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特雷姆

电影通过聚焦清洁女工，揭露了社会分工不平等的现实矛盾。

尽管揭露现实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总会引发一些思考带来一些改变。

片中，比诺什饰演的作家，为了调查法国的高失业率现象，决定做清洁工体验生活。

她假借的身份是会计，一直在丈夫经营的公司里工作，“负责收钱和购物”，收入足以雇保姆做家务——作家给自己的这个人设可以说是太轻松，与真正的清洁工的辛苦劳累形成强烈反差。

但这位“会计”的身份地位又是那么脆弱，只因丈夫出轨被迫离异而失业，从中产阶层一下就滑落到了底层，不得不接受社会“救济”，服从社会再分工，成为一位最底层的清洁女工。

之所以称之为“最底层”是因为“没有男人接受这份工作”。

仅这一个人物设定就包含了太多值得细想的社会问题，世界上有多少太太终身职业就是给丈夫管钱，除此以外什么也不会，社会价值低于清洁女工，却享受富足奢侈的生活？

社会“救济”部门又能否把劳动者进行科学合理的调配？

让待业者获得适合的工作、工作量和与之匹配的薪水？

法国人所推崇的“人生而平等”，到了现代社会被不平等的社会分工所打破——这是人们分裂为两个世界的主要原因。

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带来的巨大的贫富差异，却来自一套秩序一股合力，被迫处于底层的人们连可以推翻的对象都没有，只能通过憎恶上层阶级，来发泄自己对社会分配的不满。

电影里，真正的清洁女工可以与一个落到底层同样沦为清洁工的人成为朋友，但不能接受来自上层的关注，这种关注哪怕是同一个人，哪怕带着善意，也成了窥视，成了富人对穷人的猎奇。

她不可原谅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所代表的阶层。

当人与人不再平等时，几乎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纯粹的友谊，祈盼世界和谐和平也只是上层阶级的漂亮话而已。

底层真正需要的是改变这一切的行动，而不是只停留在关注谈论和理解层面。

电影最后，作家终究没能再穿上清洁服，与“昔日好姐妹”一同踏上游轮，两个世界的裂缝又加深了一道。

前段时间，一位叫做王柳云的清洁女工火了。

来自湖南农村的她，在北京打工。

因为喜欢在工作的女厕所里画油画，她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但是让王柳云觉得别扭的是，这些媒体，要不就是带着俯视的眼光给她贴标签。

例如，尽管她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依然被很多媒体称为“老农妇”。

要不就是用同情的目光，怜悯她的境遇。

这些都让王柳云觉得不舒服。

王柳云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清洁工人”这个群体的讨论。

他们是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群，但在大众媒体上，又仿佛隐身一般，很少被公众看见。

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就将镜头对准了这个群体——这部电影由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

在片中，许多人心中的女神比诺什放下身段，亲手体验清洁女工的生活，洗厕所、擦马桶，还有一幕全裸出境。

很多评论都说，没想到导演敢这么“糟蹋”女神。

但比诺什这么演，也是必须。

因为在片中，她饰演法国女作家玛利安，为了感受经济萧条下底层工作者的不稳定感，化身为清洁女工，体验生活。

为了找到清洁工的工作，玛利安伪造了自己的遭遇。

她谎称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做家庭主妇，被老公抛弃后，才不得不来当清洁工。

电影一开场，我们就见证了清洁工人的就业环境。

就业中心的人告诉她，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和雇主说：自己随时都能工作，包括周日，可以接受法定最低薪资。

因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你不做，有的是人愿意做。

但清洁工的工作，显然比玛利安预想的还要辛苦一万倍。

第一天工作，她就要负责清扫公共厕所。

平时在家从来不做家务的她，必须戴着橡胶手套，用海绵布擦洗充满污渍的马桶。

一天忙活下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还得接受雇主的挑剔：这里有水渍，那里没擦干净，速度还不够快……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的玛利安，一个没忍住，就顶嘴反驳回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天上班，她就被老板骂又蠢又懒，给辞退了。

但让玛利安感到欣慰的是，在底层劳动者中，大家都非常热情地互相帮助。

听说她失业了，有人替她找工作；听说她没有通勤车，有人替她借车子。

很快玛利安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为她介绍了一份在游轮上的工作。

作为报答，玛利安每天载她上下班，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这份游轮清洁工作，被克里斯丁称为“地狱”。

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

平均每4分钟，他们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

这样十几个小时地工作下来，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

从天黑干到东方将白，常常是下班后累到手都抬不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一片大海，玛利安兴奋地脱掉衣服，下海游泳。

克里斯丁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上下班路过这片海，可我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欣赏。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玛利安和真正的清洁工人之间的差距。

对玛利安来说，体验清洁工的生活是主动的选择。

她本可以不这么累，但为了积累写作素材，她主动为之。

所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还有心情可以下海游泳。

因为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有一个头的，只要积累的素材够了，她马上可以辞职不干。

但对克里斯丁来说，这份活，却是她不得不做，并且望不到尽头的。

为了支付房租、三个孩子的学费，她即使再累，也没有任何选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她只想尽快回到家中，躺上几个小时，再接着出门工作。

正如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玛利安是作家之后所说：你受不了时可以不干，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来这的人可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不是吗？

但我们也必须说，玛利安不只是把这次经历当作猎奇。

她的出发点，是体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写书反映出他们的困境，希望引起重视，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那道阶层之间深深的鸿沟，仍然是横亘在她和其他清洁女工之间。

有一次，玛利安无意间发现克里斯丁在翻她的钱包。

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克里斯丁是不是在偷她的钱？

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原来，克里斯丁不过是在看她的身份证件，想要为她准备生日惊喜。

尽管自己很穷，克里斯丁还为玛利安买了一条四叶草幸运项链。

知道真相后，玛利安感动不已，发誓到死都要戴着它。

这里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和清洁女工们已经打成一片的玛利安，在遇到那种情况时，第一反应也仍然是怀疑。

这不是玛利安有意看低朋友，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反应，才更能说明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难以弥合。

而这样的鸿沟，在克里斯丁意外发现玛利安是作家之后，就再也无法愈合了。

克里斯丁斥责玛利安，羞辱了她，也羞辱了信赖她的大家。

因为在她看来，玛利安只是把他们的生活，当成了一道景观。

她接近他们，不过是为了把他们的生活，当成猎奇的对象，展现给那些工作之余，仍有闲暇看看书的有钱有闲阶层，来展示自己的同情、博爱，获得一些道德上的安慰。

但对于克里斯丁和那些清洁工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吗？

或许一时之间，他们会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成为热门话题。

但热闹之后呢？

他们仍然必须在这没有太多选择的人生中，咬牙坚持下去。

在电影最后，玛利安的书还是发表了，并大获成功。

她也获得了她欺骗过的绝大多数清洁工人们的谅解，但她当初最要好的朋友克里斯丁，仍然不能释怀。

最后，克里斯丁把玛利安请到两人当初一起工作的码头，邀请她再次换上工作服，和他们一起上船打扫一次卫生。

虽然玛利安仍然戴着克里斯丁送的那条项链，但她仍然强忍着眼泪，拒绝了这次邀请。

正如玛利安所说，这没有意义。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愿意再次和克里斯丁一起打扫卫生，他们的友情，也仍然是建立在伪装的基础之上。

下了船，她还是会做回一个作家，享受着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

而克里斯丁，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工作环境里。

也许，还会像那些年老的清洁工一样，为了最低工资，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终于变得肥胖、臃肿、迟钝，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

玛利安的书写，好像让大众注意到了清洁工人的处境，却又好像无法根本改变那些具体的人遇到的具体的问题。

正如我们现实中，很多媒体对王柳云的报道一样。

或许，当人们带着好奇、同情的目光来围观她时，她的生活会收获一些热闹，曝光带来的名气，也能帮她多卖一些画。

但当热闹散去，她依然需要在那小小的女厕所里画画。

未来，她也依然没有太多职业选择的机会。

这也正是《乌斯特雷姆》（另一个译名《两个世界之间》或许更为合适）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

它带有批判性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却同时也十分谦卑、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至上而下的目光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主角和她的朋友们条件悬殊，都有各自的坚持，已经走不到一起了，不联系才是最好的体面。

虽然舍不得，虽然曾经感情真挚，但是都已经各自有了各自新的情况，有时候话不用硬是去多说，说了再多也没用，大家都心里明白，也不要因为舍不得这份感情克制不住的去联系，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曾经好过的人过得好，已经这样了不联系是给他人给自己最好的体面。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

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

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

哪种方案更好呢？

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

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

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

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

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

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

那么对于普通民众？

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

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

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

”，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

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

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

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

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

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

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

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

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

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

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

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

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

《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

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

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

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

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真好看吖，故事和人都好看，朱丽叶.比诺什太深情了。

可是在那种掩盖之下得到的真情，又能走向何处呢？

“这没有意义…”这是她在影片结尾对那两位“清洁好友”说的话，于是，电影就在清洁工黎明的班车上结束了。

或许她们在想着“作家清洁工”说的意义。

生活的前方依旧破碎不堪，日子还得过下去，贫穷，疲劳依旧是常态。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每个人都认真的做自己，跨性别者的乐观，三孩妈妈的疲惫不堪，还有想考驾照的少女。

她们走在清晨上工的路，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她们经过苏丹移民的时候，甚至她们感到满足。

她们不知道假扮失业者深入底层劳动者中间的比诺什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只是上工之余，这个新同伴有点与众不同～她记录见闻，她不交男朋友，下工后还要去冬天的海里游泳…这些对这些为生活奔波，早已对美好和浪漫无动于衷的人来说，是一股清流，她们喜欢她，只是她在不为人知的“底气”的支撑下，活的自我，活的自由。

她们本来悄无声息的起床，走很远的路上班，跟监工们抱怨几句，或者男同事吵一架，在30分钟能收拾完几百个铺位，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生活的艰辛让他们无视海边的风景，她们本来就是这样…如此这般，生活将是一眼看到头的匮乏和疲惫。

比诺什的出现，兴许能带来一丝慰藉，兴许能让她们短暂逃离苦楚的间隙，兴许也能让“友谊”化作小小的“四叶草”吊坠，留在彼此心里…可这有什么意义？

社会结构性贫穷，尤其是女性贫穷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在发达国家，因为家暴，离婚，原生家庭，疾病，难民涌入导致的工作减少，这些都是导致人们贫困的原因，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该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更多的关怀和以人为本？

也许是时候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那么作家和社会人士们沉入到底层的劳工中去，体会她们的疾苦，感受她们的艰辛，然后以文字或艺术品的形式，呼吁和警告，唤起人们的关注，这也许就是“没意义”后面的意义。

前几天，刚看完《东京贫困女子》才知道，当今日本，女性贫困人口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七。

高学历，好出身，嫁的好，又能怎样，生活的变故，危机四伏，即使像日本那样的发达社会中的女性，在突如其来的贫穷面前，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只能苟活于世，硬撑着向着明天亦步亦趋。

有些事，看过后是会改变认知的，从原来的笃定变得怀疑，我想这也是一种警醒吧。

全程嘴角上扬的看完，我也不知道比诺什的“虚伪”的破坏性为什么会带来温情。

也许用电影的她说的一句话：“我有时会撒谎，但通常最后，我都会承认谎言。

”这也让人心安。

不是吗？

女主在社工这里想要找一份工作，社工根据她的情况推荐她去做清洁工，于是她开始学习并实践，遭遇了第一次的解雇…在她得到了帮助拥有了车之后她再一次来找到社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作家，她到这里是来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

后面她参加了一些聚会，成了邮轮清洁工，并真正的获得了友谊…然后她的谎言被戳穿了。

这部电影首先讨论的事情很特别：一半是女主作为作家在讨论的事业浪潮中的清洁工们的困难，她们所承受的辛苦，被压榨的辛劳等等；另一半是关于女主的行为是否可以冲破阶级为她带来真正的友谊，她的行为是否道德，是否会伤害真正关心她的人。

故事的最后那么多朋友参加了新书发布，而她最看重的两个却对她冷面相对。

他们曾经一起在船上许诺要一直做朋友，也曾经用心为彼此快乐准备礼物，但如今却落得这样的收场。

我曾为这些在苦难的人们最质朴的情感落泪，特别是一位朋友辞别邮轮清洁中心的时候，大家在车子上准备去工作，和她挥手告别，她在路上笑着跳舞，身影逐渐减小…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触动，即使每个人都很辛苦，被生活折磨，依然会为一个朋友脱离苦海而开心，衷心祝福而不是因嫉妒面目全非，这是多么善良的事呢。

也因此到故事的结局，一切因为女主的身份打乱的时候才意识到，所有的情感或者善良的前提可能是因为大家真正的都身处沼泽，即使变换了工作，但仍在洪流中。

而女主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不为钱奔波也无需再吃这份苦，那一刻友情也很难抵抗的就是阶级差距带来的落差。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光是他关注的东西和很多其他的电影有所不同，也在于这个故事中的情感很真实能让人感到温暖。

结局的反差也增添了这个故事的讨论度和可看性。

一切戛然而止，可生活还在继续。

看惯了那些不同阶层人的大团圆结局，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总说真心换真心，但一切的前提也许是平等。

这部法国电影讲述了一名记者卧底调查最低工资清洁工的生活。

戛纳电影节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经常在浮华中找到冷酷的社会现实主义。

去年上映的《乌斯特雷姆》(Between Two Worlds)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该片向肯·洛奇(Ken Loach)致敬。

故事发生在法国西北部的卡昂，远离克鲁瓦塞特，记者玛丽安·温克勒(Marianne Winckler)在这里卧底调查最低工资清洁工的生活。

(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弗洛伦斯·奥贝纳斯(Florence Aubenas)，她在2010年出版了《Ouistreham Quai de Ouistreham》一书。

)温克勒由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饰演，这位女演员直接踏入了《我是丹尼尔·布莱克》(I, Daniel Blake)的开场。

会面地点是一家职业介绍所，而不是福利办公室，但同样充满了消极进取的官僚作风。

她的第一课将是，清洁厕所需要让雇主相信你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幽默需要时间来磨炼出来。

一个熟人模仿现代就业市场上光鲜亮丽的语言，在他的简历上写满了“绿色空间氛围代理人”的字样。

当他们到达附近Ouistreham的跨海峡渡轮时，无论工作多么艰难，他们的同志情谊也在茁壮成长。

在这里，总是有一辆小货车在90分钟内铺60张床，不断重复，直到手臂麻木和颤抖。

温克勒对周围的困难感到震惊。

这部电影(由伊曼纽尔·卡罗雷执导)没有那么天真，也很愤怒，但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玛丽安计划的讽刺意味，一个中产阶级巴黎人的限时婚约。

如果说这部电影的问题多于答案，那么它对没有钱意味着什么缺乏很好的把握:在港口工作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没有精力看海。

在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没个人好像都能讲出一套他们自己的处世之道，遇见一个个人好像穿破一层层的泡泡，虽然说到底，那泡沫是什么呢，也不过是那个特定时刻的自己对他人的瞬时滤镜。

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其实好难界定。

作家身份是真吗？

那这场实验性的伪装究竟真纯粹是社会调研，还是处在浮华光鲜的“知识分子“圈层想要感受血肉真实的自己的一场冒险？

去一个可以隐姓埋名从头开始的北方小镇，遇到的伸出援手和橄榄枝的人是真吗？

那些困境是一时的伪装吗？

又或者其实作为主动掉转身份的她，也就是那一刻的真实了，它们是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切片，去掉背景和个人历史，每个当下的困境，和困境里给予温暖的人都真实的无可非议。

那么这样交错的友情是真吗？

不知其真实身份的工友们，感情被欺骗了吗？

虽然女主最后决断的作出了看似冷酷的选择，但也并不与友情的真切相冲突啊。

在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买醉，这其中的珍贵，难到只建立在同有一种社会地位和困境的前提下吗？

可能越认真去看一个当下，那个当下就越显得简单，那么所谓的真情实感，又或者所谓的谎言和伪装，就不至于需要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来证明了。

比诺什的演技真好，场景里的每个角色设定也都饱含真切和温情，本片的大角度还是很打动人啊！

出于对“精英知识分子体验底层生活”这个设定的兴趣而观影，但是刚看完时有点失望。

表现底层工作辛苦的画面甚至让我感到无聊——这些辛苦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只是资阶级在生活中隔离了它。

正如你在路上每天经过的一个乞丐身上的臭味——如果愿意走近他，你每天都可以闻到。

既然你每天都绕道走，又何需坐在大银幕前消费这种同情呢？

况且从底层人民的角度，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艰辛被放在大银幕上供人观赏呢？

而后续情节中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也算是比较经典的立场了，最后的打脸也是陈腔滥调。

本片在艺术性和情节上我没看到任何新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很反常地感到比平时更有能量，却是一种攻击性的能量，一种来自底层的愤怒。

我被以往的体验和见闻中那些底层人民的生命力附体。

故乡小村子里的穷苦农民，流水线上的工人，西班牙街头的流浪汉，拿过低保的法国外卖小哥，被压榨的地下艺人......那些与我有过或近或远的接触的“底层”人民。

出路在何方？

需要谁的同情？

但是我自认为更接近底层身份甚至曾经成为底层的身份，除了让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感到“底层的愤怒”之外，还有什么比剧中的女作家做的更好的吗？

于是这愤怒也朝向了我自身。

我心中时而一个底层人民在向着资产阶级愤怒，时而一个右派资产阶级向着白左愤怒....走出影院之时由于表达的过于急切造成了误解，我与同去的社会学朋友吵了一架。

她认为影片的价值就在于让大家看到这些平时被忽略的人，而进一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甚至推动政策上的改变。

但我又觉得这依然是一种资产阶级虚伪的自我感动，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后来我读到原来主演比诺什家族中也有过一无所有从清洁女工开始做起的女性。

她自己也有过体验流浪汉生活的经历。

我内心的那个“愤青”又开始佩服起这个女人，她能允许自己平和地以一己之力促成了这个片子。

这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化愤怒为沟通，或许也给许多看到这部片子的人种下了行动的种子。

文艺工作者能做到这一步，善莫大焉。

最后，片中素人演员表现很出彩，导演挑人和引导的能力好强！

一个知名作家，大概属于比较上流阶层吧。

想要写出关于失业和贫穷的认真作品，亲身体验底层阶级的清洁工的工作和生活。

不是一天两天。

至少是一小段时间。

全程的深入。

闺蜜1号。

单身带着三个孩子。

自卑和自我不配得感，使她无法继续与作家的友谊。

为什么非要作家在新书发布以后，在一起亲历一次清洁工的工作呢。

她非要作家立下投名状。

然而社会是现实的，作家是理智的，这没有意义。

还是班长和其他工友的态度积极，尽管感情或许没有那么深。

期待作品能得到更大的关注，其他人阅读作品之后，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清洁工的工作。

其实闺蜜1号和闺蜜2号，完全也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啊。

还佩戴着幸运草项链，总不至于是装出来的吧。

或许以此为投名状更佳。

或许阶层不同，生活圈交集没那么大，共同话题偏少。

但至少友谊是真切的呀。

也许偶尔有朋友小聚，聚餐，聚饮，喝咖啡。

也许其他什么时候的新书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分享会之类的也可以邀请啊。

不一定能融入圈子，至少也开开眼界呀。

再不济，就当中了乐透。

约定好的每年4月4日，邮轮头等舱一游，三人好好叙旧游玩不是也很惬意吗。

一年请假一天，好好玩一下也不错呀。

就这么选择友谊戛然而止，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