件的人脸特效可以让你成为任何人，而远程办公软件的背景特效可以让你在任何地方。

结尾，受访工人举着绿板，后期可以P上任意标语。

“你是谁”、“你在哪”、“你说了什么”等等原则性问题都可以被科技手段（拥有话语权的人）改变。

真相变得功利且不稳定，并最终变得没有意义。

宣传片反复拍了好几遍，受访工人被提出无数要求：不能提工时，不能提俄罗斯，不能提事故现场光照条件不足。

最终，工人不被允许开口说话了，连用于表达观点的纸板也是绿板，这样他们就不能说什么不利于公司的话了。

“让我们像鲍勃·迪伦那样做吧！

”公司老板说着。

（鲍勃·迪伦在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MV中曾这样做。

）

随着两位安吉拉的见面，1981的安吉拉被解构。

而现在安吉拉对老年安吉拉的造访使得两个时间线的界线被消融或者被加固。

此外，导演借由角色也输出了不少自己的观点。

这与当今世界弥漫的气氛不谋而合。

正如1981年的电影中，安吉拉所说，“我的一生都充满痛苦”。

在拍摄关于儿子的宣传片时，她依旧痛苦，这痛苦中似乎又多了一丝不知所措。

什么都没有改变。

世界没有一天处于和平，而现实也没有一天没有剥削。

继续绝望并相信会一直痛苦，似乎是比“期待世界末日”更实际的选择。

附：Cinema Scope：你的电影不涉及人工智能，但我们注意到字幕上写着这部电影是“由拉杜·裘德“亲自”编剧和导演的（personally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你如何定义2023年的个人电影制作？

裘德：这其实是个小笑话。

你知道在哪里用过这种表达吗？

——埃里希·冯·斯特罗海姆的《贪婪》（1924）。

所以这其实是我在拐弯抹角地向他致敬，可能是我制作片头时的一种冲动吧，也有可能我当时喝了一点…实际上，我对私人电影不感兴趣。

我认为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了，特别是在艺术电影和欧洲电影中。

你常常必须是“私人的”，这样才被认为够资格，或者是才可以获得资助。

有些资助金申请表会问：“你和你的电影主题有什么关系？

”然后有些人会写，“哦，这是关于我祖母的故事，”或者“这是我在度假的时候发生的事。

”我认为大可不必以这种方式表达个人化的情感。

我知道这是一个作者电影的观点，但我坚信，正如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中所说的：要去做那种别人做不了的电影。

不论是电视剧集、商业电影、艺术电影或者实验电影，你都可以留下自己的印记。

也许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一点，但对我来说，电影提供的记录现实并将其转化为图像的可能性非常强大，而且不仅是用作私人用途。

我曾经在电视和广告行业工作，在那里也有个人的愿景，但那只是老板的个人愿景。

短评写不下了，挪到长评里=.=1.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里说：要去做那种别人做不了的电影。

拉杜不仅是记住这句话了，而且还实践了出来。

2.拉杜借片中导演调侃到：那些狗日的影评家甚至都不看我的电影就直接说太烂了，我想我只有用拳头和他们交流了。

3.影片真正精华部分就是最后40分钟的固定长镜头采访，你以为拉杜终于要稍微正经些玩儿长镜头了，No，No，No，拉杜要是正经那这年头就没有不正经的导演了，他在中间剪辑了一个明显错误百出且粗陋到不行的时间轴让天色瞬间由白天变成傍晚，但是演员们表演照样正常的一批，啊这。。。。。。

4.女主这个逗比每次最放肆的时候就是变卡通脸录视频的时候，这简直就是当代键盘侠的典范哈哈哈，她在采访人员后面调侃道：我支持普京总统对抗纳粹分子，泽连斯基就是一个廉价小演员。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笑喷饭的同时也极度认同她的观点）5.影片最神的一段是采访导演让受伤工人举几块绿牌子然后慢慢地一块一块切换，告诉他们就是活跃采访气氛而已（这时候我秒懂，因为导演肯定会在后期往牌子上加字幕，嗯你懂得，肯定就是正能量啊吧啦吧啦之类的哈哈哈哈），可是工人一脸懵逼啊，问这是干啥，怎么还要控制牌子的切换速度，果然底层人民的脑反射回路也是很长的，没办法被洗脑久了那不就迟钝了嘛，最后还天真的问：你不会骗我们吧？

导演回答的简直不要太善良：天哪，我们怎么会那样做，我们可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全文完。

《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是一部我最近观看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和主题非常深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影的主题非常深刻。

探讨了时间记忆的生活意义等主题。

通过两个Angela的故事，电影呈现出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无常。

同时电影也探讨了记忆的可靠性，以及人们如何通过记忆和经验塑造的身份和价值观。

那里的演员也表现的非常出色。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只能截图发出来了。

生成的影评，虽然跟电影关系不大，文不对题，生成了一个假的电影。

但它提供的创意还挺可怕的。。

“当片中那个用Deepfake扮演自己的导演最终被AI取代，当观众在散场时发现出口二维码链接着暗网直播——这种将媒介批判推向逻辑终局的疯狂勇气，恰恰揭示了当代人最荒诞的生存真相：我们早已活在无数个叠加的「世界末日」里，而真正的救赎或许就藏在对绝望的尽情嘲弄之中。

”？？

才华横溢的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在洛迦诺电影节上带来了他的新作《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影片被分为A面和B面，如同一张专辑的AB面在B面中加入一些特别的音轨，这部影片的B面无疑是记录罗马尼亚这三年或者说近些年来的最具代表性的说明性影像（尽管是编造的）。

A｜两代安吉拉的交叉人生先来谈谈A面。

2022年的安吉拉是一位uber司机并且就职于一家广告公司。

这天她的任务是去早放四位在工作中受工伤的工人并且选择其中一位进行公司安全宣传片的主演。

1981年的安吉拉是一位出粗车司机，并在遇到第二任丈夫——一位“优雅”的匈牙利人——后一同经历了1990年特尔古穆列什地区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的种族冲突，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都充满痛苦”。

她们的相遇起源于年轻安吉拉的工作恰好需要探访老安吉拉的儿子—那四位候选人中的一员，他在两年前的一场意外中腰部以下瘫痪。

导演通过对两代安吉拉的影像进行交叉剪辑来建立她们相似的处境：左中向右。

整个A面的影像基本是公路片的模板，除了探访那四位残疾工人以外，安吉拉还陪同母亲去了一趟墓地，开了一次公司选角会议，找隔壁片场的德国导演拿回摄像机，见男朋友，接公司广告项目负责人。

工作之余，她还热衷于拍摄TikTok短视频，用滑稽的换脸特效用男人的口吻说一些粗俗的话语，对时事大加讨论，活生生塑造了一个愤世嫉俗的网络狂人形象。

A｜达达主义与现代迷因安吉拉造访的第一家是一位因为工作失误被切掉手指的男人，他的公司在意外发生后没收了他的手机并且不让工友们报警而耽误了手指能接回去的黄金时间。

公司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先检查设施以确保一切都合乎规程不承担主要责任（确保仅仅是因为工人操作不当）。

但别忘了，这支宣传片正是他的公司想要拍的“安全宣传片”，自然不可能会提及没收手机这一含糊暧昧的事件，而是进一步确定这是工人自己的过错，用高昂的参演费让工人们放弃对事故第一责任人的辩护。

但是很不巧，这天他并不在家，而是出门钓鱼去了。

一个刚刚是去四根手指的人（绷带还没拆）选择接受录制后在面试这天去钓鱼了？

显然没这么简单。

在后疫情时代最为发达的除了快递产业就是线上通讯工具的发展，ZOOM（相当于国外的腾讯会议）仍然帮助安吉拉顺利完成了面试。

其中为了让他看起来更惨，安吉拉让他更换了背景，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失去手指的男人漂浮在太空陈述自己不幸的离谱场景。

失去手指的男人导演在此时就已经交代了创作的方法：利用后疫情时代的迷因（meme）消解严肃的政治论题。

这无疑偏向一种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导演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借年轻安吉拉这个人物进一步展现迷因对严肃论题的侵犯，甚至于将其视作一种新的达达主义（一种无政府主义艺术运动），从而玩笑似的消解掉任何权力。

猫猫抱枕特写（一种奇特的镜头语言设计）举个例子，年轻的安吉拉凭空创造出来的网络人格“波比塔”。

她几乎不怎么间断地用波比塔的身份在TikTok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分享的内容也非常粗俗，同时对社会热点进行二次创作（基本上是编造的低俗故事，为了迎合保守派男性的粗俗笑料）。

关于查尔斯的玩笑但是换脸绝对不是安吉拉的保护面具，而是她的创作工具，这种换脸的滑稽甚至被他用来开某个神父的玩笑，也用来调侃讨钱的乞丐、富人、某个阶级，可以说她用这种荒诞的滑稽调侃一切，并且都是正义凛然的语气，俨然一种愤世嫉俗的俗人模样，而“波比塔”则是她创造的迷因武器。

A｜四件小事1、在影片开头，年轻安吉拉提过将气费上涨的锅扣在俄｜乌战争头上是政府的骗局，为什么会有这种决断呢？

在后片中她去接奥地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时（那位歌德的后代）问过她奥地利的公司是否真的在罗马尼亚大肆伐木，作为奥地利公司家具生产的木材（似乎引起了很多罗马尼亚人的不满），歌德是这么回答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安吉拉这么不信任政府了。

在后疫情时代，欧洲经济形势严峻，欧洲各国集体向右看齐，民众也更加保守。

年轻安吉拉在探访老安吉拉时，问过她的丈夫对欧尔班维克托（匈牙利现总理）的看法，这位机会主义分子依靠在大选前期极速右转获得了大量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却成了那位酗酒成性的匈牙利丈夫口中的伟大总统。

更何况老安吉拉和她的丈夫此前经历过一次相当暴力的种族冲突，这样看来，很难不对人类绝望。

这也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同样也是罗马尼亚导演，同样在讨论罗马尼亚的种族冲突问题。

核磁共振2、长达四分钟的强制默哀。

安吉拉对歌德讲述那条“死亡公路”上的十字架的故事后，影片投放了整整四分钟没有音频的十字架影像，颇有戈达尔的静默一分钟之感。

3、安吉拉与男友会见时提到过他们的广告公司在疫情时期拍摄过成人影片来支撑公司财务，期间发生过的小事一件暗戳戳讽刺了一把对女性的物化。

4、在向隔壁导演拿器材时，那位著名的烂片导演乌维鲍尔（是本人）大义凛然地发表了如下观点：

B｜达达主义的反面：左中向右就当所有人以为导演想借年轻安吉拉之口进行完新达达主义创作之后，却在影片结尾给了我们沉重的B面——一种艺术的反面：现实。

这一部分是广告公司的导演进行拍摄的原始素材，里面真实地展露了公司与立场对于事件真相的侵犯：不能提工厂不合理的工作时长，不能提俄罗斯因为奥地利是中立国（？

），不能提事故发生地令人发指的照明条件，甚至不能出现造成事故的那根生锈的铁杆，到最后甚至用绿幕板代替了台词，这样就可以实实在在地篡改真相。

整整40分钟的影像一步步向我们展示着资本主义对现实真相的异化，而与此同时，向来调侃一切的年轻安吉拉却只是冷眼旁观，相反，她只是在一旁用波比塔的身份继续发表着支持Russia散播仇恨的言论。

导演将前面用两个小时构建的用迷因武器反抗一切的达达主义斗士——年轻的安吉拉或者说波比塔在B面进行了彻底重塑：也许安吉拉根本不是达达主义斗士，而是一个喜欢用迷因不断下沉的普通人，她仅仅是喜欢搞怪，用波比塔这个形象破解长时间工作的苦闷罢了。

我们突然意识到，她恰恰处在了达达主义的反面，一个顺应屈服，恃强凌弱的普通人。

这一点我们回头看去几乎变得更加明显：波比塔对于绝对权力的调侃几乎无伤大雅，但是对于普通人的调侃却是恶语相加；在接歌德时被问到这份工作（被委托拍摄安全宣传片）的工作时间是否有不合理的超长工时，她几乎抱怨了一路的工作时间，却在这时说没有超长工时的现象。

简直不要太讽刺。

拉杜裘德用一场天才的构想为我们重新呈现了标题：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如果说理想中的达达主义是用抽象的艺术构建了一幅绝对自由的无权力世界（这几乎是对现实的颠覆，无疑是一种“世界末日”），那么我们也不要太期待，因为无论其他的“波比塔”采用的艺术形式是下沉的还是高雅的都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达达主义的世界末日仅仅是脑中的构想罢了。

那么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借老安吉拉之口“我的一生都充满痛苦。

”而在拍摄宣传片时，她仍然是痛苦的，面对摄像机不知所措，一遍遍听着儿子诉说自己的惨痛意外，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惆怅痛苦。

很不幸，接着痛苦，接着绝望，这才是现实中我们能做的🚬。

Notching up the Golden Bear in Berlin with 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 (his 7th feature film), Romanian maverick Radu Jade finally makes his mark as a major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international cinema-scape. Mischievously playing with forms and expressions, the film opens with a provocative hardcore porno passage that roundly scoffs the prudish moral codes and expels the prim and the proper right out of the box. What ensues is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one-woman crusade against the volley of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s leveling at her when the foregoing sex tape (it is the action between her and her husband) is accidentally leaked on internet and reachable by her teen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Her job is at stake and Emi Cilibiu (Pascariu) will not cry uncle without putting up a fight. Structured in three parts, the first one follows Emi's diurnal port of calls (toy shop, pharmacy, home of the school principal, etc.), who wends her wa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mostly on the stree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During which Jude deliberately extends the shots after Emi disappears from the frame, staying a little bit more to reveal the consumerist aspects of the modern society. A technique stolen from Vittorio De Sica's INDISCRETION OF AN AMERICAN WIFE (1953), but employed with Jude's brilliant facility of clandestineness. The third part is the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held in the school under the crepuscular light (which gradually transforms into artificial bisexual lighting), where parents get a platform to vent their opinions about Emi's sex tape. It is the usual debate about the moral guidelines that covering a wide-ranging topical issues, underpinned by an overarching sexism sentiment. Emi raises cogent counterarguments to her defense but the whole state of affairs is nothing more than a heated but tired mockery of the sorry state we are stuck in, aggravated by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ll poised to explode in Jude's finishing touch, a Wonder Woman embodiment that prioritizes fanciful transgression over heuristic inspiration. Sandwiched between the two parts is Jude's satirical deconstruction of a sundry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personal or humorous) topics and concepts, all concatenated into one delectable montage that is composed of archive footage and pictorial imagery to align with the witty interpretations (somehow bringing to mind Ambrose Bierce's "The Devil's Dictionary"). Such acute observance of the world at large has become Jade's strongest suit, which he is weaponized to good use in tandem with his anarchic wit. BAD LUCK BANGING is a case in point, although its appeal is gimmicky and Emi, as a character, never stands a chance to venture out of the designation of a compelling, sympathetic mouthpiece.

Jude's follow-up DO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THE END OF THE WORLD also possesses a "one day in life" structure, and our protagonist is Angela (Manolache), an overworked, underpaid assistant for a 'safety at work video' commissioned by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driving around in Bucharest to visit various candidates for the video (all subjects inflicted by injury at work). She also must fetch some shooting equipments on the way (a cameo by Uwe Boll, the notorious schlockmeister, who is more than happy to use brawny than words to inflict his vengeance), go to airport picking up Doris Goethe (Hoss, the imperturbable icy queen, the spokesman of corporate impersonality, she even cannot be arsed to know more about her ancestor of not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company's supervisor. Binge-drinking pick-me-ups and fending off misogynist drivers, an overtired Angela's only diversion is making Tiktok videos as Bobita, a Snapchat-filtered, foul-mouthed, male chauvinist personage she creates, whose subversive blatantness becomes an outlet of Angela’s grievances and disaffection. Against the grainy monochrome of Angela's toil, Jude interleaves colored scenes (often ending with slow motion) of Lucian Bratu's 1982 film ANGELA GOES ON, about a female taxi driver trying to strike out on her own in the big city, into the main narrative. A paralleled reference of the two Angelas, navigating their own existences in a society often hostile to women. Like when Angela manages to have a quickie with her lover in the vehicle, which Jude intuitively counterpoints with Angela the taxi driver’s own relationship to show the changing prospects for a woman’s autonomy. As a homage, two leads of Bratu's film, Dorina Lazar and László Miske, also appear here as the parents of the chosen candidate Ovidiu (Pîrsan). The film’s final part is an overlong, colored static shot of shooting the said video. Ovidiu, who is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due to a workplace accident, is accompanied by three women, his mother, wife and daughter, to tell his story as a cautionary tale. But the rift between personal interest and corporate concerns (especially when it is shown that the hazards are still there, unimproved) soon emerges. The shoot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discordant, and when chromakeys are floated and utilized to save the day, Jude’s prescient warning of erased personal voice at the hand of technology advancement hits the bullseye. It makes the film’s 168 minutes worthwhile, in concert with Manolache’s two-fisted performance, bristling with rough edges and as Bobita she is definitely a hoot.Spearhead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ian New Wave, Jude has asserted himself to be a versatile and off-kilter figure who can saturate the earthy realism in that distinctive aroma of scrappy insubordination and flights of fancy. A ludic provocateur with a deep-felt conscience, that is a winning card can help a filmmaker go a long way, bless you Radu Jude! referential entries: Vittorio De Sica's INDISCRETION OF AN AMERICAN WIFE (1953, 5.9/10); Cristi Puiu's 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 (2005, 8.4/10); Costa-Gavras's AMEN (2002, 7.9/10).English Title: 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Original Title: Babardeala cu bucluc sau porno balamucYear: 2021Country: Romania, Luxembourg, Czech Republic, Croatia, Switzerland, UKLanguage: Romanian, English, French, Czech, Russian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Radu JadeMusic: Jura Ferina, Pavao MiholjevicCinematography: Marius PanduruEditor: Catalin CristutiuCast:Katia PascariuClaudia IeremiaNicodim UngureanuOlimpia MalaiAndi VasluianuAlexandru PotoceanDana VoicuGabriel SpahiuAlina SerbanAlex BogdanPetra NesvacilováRating: 7.2/10English Title: Do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the End of the WorldOriginal Title: Nu astepta prea mult de la sfârsitul lumiiYear: 2023Country: Romania, Luxembourg, France, Croatia, Switzerland, UKLanguage: Romanian, English, German, Hungarian, ItalianGenre: ComedyDirector/Screenwriter: Radu JudeMusic: Jura Ferina, Pavao MiholjevicCinematography: Marius PanduruEditor: Catalin CristutiuCast:Ilinca ManolacheOvidiu PîrsanNina HossRodica NegreaDorina LazarLászló MiskeUwe BollKatia PascariuSerban PavluMariana FeraruDaniel PopaAlex M. DascaluSofia NicolaescuCostel LepadatuClaudia IeremiaRating: 7.7/10

原文发表于Cinema Scope Online, CS96, Features,From Cinema Scope Magazine, TIFF 2023作者：Jordan Cronk翻译：不会英文的雕刻时光

《Cinema Scope》96期新刊封面对许多电影制作人来说，疫情阻碍了制作，削弱了创造力，但对 Radu Jude 来说，似乎只是激发了他的灵感。

这位多产的46岁罗马尼亚导演近年来变得格外狡诈和挑衅，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他进入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将当代形象文化和我们时代的社会政治荒谬性作为细致分析的对象，同时也是同样关注的讽刺对象。

像他获得金熊奖的作品《倒霉性爱发狂黄片》（2021）一样，《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是 Jude 的最新作品，最近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得了特别评审团奖，它感觉就像是从全球潜意识中自发爆发出来的，一个现实和虚拟交织愈发频繁的空间。

与他在2000年代末期作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一部分的起源相去甚远，Jude 现在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讽刺或散文小说，这与他在《喝彩！

》（2015）中对西部片形式的玩味、《受伤的心》（2016）中对时代片的涉猎，以及他在档案纪录片《死去的国度》（2017）和《火车出站》（2020）中对罗马尼亚多变历史的持续探索截然不同。

如果在 COVID 期间人们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因为强制隔离和社交媒体言论的增加、恐慌煽动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Jude 最近的电影反映了形式和内容上的这种裂痕，呈现出一种拼贴美学，在这种美学中，主题和观念的辩证自由地在多样的叙事模式和图像传统之间互动。

聚焦于零工经济时代的劳工问题，《不要对世界末日期待过多》是一个无情而滑稽的故事，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了安吉拉（伊林卡·马诺拉切饰），一位超负荷工作的制片助理，被委托为奥地利一家公司拍摄有伤的工厂工人的面试录像，用于制作一部工作安全视频。

这家公司的营销总监，自然是歌德的曾孙女（由尼娜·霍斯饰演）。

这一部分以16毫米黑白胶片拍摄，在一个多小时长的时间内展开，是两个章节中更为长篇的部分。

有时，它看起来像是一部城市内的公路电影，Jude 通过聪明地加入卢奇安·布拉图1981年彩色影片《安吉拉前进》的片段来强调这种相似性。

这部电影是一部关于女出租车司机生活的作品，由此，Jude 将片中主角开车穿越布加勒斯特的场景与《安吉拉前进》的类似镜头形成了对比。

布拉图的安吉拉是一个无助的浪漫主义者，而 Jude 的安吉拉则是一个坚韧的愤世嫉俗者。

她在面试之间来回穿梭，狂放着罗马尼亚的 Turbo-folk 音乐（歌词示例：“给我那笔钱 / 给我看那笔钱”），在电话里抱怨她的老板，疯狂地喝下能量饮料，对其他司机的性别歧视言论表示反感；在某个时刻，在两次会议之间，她接载了自己的妈妈，以便将祖母的遗骸转移，以免一家建筑公司挖掘出墓地。

在安吉拉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空闲时间：一切都可以货币化。

在电影中最出色的笑料中，安吉拉采用了一种在线虚拟人格，像安德鲁·泰特一样。

她隐藏在一个面部应用程序后面，对社交媒体上充满仇恨言论和粗俗话语，似乎是为了从日常工作的压力和微侮中寻求释放，但也可能是为了赚点小钱。

（在一个设在片场的有趣时刻中，扮演自己的德国导演乌韦·博尔暂停了一部巨大杀人虫电影的拍摄，与安吉拉一起拍摄视频，并抨击了他的批评者。

）随着夜幕降临，安吉拉的一天结束了，电影第一部分粗糙的外观让位给了更短但更严格的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中，受伤的工人奥维迪乌（奥维迪乌·皮尔山饰）被选中出演安全视频，却被迫改变故事的细节，接受事故部分责任。

这一部分以高清彩色单固定镜头拍摄，在奥维迪乌瘫痪的工厂外进行，以制作团队的摄影机视角呈现；当导演从幕后要求调整措辞（“不要提及俄罗斯”）和布景时，各种工作人员，包括安吉拉，都会开玩笑地闯入画面，而奥维迪乌和他的家人则目瞪口呆地坐着。

在许多幽默和旁白中，有几个指向无声电影的参考，特别是《工厂大门》（1895年）。

像卢米埃尔兄弟一样，Jude 对电影的纪实价值以及现实如何突破虚构框架很感兴趣。

你可以在第一部分的结尾看到这一点，当谈论一个危险的高速公路时，片中出现了一段无声的镜头，展示了为死于车祸的人立起的十字架；在《安吉拉前进》的片段中，Jude 偶尔放慢镜头，聚焦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罗马尼亚生活中一些不那么理想化的细节；还有在一场令人愉悦的电影骗局中，原版《安吉拉》中的演员多丽娜·拉扎尔意外现身，与她现实中的对应角色对戏，产生了等而反之的效果。

这只是这部自由自在、难以预测的电影中的众多时刻之一，它提醒我们，虽然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可能是徒劳的，但从电影中期待一些东西仍然是值得的。

《Cinema Scope》：我已经看了这部电影两次了……Radu Jude：我道歉。

Scope：不，这是合适的，因为你的电影涉及劳工和工人权利，在我两次观影之间，SAG-AFTRA罢工开始了。

你有关注目前发生的情况吗？

Jude：除了远距离象征性地支持之外，实际上并没有。

好莱坞体系与我们在罗马尼亚的经历相去甚远。

我没有看到《芭比》或《奥本海默》[编者注：此后 Jude 看过了《芭比》和《奥本海默》]，但它们感觉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另一回事；他们应该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好莱坞所做的事情。

话虽如此，当我说我支持它时，是因为有时候，经过多年之后，这些想法会从好莱坞传播到边缘地带——甚至到罗马尼亚。

罢工的问题之一是制片公司能够永久使用某人的数字形象。

当他们在需要大量人群的场景中复制演员的身体时，这已经在发生。

我可以想象，如果在罗马尼亚也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也会想要100%地使用它。

Scope：你的电影本身并不涉及人工智能，但片尾注明电影是“由 Radu Jude 亲自编写和执导的”。

你如何定义2023年的个人电影制作？

Jude：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小笑话。

你知道谁用过“亲自编写和执导”这个词吗？

埃里希·冯·斯特劳姆在《贪婪》（1924年）里用过。

所以那是对他的一个迂回致敬。

那只是我在做片尾字幕时的一时冲动。

而且我想我当时也喝了一点酒……事实上，我对个人电影制作并不感兴趣。

我认为这个词在艺术电影和欧洲电影中被滥用得太多了。

你总是要“个人化”才能被认为是相关的，甚至才能获得资金支持。

有些资金申请会问：“你和你的主题有什么个人关系？

”然后人们会写道：“哦，这是关于我祖母的故事”，或者“我在度假时发生了这件事。

”我的看法是你不必以这种方式来个人化。

我坚信——我知道这是作者主义的观点——布列松在《电影札记》中所说的：用这样的方式拍摄电影，让其中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无法呈现的。

这可以是你拍电视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或实验电影时的情况——你可以在任何东西上留下你的烙印。

也许随着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对我来说，电影提供的将现实记录并转化为图像的可能性非常强大。

而那并不是个人化的东西。

我曾经在电视和广告领域工作过，那里也有个人愿景。

只不过那是你老板的个人愿景而已。

Scope：零工经济对你的电影制作有没有产生影响？

或者你是否察觉到欧洲制作模式在后疫情时代对自由工作者的依赖上发生了变化？

Jude：嗯，我们必须记住，欧洲各国之间的情况是很不同的，即使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

这部电影前半部分关于制片助理的故事实际上来自我多年前作为制片助理的工作经历，后来又担任广告导演。

所以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的，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至于私有化劳动方面，罗马尼亚发展了一个对工人并不关心的系统，无论是在建筑工地、超市工作还是作为电影或广告团队的一部分。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你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感激，并基本上允许自己被剥削。

革命之前，公共言论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私有化，有我们为之工作的公司和企业主，那么一切都会得救”，这是因为该国被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所贫困化和几乎摧毁。

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走向新自由主义模式，拥有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那就会是天堂。

我并不反对自由市场——我认为它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但前提是它必须受到控制。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我22岁时，我是在罗马尼亚拍摄外国电影的助理和副导演，连续工作28个小时并不是什么例外。

有时候甚至是45个小时。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是50多个小时——基本上是连续两天的工作。

如果你抱怨，人们会说：“你想要什么？

这就是应该的。

拍摄的一天开始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那就像一种口头禅，我也相信。

我像这样工作了很多年。

在工作了30或40个小时的拍摄之后，你需要三四天来恢复状态。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剥削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和生活。

安吉拉的故事灵感来自一位制片助理的案例，他在工作了很多小时后对老板说：“我累了。

我需要休息。

”老板回答说：“喝杯咖啡。

喝罐红牛。

再坚持两个小时。

”结果那个人死了。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当然，我认为电影可以通过这些更为狂野的态度得到良好的推动。

我认为这种未开化的本性需要以某种形式存在。

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关于赫尔佐格拍摄《上帝之怒》（1972年）或科波拉拍摄《现代启示录》（1979年）的故事时，感觉非常英勇。

在早期，当我们被要求工作20个小时然后驱车前往另一个地点时，那种感觉是神奇的，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感觉。

但我现在不再完全这么看了。

作为电影制作人，你可能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但对于你周围工作的人来说，并不是那样的。

他们不在乎你的电影是否会赢得奥斯卡，或者是不是一部烂片。

他们只是想完成拍摄然后回家。

Scope：基于这部电影和《倒霉性爱发狂黄片》，我觉得你对待社交媒体的方式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你能谈谈你在Instagram、Facebook和TikTok上进行的研究，以创造安吉拉的另一个自我吗？

伊琳卡·马诺拉切在角色中带来了一些个人或特定的东西，这些在剧本中没有吗？

Jude：伊琳卡之前在我其他作品中出演过小角色。

我非常钦佩她作为一个演员和一个人，我一直想和她合作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

在疫情期间我在开发这个剧本的时候，她创建了这个虚拟形象，并开始制作这些Instagram视频，她在视频中扮演了这种愚蠢的男人形象，正是电影中所见的那样。

看到视频的反应是很有趣的：有些人鼓励她，说，“哦，这很有趣”，但也有人对她的做法持敌意，非常反对她所做的事情。

有职业演员、剧院导演和评论家说：“演员不应该这样说话。

这不是演员应该创造的东西。

”但她回应道：“嗯，我们正处在一场疫情中，这是我做工作的一种方式。

我在创作小电影。

”当我意识到安吉拉角色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时，那时我给伊琳卡打电话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合作扮演一个更大角色的机会，但我想要选定你的虚拟形象！

”她在那些场景中的对话混合了我写的内容和伊琳卡在她的视频中已经做过的事情。

她把那些表演看作一种女性主义行为，但这是夸张成了漫画风格的女性主义——通过极端夸张来塑造的角色。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思考这个虚拟形象如何为角色、虚构、现实、纪录片以及当今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些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我对此着迷。

也许你见过Facebook上一个页面叫做“AI Generated Nonsense（人工智能生成的胡言乱语）”。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视频，名为“米老鼠服用了酸”。

它是由一个AI程序制作的，非常滑稽——美妙极了。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Scope：你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很多时间吗，还是这主要是为了电影而做的？

Jude：我有所有的社交媒体应用。

我不怎么发帖，因为发帖太耗时间了。

那是工作。

我没有那种精力。

我想这样说也是对的，我在做研究，因为我总是在开发不止一个项目，我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吸收东西。

就像奥古斯特·雷诺瓦尔说的：“在点燃火炉之前，你需要把柴火放进去。

” 在这个意义上，是的，我需要充实自己。

此时我已经不太看得出Facebook的帖子、推特或Instagram图片之间有多大区别了。

有时我会保存我喜欢的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拥有它们，也许这个引语或这张图片可以用在这个项目上。

去年我最大的发现，也许在开始电影之前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就是伯恩·波特，他发明或理论化了所谓的“发现诗”的概念。

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我想他也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他的书中充满了诸如数学方程式之类的东西，他邀请你将其视为诗歌，强迫你的思维以某种方式看待事物。

突然间，从这种视角看事物时，你会发现在线上，在Twitter上，就像某种形式的诗歌。

当你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滚动时也一样——有时图像和文本会融合或重叠，你就会看到一种艾森斯坦的蒙太奇。

我试图通过这种框架来看待事物，就像电影的一刹那。

大多数时候它是糟糕的或垃圾电影，但有时却是辉煌的。

也许是因为算法的原因，它们可以创造出有趣或真正迷人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YouTube上听梅西安的《鸟类目录》，结果被一个鸡肉三明治的广告打断了。

那是一个精彩的蒙太奇，一个精心编辑的瞬间。

Scope：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安吉拉开始新生活》（Angela Moves On）的情况吗？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它的，在罗马尼亚它是如何看待的，你为什么觉得它会与电影的现代故事很搭配？

Jude：我的电影构思了两个部分，但最初的第一部分只是关于一个助理漫无目的地驾车。

我觉得这一部分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开始想，也许有一些关于女司机的旧罗马尼亚电影。

我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只是在一两年前看过《安吉拉开始新生活》，而且我并不是真的喜欢它。

里面有些东西我是喜欢的，但对我来说，它并不是那个时期罗马尼亚为数不多的真正好的电影之一，那时卢琴·平蒂列和米尔切亚·丹尼利克在创作他们最重要的作品。

导演卢西安·布拉图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制作人，我觉得他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赚钱。

他并不是因为颠覆性或反对体制而出名。

你不能真的公开反对体制，但有其他电影制作人比他更直接。

但后来我重新看了这部电影，意识到它比看上去更为复杂。

渐渐地，我发现这部电影有所有这些小小的cinéma vérité式的场景——非常短暂的片段，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现实，你真的不应该看到的，比如人们在排队等食物或是破旧的地方。

有时它们只持续半秒钟，但我觉得布拉图在这些片段中是非常颠覆的。

我很早就想到，我的安吉拉最终会与早期电影中的原型相遇。

但当我对我的摄影指导说这个想法时，他误会了：他以为我是指两部电影之间会不断融合剪辑，但这并不是我的意图。

但当他说到这一点时，我心想，“嗯，也许这会是一个更好的主意。

” 所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容易处理的结构。

我选择了与早期电影相近的地点。

不是再提艾森斯坦，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将两组图像进行对比。

在剪辑时，当我将图像放在一起时，我发现这个想法相当引人注目；即使对我来说有时也不是很清晰，我想对于非罗马尼亚的观众来说更不清晰——图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但同时，如果我们把这部电影看作一种拼贴，也许总体印象比强调任何一个部分更重要。

最重要的是看到在一个受政治控制和审查的社会中创造图像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一个至少相对于早期时代具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中创造图像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部电影也是关于布加勒斯特的。

为什么今天的布加勒斯特看起来比过去糟糕得多？

其中一部分是宣传，因为那个时代的许多图像和电影都是为了展示布加勒斯特最美好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放慢了《安吉拉开始新生活》中那些不太美丽的时刻——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另一面。

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在革命30年后，布加勒斯特的状况也糟糕得多。

我们为什么让这种情况发生？

现在人更多，污染更严重——汽车开上人行道，建筑物在倒塌等等。

我读到说它是世界上拥堵第二严重的城市。

我认为电影可以通过将一个图像放在另一个图像旁边来展现这一点，并通过这样做向观众提出这个问题。

Scope：你的电影经常涉及电影和历史再现，但你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特别涉及了现代图像文化和图像的泛滥。

你认为这些主题在美学上影响了你的作品吗？

Jude：是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我并没有真正的风格。

多年来，我对此感到难过。

所有最伟大的电影制作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你看到洪尚秀的电影或约翰·卡萨维蒂斯的电影，两秒钟就能认出来。

但我不再那么在意了。

就像我说的，我对电影制作中的个人视角并不是特别在意。

我认为自己是电影的工作者。

我越来越少地考虑自己，更多地考虑如何制作电影——如何实际地去创造它。

其次，正如你提到的，我的电影经常涉及历史。

起初，我试图拍摄处理罗马尼亚历史黑暗部分的电影。

当你这样工作时，你从实际角度发现了表现问题是巨大而且非常重要的。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你不一定能通过当代视角来探索这个问题。

但一旦你开始这条道路，你会意识到表现问题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如今有了所有新工具和平台的情况下。

今天，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难以定义、建立、表达，让它成为电影话语的一部分。

可能不太明显，但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讲故事——叙事电影。

虽然我认为传统的三幕叙事电影可以运用得非常出色，但我也感觉到它的局限性。

在文学中，有空间留给经典著作，比如巴尔扎克的故事，但同时也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或威廉·巴洛兹的位置。

它们仍然在使用叙事，但方式不同。

我觉得电影中并没有那么多这样的表现。

对于这部电影，它的模式是文学的，具体来说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

在那本书中，你有一个虚构的故事，同时也有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故事——它非常实验性。

它混合了媒体。

你有纯粹的叙述与新闻报道的拼贴相结合。

对我来说，我的故事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探索新的方向。

除了受到多斯·帕索斯的启发，电影中的一切都与电影史有关。

有时，回到历史的前两三步是向前迈进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部电影，我想回到某种原始的电影——例如，安迪·沃霍尔的电影。

我不是指第一部分的影像是黑白的，而是摄像机——除了几个镜头之外——是固定的。

我想探索如何为固定的摄像机进行布景。

我没有沃霍尔那种勇气，把胶片放进摄像机然后让它运行，但我们通常只做一两次拍摄。

我知道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但我认为我们也可能会得到一些东西。

我的品味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未经雕琢、更为粗糙的电影风格。

我在电影中想要避免的一件事是一个好的节奏。

我想也许如果节奏不平衡，那可能会有一些值得实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的第一部分有两个小时长，而第二部分只有40分钟。

我觉得在这种未经打磨的方式中可能会发现一些东西，甚至可能是一些美好的东西。

如果我要制作一些未经打磨的东西，它需要在各个层面都是未经打磨的：持续时间、结构、写作等等。

Scope：路边纪念碑的镜头序列感觉像是找到两部分之间合适过渡的关键。

你是如何想到使用这条道路及其名声作为从电影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的过渡方式？

Jude：对我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桥梁，而是电影的另一个方面，为拼贴的想法增添了元素。

从技术上讲，它是电影中间的一个无声纪录片——这有点荒谬，但我想把这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

很多早期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建议删掉这一场景——他们说它没有效果，毫无意义。

但其他人真的受到了影响，而我也受到了影响。

你看不到暴力，但我想让人们了解罗马尼亚道路上发生的这种屠杀的现实，这种事故的死亡人数总是名列前茅。

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有很多：警察不执行法律、人们过度劳累、道路质量差。

我读了一篇关于这条道路的报纸文章，我立刻知道我想拍摄这些十字架，看到它们的数量，并将其呈现在电影中作为一种纪念。

也许通过将所有这些图像放在一起，一些事情会被揭示出来。

还有与故事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个女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这些受害者之一。

Scope：让我们谈谈电影的最后部分。

它一直构思为一镜到底的吗？

Jude：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但这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电影的起源，有点琐碎。

大约四年前，我患了面瘫。

我的面部表情扭曲了；几个月里我不能说话，也不能闭上右眼。

现在已经治愈了，但当时很烦人。

在治疗期间，我记得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我必须拍摄一个工作事故中瘫痪的人的证言。

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我作为导演拍摄那个视频证言时的经历。

渐渐地，我开始看到公司是如何试图愚弄这个受害者，把责任归咎于他的。

我没有勇气辞职然后说，“去你的”，但我决定只是拍摄他，让他说他想说的，不对任何东西进行审查。

但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因为公司拥有这些影像。

他们最终按照他们的意愿编辑了这些镜头。

所以那个场景是对那件事的一种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事看起来越来越相关。

至于单场景拍摄，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但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以其他方式拍摄这个场景。

这是一种视角的变化：突然间电影是通过这个工作组的摄像机拍摄的。

一方面，它是实时拍摄，但另一方面时间也被压缩了。

使我决定使用固定摄像机的是伤员、他的家人和背景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这个镜头起作用，是因为你在画面中间有伤员和他的家人，所有这些声音都来自摄像机外部，试图愚弄伤员，而背景则格外有趣。

左边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工厂，可能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工厂，但现在已私有化；背后是一座新建的公寓楼，模仿了旧的共产主义建筑，可能更加拥挤；右边则是一个新贵的别墅和一个地堡，看起来不合时宜，但考虑到战争和罗马尼亚靠近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相当不祥 [编者注：去你的普京]。

将所有这些东西放在同一个画面中使得这个镜头具有一种散文特质。

里维特曾经说过，电影的力量不在于讲故事或拍摄演员，而在于通过镜头或镜头之间的元素进行散文式的并置来产生观念。

凭借我的一点能力，我觉得这个镜头可以反映这种散文的定义。

Scope：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繁忙和嘈杂的镜头，但在场景展开和编排方式上，我实际上想起了无声电影，更不用说对梅里埃斯和卢米埃尔兄弟的参考了。

你能谈谈无声电影对这部电影这一部分的影响，以及它在你最近作品中作为主题参考的运用吗？

Jude：无声电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可能重新焕发新生。

我现在正在阅读狄德罗的《致命主人雅克》，它比许多新叙事和小说更加自由和现代。

如果你看一些无声电影，它们通常会显得更加自由。

也许那是因为它们是在开端出现的，当时还没有确立规则。

但是环境在变化。

如果你现在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它不显得原始，而是显得激进。

我认为引起我的兴趣的是无声电影美学的潜力，其中许多被后来的人实现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潜力都得到了实现，许多潜力又因为环境的变化而重新显现。

如果不是无声电影形式，那TikTok或Instagram的故事又算什么呢？

显然它们有声音，而且是数字化的，但美学更接近原始电影。

在罗马尼亚的TikTok上，有人制作小纪录片或表演性视频，甚至还有和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一起演的小虚构故事。

对我来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回了电影的开端。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用手机开始创造一种电影。

在美学上，或者与大型重要电影相比，可能意义不大，但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一种创作故事的欲望，一种将两个图像组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东西——有时是一个糟糕的笑话，或者一个梗，但有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无声电影美学的黄金时代。

Scope：你经常在叙事和非虚构项目之间交替，但你越来越多地在虚构电影中整合纪录片元素，这些电影本身变得更加碎片化和辩证——仍然以叙事为驱动，但不再那么依赖传统戏剧，更倾向于混合方法和材料。

你在多大程度上区分这些模式？

Jude：你们现在叫它什么来着，混合化？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危险的词。

我曾和一位纪录片节的策展人讨论一部获奖的电影，我知道它在纪录片形式下实际上是一部虚构作品，她说：“哦，我不在乎。

影像就是影像。

一切都有同样的价值。

”尽管我理解这一点，并意识到新浪潮电影人几十年前就谈论过这些想法，但我对将档案材料呈现为虚构或使用假档案材料来创作伪纪录片或虚假纪录片仍有抵触情绪。

这涉及认识论的问题：你怎么能相信图像？

但对我来说，有些界限我是不能逾越的。

我不是说它们不能被突破，而是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或观众，我不能逾越这些界限。

在我的电影中，我希望你能理解电影是如何构建的。

我对观众非常诚实。

电影的构造非常明显。

但当你看到一部电影，比如使用8毫米家庭影片并有人叙述他们的生活故事，最后发现这全是虚构的——我对那种事情有强烈的反应。

所以我做的是在虚构中混合它们。

在虚构电影的范围内，你可以包含纪录材料，只要你展示它们被用作虚构的一部分的方式和原因。

Scope：在你离开之前，我可能应该问问尼娜·霍斯的事情，但我更想知道乌韦·博尔是如何参与到这部电影中的。

Jude：一旦我决定让PA角色在整部电影中不断地从一个地方驱车到另一个地方，我知道我想让她最终停下来参观另一种类型的电影片场——与她正在做的那种影像工作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思考这可能是什么样的电影：也许是罗马尼亚电影，或者是一部大制作的好莱坞电影，或者是一部科幻电影。

在某个时候，我想起了乌韦·博尔——我看过他的几部电影，当然它们和我的风格相当不同。

但我记得10到15年前影评人为他停止制作电影发起的请愿。

他对此的反应让我印象深刻。

我想到了他经历了多么艰难。

你可以评价他的电影是好还是坏，但他有坚韧不拔的品质让我印象深刻。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榜样——也许不是制作出伟大电影的人，但他仍然前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信邀请他来扮演这个角色的原因。

这篇J. Hoberman的文章名为《糟糕的电影》，他对烂片有着非常有趣的看法，认为从某个角度或通过某种框架——回到发现诗歌的概念——甚至一部烂片也能被挽救或转化为有趣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不能制作出好电影，那么这个想法将成为我的信条。

所以我想向那些人们认为拍烂片的电影制作者致敬，尽管在乌韦·博尔的案例中，我认为这不是事实。

有那么多人在制作烂片，但你从未听说过。

博尔之所以出名并有观众，就是因为他的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可以列举出30位罗马尼亚制片人，他们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电影制作者，但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停止。

Scope：真正的问题是，你会和评论家打架吗？

Jude：不会！

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像乌韦·博尔那样擅长拳击。

我的立场和戈达尔一样：我认为评论家和电影制作者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

它是电影的一部分。

我喜欢评论家。

我喜欢阅读评论。

我需要阅读评论。

我需要了解电影的历史。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只能受到其他艺术家或电影制作者的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试图阅读作家和电影制作者的采访，或者制作者写的关于他们工作的书籍，比如布列松的书或布努埃尔的自传。

这是非常有用的。

但有时候电影制作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太狭隘，只通过自己的镜头和口味看世界。

有时评论家或历史学家可能更加开放，能够让你作为读者更加意识到，一个你可能真的不理解、不喜欢或不明白的电影中可能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电影制作者应该试图对电影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有批判性的回应，而写评论的评论家本身也是一个创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制作电影。

所以不，我不会和评论家挑战拳击比赛；相反，我会邀请他们进行对话。

我感兴趣的是思考电影及其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