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眼

影片放大了战争中的伦理悖论，恐怖分子作为潜在的杀戮对象在与无辜民众的性命取舍中，背后的政客利益、行动中的欺下瞒上，显然成为又是另一种政治博弈。

但影片用了大量时间描写攻击是否要避开儿童的拉锯式拖沓，难道周围平民的生命就不重要？

这种儿童至上的角度无非是为了博得观众怜悯的低级手法，弱化博弈强化渲染是可悲的拍摄理念造成的美式快餐式流水线思维。

我通常是不太看电影的，女儿想看所以陪她到电影院一起看的原声。

最近看到好多人说剧情不紧凑、假仁假义，确实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屋子人会为一个小女孩的生死纠结很久。

但大家也不妨想想，知道有人会送命和眼睁睁看着她死去，那毕竟是不同的感受。

其实最纠结的是政客，他们在意的不是女孩的生死，而是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否长久。

只要不影响政局，所有的牺牲他们都不会在意。

最坚定的人是军人，他们见惯了生死，他们衡量生死的权重以量计，以一个小女孩换可预见的80条人命相比，他们肯定是会选择牺牲小女孩（可这也不能说他们就错了）。

原谅我忘记那女子叫什么，她是那个屋子里唯一真心不舍的人，可她一人力量有限，无法换回小女孩鲜活的生命，只能和我一样心存不舍，暗暗伤心。

其实看完后，我自己也纠结了很久，如果当时让我选择的话，会选小女孩还是另外的80人？

我肯定的告诉自己，不知道，确实是个两难的选择。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单从人数上讲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80人。

好在我不用做这么残酷的选择，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

一在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哈佛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中，有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个正在驾驶电车的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前方铁轨上，然后你的刹车居然失灵了。

眼看就要悲剧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出现一条岔路，然而要命的是岔路上也绑着一个人。

怎么办？

是撞死5个人还是撞死一个人？

这就是电车难题。

在课堂上，桑德尔又讲述了一大堆类似的电车难题，比如同样是上面的情景，但你不是电车司机，而是一个站在桥上的旁观者，电车从桥下经过。

你旁边站着个胖子，你发现如果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就能阻止电车前进，你推不推？

别管胖子为什么能阻止电车前进，就问你推不推？

桑德尔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反驳一种哲学观点，那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

所谓功利主义，简单地讲就是利益最大化，在边沁看来，一件事如果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这件事就是正确的。

然而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一个困境，那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呢？

如果这个利益是生命呢？

对于桑德尔的质疑，当然也有人反对，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你不能把事情推向极致来证明它是错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这种反对恐怕站不住脚，因为极端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在法制框架下这种事不常发生，但如果在社会和法律之外呢？

比如在极端环境里，比如在战争中。

二毫无疑问，电车难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拷问人性的机会，所以不仅哲学家去设计一个个奇怪的情景去思考它，艺术家们也编写出一个个极端的故事，然后把人性放置其中。

接下来隆重介绍一部电影，英国影片《天空之眼》。

这是我今年上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

这部影片也是“斯内普教授”艾伦·里克曼的遗作，他在影片里扮演一名英国将军。

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故事：“女王”海伦·米伦扮演的英国军方凯瑟琳上校追踪一个女恐怖分子已经六年了，终于在索马里发现了她的行踪。

而且令她惊喜的是，还有两个在通缉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恐怖分子也在一起，可以一网打尽。

然而问题在于，这群恐怖分子临时转移到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青年军的地盘，地面抓捕不太可能，所以她决定动用无人机实施空袭。

然后镜头就转移到了后方，军方和政府高层正在一个房间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通过视频直播观看这次行动，因为抓捕改为了消灭，又因为恐怖分子里既有英国公民又有美国公民，这就需要他们授权。

房间里有4个人，军方将军、检察长、外交部长、女政治顾问。

在下达命令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想推卸责任，于是又找到了在新加坡访问的外交大臣，又联系了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一阵扯皮之后，终于下达轰炸命令。

而执行任务的，是美军两个菜鸟无人机驾驶员。

这时候，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女孩来到了恐怖分子藏身的房子外面，开始摆摊卖大饼。

雪上加霜的是，房间里的恐怖分子正在策划两起自杀式袭击，两个年轻人正在披挂成人肉炸弹。

如果现在不马上发起攻击，过一会他们就会转移到闹市区，而一架无人机追踪不了两个人肉炸弹。

然后经过专家计算，导弹加上房间里的炸药，一旦发动袭击，小女孩的死亡率超过90%。

是把恐怖分子连同小女孩一起炸死，还是放任恐怖分子去发动袭击，这是个典型的电车难题。

这个困境把影片里的人物分成了三类，一类坚决主张轰炸，就是军方的将军和上校；一类坚决主张不打，就是那位女政治顾问；还有一类犹豫不决，就是剩下的那几位政客。

其实如果从心理角度出发，犹豫不决的政客和军队高层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只不过出发点不同。

军方的出发点很单纯，消灭恐怖分子，防止恐怖袭击。

而政客们想的就多了，他们得考虑影响。

就像一位政客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小女孩炸死了，这事儿要捅上媒体我们就被动了，这可能引发一场革命。

但如果我们放弃攻击，而恐怖分子发动袭击，那道义就在我们这边了。

显然，他们衡量的标准不是生命，而是政治。

相比之下，那位女顾问就单纯多了，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送命，宁可让恐怖分子发动袭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影片中的小女孩不是后来突然加入进来的，影片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叙事，导演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描绘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家庭。

一个不能受教育、没有玩伴、裹得严严实实、从小就要帮家里赚钱的小女孩跃然银幕。

她的细节越丰富，观众的天平越往她的身上倾斜，而军方不断强调可能死于恐怖袭击的80个平民，则变成了数字。

人们倾向于把同情心送给眼前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数字。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把人性的这一特点解读为进化的结果。

现代人脑的进化始于原始人类的狩猎阶段，当时人们生活在100人15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

关心我们的后代和与我们合作的少数人对我们有利（在进化的意义上）。

我们不想也不需要知道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

邓巴认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是150人。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多关注常联系的人顶多也就是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

所以我们把有限的关注投入到那些我们看得见的、感兴趣的、身边的人事中。

而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大灾难则漠不关心。

虽然这显得有些冷酷无情。

同样的道理，电影中那两起被阻止了而没有发生的恐怖袭击，则只有将军和上校经历过，对他们来说，那是曾经发生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

就像将军所说的，他参与过五次恐怖袭击之后的清扫工作，他见过那种人间惨剧。

所以不要质疑士兵冷血，士兵最清楚战争的残酷。

三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答案吗？

在一本名为《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的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有答案，她就是电车哲学的缔造者费丽帕·福特。

她相信自己提出的电车困境有一个正确答案。

福特提出了著名的双重结果原则。

所谓双重结果，意思就是一些行为存在两个共存的结果：一个是希望发生的结果，另一个是能够预见的但不希望发生的结果。

也就是说炸死恐怖分子是希望的结果，炸死小女孩是能够预见到但不希望的结果。

那么做不做呢？

福特给这样的行为设定了条件。

就拿攻击军事设施做例子，在福特看来，要使在预见到会伤及平民的情况下袭击军事设施合法化，那么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袭击军事设施本身必须不是错误的。

2.袭击军事设施必须是有意的行为，而造成平民伤亡则是无意的。

3.如果不造成平民伤亡就不可能袭击军事设施。

4.平民伤亡的坏处和袭击军事设施带来的好处相比不能过于严重。

如果按照福特的观点，那么电影中的袭击行为就是合理的。

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能明确地解释清楚为什么预见到的后果就比故意为之的后果更道德。

而且如果我们认可这套理论，那么就会有人在把它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尤其是代表国家做出行动时。

比如说，我们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他在城市里藏匿了一枚定时炸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权力对他实施刑讯逼供？

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更进一步，如果这个恐怖分子是个硬汉，拒不交代，我们可不可以拿他家人的生命做威胁呢？

说到这就再介绍一部电影《战略特勤组》，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电影中的人性冲突也是惨烈至极。

可千万不要以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2年，德国发生一起绑架案，警方很快抓到了嫌犯，然而办法用尽，犯人拒不交代人质在哪里，警方最终决定刑讯逼供。

嫌犯妥协了，交代了关押人质的地方。

警方刑讯逼供引发了民众强烈的愤慨，而下达命令的副局长说：“我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嫌犯最终决定说真话，但那时孩子可能已经死了，而我选择用一切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这件事最终还是个悲剧，孩子被发现时已经死了。

在影片《战略特勤组》里，负责刑讯逼供的男主角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要对恐怖分子的子女下手。

女主角发出控诉，你这样做还是人吗？

与其这样，我宁可被炸弹炸死。

为了高尚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哲学家康德认为不可以。

和边沁针锋相对，康德提出了一种完全义务理念。

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无论是什么理由，做就是错，比如杀人，比如抢劫，比如刑讯逼供……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讨论的事情所定义的。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该把黑人当奴隶就是不可讨论的，一定是不可以。

同样的理念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达。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笔下的人物伊万对着他的哥哥说了下面的话： “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且不可避免地要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孩子），用她无辜的眼泪作为你大厦的基础——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

”我想，康德绝对不会，而边沁，也许会。

四有没有权宜之计？

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办法是有的，无论是《天空之眼》还是《战略特勤组》，里面的掌权者都会交代，这件事不可外传，就当没发生。

什么意思呢？

为了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我们当然要立法禁止刑讯逼供。

但是在实践中，遇到极端情况，为了救人，刑讯逼供可能就是唯一的办法。

那就别让人知道这件事。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面前做可能是错误的事，如果能够做的隐秘一点，则可能是正确的。

这个前提是别被发现，美国政府就吃了保密不严的大亏，比如水门事件，比如五角大楼泄密事件、比如关塔那摩虐囚丑闻、比如斯诺登事件。

功利主义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冷酷无情，让我们很容易站在康德的道义论一边，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康德，现代人权运动就无法萌芽。

提出电车难题的费丽帕·福特也是最早解释为什么要把人类用道德武装起来的人之一：“拒绝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的利益的道德原则的存在，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一种道德空间，一个不允许他人侵犯的空间。

”其实更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而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道义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立场，但却难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

两个结果摆在那里，你得选择一个，或者说选还是不选事情都会走向一个结果。

因为你的选择让小女孩被炸死，还是因为你的不选择而眼睁睁看着恐怖袭击发生，这两者对比，哪一个更能让人接受？

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还是不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呢？

当图灵为了保住破译德军密码的秘密拒绝营救英国轮船时，当丘吉尔为了减少人员伤亡而误导德军飞弹偏向伦敦南部时（南部人民被蒙在鼓里），他们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

反正丘吉尔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

”五让我们最后回到电影《天空之眼》，我不得不邪恶地剧透一下，那个小女孩最终死于了轰炸，这让她的父母痛不欲生。

在影片中，女孩的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反感那些恐怖分子，他偷偷教女儿学习。

然而经历这场悲剧之后，他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吗？

他会不会蜕变成新的恐怖分子呢？

在电影《战略特勤组》中，男主角伤害恐怖分子子女的行为最终被阻止了，看上去道义战胜了功利。

然而影片的最后，恐怖分子最终没有交代的一枚核弹爆炸了。

面对电车难题，这两部电影各选择了一个答案，但哪一个答案都是悲剧。

而最大的悲剧就是，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电车困境。

在小说《三体》的第二部中，罗辑作为执剑人度过了孤独的一生，因为他强悍的神经，三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继任他的执剑人人选，一个是彻头彻尾的结果主义者维德，一个代表对人类爱的力量的信仰的程心。

程心被全人类选为执剑人的继承者，然而在面对危机时，她没有发出坐标毁灭三体世界，败给了无爱的三体人。

我们可以谴责程心的懦弱，是他让人类陷入了被奴役的绝境。

然而选择另一个结果又怎么样呢？

整个太阳系都毁灭了。

在电车难题面前，怎么选都不会获得幸福。

不管片子中的部长还是首相在赞同轰炸的时候内心中经过多少挣扎，45%的伤亡率也许对他们内心起到安慰作用，减少内疚感，但毕竟是罪恶的，你们是压死小女孩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影源于生活，现实永远比电影更要残酷和荒诞，在真正的事实面前，一切借口或者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始终无法忘怀2015年美军轰炸阿富汗“无国界医生”医院，也不晓得当时内心是否像本片中的角色一样经历如此的反复思量和斟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事件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吧？

道德困境下的抉择最为艰难；战争最为残酷，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希特勒手下的德军，日本侵华的日军，文革中的红小兵，同样如此；也许每个个体说自己只是执行命令罢了，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作为一个胁从者或者是跟随者，你可以选择在作恶时将自己的枪口抬高或者降低一寸，按压反革命分子的双手留有一份力气，这也许是人性在战争或者无法选择的地狱中所能做到的。

（文/杨时旸）从题材上讲，这部《天空之眼》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联想到《猎杀本拉登》，但当电影进入正题，就会发现，即便都是有关打击恐怖分子的题材，而这二者之间其实并不相似。

《天空之眼》在于提出了一场严肃又残忍的道德拷问，一堂没人能给出答案的人性公开课。

凯瑟琳上校追踪一名女性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六年，终于确认了她的出现地点。

准备实施无人机定点轰炸。

但此时，在那所目标房屋的门外，出现了一名贩售食物的无辜小女孩。

围绕着这个“附带伤害”的致死可能性，从军方、政客到具体实施轰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纠结。

这部电影的视角设定明显经过特殊考量，极具象征意味。

这次袭击，根本没有正面冲突和厮杀，一切一直处于“上帝视角”之下。

英国的情报机构利用各种高科技的侦查手段以及卫星和无人机系统，在天空中监控着一切，敌人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可以看到房间内每一个人的动作甚或表情。

正是这种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的视角，让原本代表着正义一方的人们真的像上帝一样注视到了世间百态——不只是作为敌人的恐怖分子，还有作为牺牲者的平民和儿童。

上帝视角让死伤不再是一个符号和概念，而变成了具体的、鲜活的人。

那些士兵可以看清女孩坚毅的、苦中作乐的生活细节，这对于他们内心的波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除了视角，空间的设定也布满心机。

所有做决定的人们，无论军方还是政客，都坐在远离战争现场的房间里遥控指挥，这是现代化战争的常态，也恰巧形成了一种有趣又残忍的隐喻。

一群主持着外交内政的中年男女，坐在镶嵌着桃木护墙板，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里，喝着咖啡，吃着曲奇，看着大屏幕上对恐怖分子的实时监控，一切都显得无比诡异，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生死攸关的场景，他们是抽离的，但同时又是他们在决定着那一群人的生死。

这一切荒诞又令人唏嘘。

战争电影是最易于生发出道德拷问的题材。

但把所有拷问都融化到一个一直悬念紧绷的故事中，却并不那么容易。

《天空之眼》从始至终，都只运用了几块屏幕和几个房间去讲述一切，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只通过凝重的表情和紧绷的身体语言塑造情绪。

而正是这最简洁的场景却延展出了最深刻的道德问题。

一边是无辜的小女孩，另一边是房间内正在试穿自杀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择。

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中有关道德的争辩。

一列火车开来，在撞死一个人和三个人之间，到底选择不选择扳下道岔？

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胁可能是杀死数百上千人，但那个场景是当下看不到的，而那个孩子无辜的牺牲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的理性有时无法跨越道德和情感的关口。

而更残忍和冰冷的一幕发生在高官云集的指挥部中，他们一边盯着大屏幕，一边说，“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他们曾经想过，放任恐怖分子实施行动，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

而这样，自己还能赚取道德加分。

相比于战场上真实的血肉横飞，他们更在意youtube上一段轰炸视频带来的民意倾斜。

不可否认，在这场战争中，致力于打击恐怖分子的这群人是正义的一方。

但当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当做筹码进行计算的时候，是否也让人们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呢？

《天空之眼》设置的几个层面非常耐人寻味，操控导弹的士兵，军方高层，文官政客，以及远在他国访问的国家元首和作为盟友的美国高层。

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也是以战场为圆心，由近及远的距离。

你会发现，越是切近真实战场的人，道德感就越强，人性浓度越高，而越到外围，道德与人性就逐渐稀薄。

指挥部中的人们，算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当电话打到远在他国访问的最高层，他们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做需要审慎考虑的事，随便在几秒钟之内敷衍地做出决定。

电影故意显示出了戏谑又残忍的场景，权力最高层中的人在马桶上，在球案边随意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恐怖分子被消灭了，用了两颗导弹，小女孩作为“附带伤害”也没能逃过一劫。

从理性上讲，谁都知道这笔账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但这一切会永远压在那两个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年轻士兵身上。

那些掌握权势的高层最终会把这次袭击浓缩为一次胜利的演讲，然后将之遗忘。

还记得那个典型的“电车悖论”吗？

电车难题，又称电车悖论，最早由哲学家Philippa 提出，具体内容是：两条电车轨道上都被犯罪分子绑上了无辜的人，区别是左边的轨道上绑了四个，而右边只有一个，现在你是拥有‘上帝视角’的电车驾驶员，在无法及时刹车的情况下，你是选择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路？

这场悖论，似乎是让你在四人和一人之中二选其一。

但实际上，无论你选了哪个，都已身处深渊，无法逃脱。

而看完这部电影，我大汗淋漓，仿佛从那深渊中走了一遭。

即使无法左右剧情，也好像在冥冥中做出了一些选择。

这是艾伦里克曼先生在荧幕上出现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他寓意最深刻的一部。

《天空之眼》，豆瓣评分7.8分。

这部电影的主线是围绕一次针对自杀袭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中，军方和政府为是否采取飞弹打击而产生的一场分歧。

然而令众位观影者揪心的是，这场飞弹打击会有百分之50以上的几率导致一个小女孩无辜牺牲。

但若是不立即进行飞弹打击，那么这些丧心病狂的自杀式恐怖分子就会展开行动，预估伤亡将在80人左右。

看到这里，你们就会发现，这不就是一场“电车悖论”？

一边是一个无辜的女孩，一边是80人以上的生命。

孰轻孰重？

放弃哪一边似乎都有理，于是整部电影伴随这个“悖论”展开了道德与理性的论战。

电影中隐约分成两派，一派是看起来慈祥的女上校和会给孙女买布娃娃的老将军，一派是看起来严厉无情的女政治家。

他们分别会做出什么选择似乎一目了然。

然而女上校板起柔和的脸，以强硬的姿态要求飞弹打击；老将军将娃娃交给下属，换上了精明冷漠的表情。

在战争面前，他们似乎换上了另一幅面孔。

反而是女政治家，极力反对飞弹打击，主张给予小女孩一线生机。

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这不过是一场道德的较量，整部电影会泛滥着电车悖论的‘生母鸡汤’。

然而故事开始有了些许不同。

由普通的‘道德悖论’展开，升级为‘道德与功利双重悖论’。

女政治家主张的营救小女孩，其实是想凭此占领舆论制高点。

也就是说，电影里她差点说服众人的核心论点，并不是道德上的高尚，而是基于功利主义的‘生命的计算’。

如女政治家所言，如果误杀平民（即小女孩）的这件事被目睹或被拍下来，传到YouTuBe上，那么哪怕这段视频转化率仅有0.000001%，但乘以播放总量以后，将有多少目睹事件的普通人？

这些普通人会来自世界各地，或许是高智商的种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兄弟。

他们会成为满腔怒火的‘起义者’。

他们会扛起恐怖主义的大旗，痛恨‘道貌岸然’的大国政府。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女政治家真实的论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发射了这枚导弹，恐怖分子们就赢得了宣传战”，“而如果我们救了这个小女孩，那么恐怖分子们再去袭击了多少人，都是我们赢得了宣传战”。

如果恐怖分子赢得了宣传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前仆后继。

如果飞弹打击将这些恐怖分子击杀，那么会避免一场恐怖袭击，营救更多的人。

然而女政治家有一点没想到，那就是，恐怖分子已经是恐怖分子，他们的形象已经毁无可毁，即使做出再多劣行，他们也不会输掉宣传战。

反而是英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属于有底线有良知的文明国家，面对恐怖袭击没有拿出切实的对策，依旧会被伤亡的人们家属所记恨，依旧会输了宣传战。

所以，无论怎么做，都是输。

最后这枚导弹到底发没发射已经不重要了。

所有人都明白，最最重要的，并不是小女孩这个生命本身。

老将军拿着布娃娃时脸上的柔和不是伪善，女上校对狗狗轻声道歉不是伪善，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呢？

他们肩头上承担着军人的责任，承担着国家的信任。

善良与不忍只能暂时抛诸脑后。

因为有时屏幕前的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真实事件的其中一部分，我们的善良和义愤有时更会成为舆论战争浪尖的牺牲品。

而讽刺的是，也许正因为舆论战争的存在，正因为决策者对舆论的忌惮，才让少数人的生命在多数人利益面前没有被直接视为草芥。

有时对或错、真或假不是几句争辩，几行眼泪就可以争辩得清的。

我们要明白这部电影真正要告诉世人的道理，那就是反战。

这部电影既不是证明舆论战的重要性，也不是想要证明道德与功利孰轻孰重。

它归根到底，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承认了一件事，即战争的冷酷无情和对和平的极致渴望。

就像新冠肺炎爆发后，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舆论战争一样。

特朗普妄想推特治国，占据美国是受害者、中国是加害者的舆论制高点。

而中国也反制约，先后在推特上推出视频及外交人物发言，为的也是将泼在身上的脏水擦干净，为中国今后在国际上走的道路铺上更有利的台阶。

说到底，我们都是功利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但要说我们都是人性的伪怜悯也说不通。

毕竟，美国死亡人数和中国死亡人数，美国执行政策和中国执行政策相对比，很容易便能得出结论，无论怎样的功利主义，都抵不过真实的道德。

我相信，如果特朗普明白这个道理，他也不必将手摇的像手风琴一样了。

最后，我想说，不必去讲‘这就是人生’这种话。

我可以借用《大卫戈尔的一生》里的一段台词来结束这篇并不十分正经的影评：“所谓完全合乎人性，是指努力为思想和理想而活，且不以满足多少欲望来衡量你的生活，而是以生命中那些正直、同情、理性、甚至自我牺牲的时刻来衡量。

因为到最后，我们只能通过是否尊重他人的生命来衡量我们自己生命的重要性。

”

怎么个干净利落法？

影片的开场交代了肯尼亚内罗毕、英国伦敦、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等好几个场景，似乎和近年流行的好莱坞大片堆砌各国外景来制造“大格局”的桥段并无二致。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些场景并不是观光旅游走一遭的对象，而是贯穿了全片始终，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肯尼亚的那所房子周围外景，其余所有场景都在很固定的室内，尽力避免了繁杂的背景画面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人物虽然不少，但由于选角得当，这些好演员不需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树立得十分鲜明利落，而毫不混淆。

首先是肯尼亚小女孩一家，虽然他们显然都不是什么帅哥美女，但父亲偷偷让女儿读书、小女孩在阳光下玩呼啦圈的简单快乐，短短两个瞬间，让观众很难不感受到他们的美。

本片虽然看起来线路极多，光美英这边就是指挥部、高层决策会议、美军基地行动部、卧底小哥部队四个主线，但是处理得也是干净利落，毫不凌乱，就是紧紧死抠着这次行动，从各个方面全角度的展开，每个人的立场都是有对有错，供给观众去思考。

《天空之眼》的前半段是各个利益关系人之间的扯皮和博弈。

法律要件的繁琐与和取悦媒体宣传的政治争取共同造就的冗余是否必需。

功利地看，这一套体系的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只是解决问题的阻碍。

两发导弹的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何要磨破嘴皮子呢。

然而，事实是，正是这种冗余与繁琐，才使得社会中的人性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得以喘息，才使得弱者的声音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被传达，才使得所有的自私与权欲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收敛锋芒。

战争变得如此安静、抽离，新时代的跨国协作作战的特征反映得非常到位。

这个电影是标准的智商检验器。

电影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

99.9%的老百姓没有脑子，你灌输给他们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

找几个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一番，没脑子的老百姓不会思考，就会认为事情真的就是电影里那个样子。

甚至感动不已，哭的稀里哗啦。

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2021年8月29日，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了一次“防御性空袭”。

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美军认为这辆汽车对美军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军空袭造成目标车辆上至少1名“ISIS”相关人员，及附近1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

9月1日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说：“我们认为空袭行动遵循了正确的程序，这是一次正义的袭击。

有其他人被杀吗？

是的，有。

他们是什么人？

我们不知道。

”类似的平民死亡数以万计，好莱坞根本不会拍给你看。

真实世界是美国政府根本不关心外国（甚至美国自己的）平民的死活，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2021年9月24日编辑事后更精确的新闻称，美军8月29日空袭炸毁的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处民宅，炸死了一家10口，包括7个孩子。

其中2名2岁幼童，分别名叫玛丽卡和苏玛雅。

根据这次惨案创作的漫画《两岁“恐怖分子”的葬礼》，令人心碎。

《两岁“恐怖分子”的葬礼》描述的是7个夭折的孩子下葬的瞬间。

画面中心是挖好的木坑，大小不一的棺材依次排开，送葬的人们正将一口棺材抬进木坑。

别说你是平民，是孩童。

哪怕你是白种人，美国人。

你不是我的纳税人，选民，票仓。

那么，你的死活与我何干，为了不妨碍我，请你死的更方便我些，不谢。

原载于《看电影·午夜场》2016年第8期，限于杂志社规定的篇幅，总觉得没有说透，颇为意犹未尽；受限于出版方面的某些规定，杂志社对在杂志上发表的版本，进行了些许敏感词句上的修改；以下为原版： 在《天空之眼》之前，还没有哪部电影达成过如此成功的效果——将无人机作为电影的“主角”，又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军用无人机成了战场上的“新宠”。

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及时抓住了卖点，以无人机的电子光学设备、红外系统、微光电视与合成孔径雷达作为镜头，为观众开启了无人机的“上帝视角”。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这并不是军用无人机首次出现在银幕上。

2005年，《绝密飞行》中的“反派主角”，就是一架产生了“自我人格”的全智能无人驾驶战斗机。

只不过，这架战斗机过于先进，人类科技至今也无法实现，使其更像是“战斗机版”的《终结者》。

2006年，《碟中谍3》中出现了美军MQ-1“捕食者”式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镜头。

这同样看似科幻的场景，早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阿富汗战争爆发2年之前，在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战争中，无人机还仅用于执行侦察与监视任务。

2007年，在《变形金刚》中，美军特种兵大战“萨克毒蝎”时，首先赶到战场的也是1架MQ-1，及时为美军司令部提供了影像信息情报。

从此，无人机频频飞上银幕，一发而不可收拾。

2008年—2016年，在《地球停转之日》《谍影重重4》《善意杀戮》中，出现了美军MQ-1“捕食者”式无人机。

在《鹰眼》《天际线》《天龙特攻队》《第8海豹突击队：深入敌后》《危机13小时》中，出现了美军MQ-9“死神”式无人机。

其中，《天际线》中还出现了尚处于试验中的X-47“飞马”式无人机，向外星人的母舰发射了战术核弹。

有些观众将其误认成了美军B-2“幽灵”式隐形轰炸机，实际上笨重的B-2根本不可能像电影中的X-47那样灵活地上下翻飞。

《鹰眼》中出现了通过手抛，就可以放飞的“黄蜂”3式小型无人机。

就连《速度与激情7》这种与飞机完全无关的“汽车电影”，都虚构了前掠翼型的科幻版“捕食者”式无人机，来凑个热闹。

不伦不类的《威士忌、探戈、狐步舞》中，亦有无人机空袭的片段，但未表现具体型号。

在《天空之眼》中，除了盘旋在高空的MQ-9“死神”外，外形伪装成蜂鸟、甲虫的微型无人机，也一定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些看似“科幻”的技术，已经成为了现实。

除了迈克尔·贝导演的《变形金刚》与《危机13小时》中，无人机只用于侦察与监视外，其他相关电影中的无人机，都执行了对地攻击或空战任务，是不折不扣的“空中杀手”。

几乎所有在电影中出镜的无人机，都是美军型号。

这当然要归功于美国军事科学技术与电影文化产业的“双重发达”。

在美军引领的新军事革命与高技术战争中，无人机统治未来的天空，已是大势所趋。

即使是美国的敌对国家，只要具备技术条件，也都在一边通过官媒叫嚷“美军信息化作战的软肋与无人机的不可靠”，一边埋头苦干研制自己的无人机。

《天空之眼》片段，在目标上空盘旋的美军MQ-9“死神”式无人机。

《天空之眼》片段，美军MQ-9“死神”式无人机翼下挂载的AGM-114“地狱火”式反坦克导弹特写镜头。

“上帝”视角 通常来说，常规题材的电影不会使用太多的主观镜头。

从《拯救大兵瑞恩》以来，战争片中开始频繁地出现主观镜头，从而增强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

这是基于摇晃的主观镜头，成功地找到了观众可以代入的主体——参加战斗的官兵。

电影中的无人机，则名正言顺地创造了一种新的镜头语言——“无人机视角”。

本质上，是将观众代入无人机的驾驶员，所看到的画面是控制台的液晶屏幕。

无人机视角并未改变“推、拉、摇、移、升、降”等基本的镜头运动形式，拍摄角度几乎是清一色的俯拍。

在过去的电影中，并非没有俯拍镜头或处于全知状态的“上帝”视角。

但是，这些镜头却很难找到代入的主体。

《亚历山大大帝》希望通过高空俯拍展现高加米拉战役的恢弘气势，而不得不将视角代入了一只鹰。

无人机视角的优势在于无人机的飞行与监控方式，使其能够在目标上空不断盘旋，侦察设备却始终瞄准目标，在目标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提供连续不断的目标影像。

在速度极快的战斗机上，飞行员要集中精力进行飞行控制，无法长时间全神贯注地监视，发动机的轰鸣也会让目标逃之夭夭，使监视行动无法进行。

2014年9月，导演加文·胡德在南非的家乡拍摄这部电影时，南非政府并未对其用于电影摄制的无人机开放领空。

实际上，电影中所有的无人机视角镜头，都是通过后期的视觉特效制作而成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电影摄制期间，电影的四位主演——海伦·米伦、亚伦·保尔、艾伦·瑞克曼、巴克德·阿巴蒂，甚至从未见面，都是单独与导演完成的拍摄。

作为艾伦·瑞克曼的遗作之一，人们对他纪念，也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人气。

《芝加哥太阳报》的专栏影评人理查德·罗珀表示：“瑞克曼从未得到过奥斯卡提名，现在也很难说他会因这部影片而获得最佳男配角，但他在其中的表演，足以证明他独有的天赋。

” 最终，这部预算成本为1300万美元的电影，赢得了3280万美元的票房。

在“烂番茄”网站上，其获得了95%的新鲜度，广受观众与影评人的好评。

《天空之眼》片段，艾伦•瑞克曼饰演的“将军”与英国政府官员商议无人机空袭事宜。

《天空之眼》片段，海伦•米伦饰演的“女上校”，片中最为冷血与坚毅的角色。

《天空之眼》片段，无人机对恐怖分子藏身的民宅进行反复轰炸，误炸了无辜的平民小女孩。

反恐战争的悖论 无论如何，无人机只是电影的工具。

无人机的出场，绝不仅是为了提升电影的“逼格”，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其盘旋与监视的功能，进行叙事。

《天空之眼》亦是如此，无人机视角的作用，是更清晰地交待前因后果与情境，从而引出反恐战争的悖论——对平民的附带伤害。

过去，人们常说“子弹/炮弹/炸弹”不长眼睛。

如今，制导炸弹与导弹的精确性与命中率，足以算得上是“长了眼睛”。

然而，爆炸的威力，使附带伤害仍然无法避免。

早在2014年，同样是无人机视角的电影《善意杀戮》就曾表达过这样的主题。

但是，这部电影的情感倾向流于感性，而缺乏理性思考。

男主角与女副官无法确认中央情报局指示的目标是否是恐怖分子，就认为炸死他们是滥杀无辜，但男主角炸死他亲眼目睹过的恶棍，就是伸张正义。

这种仅凭朴素的情感与道德观进行的判断，明显缺乏说服力，以至于电影对战争的批判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自越南战争以来，以个人主义对抗国家主义而表达的反战思想，几乎成了欧美的“政治正确”。

某些国家对在影视作品中反思祸害了本国人民的历次政治运动，尚且讳莫如深，欧美影视界就已经开始关心他国人民的死活了。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他们“吃得太饱，生活太好”。

相比之下，题材与视角都与其高度相似的《天空之眼》，就要成功得多。

整个电影多局限于几个场景，且多为室内戏，节奏却张弛有度。

电影曾计划定名为《杀伤链》（Kill Chain），军事术语中的意思为“目标的识别、分配、决定、攻击与摧毁”。

在电影中，无人机空袭的程序，完全遵循着这个步骤。

英国政府死抱着“政治正确”而逐级请示，使英军多次延误战机的讽刺，不禁让人想起英剧《是，首相》与《是，大臣》。

这种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推诿扯皮与效率低下，“颇有我大天朝的风范”。

在电影中，美国政府就要冷酷而高效得多，每道命令都直击命门，一针见血。

在立场上，《天空之眼》并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

既没有完全偏向“反战”，却也着力表现了战争对平民的伤害，看似没有给出答案——提出问题，不给答案，才更能引起思考。

既表现了无辜小女孩的悲惨命运，又反映了反恐战争的必要；既明确了恐怖分子的残忍，又表现了恐怖分子也会在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既展现了“将军”与“女上校”的冷血与肃杀，也通过细节表明了他们的善良与温和。

甚至用矛盾而经典的台词，反复表达了反恐战争所处的困境——“一个YouTube视频也可能会引发革命”，“恐怖分子炸死80个无辜的人，我们就赢了；我们炸死1个无辜的人，恐怖分子就赢了”，“永远不要说军人不知道战争的代价”。

唯一真正关心小女孩生死的英国官方人士，是最终被瑞克曼饰演的“将军”一语驳斥的“女政治顾问”。

然而，她的“圣母心”却近乎于“圣母婊”。

“电车悖论”的伦理难题再深刻，也只能放在哲学课堂上去思考。

在那个危急关头，唯一需要的只有当机立断。

这是一部非常干净利落、情绪和立场也非常冷静的电影。

在无人机和远程作战的时代，战争的样貌和以往已经大为不同。

英国的内阁会议室、作战指挥部，美国的无人机操作室、负责脸部识别的情报中心，肯尼亚的特种部队指挥部、操作摄像头的移动侦查车，以及深入虎穴的情报员，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合作者们，都面对着屏幕而对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恐怖分子则全然不知。

战争变得如此安静、抽离，新时代的跨国协作作战的特征反映得非常到位。

在技术、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并没有让反恐战争轻而易举。

因为恐怖分子一方有着不一样的优势：他们没有政治、舆论、法律等等掣肘，他们可以无差别的杀戮，他们可以无视自己人的死活，他们可以动用任何非法的渠道获取资金和装备。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不是一边倒的战争。

这场战争有着纷繁复杂地话题可供探讨，本片并没有野心太大的妄图包容一切，而是围绕一个决策难题：面对正在武装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一颗导弹下去可以制止他们的杀戮，却会连累一个无辜的小女孩，非常干净利落地关注了一个话题：与无差别杀戮的恐怖分子作战的同时，反恐一方如何面对己方行动中对无辜平民的附带伤害。

怎么个干净利落法？

影片的开场交代了肯尼亚内罗毕、英国伦敦、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等好几个场景，似乎和近年流行的好莱坞大片堆砌各国外景来制造“大格局”的桥段并无二致。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些场景并不是观光旅游走一遭的对象，而是贯穿了全片始终，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肯尼亚的那所房子周围外景，其余所有场景都在很固定的室内，尽力避免了繁杂的背景画面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人物虽然不少，但由于选角得当，这些好演员不需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树立得十分鲜明利落，而毫不混淆。

首先是肯尼亚小女孩一家，虽然他们显然都不是什么帅哥美女，但父亲偷偷让女儿读书、小女孩在阳光下玩呼啦圈的简单快乐，短短两个瞬间，让观众很难不感受到他们的美。

海伦·米伦和艾伦·里克曼两位老艺术家饰演的军人，镇定、冷静，虽然他们力主发动攻击，但并没有被塑造成冷血的战争机器，正如艾伦·里克曼在片尾的自白：“永远别对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

直接执行杀戮命令的无人机操作员，虽不是决策者，但面临的是最直接的心理矛盾，让Jesse Pinkman这位纠结帝来演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无辜小女孩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坐在马桶上的外交大臣、举棋不定的国防大臣、在中国打乒乓的美国国务卿、高谈阔论的司法大臣这些政客手中的，而令他们瞻前顾后、互踢皮球的，并不是小女孩的命运本身，而是各种政治和法律的纠葛。

回到影片的核心矛盾，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来拯救可能的几十条生命，做还是不做？

这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也因这简单的表象，一些评论怒斥此片为“白左圣母”、“妇人之仁”。

但如果被牺牲的少数是你的亲友，甚至你自己呢？

生命是无价的，一个无穷大和几十个无穷大哪个价值更高，旁人并没有决定的权力。

也许唯一有此权力的就是上帝，讽刺的是，无人机的高空俯视，远在万里之外的决策和执行，恰似上帝的视角，更象征了凡人在扮演上帝，决定他人生死的事实和难题。

这难题不仅是一个看得见的小女孩和几十个未曾谋面的生命的对比，影片的许多其他细节也都在反映类似的矛盾，同时给了观众延伸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比如，当所有人出于各种动机都在关注这个小女孩时，为了她而深入虎穴、操作昆虫摄像机的情报员的性命，是不是就不那么值钱了？

影片的焦点是个小女孩，而决策者之一的将军也有个未出场的女儿，将军正为选购给她的礼物而烦恼，这两个小女孩的命运如此不同，是谁的责任？

自己有女儿的事实，也烘托了将军在片尾的那句“永远别对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的自白，也悄然掀起了他看似无情的外表下的复杂内心的一角。

无辜小女孩被炸重伤，帮忙送医院的却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当地军阀，似乎战争双方的善恶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小女孩的父亲悲痛万分，他的心里除了悲，会有恨吗？

他会因此倒向另一方吗？

有多少恐怖分子是因此而诞生的呢？

影片就这样在肯尼亚热辣阳光下抱着女儿痛哭的父亲，以及英格兰凄风苦雨中沉默开车回家的女上校的场景对比中结束。

只留有引申思考空间的细节，这就叫利落；而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倾向或煽情，这就叫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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