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标题有开玩笑的成分， 拿《我不是药神》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公平的。

让-马克·瓦雷当然要比文牧野高明得多，《达拉斯》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也都完爆《药神》。

但是那部奥斯卡名作毕竟是大洋彼岸的故事，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

《药神》就不同了，它是一次对我们身边人情世故的生动再现。

甚至，你能从中看出《辛德勒名单》的影子。

当徐峥饰演的程勇准备重新卖药时，找出那份当年的患者名单，让刘思慧（谭卓）帮忙联系。

在场的人问他：“你这次准备卖多少钱？

”程勇斩钉截铁地说：“500”。

这个在工厂里的戏，无论从运镜、剪辑、场景设计还是表演来看，像极了斯皮尔伯格的黑白经典。

因为《我不是药神》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本篇还是要着重聊聊这部电影本身，但也会不可避免会说到陆勇药案这件事上。

《药神》是那类典型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价值的影片，题材是它得以取胜的不二法宝。

当这个选题被拍在制片方的桌上时，任谁都能看出来其成为爆款的潜力。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命运困境的描绘，还有其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隐约可嗅的敏感性，都将成为影片的卖点，保证其热度的持续。

包括徐峥和宁浩二人，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种重要的加持。

徐峥之前的《幕后玩家》让人感到失望，虽然票房到了3.6亿左右，但是相比同期的《后来的我们》，还是被碾压了。

不过，徐峥在《幕后玩家》栽了跟头，又《药神》重新站了起来。

《药神》有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一切元素，包括宁浩与徐峥的那种幽默感，故事本身流露出的苦难观与现实性。

确实，这部电影将引发人们对慢粒白血病和陆勇药案的新一轮关注，会让某些社会问题重新被人们重视，这是影片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影片本身高开低走的质量，以及其在题材上的挖掘程度，又让它显得并非那般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药神》只能称得上半部好片。

前面说了，身边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拿它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当然是比不过的。

如果在对题材表达的充分和深度上分成五个级别的话，《达拉斯》基本做到了底，《药神》大概也就是二级水平。

这一点并不值得拿来大书特书。

在相对敏感的题材上欲言又止的片子也不少，很多也能给人留下持久的深刻印象。

另外，光是以对题材的挖掘程度去评判，无疑也是片面的。

但是《药神》在表达和艺术效果上，差《达拉斯》很远，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故事看起来如此贴近，如此真切，自然就能将其本土性优势尽数发挥出来。

本质上，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LGBTQ题材兴起之时的作品那样，基本角度是对边缘群体挣扎的关照，以及不平等社会规则的批判。

此外，它还遵循了现实主义框架中塑造英雄的手法，并以这种方式去表述更大的命题。

这一点与许多韩国电影不谋而合，既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不仅如此，本片在服化道等许多方面都非常“韩影范儿”。

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通过一个极其和谐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少了许多余绪，消解了类似韩影中那种温暖与冰冷交织的纠结况味。

因为素材的缘故，《我不是药神》自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严肃性，但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电影。

主要在于其对一众小人物的把握，是完全遵循类型片范式的。

程勇从一个只为赚钱的神油店主，到真心真意帮助病人的无私善者，就是John Truby所谓的“从成人到领袖、从玩世不恭到积极奉献”的主人公转变原则，也可以被看做是Cynthia Whitcom主角六层次理论中“自我、家庭、社团”的递进。

并且实现的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改写或拓展。

这种类型化的角色弧光，我们在好莱坞等主流电影中看到过成百上千遍了。

但它仍然奏效，仍然能打动我们，就在于其建立在对观众心理的漫长研究和揣摩基础上，几乎是唯经验论的。

这个基础就是同理心，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电影便可利用这些类型化角色让观众产生共情。

但是，《药神》在人物塑造上仍会给人浅薄刻板的感觉，有功能性的意味在里面。

程勇作为主角，再加上徐峥还算到位的演出，称得上是类型角色中较为饱满的刻画。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的黄毛，谭卓的刘思慧和杨新鸣的刘牧师，通过几次块状化的重点着墨，也算是立住了（牧师要显得单薄的多，多数时候承担次要笑点），只不过显得比较过火，并且还是免不了陷入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药神》在故事建置的阶段还算尚可，虽然没有任何新颖的叙事手法，但是分寸拿捏的好，足以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几位主要角色的登场也都显得错落有致。

结果到了一年后的情节出现之后，影片作者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于向观众输出边缘群体那所有的挣扎、无奈、艰难与彷徨。

从吕受益，到黄毛，再到程勇自己，几个煽情段落的编排相当激进，毫无保留，而且非常密集。

直到程勇最终被抓捕归案，那拥有主旋律配乐的“十里长街送药侠”的结局，其影像效果简直令人胆颤。

偏激点说，已经属于“狗血”了。

所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不够节制，尤其后半段，几乎不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或者说，后段所表达出的内容和大量的情感宣泄，只想留给观众一种思考结果，里子仍是将事件二分化的简单趋向。

对于一个复杂严肃的原始素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正在进行时的真实事件，影片这样的处理手法值得商榷。

不说与现实的关系，单就这种方法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让本来更高级的一部作品，自降了几分水准。

所以《药神》在我这只能被视为半部好片，因为我看到影片作者因为表达上的急切，最终牺牲了叙事应有的节奏和韵味。

他的形式基本是流程化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手法，人物算是生动，但很难说多么独特而深入人心。

作者的观点铺的太早，讲的又太满，却仍嫌欠缺深度。

故事很扎心，容易让人共情。

尤其后面大段大段的煽情，有种强扭之感。

至于题材上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事件本身早已被广泛报道，再加上如此规规矩矩的本子，过审空间本就很大。

它的冰雪聪明不仅在于对审查红线的规避，同时还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料理故事。

本文提出来的这些遗憾之处，而作者本身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却仍然这么做了。

因为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项目开发本身来讲，这样做是最保险的。

一方面，一些“要求不高”的观众对此完全不会在意，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足够了。

所以《药神》天然有着话题性极高的故事，只需要本分地讲出来，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的舒服，同时为了挤占票房空间，还不能做的太过沉重，得适当加点娱乐底料，齐了——这不就是那种老师傅手艺的“行活儿”么。

因此，还未上映便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精打细算的电影。

它在某些时候当然能打动我，却无法让我为之难以忘怀。

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很难让我承认是一部好电影。

延展一下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与影片本身没什么关系。

《我不是药神》将陆勇塑造成善人、英雄，基本上与几年前主流媒体的套路一样，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位国内印度仿制药代购第一人，首先与影片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而片中的程勇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油店老板。

其次，现实中的这种药叫“格列卫”，片中改成了“格列宁”。

而真实情况是，陆勇曾先后代购过两种印仿药。

第一种药是其2004年代购的Natco公司的Veenat，四千块一瓶。

影片里的药应该就是这种，这种药与国内患者服用的天价正版药效果一样，他也因此被视为拯救了上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慢粒圈的英雄。

但是七年之后，他突然将代购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的Imacy，后来因为这种药的购买者太多，陆勇网购银行卡才被抓。

当“陆勇假药案”曝光的时候，也正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问世没多久，所以实际上在这部影片被改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将陆勇比喻成了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Imacy上。

如果说Veenat是货真价实的印仿药，是被我国法律强行按上“假药”标签的真药的话，那么这个Imacy就很可疑了。

首先，这个药在印度的药店都买不到，而制药公司Cyno的地址，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之后根本就不对，一些药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一家“坏公司”。

其次，在2017年3月底，该药被拿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份的检验结果显示，该药每100毫克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

再加上Cyno公司混乱的资料、奇葩的汇款方式和期限模糊的生产许可证。

这些都意味着，Imacy很可能是真的假药。

但是因为陆勇已经在患者圈里被神化，再加上慢粒白血病患者和家属们普遍缺乏了解渠道，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几乎没人质疑他代购的新药Imacy。

去年六月份，GQ发布了一个专题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一篇非常高水平的文章，也是乏人问津。

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复杂曲折。

相对于《药神》，我更想看看这篇报道的调查写作过程将如何被电影讲述。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

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

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

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

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

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

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

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

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

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

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

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

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以陆勇事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

何为仿制药？

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

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

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

“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

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

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

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

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

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

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

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

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

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

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陆勇购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

陆勇供图。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

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

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

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

”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

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仿制药是假药吗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

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

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

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

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

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

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还是价格惹的祸！

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

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

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

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

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

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

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

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

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

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

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

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

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而中国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有“世界药房”之称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

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

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

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

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

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

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

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

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

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

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

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

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

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

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

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作者：菠萝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本文系独家内容。

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

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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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学社会学的，每年都会被好些片子搞得很尴尬。

影迷朋友问我：“这片子从社会学角度看怎么样？

”学术界朋友问我：“哎最近有个片子看了吗？

特社会学！

”我能怎么办？

只能打哈哈。

在社会学里以艺术见长和在艺术圈里标榜社会学，是一类电影的长项。

与之相匹配的，是他们的三板斧：在普通观众面前标榜“这是艺术”，在知识分子里标榜“这是生活”，在国际影展上标榜“这是中国”。

说白了，就是钻空子，搏出位，其实没把心思好好放在创作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片子除了上述两类朋友之外，基本没人谈论。

换句话说，它们只能吸引极小部分的观众——那些忍得了“艺术手法”的社会学者和渴望“走向现实”的艺术青年。

具体片名开出来费电，我就不说了。

对这类电影，我想求它们放过观众，也放过社会学。

但其实，我心里对中国电影是有期许的，那标杆不是大师名作，也不是百亿票房，当然更不是上述“影展电影”，而是那些真正能与大众共情，表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困惑，甚至能发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

我称其为“国民电影”。

这类电影，澳大利亚有《加里波利》，日本有《饥饿海峡》，印度有《摔跤吧！

爸爸》，都是切中社会议题，引发观影热潮的轰动之作。

它们的艺术手法不见得多么前卫，思想上不见得有多深邃，却依靠引人的话题、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形成现象级的观影热潮，甚至成为学界分析国民性格和社会心态的理想标本。

今日的中国电影，不缺票房，不缺话题，不缺奖项，甚至也不缺“风格”，独独这类“国民电影”不见踪影，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遗憾。

因为电影除了是艺术、商业和政宣之外，还是社会产品，产自社会，服务社会，体现民意和民情。

没有这个活水源头，几百亿的票房也不过是个热闹，无法长久。

这类“国民电影”才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电影”，而这样的电影，今年终于出现了一部，它名叫《我不是药神》。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只针对一些朋友的见解，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煽情。

有人觉得这片子煽情过头了，格调不高。

这个得从作品类型来说。

国民电影怎么可能不煽情呢？

它面对观众的本来就是广大普罗大众啊。

知识分子喜好纯粹的说理和客观，喜欢过度解读，没影儿的事都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

可是老百姓不一样，他们就要电影给出一个确定的“是不是”和“好不好”——你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来，下一步才是讨论和反思。

很多电影喜欢暧昧和模糊，其实不是因为节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自己就没想清楚。

再进一步说，煽情有什么错？

从情绪社会学的角度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宣传教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诱导消费。

而《我不是药神》的“煽情”，是为了让观众同情那些身患绝症的弱者，关注社会现实。

我们的银幕上，这样的戏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据说本来的版本更“煽情”，而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版本其实煽得还不够。

不是说我喜欢煽情，而是这个片子的情绪本来就非常浓烈，没有恰当表达出来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装”。

“病人长街送程勇”那段，“警官发现前姐夫是个英雄”那段，都应该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才对。

“煽”的手法不一定要像肥皂剧那样，出来个梨花带雨的女主角带领观众“一二三，开始哭”。

也可以是梅尔维尔式的冷峻肃杀，或是《教父》式的反差手法，但无论如何，“煽”本身都不是错。

第二，“卖惨”。

中国电影本来有“卖惨”的传统，这在儒学里头有名堂，叫做启发人心中的“善端”。

但同样是“卖惨”，境界可大有不同。

《芳华》、《我不是潘金莲》、《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再远一点，还有《英雄》之类票房霸主都以“卖惨”为高潮，但其中蕴含的悲剧力量，却离传统不远，都是小人物在向权力证明自身的无辜和无私，向当权者求个“良民认证”。

冯小刚和张艺谋那一代人，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如果有，必定是犯上作乱，所以他们蓄意削减了个人的能动性，主角不管内心多么油腻多么戏精，在国家面前还是以“受了委屈的好孩子”的形象出现的。

而《我不是药神》中的角色，都是新一代的公民形象。

公民者，不在于善发宏论，标榜号召，而在于对自身权利和责任有清醒认识，坚持“群己权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程勇听说有钱赚，背起背包就走，几个病友听说有药吃，合起伙儿来就卖，碰上卖假药的，该砸就砸，良心发现了，该赔就赔。

看起来都是小人物的小心思在活动，合起来，却构成了一组栩栩如生的公民群像。

有私心，有杂念，却也有良知，有担当，三观不纯，但并不扭曲。

他们并不依赖权力来认证自己的是非，有手有脚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求政府、企业、社会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最为成熟的上海，顺理成章。

第三，艺术上没追求。

电影有很多属性，艺术电影在形式上锐意求新，值得点赞，但没理由要求所有电影都把艺术追求放在第一位。

电影作为社会产品，本身就有社会价值，把承担社会责任，传播理念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把流畅和动人放在第一位，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是药神》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新潮，但是非常贴切，很好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任务。

程勇和吕受益追捕“黄毛”的一段戏，空间和动作的切换简洁明快，售卖假药现场的群殴段落，每个人的亮相以及轻喜剧色彩，程勇驾车离开黄毛的一幕，倒后镜里映出落魄的面容，这些都不是“没追求”的电影能做到的。

监制宁浩玩电影形式的能力，早在“疯狂”系列中就得到了证明。

导演文牧野虽然是新人，但是将电影感与故事内容结合得很好，这本身就可以被称为一种风格。

当然，有些段落明显受到了商业和审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斟酌。

例如抓捕王砚辉扮演的假药贩子的过程是不是需要那么长？

片尾对于“俱往矣，时代在进步”的强调要不要几次三番？

这些都可以讨论。

但就我自己而言，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最后，有人说这片子“回避主要矛盾”。

我真的不想说“广电总局又逆袭”了。

但这样的片子出现在银幕上，多少总是个进步。

这或许也说明，持续的努力总能换来一点理解，进而让艺术表达现实的空间再开阔一点。

这样的电影或许在自由表达方面没有做到100分，但只要出现在影市，肯定强过做足了100分但除了影展评委和小众影迷没人看过的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它打五星的原因——不完美，但它意味着很多。

关于外方药企的形象，刚看完时我也感觉过分刻板。

开发新药需要巨额投入，专利保护能促进医学进步这些道理，想想似乎顺理成章。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引发白血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量辐射和工业污染，这不是一个老百姓凭锻炼身体和科学养生就能百分之百远离的绝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都需要为无辜的患者负上一份责任，更不要说把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挂在口边的国家。

因此要不要把治疗这种绝症的特效药完全交付给商业逻辑来运作，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其中各自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影片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将这个问题带入了公共的视野，让更多人了解“药神”背后的故事。

这或许才是这部“国民电影”真正的贡献。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

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

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

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

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

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

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

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

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

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仿制救命药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

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

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

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

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

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

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

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

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

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

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

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

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

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

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

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

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

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

“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

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

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

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

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

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

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

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

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

“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

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

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

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

”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

”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

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

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

”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

”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

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

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

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

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

”尤努斯说。

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

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

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

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

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

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

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

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

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

“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

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

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

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

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

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

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

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

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

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

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

”陆勇说。

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

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

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

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

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

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

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

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

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

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

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

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

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

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

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

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

”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

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

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

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

“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

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

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

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

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

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

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

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

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

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

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

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

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

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

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

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

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

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

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

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

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

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

“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

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

”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

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

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

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

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

”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

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

“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

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

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

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

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

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

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

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

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

”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

“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

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

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

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

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

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

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

”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

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

”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

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

“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

“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最后的质疑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

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

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

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

”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

“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

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

“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

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

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

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

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

“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

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

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

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

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

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

”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

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

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

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

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

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

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

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

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

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

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

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

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

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

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

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

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

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

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

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

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

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

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

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

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

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

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

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参见报道原文：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

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

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

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

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

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

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

”“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

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

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

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

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

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

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

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

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

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

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

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

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

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呵咯吱窝的时候会笑，切洋葱的时候会哭，敲到膝盖下面就会有膝跳反应，这些都是被刺激到了，就会发生的生理反应。

给这本电影好评，可能也是出于这种类似的生理反应。

开头的上半场还有一些，类似于呵咯吱窝的剧情，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徐峥的囧途系列，我的笑点准确的长在宁浩的疯狂系列上，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扭动不停活像是被电影院的4D凳子打了一顿。

笑容很快会收住。

即使面对的是徐峥，其实徐峥演这种严肃的题材，有点吃亏，他这些年演的喜剧太多，生活里的喜剧也太多，别提还有童年时光的猪哥哥滤镜，他就是我小时候的小猪佩琪，我看着就想哼两下，对着这张脸很难哭出来，但他成功了。

别的演员都并不太熟悉，连周一围这样的著名优秀演员，当我们提到好演员时我们在聊谁的榜单人物，在电影里被我叫不出来的演员演技艳压了好多次，都没有大喜大悲的演技，也没有这种设计，大家都很平静的悲伤，就像真的一样。

回到电影的下半场，没有惊喜的时刻，也没有吃惊的转折，没有特效也没有特技，剧情在小小的高潮以后就是急转直下的发展，甚至连失望和死亡，你都并不吃惊，毕竟失望和死亡像是前情提要一样被焊在了电影的前提里，注定发生的剧情展开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简直像是感觉还能问下好——“啊，来了啊？

”“来了来了。

”你几乎猜得到每一小段故事和镜头的结尾，因为事实上故事的节奏设计相当老套，不仅是我电影看得多了我知道会这样发展，而是导演在设计上还加入了一些"倾盆大雨象征着主人公的凄凉内心"之类的明显暗示，以及一些"千万不能说是最后一次，说完就会死的啊"的观众熟悉的环节，比如橘子，比如回家。

而最熟悉的，贯穿全部电影的，是那种蛮长的没有尽头的，镜头之外都能感受到无穷坠落感的，穷和钱的痛苦故事。

每一个还在考虑电影票价是20还是40的人，对于病的窒息感肯定还没那么深入骨髓，但是穷的感觉，穷的感觉还能不明白么？

很难给出这样的故事差评，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而你没办法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差评。

所以电影给了生活一个差评，我觉得挺好。

以上是对电影112分钟之前的感想，最后5分钟的剧情是电影给了生活一个好评么么哒～

《我不是药神》这部极具话题性的影片，片名曾一改再改，中国药神，印度药神，生命之光……在筹备时漏出的只鳞片爪，已为它早早赢来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称号。

与其说是片方的宣传噱头，不如看作市场的期望和为它预支的赞誉。

毕竟这类与民生息息相关又颇具争议的敏感话题，在娱乐至上的影视行业向来少有人愿意触碰。

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以过人的勇气负重前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主角程勇，是一个在上海弄堂里倒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并非身患绝症的达拉斯牛仔，原本不会有“如果还有明天”那种末路搏命的赌徒心态，然而编剧赋予了他足够的冒险动机。

作为升斗小民，他的生活已经沉到谷底，无以为继的小买卖，急需手术的老父亲，咄咄逼人的前妻，割舍不下的儿子，一切都在催逼这个潦倒的中年男人放手一搏。

吕受益的出现给程勇指明一条生财险道，更由此逐步组建起一支小分队。

冷倔的黄毛默默干活最多，性感的思慧带来了高效的分销网络。

牧师的加盟既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又帮助程勇搞定货源的独家代理，还用他God bless you的口头禅给拍档们做心理按摩，为观众提供笑料。

他的身份与这帮人的行事构成有趣的反讽，让人想起古惑仔中劝陈小春信耶稣的重炮阿叔林尚义。

影片直到程勇收手转行之前的情节也恰如古惑仔式的浪漫历险，徐峥浮夸的演绎方式正适合这段漫画式的风格。

他纠集了这么一帮乌合之众，以其浑不吝的市井痞气，加上一点经商的小聪明，打出一片天地，既解决了自己家人的燃眉之急，又得以找回久违的尊严。

他在夜总会里扬眉吐气地向领班砸人民币的时候，顺便收获了一刻疑似爱情的心动。

比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本片不存在LGBT和艾滋病部分，也尽量弱化了病患与卫生机构的冲突。

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编剧聪明地树立了假药贩子这个靶子，给主角带来第一波麻烦，也从侧面提醒观众药品审查的重要性。

王砚辉演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反角，他扎实的话剧功底在不多的戏份中充分展示了这个奸商复杂的性格。

然而单以假药贩子为敌，不足以支撑影片立意，药企巨头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隐隐成为叩问对象。

吕受益的发病是关键的转折点，愧疚激发出程勇的良知，天人交战，他最终由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变成行善积德的勇士，与《辛德勒的名单》有相近的人物弧光。

虽然徐峥的表演习惯性流于表面，但剧本整体的设计和铺陈保证了人物每一步的行为都大体合理可信。

影片的表达手法比较克制，没有太过煽情，没有一味卖惨，反倒不断加入黑色幽默以中和沉重感，但由于题材和情节的原因，仍有好几处催泪的地方。

吕受益和程勇谈论做父亲的感受，他妻子对程勇口不言谢，仰首干掉大杯白酒，让人心旌激荡，周身暖意。

警察找病人调查假药时，那个患病的大娘替卖药人求情，句句发自肺腑，闻者动容。

值得改善的地方也有。

吃火锅散伙那一节众人的反应，略有些一厢情愿的刻意。

黄毛之死也稍嫌突兀，但在情绪升温和情节推动方面有其作用。

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可以理解是升华主题的需要，不过在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还可打磨。

一众演员都奉献了相当尽心的演出。

走出爱情公寓的王传君正一步步从当年的小鲜肉迈向准演技派，依稀有点年轻版王千源的即视感。

周一围饰演的警察爱憎分明，且有独立思考能力，无疑为人民公安的银幕形象大大加分。

谭卓的艳舞，杨新鸣的冷幽默，李乃文的道貌岸然，还有包租公宁浩的惊鸿一瞥，都让人印象深刻。

比比起优秀的剧本质量，和上佳的演员表现，剧组的选题方向和创作立场更值得赞赏。

影片在保证商业观赏性的同时，始终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草民疾苦，在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又艰难地维持住戏里戏外各方微妙的平衡，争取到了最大尺度的表达空间，主创人员可谓有勇有谋。

无谓将这部片捧上神坛，但就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在华语片进化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影片把生产格列卫的合规企业作为主要反角，既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适应审查的需要，毕竟批判资本家相对而言是最合理最安全的，不过未必公允，容易误导舆论。

经济学家早已普及过，并非药企一味赚黑心钱，而是经济规律使然，用于重大疾病的每一种新药，其研发成本动辄便以数十亿美元计，还要经历漫长的投入期，而且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若无相应的回报，便不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循环。

生命依赖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资本推动，资本全凭利润引导。

具体到中国，还要加上关税、渠道费用、以及其他难以厘清的成本，进一步将价格推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无良奸商。

亡命天涯的张长林一语道破天机：“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 影片主角的原型陆勇，与银幕上的艺术形象相比，传奇性有过之无不及。

他34岁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60余万元。

后来他找到便宜十几倍的印度仿制药，不仅保住自己的命，还介绍给无数病友。

他曾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里度过135天。

上百名白血病患者为其上书请愿，检方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撤销起诉，媒体更将其封为“药侠”。

云南省工商联都来请他介绍，与印度药企合作建厂，后来由于过多的商业活动以及牵涉假药代言，又引发媒体的质疑。

种种离奇的反转，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无论陆勇的行事方式和动机如何，他掌控自己命运的勇气值得钦佩，经其牵线得以救命者不计其数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病急乱投医，重症缠身的普通人不会关心经济学家说什么，也不会在意“药侠”赚了多少，他们只关注如何买到便宜有效的救命药。

患者和家属抗议药企的高价，诅咒着黑心的资本家，转身还是要抱团自救，寻找各种出路。

八十年代达拉斯的牛仔咆哮着“screw FDA”，穿越国境求助于墨西哥无牌医生。

二十年后腾飞的中国龙要同时处理污染、腐败、就业等诸多棘手的麻烦，遑论美国也头疼的医疗体制，无助的病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走私犯，西天取经般山重水远地带回印度象的山寨药。

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又是多么真切的世界性难题。

印度政府制定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基本相当于废除了药品专利，是以众多药厂能用低廉的成本迅速生产效力接近的仿制药。

然而这个被称为世界药店的国度，药品市场监管松弛，流程混乱，并没有权威的办法确定药企是否合规，因此全世界穷人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南亚次大陆时，也要自行承担未知的风险。

而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为何不效法印度实施药物强制许可，则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话题。

药品的注册监管是必需的，药企的高额利润也是合理的，病人的生存权利更是天经地义的，看起来这样的矛盾近乎无解。

程序的正义和人情的怜悯经常会发生碰撞，难寻两全之策，鼓励创新与普度众生如何并行，也有无穷争议。

影片最终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是列出了鼓舞人心的事实。

违法者接受惩罚，当权者也做了该做的事，格列卫被多个省份相继纳入医保，受到挑战的制度不断完善，人文关怀在加强。

这是令人欣慰的结果，然而依然任重道远。

天地不仁，宇宙有法，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也在承受代价。

折磨无数病患家庭的远不止白血病，各种癌症的靶向药价格仍是高不可攀，更多奇难杂症尚待攻克。

历史向前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不安分守己的叛逆者，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和欲望。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命本能的力量都是难以阻挡的。

再孱弱的病体，再微渺的灵魂，也会在长夜里苦苦支撑，奋战求生。

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人间就有光和热，虽然先行者本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燃成灰烬为人遗忘。

电影艺术的价值之一，便是以声光映画记录世间故事，撷取那些平凡而鲜活的生命所焕发的亮色，映照后来人的路，这也是本片可贵之处。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

最近最火热的电影当属《我不是药神》。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一部票房、口碑俱佳的国产电影了：点映期间票房即过亿，上映第一天已经有十多万豆瓣网友给出了9.0的高平均分。

要说它为什么火？

电影的视听语言流畅、营销到位自然必不可少，但它的现实主义题材切中了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

因病致穷，是很多家庭的噩梦，高昂的医药费里，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支付“天价进口药”。

而在被称为“世界药房”的印度有着庞大完善的仿制药生产体系，同样的疗效，仿制药的价格一下子就能便宜一半甚至十多倍。

《我不是药神》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一个“二道贩子”变身“中国药神”的故事：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商人程勇，冒着犯法的风险把仿制药从印度走私到中国，最开始是为了赚钱，后来则为了救人不惜贴钱走私.....故事的跌宕起伏留给大家去影院体会，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电影中唯一的反派角色是药企代表——一副十足的贪婪资本家嘴脸，但在现实中，药企的角色并非是漫天要价的“流氓”商人，它是攻克疾病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有了他们的巨额投资才有了第一粒药的诞生。

但问题是药品又并非是普通商品，事关生命，它并非完全可以纳入百分百的市场经济考量。

这种复杂性，被电影完全略过了。

同样地，围绕着专利药与仿制药的版权问题，影片也并未深入探索——从多种层面来说，这是一个简化了的电影文本。

在种种复杂的脉络之中，如何看待患者、政府、药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围绕着它的版权之争是否早有渊源？

撰文 | 时间之葬从“二道贩子”到“中国药神”从选定了“仿制药”这个题材的那天起，《我不是药神》也许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引发全民关注与探讨的爆款。

影片的故事原型“陆勇案”，当初就曾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身患慢粒白血病的病人，因为从印度为其他病人代购治疗病痛的仿制药，而成了传说中的“药侠”，一个触犯了法律最终却又得到了法律宽恕的传奇。

当“药侠”的传奇被改编成如今的“药神”公映，“仿制药”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种种话题，无疑将长久被公众所讨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便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话题作为素材，如果没有编、导、演等主创在一部电影层面的成熟技巧，《我不是药神》也不可能引发话题轰动。

但更多的人对这部电影的激赏，还是会不自觉地投向它在这个题材上所做的种种尝试。

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国产商业片如此勇敢地直指一个与普通人利益攸关的敏感现实问题，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能够公映的国产电影敢于描写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主人公。

程勇（徐峥饰）在印度寻药。

煽情一点来说，《我不是药神》应该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眼馋的“别人家的孩子”式的那种电影，所谓“能改变国家的电影”。

在此之前，我们一再羡慕我们的邻国印度和韩国在拍这样的电影。

现如今，我们好像终于可以说，中国也拍出了这样的电影。

这样一部电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作为个例的“仿制药”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两难问题——如果一个人出于善良的动机违了法，那么他到底应不应该被法律制裁？

往更深一点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体制”和“一个不完美的个人”孰是孰非的问题。

《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程勇（徐峥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有瑕疵”的人。

他最开始答应走私药品，完全是受钱的驱使，如果不是被逼至近乎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不会答应老吕（王传君饰）的请求。

当仿制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有点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

在夜总会里甩出一沓钞票挤兑经理的时候，与其说他是想保护思慧（谭卓饰），不如说他更想炫耀，炫耀这笔过于轻松又过于煊赫的财富。

而后当假冒院士张长林（王砚辉饰）盯上了他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

为此他放弃了这座金矿，任黑心的张长林（王砚辉饰）肆意地榨取病人们最后的一点价值。

到此为止，程勇都更接近于一个大发不义之财的二道贩子和投机商人。

但是在目睹老吕无钱吃药的遭遇之后，他毅然决定重操旧业，分文不取地从印度代购仿制药救助病人，最后甚至不惜自己倒贴。

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面前，他成了舍己救人普渡众生的“中国药神”。

程勇转变的这个过程，让他的身上不时闪现奥斯卡·辛德勒的影子。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

二战期间，与德军交好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大发战争财，但在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越来越疯狂的时候，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倾家荡产救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从旁观者到入情者与此同时，始终致力于把程勇缉拿归案的公安，就代表了那个“有瑕疵”的体制。

它不问仿制药的药效，不管病人的生死，在体制面前，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法不容情”。

与之相比，就连假冒的院士张长林，好像都比审讯他的公安显得更可爱一点。

前者到底守住了道义这条人之底线，后者却对病人的求生欲无动于衷。

当然，周一围饰演的曹斌，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这一方的坚冰。

他从一开始就在向局长强调仿制药确有药效，不好简单地断定为假药。

后来在他探案的过程中，被老人的倾诉所感化，也是片中最动人的一幕。

病人所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命权”，在生命面前，法律能否网开一面？

然而，曹斌最终也只能用消极的主动去职来解决这一困局。

他不忍心继续追捕那个被病人庇佑的“药神”，但“药神”依然需要被绳之以法。

曹斌（周一围饰）在翻看案卷。

以上种种，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已经不能保护善良，那么法律本身是否需要改良和完善？

这样的追问，是这部电影最振奋人心的一股力量。

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终于不再犬儒和懦弱，它直面复杂的现实难题，并且向体制和权力发出了合理的质疑。

最终，正是这样的追问让整个体制都像曹斌一样，从一个冷眼旁观者，变成了一个热血共情者。

程勇依然需要得到惩罚，但是处罚却可以从轻，甚至取消（现实中的“陆勇案”最终就以撤诉了结）。

就某种意义而言，程勇的不法行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宽宥和原谅。

跟程勇、曹斌的复杂转变相比，电影中唯一明确的反派——药企，则显得面目模糊而粗暴。

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冷血的“资本家”嘴脸，但实际上药企开发一款专利药品的成本相当高，药品专利保护期又存在更短的时间限制，药企在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才能保证回本。

以此循环，才能够促进药物的研发、重病的攻克。

每一方，都有着百转千回的历程，对事件各方角色复杂性的还原，尽管并不完美，但无疑，《我不是药神》会被视为国产电影的一次进步。

这是一次小心试探，也是电影人用作品关切现实议题的勇敢担当。

在这背后，当然有我们不难想象的风险，但它最后跨出去的这一小步，也许真的会是国产电影工业的一大步。

“盗版”与“正版”的分界，比电影更复杂在肯定《我不是药神》之余，我们仍然不应忘记，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比电影更加复杂。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真正一举改变国家，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良性讨论，已经善莫大焉。

就以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格列宁”（实际名称为“格列卫”）为例，现实是，研发“格列卫”的药企的确需要在前期投入动辄数亿美元的资金进行研发。

生产格列卫的诺华公司，前后花费数十年，总共投入了近50亿美金，如果这些专利无法以高价来保护，世界上可能再也没人愿意研发这样的新药。

格列卫最后两万多块一瓶的天价，是对研发专利合法且合理的保护。

这样的天价药不但在国内存在，而是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印度只是少有的钻了空子的国家。

但严格的专利保护的后果，就是新药只是有钱人才得佩享用的“奢侈品”，对于为数更多的普通人，就只能在病死和穷死之间二选一。

《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陆勇。

印度之所以是世界上生产仿制药最多的国家，就是因为印度政府认为药品属于特殊的商品，当它承载了治病救人这一天然功能时，专利权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生命权让路。

所以印度的法理允许仿制药的生产，甚至在某些面临公众卫生危机的特殊情况时，会强制要求拥有专利的药企授权给其它企业生产仿制药。

再举一个影迷们更容易感同身受的例子。

对国内的影迷而言，仿制药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网上泛滥的盗版资源。

一方面是我们的电影引进制度，让我们无法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观看到全世界最新的各色电影。

除了为数相当有限的院线引进片，每年的奥斯卡、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影片和更多元的艺术电影，都无法以合法的渠道与广大观众见面。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影迷们自发在网上成立论坛和字幕组，翻译字幕、压制资源，并且进行有效的点对点传播。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言合法的方式，培养了国内的一代影迷。

盗版资源固然不像仿制药那样，急需用来治病救命，但是人们对更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也不应被简单的剥夺。

其背后映射的版权保护与应用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盗版资源与仿制药极其相似的一点是，它们的生产与传播，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

与之对应的是，正版产品几乎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获得。

正版格列卫的价格，除了金字塔尖的富人，恐怕都难以消受。

而想要观看国外的最新电影，除了少数电影从业者和媒体人能够做到，对普通观众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是药神》剧照。

两者高度相似的另一点是，许多传播者都没有以此谋取私利。

以网上最常见的字幕组为例，他们就像是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从国外网站上第一时间取得片源后，自发性地组织爱好者义务翻译，然后免费传播到网上与影迷分享。

就好比从印度为病友代购仿制药的陆勇，并未加价出售（如果他以此牟利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行为就具有某种更无私的人道主义性质。

字幕组与盗版资源的分享者也是同理。

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只是促进了电影文化的传播与讨论，好像并未真正侵犯那些电影的版权拥有者。

因为这些电影，根本没有可能引进到国内，无论有没有盗版资源，他们所能获得的收益都是零。

当然，那些能在国内上映或者是出售了网络版权的影片又另当别论——这些影片的版权方会不遗余力地打击网络盗版，而那些从未被合法引进的影片的版权，就不会有人想要去保护。

“正版”有了更好的土壤，“盗版”自会远离另一重复杂的现实是，虽然代购仿制药和分享盗版资源的行为最初都出于某种良好的动机，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想要以此谋利的人自然会偷偷潜入这个灰色地带。

印度的廉价仿制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当这个秘密被人们熟知的那天起，这样一个代购的产业链就已经形成。

许多前往印度的游客都会从当地带回仿制药，就像我们从其它国家代购化妆品一样寻常。

这中间，有多少被加价卖给了病人，又加了多少价？

谁也无从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不少代购者像《我不是药神》开篇里的程勇一样，靠贩卖仿制药攫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在天价药的“暴利”面前，“薄利”也相当可观。

至于盗版资源，同样被越来越多的投机者相中。

网上充斥着压制资源的再压制，大量资源被加入了无法去除的广告水印，甚至还有人索性靠卖塞满了资源的移动硬盘生财。

这些明目张胆的盈利举动，早已突破了底线，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纵容。

因为更多人宁可让盗版商贩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无片可看。

就好像慢粒白血病人都会去买仿制的格列卫，宁可让药贩子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吃不起正版药等死。

仿制药与盗版资源，就是那种处于灰色地带的黑市，它自有其运行的规则。

而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在这个规则里并不总是有理且有效。

如何能够让法律既保护投入了大量心血与财富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又能让更多普通人享受知识的成果，是一个长久的难题。

社交网络上的“copyleft”小组。

有一些激进的团体和组织甚至呼吁，像电影版权这样的文化知识产权，就应该被尽可能多的共享。

当创作者逐渐都达成“共享”这一共识时，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消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这道屏障，知识的光芒会被无限放大。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著佐权”（copyleft）的概念。

copyleft对应的是版权的英文单词copyright，这个概念之所以问世，是因为大量IT软件的研发人员希望使用者能够自由地修改和散布原软件，同时也向其他人开放自己研发的版本。

这样的提议当然有一点接近“知识共产主义”般的理想化状态，但是的确得到了一些创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有导演就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作品的盗版资源，与其保护那些并不真正存在的版权，不如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被观众观看的权利，是电影与生俱来的的“天赋影权”。

如果我们能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在电影院里同步看到绝大部分新片，那么盗版资源就不会那么猖獗。

至少，它能让我们对盗版的打击，更加合情，合理。

同样，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吃得起加入了医保系统的正版药、越来越信任国产的仿制药，印度仿制药便会远离人们的视野。

在更广大的公众利益面前，药品的专利权也不得不妥协和退让。

归根结底，药品并非普通的商品，它并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衡量。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都会要求药企在公众卫生危机发生时，交出自己独享的专利，强制许可其他药厂生产专利药。

这样复杂难解的局面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解决，但有一个事实或许大家都不会否认。

在难解的困局中，有最黑暗与最明亮的人性在较量，而这种较量本身，就在释放着无穷的力量。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时间之葬；编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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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影评，因为我在这里探讨的，大概多数内容都与影片质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在内地院线看过太多卿卿我我，或者打打杀杀的国产电影之后，突然出现这样一部与社会现实如此贴近，在叙事和制作上又如此成熟的一部华语片之后，真是让人如同久旱逢甘霖，不吐实在不快。

先讲一个故事。

两年前姨夫突然得了某种癌症，这让全家人大为惊吓，因为他之前是退役军官，虽说已经五十多岁，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身体看起来也很硬朗，要说家里谁最不可能得病，我大概第一就会想到他。

可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灾难顷刻之间从天而降，短短的几个月间，我眼看着姨妈一家为了给他看病、做手术和化疗，花进去一百多万，要知道在我们那样的一个十八线小城市，这相当于一套房子的价格。

当然，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手术之后，姨夫的病情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改在出院后回家静养，可是药却不能停，否则随时有复发的危险。

由于无力承担高额的药费，表弟开始托人从印度带药回来。

对此，我们家人开始也有些疑惑，“为什么从印度带药啊？

靠得住吗？

” “那里的药便宜，大家都这么做。

” “哦，原来是这样。

”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逐渐了解到，姨妈一家也只是成千上万倍受癌症折磨的中国家庭中，用印度药的其中一个。

其实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会去联想到“走私”或者“犯法”这样上纲上线的问题，更不会去问也不会去思考，为什么需要从印度来买便宜药，当然也不会去更为深入地剖析，这样的现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和制度缺陷，他们只知道，需要用更便宜的药来救人，否则等待他们就会是家破人亡。

是的，他们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就像去香港抢进口奶粉，去欧洲抢LV一样，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哪里便宜去哪里啊，这有什么啊？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这片土地，在这个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却买不到呢？

是啊，我们从来都不会，也不懂去问为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如果生活教给了我们什么事，那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即便是涉及到自身的利益，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而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时不时施舍一些小恩小惠，我们就必须感恩戴德。

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走在人行道上的行人，总是习惯于为身后按喇叭的电动车让路，从不会去想：这本来就是人行道，而且讲究先来后到，为什么要按喇叭还让我给你让路？

而这辆电动车呢，几秒之后又会被身后按喇叭的汽车超越。

这些被无理超越的人们，不但不会说不，而且还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心里说：不让路难道被撞吗？

人家好心提醒你让路有错吗？

从来不会去想，这是另外一种强权，是一种依靠强权让弱者让位的最细微体现。

而我也是在出国之后才发现，你根本不用去面对后面滴滴的喇叭声，大小车的司机都会等你走开之后才会超车，这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在国内的那些遭遇究竟是不是应得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不是药神》来的恰逢其时。

你可能会被片中的某些感人的场景所打动，甚至会热泪盈眶，但比起这些所谓的廉价煽情来，我认为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功效还是开启了民智，让我们每个中国人开始去学着去思考，我们今天不假思索就早已习惯了的一切，究竟是不是理所应当？

有多少回我们是被自己的无知和盲目遮蔽了双眼，是在蛊惑心灵的偏激宣传中丧失了理智？

而造成这一切不公和苦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然，在当前中国的审查制度之下，只要电影涉及到“批判”二字，特别是制度性的批判，就决定了它的尺度是一定会有天花板的，那种没有遮掩一黑到底的揭露，在国产院线片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关于这一点，每一个普通观众都应该明白，至于创作者就更是心知肚明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勇气可嘉”去挑战底线这回事。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明知道必须有一个“光伟正”结局的前提下，戴着脚镣跳舞的创作者们，在批判和揭露方面，在引发民众思考方面究竟能做到多少，又究竟能悄悄地夹带多少私货？

而不是去刻意点燃民族情绪，煽动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如何既能规避审查风险，又能体现创作者的良知，在这之间做到微妙的平衡，靠的绝不是莽撞的勇气，而是一种带点狡猾的智慧，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技术活儿。

其实，规避风险的做法，最近两年上映的国产片里，已有像「心迷宫」和「嘉年华」这样成功的先例，看到两部电影的片尾字幕或者画外音，懂得人自然是会心一笑，也不会去过分苛责出于无奈的创作者们。

可今年的另一部所谓揭露现实的影片「暴裂无声」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当然这部电影在叙事、拍摄和制作上都存在很多问题，但这并非是造成我反感的主要原因。

而最大的问题则是出在是影片的立意上，创作者剪刀一挥，将核心问题的本质全部隐去，最后留给观众的印象是：造成悲剧诞生的罪魁祸首，是作为矿主的资本家的贪婪，是作为律师的知识分子的虚伪，他们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才是这个社会人性堕落的根源。

好嘛，用一部电影，将社会问题的矛头直指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精英阶层，而对制度本身的缺陷，特别是管理层的不作为甚至是互相勾结视而不见，这种疯狂洗地转移视线、激起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不是坏又是什么呢？

当然，「药神」的批评者们多半也是基于此，他们认为影片有混淆视听转移视线之嫌，特别是外国医药代表的猥琐形象，更是不得不让人怀疑，创作者将一切尖锐的问题都甩锅给了国外的厂商。

另外，联想到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指责中方侵权行为一事，这个电影则通过对印度药厂的同情，控诉了手握版权的国外厂商所架设的技术壁垒，以此侧面为中国的某些行为辩护。

再加上徐峥在影片上映前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往那方面引”。

似乎也说明影片的欲擒故纵的宣传策略：打着现实批判主义的幌子，实则做着唱赞歌的勾当。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为国外医药公司辩护的，总结起来就是研发新药本来就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他们能够研发出来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而他们也不是慈善家，需要取得相应的回报用来投入更多的研发，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若所有人都用仿制药，会让先进的医药公司入不敷出最终破产，到时候损害的还是大家的利益。

其实对于这个观点，我想用片中的一个细节来说明，4000也是贵，40000还是贵，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正版药在进入国内市场后，是如何在流通环节造成的大幅度涨价？

而不是把目光局限在外国医药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因为医药公司的定价和患者拿到手的定价之间的差距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在豆瓣上做了一个小调查：“看完之后，有多少朋友觉得电影是在刻意混淆视听，将锅全甩在医药企业身上，而没有感受到对制度本身的批判？

”毕竟有了前边对「暴裂无声」的质疑，这一点会让我对影片的评价有很大影响，而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感受到影片对于制度本身的批判，那么只是从这一个结果来看，我们还是必须给予正面的评价。

换句话说，尽管仍然有很多不彻底的遗憾，但不应当对前半部分的真诚视而不见。

至于这是不是一个宣传的噱头，我倒是觉得完全不重要，在这个为了票房不顾一切的营销时代，我们更应当擦亮双眼，将宣传和影片本身分开来看，毕竟若干年过去之后，作为一个普通的影迷，谁还记得影片当时上映时的策略，还记得主创说过哪些让人反感的话吗？

所以，我无意去揣测主创背后的心机，而是只关心影片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而在我看来，当徐峥在法庭上那一番心平气和而感人肺腑的陈词之后，这部电影就已经结束了，准确的来说，在那句：“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之后，电影就已经结束了。

我更愿意把这句话看成是主创们的一个小trick——当徐峥说完这句话之后发生的一切，就都只是“希望”，在现阶段来看，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超现实”，也许这个希望永远都变不成现实。

看到这里，写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要去感叹：如果没有审查，这个片子最终出来的效果又会是怎样呢？

又或者，没有审查之后，这样的故事也许就再也不会上演。

如果你活得够久，也许终将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吧，而在那之前，还是要坚持吃药，然后不断用徐峥那句话激励和告慰自己：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就事论事 “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上周末看了点映，再加上这几天身体有恙，本来不打算写评论了，但围绕这部电影话题很多，索性说两句，不是评论电影，都是题外话。

《我不是药神》不是一部神片。

这并不是批评，恰恰是它最需要的评价。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但盛名累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迅速将一部电影拉下神坛并狠狠地摔碎。

如今该片是现象级的表现，且个人有着两次“活久见”的感受：★其一，该片7月5日公映，因为点映太火爆，导致豆瓣提前一天开分，9.0分，这算是第一次“活久见”。

自从有豆瓣以来，这是第一次看见9分的国产新片（《霸王别姬》和《活着》是老片），而且观影基数已经超过16万（7月6日数字），如此大的基数，截止发稿这个分数暂时没有变。

★其二，作为球迷，最近一段时间看世界杯，偶尔几次去了某球队的贴吧；而且本人喜欢玩模型，也日常混迹于某模型贴吧，发现这两个贴吧里有人在讨论这片。

要知道在足球俱乐部贴吧里很少有人讨论电影，要说也是进口片，但凡提起国产片基本都是差评，这是第二次“活久见”。

所以，这又是一部非常典型现象级电影，而且口碑顶级。

其实这里个人要说的是，在看片之前，我没指望它在华语片里能达到10分的水准。

但即便如此，徐峥、宁浩、文牧野以及该片所有的演员告诉我们，中国的商业电影，不仅仅只是会拍摄一些浮躁而虚化的作品来迎合急功近利的浮躁市场，我们的电影，尤其是商业片，也会沉淀下来，会脚踏实地，也会直面现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地气”，只不过这次“地气”很足。

即便这样的做有些“危险”，可能会遭遇一些问题（比如审查），但这部《我不是药神》，最终得以出现在电影院，并且还是一部8分，甚至9分电影，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没错，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十全十美的电影，相反电影有一些起承转合的毛病，但之所以《我不是药神》能够获得如此的追捧（豆瓣9.0分），如此成功的商业成绩（最终票房超越《战狼2》我也不意外），还是在于这部电影在如今华语电影市场环境下，这个类型，这个题材、这个故事。

类型化先来说《我不是药神》的类型化。

围绕这部电影，我们在很多朋友的讨论中，看到最多就是“这部电影好像XXX片”、“这是中国版的XXX”。

对于这些讨论个人其实是五味杂陈的。

一方面，《我不是药神》在类型化甚至故事上，让人想起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在内容上的反映，也与包括《素媛》《辩护人》在内的一些韩国电影相近。

但多数情况下，这些说辞只满足了文艺青年之间流行的掉书袋攀比风，其实就是证明我曾经看过一部类似的，甚至更好的。

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想要窥探的这部的电影好与坏，以上说辞没有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确实像。

这个没辙，我们的陆勇案发生的时间要比《达拉斯》早，担对方先拍出来这个题材，是根据人家自己事件改编的，只能说明本片涉及到的故事，曾经一度是全球性的共性问题。

另外，《我不是药神》在观感方面，也与观众心目中“高分韩片”的感觉很像。

这其实就是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之前，至少是在华语电影商业化开始之后，没有这样的电影。

而我们观众通过各种渠道看过别的国家类似的佳作，并且寄希望于我们自己也能拍出这样的，如今真的出现了，而且还不差，这是《我不是药神》现象级的第一个原因。

本片的三位核心主创，都不是“等闲之辈”，从他们之前的作品就能看出。

就拿监制宁浩来说，是一个类型片好手，而且非常善于西学东渐。

经他手的作品，至少有三部电影，是在中国内地开创类型片先河的。

除了《我不是药神》，另外两部是《无人区》和《疯狂的石头》，这样的电影，之前中国内地没有。

但恰恰这些作品，都是西方甚至韩国比较成熟的类型片，说白了，都有“模板”。

《疯狂的石头》就不必多说了，《无人区》的模式在好莱坞西部电影或者惊悚B级片中也是很常见。

徐峥也是一样，《泰囧》的故事模式就很成熟，这样的故事国外屡见不鲜，国内其他导演拍十有八九是烂片，但《泰囧》成功了。

同时他今年监制的头两部作品《幕后玩家》和《超时空同居》，尤其是后者，虽然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但在华语爱情电影泛滥的今日，电影呈现的娴熟类型化程度，想必各位是有目共睹。

所以宁浩和徐峥，他们对于类型片的驾驭是非常娴熟的，而且最大的特色就是上面说的“西学东渐”。

把西方很成熟的类型体系放置在我们这里，这绝非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成功的本土化。

所以两位类型片好手，再加上非常善于调动观众情绪的文牧野，让影迷们非常熟悉又新鲜的华语类型片，就这样成了。

所以，关于这部电影“像XX电影”的说辞，说说得了，别整天揪着不放。

剩下的细节对比，除了满足影迷个人的研究趣味，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探究这部电影的好坏，并没有太多价值。

你要非说这片不如XXX，我也没辙。

我们只需记住，国产片的类型简陋，是不争的事实。

但本片这样的类型化电影，西方很常见，在国内，尤其是这样的主流商业电影，是凤毛麟角，这是好事啊。

“边缘”题材其中最戳心，就是电影的题材。

这是一部改编自社会事件的作品，平心而论这样的华语电影不多，其中一多半是主旋律或者传记作品。

上一部源自社会事件且大热的电影叫做《亲爱的》，拐卖儿童的题材。

况且本片的题材原型是一部案件，主人公行走在法律与道德的钢丝之上，他被称为“药神”的同时，甚至有人称之为“药侠”。

对于这样的社会事件，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矛盾的事实。

我国不少反映现实的电影，其实都是“剑走偏锋”的。

这其中有两大特征：其一必须找一个话题，其二就是找一个安全领域。

比如《一年到头》中的春运、《无形杀》中的网络暴力，都是人心所向的东西，就连《我是植物人》中的医疗黑幕也是一样，这跟本片涉及到医药方面的主题着本质的不同，这些现实电影，既有“话题”、也很“安全”，因为是民事现实问题这才是主流。

就连《亲爱的》这样的社会向现实作品，最终落回到还是情感上。

但《我不是药神》就特殊了，这是少有直击社会话题的电影。

相对中国各类现实题材作品来说，这才是“边缘题材”。

而且不偏不倚，这一点很难得。

电影就是在记录和呈现一起事件，没有抨击和歌颂什么东西，就连电影中的医药代表，一副“反派脸”造型，却没有深入涉及到他们背后的故事。

电影并没有去刻意营造一些意识视角，不歌颂也不批判，也没有抨击现实这些情绪，只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和情感刻画，只是为了让影片有一种时代和环境被还原的现实质感，也体现了创作者的一种态度。

说白了，这就是就事论事。

这样的题材，在大众眼里，是新颖的，甚至有些敏感，因为其貌似触动了一些不该触动的东西。

底线这么多年过去了，宁浩、徐峥二位再度合作，真实的故事，现实主义的题材，但如今这两位早已成熟，早就知道这样的故事该怎样去拍了。

《我不是药神》，还是一部尺度之内的电影。

对真实案件的成功改编，让本片在保留故事核心的同时，也有了积极的意义。

就拿徐峥这个角色来说，开场就建立了该角色的恶行属性——贪财、打女人、满嘴谎言，一开始就给观众建立了一个“恶人”的形象。

然而电影还是给角色留了一个缺口：他争夺儿子抚养权，说明这位心里还有自己的孩子，包括后来他在谭卓家的急流勇退也是一样，这位程勇，是一位“恶行之人”，但不是“坏人”。

而随后故事主线，该角色的所为就更加清晰明朗了。

同样的法律和道德，这跟《无人区》里徐峥那位律师完全不同，后者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人？

为了自己的生计牟利，帮坏人打官司，只讲秩序而不是出于道德，他才是“坏人”，所以《无人区》里那位律师后来有了各种义举，但最后还是死掉了。

但《我不是药神》就不同了，程勇跟律师正好相反。

《无人区》中区分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喜与恶，在本片中变成了金钱与道德的博弈，所以这是一部正能量的电影。

徐峥和宁浩，有了上一次的经历，如今已经是“老油条了”。

原始案件中，陆勇可是病人啊，为了活命才去印度买药。

而电影把主角从病人变成了旁观者，将“生存”的主观驱动变成“利益”的客观驱动，从而将“道德”剥离出来，这才有了后期转化的可能。

这是一处非常非常高明的改动！

“越来越好”但话又说回来，在电影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审查的进步。

往大面上说，这个题材可以拍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我不是药神》虽然在尺度之内，但这个题材，在我看来，是《黑炮事件》之后，最具现实深度的一次（当然这里指能够公映的电影）。

往细节上说，片中有一处比《无人区》进化的一处：还记得后者电影里那位小警察的台词吗：“我要不是警察，我揍死你！

”在《我不是药神》里，警察动手了，真的揍了。

虽然周一围与徐峥在片中有一层“亲戚”关系，但打人这事是实锤的。

而且后来周一围那句“这个案子我查不了”的台词，以及他的举动，是出格的。

万事开头难。

必须说，从《无人区》开始，它是开了个好头的，到《我不是药神》，这样的故事和题材，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

今后的中国电影里，若是有人想继续探索着魔幻现实下的吊诡故事，至少会想到要和本片看齐了。

因为每部电影生根发芽的土壤不一样，在华语电影大环境下尤为甚，以前我们总是将电影拍不好归咎于政策，归咎于技术。

现在好了，两周前有《动物世界》，如今也有《我不是药神》，两部不同纬度的作品，告诉大家，中国有拍摄这样电影的水平和土壤。

以后谁再拍不好电影，就别找这些借口了。

艺术，就是基于一片土地人民的心理狂欢，《我不是药神》现象级的表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部正常的好电影，电影的存在意义如今已经超出一部正常电影体量。

一部作品受到大众如此的追捧，证明大家对这片艺术土壤新鲜事物的渴求程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值。

这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

就连原型人物陆勇，都在访谈里表示“现在找我帮忙买药的人很少很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

只是，这里要多一嘴，对于这样电影，我们还要留个心眼，就是对电影的理性保护。

不要去大肆讨论电影之外的事情，因为树大招风，当年昆汀《被解救的姜戈》内地公映事件历历在目。

也不要针对审查方面说一些有的没的，只要能上映就是好事，也别再联系一些其他的。

还是多聊聊电影本身。

文牧野对节奏的把控，电影娴熟的类型化，几位演员精彩的表演、克制的情感下忍不住的泪水，甚至挑刺也没问题。

但不要越俎代庖，因为这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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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班跳舞的时候，思慧起哄的声音最大，喊脱裤子的时候，甚至有了恶狠狠的发泄报复意味，当程勇看向她的时候，思慧的眼睛里含着满满的眼泪。

可以想象思慧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委屈，轻慢。

思慧这样悲愤，说明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可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你跳一支舞，后来你脱一件衣服，再后来你能主动摆一床情趣睡衣，不跳也得跳。

再再后来即便已经找到了程勇作为“靠山”，被领班一叫就走却已经变成了本能。

环境对人的腐蚀能力是潜移默化的，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思慧是为了女儿没得选，普通人，如果有选择，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能走这条路。

一步都不能。

2.思慧的女儿看到程勇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没有惊讶，也没有好奇，而是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冷漠和阴沉。

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来他们家的男人，小姑娘不是第一天见到妈妈带陌生人回来过夜，并且她相当讨厌这些人。

思慧说，孩子半夜很容易醒。

而思慧家那么逼仄狭小，隔音效果你觉得呢？

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以前半夜醒来，可能听见了什么？

可能看见了什么？

在青少年犯罪学或者发展心理学中，按照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思慧女儿的年龄正处于思维、认知和道德构建的重要阶段。

而她在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些，又因为自己的病过早的尝到了人情冷暖。

再加上单亲的因素，这种小孩子的人格其实已经很扭曲了，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将来她的三观很难正常，人际交往和婚恋也不会顺利，因为她已经很难拥有对他人的善意和信任，也缺乏道德意识。

想想白夜行里的唐泽雪穗。

有关成人依恋和原生家庭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几乎是终身制的。

在小女孩的视角里，她看不到，或者说因为太小而不能理解思慧的牺牲，那么在她看来，妈妈是怎样的人呢？

思慧拼了命和病魔抢女儿，可是照她这种养育方式，这孩子就算活了下来，将来又能过得好么？

一个道德发育不良，人格扭曲，有严重童年阴影，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女孩，如果到了叛逆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她从小接受的是这样的性教育，将来到了青春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3.当程勇蹑手蹑脚的出门，并且说了一句：别吵到孩子。

思慧关上门以后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

他和她以前的客人都不一样。

他是唯一维护她的尊严，考虑她孩子的感受，唯一把她当人看的人。

其他的客人可能曾怨过她的孩子败坏了兴致，所以她才会主动说“你要是介意孩子，我们去楼下宾馆”，只有程勇说，别吵了孩子。

从程勇坚持送她回家时，思慧的表情就一直麻木而呆滞。

因为她知道程勇想要什么，自己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是自己厌恶的。

在程勇没有做，蹑手蹑脚的走了之后，她脸上才偷偷笑了这一下，变得灵动起来。

4.思慧打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扎起头发一边抡起折凳砸，这一段致敬的是张柏芝在《喜剧之王》里，第一次听周星驰上课的那一段。

“折凳抡人”在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里都有体现。

食神里借着戴眼镜的评委大妈还说了一句类似于“好折凳，折凳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随手可得，还可以坐下来隐藏杀机。

”张长林从畏罪潜逃到接受审讯的那一段，像是真的犯罪分子一样。

不仅本片，张长林的扮演者王砚辉的演技精湛到，他在《烈日灼心》里的那一段审讯，甚至被人当成了真实的刑侦录像。

张长林卖假药，恶意竞争，哄抬药价，可是当他落网后，被各种逼供，始终也没有供出程勇。

也算是盗亦有道。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对张长林突然有了一丝感动？

那就对了，你看，人性就是这样，好人成佛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坏人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了。

5.口罩象征病人们的心防，或者说尊重。

程勇刚开始推销被拒的时候，病人们带着口罩。

后来第一次和病友群群主们谈合同的时候，要求大家摘下口罩，因为他觉得大家不尊重自己，大家在一片压抑中纷纷摘下口罩，象征大家走投无路迫于形势屈服于他。

程勇嘴上一脸嚣张的说，嫌有菌是吧，那你们走吧。

手上却悄悄地掐灭了烟。

当时吕受益是第一个摘下口罩的，后来当团队解散的时候，吕重新带上了口罩。

老吕死了以后，程勇从吕家出来，楼道里的人看着他，却都带着口罩，并都对他一脸冷漠。

当程勇在囚车里游街的时候，人们自发主动的摘下了口罩，象征大家已经完全接纳了他，尊敬他。

6.群众向瑞士药厂示威的时候，吕受益只是远远的一脸看戏表情的吃着盒饭，仿佛事不关己。

因为他对瑞士方面根本不抱希望，也因为他是唯一知道有廉价药的人。

7.吕受益说当初不想死是因为儿子，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不想死了。

他离世看得最后一眼也是儿子。

不想死是因为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再次想死是因为不想再拖垮家庭让妻子儿子将来没有希望。

老吕为了希望而生，又为了希望而死，他不知道，其实他只要活着，对他妻子来说，就是希望。

8.吕受益的橘子。

吕受益在宣传海报上就一直握着一枚橘子，在剧中也一直讨好似的对别人说“吃个橘子吧”。

但是只有黄毛一个人吃了。

还是在他的追悼会上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吃。

9.黄毛一直在立各种flag。

三个人斗地主，那一轮老吕是地主。

结果程勇只剩最后一张牌被黄毛的双王炸了，导致老吕顺利出了牌。

程勇发怒把牌扔黄毛脸上的时候说，你炸他啊，你炸我干嘛？

黄毛解释：不炸，你跑了。

内心就是我不能让你跑了，跑了，药怎么办。

后来吃散伙饭的时候，黄毛第一个跳起来把杯子砸了。

吕受益的橘子只有是黄毛吃了，结果吕的追悼会过后他也死了。

黄毛曾经跟程勇说，车让我开一下呗。

程勇说：你开个屁。

黄毛说：“开一下又不会死。

”结果他保护程勇的时候，第一次开车，然后就死了。

程勇说让黄毛回家一趟，黄毛说，不回了，家里人以为我早死了，别回去再吓着他们。

黄毛本来打算干完这一趟就回家的，火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就这一趟就死了，到死也没回成家。

黄毛第一次被程勇抓的时候，眼瞅着抓不上了的时候，他出车祸了；他最后一次被警察抓的时候，又是眼瞅着抓不上的时候，出车祸了。

10.除了上文提到的尊重外，口罩的另一个象征是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

老吕不想死的时候，口罩能戴三层，当他自杀的时候，没有戴口罩。

黄毛是病人里唯一自始至终没有带口罩的，也是唯一一个事事好勇斗狠不要命的。

他工作和吃饭的地方是屠宰场，见惯了刀锋、尸体和鲜血，另一方面，屠宰场一派污浊，惜命的病人根本不会去那里；和张教授打群架的时候大家本来想着是自保，黄毛第一个冲上去把保安一脚踹倒；警察搜查店铺的时候，程勇和老吕都蹲下了，只有黄毛凶狠的瞪着警察；在夜场跟领班起冲突的时候，黄毛第一个握紧酒瓶准备砸场；散伙饭上跟程勇闹脾气，让碎玻璃杯把自己扎得满手血。

黄毛的台词很少，但是眼神和气场很足，他眼神一直是恶狠狠冷冰冰又充满挑衅的，只有三次，他的眼神曾经柔软过，第一次是程勇给他发工资，第二次是在码头看夕阳，第三次是他以为他逃脱了警察追捕后那兴奋的一回头。

黄毛很小就离家出走在社会上闯荡，他究竟曾经历过什么，才把他变成如今这种“恶狠狠冷冰冰充满挑衅，看着沉默寡言，却随时准备不要命”的样子呢？

11.程勇的父亲在片头，医生说他病危的时候，他吃饭洒得到处都是，还闹情绪拒吃。

第二次程勇喂粥的时候，当时程勇挣到了第一笔钱已经安排程父做了手术，喂一半被小澍打岔程勇一时分心没顾上，程父着急了用上海方言说，你先让我吃饭！

说明确实好转了很多。

标志着程勇生活从此进入正轨。

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原因之一。

除了家人的牵挂外，另一个原因是，程勇其实一直是怕被抓的，风险他也看的到的，但是没有真的遇到过被抓的情况，所以尚存侥幸心理。

后来警察真的来抄了一次店，正是那一次让他感觉到威胁是真真正正存在的，然后他抽了一夜的烟选择放弃。

插播一条：感谢来自评论区真正的警察叔叔们的专业化补充，电影里有几处明显的穿帮：a.搜店的时候，警察没有出具搜查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检查时，在场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否则就是程序违法。

b.作为辩护律师应该想办法帮程勇脱罪，然而片中的台词张嘴就是“虽然我的当事人犯罪了”，在法庭还没有判刑，也就是罪名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律师不能替他的当事人认罪，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c.程勇从监狱出来，居然没有剃头。

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出狱时却还穿着以前的衣服，这不可能。

12.程勇第一次拉刘牧师入伙的时候，忽悠他说，神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那个时候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赚钱。

吃散伙饭的时候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想坐牢。

后来老吕死了后，他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坐牢的情况下决定以成本价甚至赔钱代购药，那个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3.片尾程勇终于被抓的时候，即使警察把他的脸按到地上，他也一脸坦然安详。

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抱着药箱逃走的下线们也被警察抓了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终于崩溃，因为挣扎而变得扭曲的脸上写满了难过与不甘。

还有那绝望的眼神，那一刻，他仿佛是倾尽所有仍然无法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14.程勇听见吕受益清创的惨叫，被吓得坐立不安。

而老吕媳妇坐在他旁边一起听着，却面无表情。

说明她已经听得太多了太久了，听到习惯了，麻木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王传君这里的表演还可以更进一步，比如嚎着嚎着突然破音了，或者嚎着嚎着声音突然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呜呜咽咽，显得太疼了太虚弱了已经筋疲力尽了发不出声了。

他其实不需要一直嚎得那么始终一贯的惨烈。

再比如，他跟程勇寒暄的时候可以声音嘶哑一点，更加能体现已经被折磨得很久了。

有人提到王传君是受了妈妈在医院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见仁见智吧。

15.警察曹斌一直在自己的良心和职责中纠结。

第一次他跟局长说，他在侦查中发现印度药有效，局长打断了他，于是他选择了职责。

第二次他在楼梯上劝局长别查了，局长说，法比情大，我忍你够久了，让开。

于是他再次选择了职责。

当老太太向他求情后，他去洗了把脸，然后看向镜子，那个时候他在自我拷问，他自己和他镜中的影子分别代表了职责和良心两个立场。

然后镜头聚焦镜子里的倒影，暗示他要选择自己的另一面，选择良心了。

接着辅警进来问他怎么办，他说放人。

再然后黄毛死了，曹斌至此完全站到了良心的一边，选择背下处分彻底撂挑子。

16.在机场的时候，曹斌对程勇说，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

那个时候曹斌已经知道了程勇的身份，很可能就是来提醒他小心甚至是来通风报信的。

可惜程勇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结果当晚就被抓了。

等程勇出狱的时候，曹斌去接他，说了同样的一句，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

这一次程勇没有拒绝。

第一次他拒绝，一是儿子走了伤心，二是因为晚上病人还等着他送药；第二次他应邀，却得知病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他。

“别卖药了啊，格列宁纳入医保啦，没人买印度药啦。

”“纳入医保了？

哦，那挺好。

”纳入医保这件事，程勇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些年究竟有没有人来看过他呢？

（有狱警提醒我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探监。

可是这不是恰好证明了，确实没有人来看过他的事实吗？

连直系亲属，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来探望过，不是恰好证明程勇处境凄凉么？

）17.思慧第一次问程勇，外省卖不卖。

程勇脸色一变说，不卖，要低调，我不想坐牢，闹大了大家都没药吃。

重出江湖的时候，也只肯给卖给旧名单上的人。

后来印方说药厂已经查封，程勇反而放开了，决定卖外省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快进去了，因为他不能保证印方不供出他来，比如搜到他的签字合同。

其次是印度药厂已经查封停产了，索性破罐破摔能救多少是多少。

18. 在码头看夕阳的时候黄毛走在程勇身后学狗叫逗程勇，暗示他忠犬属性，后面为了掩护程勇，不惜自己开车冲到警察面前挑衅，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他死后程勇坐在他屋里对着遗物哭悼的时候，镜头里闪过一条白狗。

19. 曹斌曾经极度看不起程勇，在警局里他曾经气到歇斯底里的要揍程勇，当时曹觉得程没出息还打老婆简直混帐，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程勇靠在墙角畏首畏尾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后面黄毛没了，程勇追到医院瞪着猩红的眼睛咆哮着歇斯底里的要揍曹斌，此时程觉得曹冷血没人性，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曹斌瘫倒在墙上手足无措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程勇曾经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

黄毛说是，然后看了程勇一眼，补充了一句，以前是。

其实这个转变不止黄毛，曹斌也是。

20.程勇拉神父下水的时候，大道理一套一套，假装自己是为了救人，然而他实际是为了赚钱逐利；后来在被曹斌质询的时候，他抽着雪茄说“我这么大的厂子我能赚多少钱，你说的那个能有我这值钱吗”，假装自己逐利，其实是为了能接着救人。

21.程勇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放眼望去，印度各种脏乱差，背景音乐也是garbage garbage垃圾垃圾，可是在一片垃圾中，有救命药，小孩子在楼下空地活泼的嬉戏；上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干净又繁华，病人却吃不到药，小孩子冷漠的看着妈妈接客。

22.吕妻在家宴上，把荤菜调换到了程勇跟前，又满含热泪的、虔诚的直视着程勇的眼睛，敬了程勇一大杯酒。

后来在追悼会上，她面如死灰，看都懒得看程勇。

在她看来，给她希望的是程勇，毁掉她希望的也是程勇。

在老吕媳妇跪求程勇重新出山的时候，我突然有个疑问：打开销售渠道的思慧是老吕联系的，翻译神父是老吕联系的，甚至一开始印度药的信息也是老吕带来的，老吕才是白血病患者。

既然所有的线索老吕都知道， 程勇干不干真的重要么？

神父已经有了印度人的电话，他们要是愿意，完全可以自己把线搭起来去跟印度人谈判把代理权抢过来啊，程勇说的没错，他又不是白血病人，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呢？

老吕媳妇的演技很精致。

她很聪明，没有像现在很多演员，演寡妇就是在葬礼上哭天抢地大吼大叫。

确实的，人在悲痛到极点时候，是哭不出来的。

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23.思慧的丈夫在得知女儿生病后选择了抛妻弃子。

但老吕在查出病的时候，老吕媳妇只怀孕五个月，完全可以引产。

可是她没有。

医生说老吕要骨髓移植，但仍然可能人财两空，她毫不犹豫的说，我们做。

夫妻本是同林鸟，有人选择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人本来至死不渝，却不得不面对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24.程勇进去的时候，有一条街的人送他。

因为他是他们的药神。

三年后格列宁纳入了医保，人们不再需要吃高价药了。

于是当他出来的时候，接他的只有曹斌一个。

当然，你可以抬杠说，病人可能在这三年中不幸过世了。

可是一条街的人死完了？

夸张了吧？

就算病人没了，那病人家属呢？

家属来代为致意，有吗？

你也可以说，家属不知道具体出狱时间。

可是，如果是经常来探监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具体时间？

只要有心打听，会不知道具体时间？

至少，思慧和神父，作为老员工老朋友，该来吧？

可是人呢？

程勇为了救人，送走了儿子，赔光了厂子，还失去了三年自由，可是当人们不再需要他的时候，来接他回家的就只有他相爱相杀的小舅子。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影片前半段病人送了一面锦旗：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

初看是觉得无厘头，全场都笑，看到后面才知道，原来这锦旗恰恰是对程勇的预言。

（事实上，连曹斌接程勇也是穿帮镜头。

评论区的狱警叔叔指出：程勇已经离婚，所以曹斌不算直系亲属，不具备探监资格。

曹斌是公安系统，而监狱是属于司法行政系统下面的监狱管理局来管理的，名义上都是警察，实际上隶属于两个不同系统，所以不存在内部消息一说。

如果曹斌能够得到消息，只可能是：a.通过监狱的狱政管理科审批。

（不是特殊情况一般不允许）b.认识看押他监区的人传话（违规行为）。

）25.老吕死了，老吕媳妇不原谅程勇，黄毛不原谅程勇，病友们在老吕家门口乌泱泱站了一大群，全都阴森森的瞪着程勇。

连程勇自己都不原谅自己。

可是老吕的死，是人家程勇的错吗？

程勇要是真的不管老吕，老吕应该都死了多久了。

就像程勇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大厂的工人要养，他不想坐牢，有错吗？

病人不想死，那他程勇就想吗？

可能他错就错在他不懂有句话叫升米恩，斗米仇。

救人是不够的，人们要的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没有救到底，那你就有错。

于是程勇为了救人终于把自己救进了牢底。

明明是团伙“作案”，最后坐牢的只有程勇一个人。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6.每个角色在面对可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大佬”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变得卑微，甚至谄媚。

比如思慧面对夜场领班，比如老吕面对程勇，比如程勇面对下访车间的领导调查团，比如求情的老太太面对曹斌。

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但人在偷生的时候，也确实能卑微如蝼蚁。

27.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卖假药的宣传大会上，BGM是《感恩的心》，另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之前卖的是面粉做的完全没用的假药，十来年没出事。

后面张卖的是有效果的走私药，结果没多久就被抓了。

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通缉他。

28.剧中的患者们，包括现在看了这个片子的观众们，都在抱怨特效药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为什么要研发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国产靶向药。

但你去高考报志愿的版面看看，全都在生物劝退，制药劝退，化工劝退。

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天灭理化生，退坑保平安，计算机大法好，金融饭碗宝。

生物化学圈子里，读博读不下去转行的，因为待遇差养不起家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被迫转行的，在实验室待太久已经和社会脱节的，甚至三四十岁项目做不出成果没结婚没存款最后压力太大跳楼的，多的很。

至于投资圈，很少有资本愿意给生物行业砸钱，毕竟坑太大，风险太高，回报率太低，回报周期又太长。

2002年，部分国家GDP总量，第三列以美元计量，第四列以人民币计量一个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成本都赶得上一个国家一年的全国生产总值了，就问普通资本谁敢轻易碰这个无底洞。

如果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为了牟取暴利，为什么不选来钱快来钱多成本小的项目，反而要填医药这个坑？

项目成功了还好，项目一旦失败，几十亿几百亿就等于打了水漂。

这也是印度药这么便宜的原因，因为它是盗版，他只要照抄配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长年累月的研发，它的科研成本为零。

所以问题就回来了，穷人不想死，那辛辛苦苦搞研发的科学家和投资人，就应该死么？

绝症A已经研发出了特效药，所以你们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还没有研究出对症药的绝症B的患者，就活该等死么？

非要拿利润率说事的，建议你查一查福布斯全球五百强利润排行榜，看看制药企业们分别排第几，再看看榜单上第一名是谁。

29.很多人感慨药价过高才把人逼成这样。

药厂定价是因为药厂有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药厂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要养活科研人员，要购买实验耗材，要有资金和动力研发更多的药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

药品不是食品，可以薄利多销，药品只有对症患者这唯一的销售空间，药厂必须在有限的专利保护期内面对有限的人群收回前期几十年投入的高昂成本。

药价还包括了交给政府的税钱。

一个产品能够上市，是经过了企业市场调研和政府物价与质检部门审核的，换句话说，这个药价是消费者，企业，监管部门三方博弈所达到的一个制衡。

在这个平衡点上，企业能够盈利，政府能够收税，消费者也不会绝对买不起。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贵呢？

不是因为瑞士药厂追逐暴利涨价了，而是因为印度药厂的超低价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平衡。

黄毛说过，就算把药卖五千，也还是有人吃不起。

世界上永远存在“更穷”的人，那么降价要降到哪里才是个头呢？

所以，无论瑞士原版定价多少，它哪怕良心大爆发愿意赔钱卖，只要有人敢出价比它低，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更低的，这就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企业间价格战的原因。

瑞士卖四万，程勇卖五千和瑞士竞争。

程勇卖五千，张长林就敢把扑热息痛加面粉卖两千和程勇竞争。

再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一支高档大牌口红，国内专柜卖400，国外卖300，机场免税店卖200，你去美妆圈打听打听，求代购的人少了吗？

连口红这种可买可不买的消遣品，差价最多也就一二百块钱，尚且能有大批求代购的，那你凭什么认为，作为不得不买的救命药只要通过降价就能彻底平息民怨了呢？

程勇一开始在包子铺报价五千的时候，比起四万已经低了那么多，可是群主们的抱怨又少了吗？

联系自身实际想一想，淘宝上的东西都是平常买不起的吗？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凑双十一的热闹？

病人在为了活命的情况下你说他会不会变得比双十一更疯狂？

再重复一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而只要差价存在，消费者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吕媳妇说，张长林被抓是因为他把药价哄抬到两万，没人愿意保他了。

然而你仔细想一想，既然从前4万的药都有人吃，两万的药真的完全没有人买的起么？

那为什么张长林会被人举报了呢？

无非是在接受不了五千到两万这个差价的人的眼里，你不让我吃药，我也不能让你有好日子过。

凭什么只有我吃不起，那大家都别吃了一起死吧。

这也是程勇重出江湖后哪怕赔本也不敢涨价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如他所说“就当还他们的”）。

已经按照500卖了那么久了，群众已经在心里接受了这个价位，他要是敢突然涨价，他就是下一个张长林，一旦激起群众不满，他进去得就会更快。

他进去的越快，能救得人就越少。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只要消费者知道有差价，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太太对曹斌说，“印度药有没有效果我们患者能不知道么”，可是印度药和瑞士药的有效成分比例，杂质含量的差别，杂质可能带来的风险，她又知道么？

当信息不对等时，如果劣质的货币同优质货币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人们总是熔掉良币而把劣币花出去，最后良币彻底退出市场流通，市面上全部变成劣币。

既然两个药看起来具有类似的疗效，普通人又没学过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持高价的正版呢？

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到底是经济市场的铁律。

30.瑞士药企的员工其实很无辜，电影上映之后却成了被骂得相当惨的一个人。

电影放映到示威游行泼粪的时候，影院里竟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但是，客观来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作为员工尽职敬业而忠诚，他领着人家瑞士的薪水，当然要负责维护本公司的权益，否则才是吃里扒外。

人性是复杂的，很多矛盾掰开了其实就是立场问题。

这个世界本没有什么是真正黑白分明的，孰好孰坏的形象其实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然而电影却为了戏剧冲突效果简单粗暴的把医药代表简谱化成一个不近人情贪婪冷血苦苦相逼的大坏蛋。

试问，如果学医制药要面临医闹打砸，要被游行的群众泼粪，还要被电影刻意丑化，被舆论痛骂，在连人身安全和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有谁还会愿意卖药行医呢？

一位顶尖学府的生物科学在读博士生，在看完电影后发的朋友圈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31.如上文所述，药厂没有错；药企员工也没有错；程勇代购是为了救父亲，为了让更多的人吃的起药，程勇也没有错；警察要维稳，要坚守程序正义，警察也没错，警察要是真的敢带头支持盗版，那才是徇私枉法。

其他病人更简单更可怜，就只是为了少花点钱，能多活几天。

明明每个人都没错，每个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却不得不在一起斗智斗勇，甚至你死我活，你看，命运和现实是血淋淋的，它们才是最大的反派。

（最后感谢评论区所有帮助本文润色与补充的读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