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

视频请点击：《村戏》是怎么唱的, 旗子是怎么打的? 根据贾大山小说改编, 由郑大圣导演的《村戏》, 之前在大象点映热映。

我慕名而去, 满意而归。

胡侃电影第三回,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村戏》是怎么唱的, 戏里的旗子是怎么打的。

评论架构及部分截图

1、郑大圣导演出生戏曲世家。

一场好戏在村子里徐徐展开。

曾经有人说，要了解中国，你必须了解农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村的问题。

所以村子里的戏是中国的大戏，是中国的人性之戏。

2、戏是怎么唱的，旗子是怎么打的。

片子定位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的历史背景下，人民公社的解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围绕分地，围绕人民公社产生的问题，两条线展开叙事。

直指我们今天的第三条线——一条虚线。

最后村长说，地分完了，疯子也送走了，大家要撸起胳膊加油干啊！

3、故事采用闪回的方式双线叙事。

黑白画面和彩色画面交织进行，在黑白画面利用对话将人物交代到一个点上之后，逐步闪回，一步步揭开主人公疯狂的秘密。

4、整体观感评点。

优点：节奏清晰，饱满有力，有画面，有故事，有野心。

缺点：电影篇幅有限，留白貌似些微不足，个人意见。

戏说荧幕精彩故事, 还原电影真实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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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到B站来找我：双足还没去旅行。

我也会继续努力, 用更用心、更多种类的视频回报给大家。

下期再见!

一向泪点低，克制不住地哭了，从红色和绿色鲜艳醒目的回忆出现在黑白影像之中，开始揭示疯子为什么疯了的时候，眼泪就住不住地涌出来，擦也擦不完。

怕哭出声来打扰到别人，还哭得非常压抑。

看完后感觉非常憋屈，一口气堵在胸口，发泄不出来。

影片结束后导演问答交流环节，有人提到了黑白和局部彩色让人想到《鬼子来了》，做我斜前方的女士狂点头。

但《鬼子来了》最后的主角虽然掉了脑袋，但也挥刀砍了好几个“鬼子”，掉落的脑袋也充满了对这丑恶的不屑，讽刺意味极浓，起码让观众好歹出了口恶气。

但《村戏》批判和讽刺不是那么强烈，它更贴近现实，更平淡，更绝望，感觉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发生在不久之前，发生在我们身边。

导演意不在批判和讽刺吧，他自己说“谁敢保证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不会那样做呢？

细思极恐。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反思和警示的意味比较多。

杀人诛心，《村戏》是一场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的集体狂热、集体无意识的谋杀。

“先民主，后集中”，“为了集体牺牲个人”后，牺牲的个人委屈了、妥协了，求得了“全”吗？

最后只剩下破碎的心。

在影院里浑身抖了几次，心底发寒。

剧情设计太狠了，不留一点希望，那么合情合理，那么得“人之常情”。

疯子被送走后，这件事的整个十年，疯子的整个人生和他破碎的家庭，全都会淹没在潮水中，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就好像谁也不记得一样，人本来就是健忘的动物。

痛苦的只是那个可怜人，他将永远被鲜明的彩色的痛苦回忆折磨，永远活在黑白的生活里，只能发疯。

你想破口大骂，发泄出胸口堵着的憋闷，却发现自己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法不责众”，因为正如大圣导演所言“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但也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人。

”如果自己处于影片中，也没办法“无辜”吧？

细思，极恐。

可惜导演的问答环节很短暂，好不容易酝酿出了问题却结束了。

我好奇的是，如果故事背景设定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荒谬还会发生吗？

如果真的发生了，是否可以被制止或者被改正呢？

而且，作为有编剧梦的我，特别想知道，导演和编剧在讨论剧本时，为什么设计得这么狠绝呢？

这么悲观呢？

疯子最让人难过的是，小时候目睹了妹妹死和之后的一切，甚至看到想自杀的父亲的儿子，都没办法原谅，理解他的父亲然后帮助他，甚至朝他开了枪，最后绑了他送走。

他的妻子也没法原谅他。

导演和编剧们有没有考虑过把故事设计得更温情一点呢？

反抗的，维护疯子的人，只有一个不得不顾全大局的支书，和一个未谙世事善良的小姑娘，力量太小了，让人难过。

如果把儿子设置为一个更有力量的，能够站在可怜的父亲这边的反抗的人，或者再有一个、哪怕只多一个，无法忘记疯子为什么发疯的反抗集体的人呢？

这样都不会让我感到这么绝望。

先开始并不懂钟馗捉鬼的戏，直到十年前疯子为女儿盖棺时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把女儿的脸抹黑了说“别回来了”，才明白路老鹤那句“钟馗捉到不是鬼，是自己的女儿”是多么狠毒，他又再次杀死了疯子一次。

然后我想到了《被讨厌的松子的一生》中的那句台词“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这些都是什么啊呵，这就是人呐!

如果我们承认《村戏》的以小见大——这其实是个挺容易的事儿——那1980年除了是官方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元年之外，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也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和政策的不可知不可抗不同的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为自身提供演进的燃料，同时也是逐利者最好的动员令和催情剂。

于是乎，对于市场的管制放松之后，（相对地）人人都有了逐利的自由，使得空气中闻风而动的逐利者们释放出的荷尔蒙密度陡增，一时间盛况空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告别了匮乏，迎来了……嗯……也许在电影的眼中，又一个应该被批评的时代。

电影的批评 就像片中被请来评理的长者们不置可否的态度一样，管制放松的（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主导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抱怨，实际上也就源于这种缺失。

进而，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突然缺失，从经济环境上来看，彼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然权利，再加上逐利这个充分的动机，于是便出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具体到电影中，就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冲突。

我们看，蛋糕就那么大，每个人都还要吃一口，吃得比别人少还不行——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嗅到的是和此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气息，是时代精神的转变下集体主义的消散，以及个人主义的猛然浮现。

个人主义的底色是利己，或者说，利己既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也是市场逻辑的出发点——在分田这个事情中，因为获得了合适的养料，它被发扬光大。

电影通过儿子最终绑了老子要求九亩半这种极端戏剧化的处理，凸显了个人主义在浮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荒诞。

我觉得，这就是它对时代所作的批评。

我的批评 让我们说回霍布斯。

作为一个哲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人性本恶”这个观点，他相信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永恒特质，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避免的。

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契约论，主张自然人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而由国家维持社会的和平。

按照此种观点，来自一个最高权力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

不负责任的说，《村戏》在这一点上也许暗合了这种国家主义，所以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资格去质疑霍布斯，但脱离理论而具体到实际的情况，而且仅仅基于常识，我还是觉得人的、以及市场的理性并非如此脆弱。

比如说，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的确会催生丑陋，但相对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期的狼奔豕突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各方并不在一盘零和的棋局之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博弈之后的平衡并不处在坐标轴的哪一个极端，而应该在某一个中间点，所以儿子绑老子的事情我们才甚少听说。

相反的，这种情况更像是可能发生在前三十年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分界点，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逻辑去分析，所以我对用在电影海报上的那个老子把枪递给儿子的画面，是持保留意见的。

电影确实非常成功地讲了一个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奇妙转变中，分别被这两种力量所异化的父子二人，各自命运遥相呼应的唏嘘故事。

只是在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痛苦记忆的障目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忽视后三十年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霍布斯式利维坦的自发地呼唤。

能够分到自己的一块地，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个中人心太杂，算计太多，就对幸福畏首畏尾。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 剧透分界线

电影《村戏》海报1982年，临近春节，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在期待一件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掉奎疯子的那九亩半地了。

这九亩半地啊，地方大，离水源也近，是块好地，人们垂涎这块地有十多年了（总之年数不少）。

那为何人们到1982年才可以分掉这块地呢？

1982年前，国家实行人民公社制，所有的地都属于国家，没有个人之分，大家的获得都是人民公社平均分配。

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他自己的一块地，自己管理，播种，收货，只需把需要交的粮食交上，其余多的就全归个人。

（这就有了个体之分，而不是平均分配）奎疯子是谁？

是王奎生。

为什么疯了？

这就又涉及了电影里另外一条时间线的事情。

1970年，王奎生还没有疯，不仅没疯，居然还是人们口中的”学习榜样“。

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闹饥荒，很多人去偷地里的作物，花生，玉米，但凡能吃的都去偷吃，但在那时，这些地都是属于公家的啊，属于国家的。

自然是有人去管理，去捉这些”小偷“。

王奎生就是这种人，肩负着公社赋予他的使命。

没疯之前的王奎生一天，一群小孩子去王奎生管的那片花生地去偷吃，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树满和女儿彩云。

王奎生驱赶着这些小孩子，只有一个小孩还在留在那里，吃花生。

就是他的女儿——彩云。

这时的树满和彩云还是小孩子。

王奎生见女儿不跑，就要求把女儿吃的花生吐出来。

女儿自然不愿意，奎生一把将彩云的脚拎起来，想把彩云口中的花生给抖出来。

可没成想，这样一拎，彩云被口中的花生给噎死了。

树满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妹妹如何去世。

王奎生也没料到，女儿会死的这么突然，而且是因为自己而死的。

他十分自责，曾一度想过自杀，举着枪向自己下巴瞄准，可看了看树满，就想把手中的枪递给树满，想让仅仅还是小孩子的树满了结自己。

树满没有接，但枪在十多年后还是开了。

村中的村民听见这种事，就有人出了点子：把王奎生作为保护公有财产的榜样向上级汇报上去，做演讲，自然也就会得到进步奖，村子就能得到一年的救济粮。

村支书听了后没吭气，但其他村民纷纷这样说，起初王奎生不同意，觉得太过分。

但随后村民的一句让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只不过一个演讲而已，没事的，而且你是造福全村子啊。

“王奎生随后就拿着别人的稿子，在所有村民前，在县领导前演讲。

”即使是半颗花生米，那也是公有的，她就是偷，她就是贼！

“台上台下掌声不断，也有不少记者在为他拍照。

吃油不吃花生，吃花生不吃油可是为何孩子要去偷花生呢，家里的粮食全给了顶梁柱，孩子饿怕了，彩云家太听家里父母的话，都会忍着挨饿给父亲留着食物，自己乖乖听话，也不偷吃。

在彩云入土时，王奎生手上一把灰，不顾家人的阻挠，抹在了彩云尸体的脸上，因为这样人死后魂魄就回不来了。

王奎生对彩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彩云，别投胎回来了“。

回到1982年的时间线。

村书记 书记还是原来那个书记，他对村民们十分头疼，马上就要分地，但家家都想要奎疯子的”九亩半“。

他也知道奎疯子为何变疯，很对不起他们一家人。

凑巧，上级领导要求这个村子拍戏，还指定是《打金枝》。

原来领导们之前看过这村里的树满和小芬演过戏，觉得郎才女貌，很适合过年氛围。

树满就是奎疯子的儿子。

原来叫”白小“，但王奎生疯了后，大家都叫他”疯小“。

村支书想，如果树满能够演好戏，那么那九亩半就可以还继续分给奎疯子。

然后还能将树满和小芬凑成一对。

（两人本身就两情相悦）村里有个戏篓子，人称”老鹤“，所有的戏都要他导练。

小芬就是老鹤的女儿，可老鹤不支持把女儿嫁给树满，因为树满的父亲是奎疯子，而且母亲一直身体也不好，更不会种地。

老鹤更想让小芬嫁给村里另外一个体格壮实，生性老实的志刚。

所以想让志刚和小芬去演《打金枝》。

小芬哪能愿意，于是书记出了个主意，搞一台电动榨油机，说是树满搞来的，送给老鹤，这样就可以让老鹤同意了。

但老鹤不吃这一套。

还是想让志刚去演戏。

老鹤一直口上说着不想要那九亩半地，但他其实是最想要那地的人。

他和志刚有约定，老鹤出点子让志刚分到地，志刚出力，九亩地种的作物老鹤也能得到一部分。

（如果志刚去演戏演的好会受到领导的表扬，这样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分到最好的地——九亩半。

奎疯子年年都在那九亩半种花生，但村民们年年都去那九亩半偷花生，于是”奎疯子“就疯了起来，拿着枪向偷花生的村民开枪。

只有小芬对奎疯子很友善，每次见他疯，就拿一把花生还给王奎生，王奎生就不疯了。

老鹤一直认为女儿心肠太好，还不如早点嫁给志刚。

小芬很是不情愿，还是想让树满去演戏，于是书记去找老鹤商量，最后：村里的那台电动榨油机分给老鹤，九亩半分给志刚，才肯让树满去演戏。

书记说：”这样也好，小芬和树满会有机会去到县里的文艺团发展。

“可当小芬去把好消息给树满说的时候，树满居然拒绝了，他说他心里没底，不会唱老戏。

小芬一听，一气之下也拒绝了演戏。

村支书只好找村里的老同志去演习，但没人的心思在演习上，都不停的打探着分地的事。

一直不停对书记说：我们要民主！

”村书记只好答应九亩半分掉的事情。

一天，奎疯子去村里找回被偷的花生，不断的在村里”疯“。

树满抢过他的枪，毫不犹豫的开了枪。

奎疯子没死，是因为树满把枪抬高了一仗，只是开了枪吓奎疯子。

这一枪算是把奎疯子弄醒了。

他回到家里吃饭{奎疯子一直住在九亩半上的窑}，也能听懂别人说话了。

他也知道了一直对自己好的女孩叫小芬。

村书记和老鹤知道这事要小芬把奎疯子叫来看看。

老鹤让村书记和奎疯子唱一曲《钟馗打鬼》看看。

原来这《钟馗打鬼》是年轻时王奎生最会唱的。

屋里只有村书记和奎疯子二人。

村书记不断敲打着节拍，奎疯子不断接着台词，就连村书记敲错了半个节拍他都知道。

唱《钟馗打鬼》书记这时知道王奎生的人性还有一丝尚存。

于是在唱完戏后，说了句：“钟馗打的不是鬼，而是他的闺女”这一下子，让奎疯子彻底失了智，彻彻底底的疯了。

村里人都见奎疯子真的疯了，声讨村书记把他送往精神病院。

村书记这次同意了，晚上去说服树满和那体弱多病的母亲。

母亲说：“送吧，这样树满就好找个闺女娶了。

”书记说道，只要你们不拦，就有人把他绑起来。

第二天奎疯子，只要一见到女童，就会跑过去抱起来，

看见这一幕真的很心酸村民借此为由将奎疯子绑了起来，小芬也在不停的阻挠。

在绑起来时，奎疯子说了句：书记，快保护花生！

“书记只是在一旁看着，没有像过去一样保护奎疯子，这次，他什么也没干，只是在一旁看着。

直到奎疯子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车，小芬跟了上去，她不懂村里人为何这样对待奎叔。

这时奎疯子，一直不断颤抖，有话说不出。

最后，带着哭腔的说出：彩云，回来吧，爹给你洗脸。

”

村戏结束了。

每户每家都分到了地。

电影戛然而止。

奎疯子怎么了。

小芬到最后究竟嫁给了谁，我们都不知道。

电影两条时间线，为了便于分清，导演把1982的线做成全黑白，而1970的线做成有绿色和红色。

（黑白色更能体现人性的思考，例如《罗马》，《辛德勒的名单》）导演在拍摄演讲时的镜头用了鱼眼镜头（广角的一种），拍摄出的感觉会产生扭曲的感受，用来表现事情都荒谬。

电影没有一个像《一秒钟》那样莫名其妙的和睦大团圆（主要one second删减了）最能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农村电影，关于那个年代的荒诞。

王奎生的疯责任有自己的一部分，但村民们无辜吗？

不无辜，“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奎疯子的女儿——彩云个人觉得村民的责任更大，在需要王奎生时利用，在无用时抛弃。

其实现在社会也是这样，表面和气实际互相利用，每次的送礼探望都是为了以后的利用。

说实话，我还有些羡慕以前那质朴的农村环境，没有勾心斗角，大家互帮互助，觉得一个村子的都是一家人。

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道路，但起码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吸取教训，做好自己，把这条道路不断趋近于完美。

电影结束，很多人意犹未尽，问“为何没有上演村戏？

”在我看来，其实不用真的上演村戏，因为村戏天天在上演：三十年前是如此，五十年前是如此，五千年前是如此，现在也如此。

这真是这部电影的真正寓意所在。

我是被朋友叫去看的，带着‘好戏同观赏’的初心。

看后感觉果然如朋友所说：难得的鲁迅式的电影。

尽管情感克制，但依然触目惊心。

这部电影获得了即将举行的金鸡百花四项提名，说明这次评奖有重大回归，重新内容本体，敢于给这样深刻的尚未完全公映的电影一种肯定。

期待导演能够斩获最佳。

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能够看到这样的电影简直是一种惊喜。

期待大圣导演新的大片。

1如果你看过《美国往事》，相信对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并不陌生。

走私、黑社会、暴力、腐败，那个年代充斥着人性最底层的贪婪。

美国在自己的电影里喜欢鼓吹秩序和契约，那是什么导致了上世纪20年代的无序呢？

这要从1920年1月17日颁布的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说起。

在那个年代，女性刚刚拥有了投票权，政治家纷纷向这个群体示好以换取支持。

而女性绝大多数不喜欢男人喝酒。

因为喝酒不仅价格昂贵，还会促使寻衅滋事。

重者家暴，轻者在外一夜情。

不让男人喝酒最好的方法就是禁酒。

于是在1月17日这一天，“禁酒”明确写进宪法里。

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

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犯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同时，21岁以上的人才能买到酒，并需要出示年龄证明，而且只能到限定的地方购买。

在一个毒品横行的国界里，酒业怎么可能因为宪法而完全根除？

随即酿酒、贩酒便转入地下，形成帮派，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拉拢当地警方，形成腐败，犯罪率飙升。

在当时原本表现平平的黑社会，由于贩酒带来的暴利而迅速蔓延扩大。

以至于最后差点颠覆了美国的两党制。

直到1933年，罗斯福宣布废除“禁酒令”，黑社会势力才得到有效的控制。

经历了这13年，美国人开始思考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民主吗？

多数人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吗？

少数人的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那会不会导致暴政呢？

就像《村戏》里奎疯子的“九亩半”一样。

23月27日，拿到龙标的《村戏》在北京也只是发起了点映。

至于为什么没有安排档期，不详。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河北太行山脚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激发村民种地的积极性。

然而如何分田？

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村里奎疯子的女儿在文革时期偷吃大队花生，被奎疯子抓到后，不幸呛死。

为了保证村里来年供应救济粮，全村将其美化为大义灭亲，并让奎疯子上台讲述“灭亲”经过。

在狂热的时代下，人伦惨案被归结为时代楷模，村民得到了救济粮，奎疯子却彻底疯了，成了时代的悲剧。

然而时代的悲剧如洪流一般裹挟着奎疯子继续向前。

包产到户政策让村民觊觎起奎疯子手里九亩半的肥田。

王支书最开始拒绝分这九亩半，却在村民的民愤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招架无门。

村民的意愿集中体现在路老鹤这个人物形象上，表面上为了集体的利益，其实为的是一己之私。

在利益面前，人们再一次表现出趋利性。

就在判断奎疯子到底疯没疯的当天夜里，原本神志逐渐恢复的奎疯子，被路老鹤背后捅刀，再次失智。

杀人诛心成功，人性彻底沦丧，将九亩半彻底纳入包产的版图中。

一个人物，却承担了两个时代的悲剧角色，剧本功底的扎实程度不得不令人赞叹。

作为集体的反面，奎疯子一直是“被民主”的，村民的利益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奎疯子的头上。

为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奎疯子要把女儿挨饿，归结到盗窃行为。

疯了以后，要把九亩半良田分给别人，自己以女儿生命换回来村民的救济粮，却在事后被同一批村民送进医院。

是谁杀了一个神智健全的人？

我想是“民主”。

3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银幕上很少见了，似乎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时代、社会、人性，是第五代导演扛着胶卷摄影机该干的事情。

时间来到2018年，人们似乎更愿意捧着爆米花在乌漆嘛黑的影院里傻笑。

而导演郑大圣却拉着人马跑到太行山脚下，去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

带着一股不合时宜又悲天悯人的情绪。

这种情绪似乎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当下，显得与主流格格不入。

那主流价值观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留给了观众。

作为一个艺术片，当然少不了艺术的表现手法。

整部电影只有在讲文革故事时，才出现绿色和红色。

两个颜色是时代的颜色，而回到现实，却变成了黑白。

加上个别镜头运用了蛇腹镜头，变相的画面诠释着一个扭曲的世界。

这些都是在表达方式上很亮色的地方。

我个人十分喜欢两场戏。

一场是奎疯子尾随村民，跟踪到榨油的作坊里。

耳边响起的是炮火连天的声音。

对于奎疯子，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打倒到苏修美帝的时代。

磨盘是隆隆的坦克声，拨开的花生是阵阵枪响。

村民平淡的生活于奎疯子便是无尽炼狱。

第二场是路老鹤打鼓唤醒奎疯子的戏。

一个固定镜头放在那里，就是让观众直视着奎疯子的变化。

随着节奏的改变，奎疯子慢慢恢复。

观众由屏气凝视到放下心来，直到路老鹤在奎疯子耳边抛出一句：《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自己的女儿。

此时，观众才彻底意识到路老鹤的机关算尽，与奎疯子注定悲凉的命运。

一场戏节奏张弛有度，令人唏嘘万千。

当然，这是一部需要坐得住电影。

开始在还没有交代清楚人物关系的时候，矛盾冲突显得过于用力，而没有太多代入感，让人觉得不知所云。

叙事的过程很像一本小说，但是最害怕开头无法抓住人，如果是一本书，可能在开始时就放弃了。

楔子从去年开始，一部名为《村戏》的电影，在大小各种影节、电影季放映中崭露头角，并冠以种种“反思”标签在各种影迷群中传播。

当时也了解到此片的信息，对影片颇为好奇。

之后在夏末一场点映活动中首次观看了此片，但就以我的认知结构看一遍，并没完全看透这部电影，之后又通过一些放映活动，又看了两遍《村戏》，才觉得对此片有些把握，或者对影片能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了，故借此文尝试我个人对《村戏》的一次精神梳理。

《村戏》与“村戏”

《村戏》是根据贾大山的短篇小说集作为蓝本改编而成，看过第一遍后，就好奇的找了小说翻看，才了解到影片《村戏》并不是以贾大山某篇小说或者几篇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诸多细节都是散落在短篇小说集中诸多大小的篇目当中，这篇的人物名或角色的某个行为，那篇的几十字的一个过场细节，另外一篇几百字某场景或某活动的描写。

这种在短篇集中摘录出各个层面的细节、情节，再重新整合汇总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的手法，其难度甚至比一个原创电影剧本还要难，提取小说中最精华的“魂骨”再重新塑造出郑大圣导演作者性的“血肉”，所以这一出《村戏》不仅是贾大山的“村戏”，也赋予了郑大圣导演对那个剧烈转折时代中人们变化的一种观照。

支书、老鹤与奎疯子电影开篇一个手剥花生、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捧着满满的花生又全撒向了田间，后发现有狗偷食了地上的花生，随即用粪水和土枪驱赶了狗和其主人志刚，其形象行为的怪异，让观众不免产生了疑问，但电影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些。

一抹阳光贯通了村支书和后面的主席画像，镜头的设计直接点名了村支书的政治地位，而老鹤以收花生分配油料出场，也显示出他在村中的财务职权。

而后广播室谈话泄露，告知了故事所处的时代——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自古都是大事，《村戏》中也不例外，而在支书在大队部公布排“村戏”和“分地”消息后，在村民的议论中得知，片头的那个怪人是“奎疯子”他守的那片地是“九亩半”是村里最好的地。

村民们对“分地”当然是异常的兴奋，而支书对“分地”也是异常坚定，自然心里有谱，但肚里“老词儿多”掌管财务的老鹤想的确是利用这出“村戏”为砝码实现自己的目的。

支书掌管行政，老鹤掌握财务，而“奎疯子”却守着村中最好的地。

“奎疯子”因“九亩半”进村闹事，支书用军令喝住“疯子”让其驱离，三人的关系，不由得引发观众的好奇。

小芬与树满村民在公布排戏后的议论中，观众已经得知小芬与树满是“村戏”《打金枝》郭暧和金枝女的不加人选，自然在村中的关系是青梅竹马。

议论中老鹤言语中处处阻拦作梗，明显道出了老鹤小芬的父女关系，而树满母亲让其把志刚被泼粪水的衣服要来回去洗，已然显出树满与“奎疯子”的父子关系。

确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让观众更加对小芬和树满父辈的关系、前史产生好奇。

而这出“村戏”真正的根源，也是一位县上文艺汇演树满小芬合作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引起县上领导的注意。

而这一曲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万泉河水》也道出了二人成长的背景——在冷战环境下引发反苏修备战的荒谬年代。

那个荒谬年代也是支书、老鹤、奎疯子三人微妙关系的根源。

饥饿与色彩 “部队的战士用扫帚和簸箕把老乡粮仓中的最后几粒谷子都扫走了”（大意）——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

饥饿在那个年代中是一个普遍记忆，而这部电影所有故事、人物关系的根源起都是因为小彩云难抵饥饿偷吃了地里的花生，最后导致意外死亡。

小彩云的饥饿，可能对现在的人们无从感知，但对我而言，有着极强的触动——孩童时，还在世奶奶在案板上做着面食，不懂事的我用手中不洁的玩具鼓弄案板上的面团，奶奶一个嘴巴打将过来，呵斥我不要再如此祸害食物，就像我亵渎了什么似得。

多年后，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才了解到，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那是对来之不易美好食物（生活）的维护。

虽然没有饥饿的记忆，但那一巴掌已经完全感受到祖辈对荒谬年代引发饥饿苦难的共感。

这也唤起了儿时老人们在饭桌前提醒我吃干净碗中饭食的那声声叨念。

切身的记忆也能够让我想象出当年小彩云的那一份饥饿记忆。

这也是那荒谬年代传达给我的感知底色。

在《村戏》放映后的多次对谈中，郑大圣导演多次提到那个年代给自己的色彩记忆——红与绿，在影片的关键前史部分这两种颜色也作为强烈的视觉标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的标语和旗帜让整个村庄的人们做着疯狂的行为形态，不顾及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生理需求，绿色军装也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大战降临的紧张备战之中。

人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要以红绿两种颜色来衡量，人而非人的年代，一个悲剧会诱发另一个悲剧，错手的父亲不希望小彩云再回人间，用炉灰抹黑了小彩云的脸，不再让她“转世”回人，但小彩云还是唱着《万泉河水》回来了，成为了唯一能和“奎叔”交流的人。

父亲与树满树满亲眼看到父亲失手害死了小彩云，而后被树立为荒谬年代的典型，在那如“癫狂村戏”的表功大会上，树满手拖土枪来到大队部，当他要为彩云报仇的时候，被一个战士一把搂住夺去了土枪，整个过程以超低视角镜头跟拍完成，象征着荒谬年代，大队部压抑着树满的复仇本能，也压抑着全村人的本性和本能。

而在影片开端，青年树满进入大队部时参加“分地”讨论时，以一个大全景的广角镜头呈现，广角镜头不断上摇，天空对折一般的压将下来，也显示着即使时代变了，压抑、异化人性的力量依旧存在。

被树立典型的父亲，为了活下去，不断自我灌输荒谬的战备思想，导致最后的精神奔溃，少年树满俯看临将崩溃的父亲，父亲残存的那一丝人性，突然把手中的机关枪举给树满，这也也许是作为父亲崩溃前最后的一丝良知。

父亲也知道，没有这一枪父子间是根本无法在沟通的。

但这一枪却迟到了十年，为了不让父亲闹事，树满挺身而出挡在了父亲的土枪前，父亲如十年前一样，把枪递给了树满，枪口提高一寸，差点打“醒”了父亲。

支书、老鹤与奎叔在荒谬年代，因为奎叔树立的护粮典型，争取到了后来全村的口粮，支书非常明白是牺牲了奎叔救了全村人。

虽然年代过去了，但他全片的对白和行为中，能让观众感受他一直有愧于奎叔一家，所以像利用这次“包产到户”补偿奎叔一家。

而当年树立奎叔典型的另一个怂恿者老鹤，却看到这次“包产到户”的分地机会，对“九亩半”心生觊觎，但家中又无壮劳力，所以唆使志刚以小芬为诱饵当自己的先锋，来向支书“要地”，在影片中段分地名单公布后，村民再次因分地不公争论时，叫嚣最厉害的是志刚，但镜头缓缓左移，志刚等一袭村民渐渐虚焦，老鹤逐渐清晰入画，此刻观众就明白支书想拿“九亩半”补偿奎叔一家最大的敌人是老鹤。

因为树满对奎叔的那一枪，以及小芬对奎叔互换，奎叔对于荒谬年代的疯狂影响渐渐的厘清，逐渐清醒的奎叔对老鹤占“九亩半”愈加不利，之前用排戏和支书讨价还价已经毫无意义，随即就利用奎叔擅演“钟馗捉鬼”的戏码，借以给奎叔排戏治病为借口，拍了一出“钟馗捉鬼，反被鬼捉”的大戏，这也是整个影片真正的一出“村戏”。

而奎叔也被老鹤一句话打成回了“奎疯子”，老鹤也就成为全片中真正的“鬼”。

不变的“村戏”

如果在荒谬年代为了全村的口粮，支书和老鹤为首“精神谋杀”了奎叔，是因为反苏修备战的政治环境导致人性异化，算是有根可原。

那荒谬过后，再度为了土地的一己私利，泯灭人性，再度“谋杀”了奎叔，因为他是获得“九亩半”的障碍，让一个即将从荒谬年代的疯狂中消散，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次戳破他泯灭人性的疯狂爆点，让他的生命永远处于癫狂非人的煎熬之中。

在这片土地上，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无论是荒谬年代还是今天，这类故事在无数次的搬演，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的让人无视。

也许大家都会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但《村戏》这部电影恰恰超出了那个特殊的荒谬年代来讲述人性的故事。

村民们也不自知的，为了土地再度“谋杀”了奎叔，只有回来的彩云“小芬”守护天使般的继续与奎叔随行，一枪差点“打醒”奎叔的树满，也要为将来考虑，只能隔着车窗映照着父亲渐行渐远。

每个村民都无能为力，却又都成为了共谋者，在这不断剧烈变奏的当下，相信还会有无数的“奎叔”被三度、四度的“谋杀”或谋杀。

这也许就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了干系，但也许会不自知，但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造就了这个当下，那么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正所生活的当下，从修正自己开始，略微的修正自己，就是在修正所处的环境，也许就会让这亘古不变的“村戏”慢慢谢幕。

--THE END--

3月19日晚，导演郑大圣做客“大象点映直播间”，和大象点映（微信号：elemeet）百城首映礼的观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在线交流，聊《村戏》的创作故事，和选择在大象点映做众筹点映的意义，并透露下阶段的创作方向。

一、谈小说改编：根据贾大山小说做延伸式的想象和改编 问：《村戏》作为小说改编电影，受到了原著的何种影响？

郑大圣：其实这个片子从筹备之前改编之初，我最朴素的初衷就是受到小说文字的感染，受到文学力量的感召。

贾大山的小说写的简短、白描、朴素，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比写出来的部分要深厚的多，这是一个非常深厚的留白。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贾大山小说精品集》翻一翻，每一个故事都很短，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你很快就能把这个故事看完，但是隔几天以后你会想着又去看看，再翻一遍它也还是很清淡的，很平易的，貌似什么也没发生，貌似什么也没写。

但是过两天你想想好像他又写了很多很多。

像这种以少许胜多许的写法是很难的、很高级的。

我们的改编和拍摄试图沿着他写出来的部分尽量地去延伸想象他没写出来的部分。

问：通常电影中有偏执狂、精神失常这样的角色设定的都会有很明显的指向性可以让观众一眼就看到底。

起初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设定奎疯子这样的人物呢？

就是全村人都是看似正常的，这样的设定拍起来戏剧性会被减弱，不知道导演对这种主角设定有什么想法吗？

郑大圣：在12稿剧本之前，我们做过8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梗概。

在这些方向完全不同、结构完全不同、用意也完全不同的故事里头，我们的男主人公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有装疯的，有没疯的，有半疯的，但是我们觉得都不对。

当我们尽可能设身处地去感受男主人公时，我们觉得他只可能变疯。

发生那样的事情，身处那样的一个境地，如果他还是个人的话，他只可能变疯。

如果他还能够维持一个哪怕是貌似的正常，那他也太忍心了，他真的不能算个人了。

二、谈拍摄困难：所有筹备时以为的困难都异常顺利，但...问： 拍摄期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郑大圣：我们分为冬天、夏天两季拍摄，所有我们筹备的时候以为的困难其实都异常的顺利。

我们担心过找不到合适的场景，因为现在35年、40年过去了，太难找到还保留当时风貌的村庄，但是在井陉一个县内，我们很轻易的在相距不远的三四个村庄找到了我们所有的场景。

我们曾经担心找不到那么既朴素生动，又极具表演天赋的非职业演员，但是我们在井陉也找到了。

但是在拍完冬天的32天戏份以后，也就是1980年代初的那个部分，接下来将要拍的是十天的夏天戏份，也就是1970年代初的那段闪回的部分之间，有半年多时间我跟制片人是异常的焦虑，因为我们遇到了一开始完全没想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那九亩花生地的问题。

照常理，花生应该是在夏收之后夏种，然后在秋天的时候结果。

但是因为我们有拍摄周期的要求，不能够耗过整整一年，我们必须逆季节自己种植九亩花生。

所以我们是在清明以后下的种。

当时老乡都觉得匪夷所思，清明以后下种在太行山区那么冷的地方，很可能是要被冻坏、被冻死，根本长不出来的。

我们从县上农科站请了种植技术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如何逆季节把这九亩花生给种出来，我们用了地膜技术，我们请了八户老庄稼把式，很资深的八个大爷帮我们照顾这九亩花生。

因为花生其实特别费人力，它的这个施肥浇水都是点铸法，它一簇一簇苗得用勺一株一株的去喂，锄草也完全像战斗。

所以专家教给我们的锄草程序和手法，完全就像是兵书。

所以我们在等花生的那半年间，我们的制片人非常紧张，每天都要关注河北太行山里面我们那九亩地的长势。

我们请八个大爷轮流值班去料理那片庄稼，今天谁值班谁就给我们发微信图片。

然后你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几个月里，那片地毫无动静。

即便天气转暖了，我们那片地还是见不着动静，就是根本就长不出来的样子，我跟制片人非常担心，这个是最揪心最困难的一节。

问：据说制片人朱斌老师在拍完《村戏》之后成了花生种植专家？

郑大圣：我们制片人朱斌老师非但成了起码半个花生种植专家，事实上朱老师的心态就跟老地主是一样的，“我们的苗怎么在地底下还没露头呢”，露头了以后一开始特别高兴，跟我说“导演，花生长出来了”，紧接着又开始焦虑，“它不会只长这一点点吧？

它能不能再长大一点啊”，特别像个老地主。

三、谈演员表演：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问：导演，我觉得您选的演员演的太好了。

看过一些您的采访才知道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演的太真实了！

郑大圣：我们所有的成人演员都来自于井陉县的一个民营戏班子，他们是唱山西梆子的，也就是晋剧。

我们的男主角李志兵是这个剧团里头的丑角，他在台上主要演滑稽角色。

他最受当地老乡喜闻乐见的舞台形象是《哪吒闹海》里的龟丞相，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可以随意扭动他的脖子、步伐很逗逼的“乌龟步”。

在戏里他演那样的角色，但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我们的演员确实特别棒，拍戏的每一天他们都能带来惊喜。

我跟摄影、录音、灯光每天看着监视器的时候，越看越喜欢，同时在心里暗暗称奇，他们确实特别天才，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

问：看完电影，我感觉奎疯子并没有疯，他只是不愿意再用世俗的态度去面对那个时代下的人，他只有用这种疯癫的状态才能将村民逼远，才能去保护他的九亩半，才能真正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导演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郑大圣：疯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疯的呢？

这就得说到我们的制片人朱斌老师，他替我们男主角在石家庄请到了一个非常资深的精神病专家来做我们的顾问。

首先我们制片人是带着我们的剧本去请我们的精神病专家顾问做诊断。

我们的顾问看完剧本以后诊断我们的虚构人物男主角，说你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间歇式精神分裂症患者。

怎么间歇，怎么分裂的呢？

那就是他在糟糠和抑郁两级之间没有过渡，而且很难辨别是因为受了什么样的刺激，在一个什么拐点忽然蹦到了另外一级。

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们，精神病患者心理结构的崩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在某一个特定的一点，一下子就转成了那个病态，而是他心里的阴影裂缝其实早就存在，裂缝逐渐加深加大，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沟壑，而表面上未必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某几个瞬间，因为哪几根稻草，他轰然倒塌和崩溃。

我们男主角疯子犀利的眼神其实不是臆想的，是我们制片人带着我们男主角反复走访精神病防治中心，贴身观察得来的。

而且是医师提示我们的，就是精神病患者的眼神与正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四、谈《打金枝》和《钟馗打鬼》：村民们因为利益呈现出来的众生相比戏曲更精彩问：请问导演选《打金枝》的用意是什么？

郑大圣：《打金枝》在传统的戏里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中国戏，它其实是一个最理想化的中国家庭伦理大戏。

因为郭子仪是再造大唐王朝的英雄，是在安史之乱当中匡复天下的一个联军司令，所以他个人的功名是最辉煌的。

民间传说他有七子八女，儿子们娶媳妇都很成功，生孙子也都很成功，闺女们嫁得也都很成功。

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家庭，中国人的人之常情里头认为最理想最圆满的人生，就是《打金枝》，特别有代表性。

我们的演员们和他们的路德晋剧团，他们常年在乡间演出的时候，乡民们最愿意点的，尤其是在过大年过春节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就是《打金枝》，那也是他们剧团的看家戏。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特性，也因为在民间受欢迎如此之高的程度，选了《打金枝》。

问：为什么最后那出《打金枝》还是没有演出来呢？

郑大圣：我想，在《村戏》这个片子里头，最热闹的、最有趣的、最不堪的戏，其实是这些村民他们自己的各种情状，他们为了利益展现出来的众生相，这利益不光有田地，还有婚嫁，还有跟以前事情的各种纠结，不论是已经忘掉还是假装忘掉，大家都默契的不提及。

所有这些沟沟坎坎、苟且、争夺、博弈，这本身就是一出极其热闹的戏。

他们排演的《打金枝》是给领导们看的，是为了讨好领导使得他们村庄能争取到分地的机会的戏，这就远不如他们自己更有戏剧性。

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面，一直在排演的那出《打金枝》并没有正式上演在画面里，我们只是在片尾字幕升轨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彷徨、非常热烈、非常激扬的一段乐曲，那个就是《打金枝》的序曲。

所以我们是在升轨上让《打金枝》在片尾的时候演了一下，但是在画面里并没有演，因为他们本身比《打金枝》好看多了。

问：电影中路老鹤最后那出《钟馗打鬼》有什么特别含义么？

郑大圣：《钟馗打鬼》这出戏在北方的乡间过年的时候是特别被追捧的，乡间会请戏班子全副装扮的扮上钟馗的戏，到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进院子、屋子跳钟馗，要走过村里最重要的道路，也要在水井前跳钟馗，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祭祀的遗风。

人们相信钟馗镇邪，镇压妖怪，驱除瘟疫，会给这个村庄每一个人带来吉祥，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长命百岁。

这是民间很流行、传承了很多年的礼俗。

除此之外，钟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冤屈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很愤怒的鬼，而且成了鬼雄，这个戏曲传说里的人物跟我们男主角之间在命运上会有一些照应，所以我们有一个长镜头是男主角在老鹤的鼓点之下跳钟馗。

五、谈色彩蒙太奇：这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视觉残留问：请问大圣导演，颜色的选取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为什么选取这几种颜色，以及是先确定了黑白，再确定红绿，还是相反的过程？

以及两种颜色的切换的逻辑是什么？

郑大圣：最早从做故事大纲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部黑白的电影，所以是先定的黑白。

一直到做后期的后半场，才决定在闪回的部分要单色抽取红和绿。

红和绿只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代初，我能记得最鲜明的颜色在当时就是军装的绿和旗帜标语的红，这是我的视觉残留。

同时在画面快速的闪入闪出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一眼就能辨别的视觉标识，而这种单色抽取出来的红和绿就很显眼，在快速剪接里用红绿做标识很好用，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其实我们对红和绿的饱和度，并没有做过渡的渲染或者是加强甚至是变形，我们只是尽量地还原到了当时1970年代初这种红和这种绿真实的色调，我们是比对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是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人民画报》的封面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都是这样的颜色，我们是比对着《人民画报》做的色标。

六、谈脸上抹黑的细节：这是北方偏远村庄的小迷信问：疯子为什么要往地里撒花生？

郑大圣：对于男主角奎疯子而言，他的女儿永远活在这个地里。

他是看得见小孩的精灵的，这片地对他来说就是女儿，他得守着它。

他女儿意外的死亡，其实是因为小孩儿肚子里没食，肚子里没油水，饿呀，他得喂饱她。

问：彩云盖棺时奎疯子把孩子的脸抹黑有什么说法吗？

盖棺时奎疯子说彩云别回来了和抹黑脸有关系吗？

郑大圣：在北方乡间很偏僻的地方，北方的乡间会有这样的民间的风俗：小孩的夭折如果是因为不吉利的原因，比如说瘟疫，或者是不体面的原因，比如说像小贼小偷意外的夭折，家人会不希望他再投胎找回本家，这时就会用脸上抹上锅灰来阻挡他的投胎，阻挡他的轮回。

北方很多偏远的地区有这样的小迷信。

问：最后奎生在车上说想让闺女回来，是纯粹的想念，还是他意识到新的时代要来了，也许有好日子了，所以想闺女投胎回来？

郑大圣：1970年代初，在女儿下葬的时候他对着棺材里女儿的小尸体说“别再投胎回来了“，等经历了十几年这么多的事情，尤其是分地的风波之后，他在进精神病院的路上说“女儿回来，爸爸给你洗脸”。

这一前一后，我跟编剧讨论，跟演员揣摩，一直在体会，我们觉得都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的原因使得他这么说的，这背后有很复合的主客观的各种情境，才让他说了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七、谈片中角色选择：当事到临头、利益切身，我们谁都不是圣贤问：宣传语说，没有一个坏人。

但路老鹤难道不算坏人嘛？

尤其是最后对奎生的刺激？

郑大圣：我想这个村庄里所有的人，没人想做坏人的，谁也不会存心去害别人，更多数的情况就像我们自己，是被裹在人群里的，人群走向哪儿，我们也都走向哪儿。

在这个跟着大家走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尽量地争取到自己的利益，世事大抵如此。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戏里头其实并没有坏人。

只不过事到临头、利益切身的时候，我们都没法要求自己变成圣贤。

谁也不是圣贤。

村长（左）和老鹤（右）问：导演你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文化政治环境，谈一下您对村支书这个角色的看法，他的很多做法似乎很代表了民意，也处理的很不错。

郑大圣：支书这个角色很为难，恐怕是这群人里头最为难的。

他不光是领导，他还是家长，他还是路老鹤和疯子的朋友。

而且在乡间社会，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谁跟谁都沾亲带故，我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很可能他跟那三个小孩，从辈份上、亲缘上可能都是亲戚。

所以这么些身份叠合在一起支书很难为，咱们不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们应该能体会他是一个非常难为的人。

问：谢谢导演，90后也很喜欢《村戏》。

因为现实生活中好多路老鹤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像小芬一样可贵的人，保持自己的善良。

您对此怎么看？

郑大圣：如果我们碰到剧中人类似的情境我们会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希望自己怎么办？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只能这么办？

如果看完《村戏》这个片子，大家免不得情不自禁会问自己这些个问题的话，那是这个片子的幸运，也是作为导演我的幸运，这个片子就不算白拍。

《村戏》这个故事设置在1980年代初，以及回溯到更早，1970年代初，所以离现在也已经有一个不小的时间差距，但其实这个隔代也没有那么远。

一些亲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长一些的，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观众看完跟我说很真实，觉得有很直接的让他们刺激起回忆来。

比如当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跟我说，你是很真实，但是也只是揭示了那个年代小小的一角，这个是我很感触的。

我也碰到过更年轻的观众，在某一次放映后交流当中，有90后的观众说，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片子里的人和人的关系，一群人跟一个另类的个体的关系，特别像我们公司，紧接着有一个00后的观众说，发生在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我不清楚，但是这个片子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班级一样。

我听他们俩这么说，我很难以描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他们能够看懂，而且很耐心地看完，作为导演我当然非常高兴。

但是以他们这么年轻的岁数，他们会觉得故事里的情形跟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班级里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也会感到悲哀。

八、谈音效设计：想要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感问：我对奎疯子听花生榨油联想到战争画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请问这一段的灵感来自何处？

郑大圣：在疯子的臆想当中，这一村人都是他的敌对方，因为他们经常到花生地私下里去偷拿花生，在疯子的认知里头，这片地当然是生产队的是公家的，怎么可以私自去拿呢？

所以他们都是敌人。

对于一个曾经很荣耀地当上过民兵连长的疯子而言，他的时间永远就停在了当年的那个点上，而那是70年代初的时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候，是全国人民准备核战争爆发的时候。

问：大圣，能否简单谈谈本片的音响设计？

做得太棒了！

郑大圣：我们的音响设计也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

从前期录音到后期的编辑制作，跟影像处理在同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想把日常的生活情境处理得更有剧场感。

所以我们利用了很多生活中现场实录的音效、动效，到后期的时候通过加料、重新编排、人工合成，做出我们想要的声效，主要是让它组合为一种类似于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节拍和配比加入到拍摄之中。

九、谈片中标语和符号：没有任何象征意味，只是视觉还原问：导演好，很想知道电影中村子里的相关年代标语、马恩列斯毛的头像都是美工作品或购买的，还是确有历史遗留？

有没有有趣的故事能与我们分享？

我个人感觉这类符号在视觉上稍微有点儿多。

郑大圣：村庄墙壁窑洞里的那些标语、画像是我们的美术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按照当时那个时代背景的真实情况，很用心地在村庄里头复原的，并没有刻意加强什么。

其实这些画像、标语、板报，并不是任何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那都是基本的一个视觉的还原。

以当时铺天盖地的密集度，其实跟现在商业广告的视觉轰炸、无孔不入的密集度是很相似的。

有大量的历史照片做了我们还原场景的依据，我们只比当时的老照片要轻简。

十、谈版本：现在上映的版本就是最终剪辑版本，也是我自己认可的版本问：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最终您自己满意的剪辑版本吗？

还是有所删减的？

郑大圣：现在放映的版本就是最终版本，这是我们自己认可、审查机关也认可的版本，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版本。

保存图片，并用微信扫码，即可参与《村戏》超前点映十一、谈公映：乐意通过大象点映找到“对电影有好奇心，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问：导演，请问《村戏》会在什么时候公映呢？

郑大圣：现在《村戏》是由大象点映，以召集点映的方式面向观众，我们试图找到合适这个片子的观众。

因为如实的说，《村戏》这样的一个非商业类型、没有明星、甚至也没有职业演员的一个农村题材的黑白片，它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观众，它对观众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特别愿意用大象点映的方式去找到对电影有要求的观众。

大象点映的这种精准推送模式对我们《村戏》是最合适的方式，它帮我们找到对的观众，找到那些对电影有好奇心和期许，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

感谢大家关注《村戏》！

任何一部影片只因观者才有了生命。

很幸运，《村戏》能找到这样的观众！

十二、谈下阶段创作计划：有意尝试迷你网剧问：您下一部作品自己期待做什么题材？

郑大圣：我现在正在准备剧集的方案，还在创意筹划的阶段，想试试看。

因为我自己一直是追美剧和英剧的，我很喜欢他们那种格式和篇幅，它能够长到足以展开电影所来不及展开的余地和容量，但是又没有长到必然把戏剧性摊得很稀薄，我想试试这样的创作。

当然，我下面想尝试做的应该不是电视剧，而是迷你网剧。

问：您的迷你网剧也是打算拍一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吗？

郑大圣：一片一世界。

我的下一部电影或者我现在想尝试的迷你网剧剧集，应该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我希望自己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故事发生在土地改革，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前夕。

影片一开始就惊艳到我，黑白色调，镜头跟着一个捧着一手花生的男人转上一个木架，随着男人将花生洒向旷野，镜头从左下往右上迅速拉开，广阔大气到没朋友。

最开始，镜头一直在这个明显有点疯癫的男人的主观镜头和村庄混乱又热闹的场景间切换。

原来小村子的支书正在谋划着排一出老戏，打金枝，为了贺新年，也为了来年就会开始的分地承包。

村里的戏篓子筹谋让自己的儿子杨志刚和支书女儿路小芬担当男女主演，但小芬更中意疯子的儿子树满......疯子的儿子，穷小子，这样的设定本应该是受尽冷眼的，但是奇妙的是，支书对树满和他的父亲奎疯子格外开恩。

原来是因为奎疯子当年大饥荒时期，被村里委派看守一篇花生地，并在此过程中失手错杀了自己的女儿。

但是为了为村里争取先进救济金，他却要在众人面前讲此事演绎成为国家利益大义灭亲的先进范例。

受不了刺激的他失去心智，一疯就是十年。

最震撼的情节设置是影片中戏中戏的互文。

奎疯子发疯前最拿手的便是钟馗打鬼。

然而支书为了奎疯子的九亩半分地，在他快要恢复神智时刺激他道“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打的是自己闺女，脸上抹上灰，再也莫回归。

” （在女儿彩云下葬时，奎疯子哭着用纸钱的灰烬抹黑了女儿的脸，并且告诉她莫要再投胎回来了。

）最后在被送去精神病院的路上，奎疯子终于再一次落泪，磕磕巴巴叫出了女儿的名字，“彩云，我等你回来”很久没看见这么细腻的场面调度了...平缓的长镜头把人物的主次，远近和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情绪的褶皱都恰到好处。

有一些情景很有话剧的味道，也许与演员班底都是戏班出身有关，是很明显地在刻画形象，配合山西梆子和静止的镜头，简直美到窒息。

当然最赞的还是那一段奎疯子对战争场面的臆想。

花生壳的声音，石碾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全都被夸张扭曲成子弹，大炮与战场上的声音，配合演员带着戏曲味道的步法以及河北梆子的背景音乐，这种赤裸裸的感官刺激简直让人血脉喷张。

（其实在戏里这一段臆想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前后并没有交代相关信息，但是导演很耐心的解释，虽然没有国土上的战场，但那依然是一个全民战备的时代，是对那一代人心态的反应吧。

）石川老师和导演在映后谈都提到了害怕8090后无法理解的问题…作为一个90后，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老子英雄儿好汉，一茬更比一茬疯”，这是我唯一一句硬是开着手机也要记下来的词。

老子(奎疯子)的英雄就英雄在，个人的人生为了国家的试错让步。

就像导演说的，这里面没有人犯错但是也没有人无辜。

时代一直都要向前走，还会有无数的个人和家庭被碾压，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理所应当而不加反思。

映射到现在，这样的试错仍然在继续，个人的悲剧依然在上演。

没有人应当被牺牲，我们应该始终心怀敬畏与警醒。

最后一个，影片结束，现场观众只敷衍拍了几下...说实话还蛮失望的。

这么精彩的故事以及这么棒的画面，起！

码！

值！

十！

分！

钟！

的！

掌！

声！

这是一篇，是影评又不是真正影评的文章，是影评，因为跟《村戏》息息相关。

为什么又说它不是真正的影评，作为电影《村戏》的场记，我是看着它“出生”的，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荧幕上的它，而我，更想讲一些，背后的故事。

6月16《村戏》在上海博物馆首映，我几乎通知了身边的所有朋友去看，身边的不少朋友看完之后，惊讶于它的长镜头，感叹它的视听语言，赞美它独特的立意……不少人把《村戏》定义为一个艺术片，这个艺术来源于民间、用民间艺术家的表现方式展现、最后通过荧幕又把艺术归还了回去。

让我给大家，讲讲《村戏》戏外的人和事，《村戏》能与大家见面，离不开这些民间的艺术家们。

（和郑大圣导演还有我两个同学的合影，左一是我，唉，这么胖也怕冷）那是15年11月底的冬天，我来到了这里，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听说那里是产煤地带，而且是住在村民家的火炕，我的心就凉了半截，我相信，组里的很多人来之前都会有这个想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从上海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梁家村，路上堵了4个小时的车程。

车开了一个又一个坡，终于停到了目的地。

真的，你无法想象，12月太行山脉底下的这个小山村是多么冷，我120多斤的脂肪，外加保暖内衣、保暖裤、羽绒服的，根本不抗冻！

活了20多年，在这里迎来了人生中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住火炕、第一次生冻疮、第一次吃农家饭…也是第一次，让我对农村、对生长在农村的这些艺术家们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行么？

”“都是从来没演过电影的人”“戏曲和电影总归有区别吧”这些话，相信每个人都质疑过，包括演员老师们也可能这样问过自己。

到组里的第一天，梁春柱（路老鹤）、李志兵（奎疯子）、吕爱华（树满娘）老师们正在排戏。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装扮也都是电影里的服装，梁春柱老师手里拿着电影里的烟斗道具在手上把玩跟吕老师、王老师聊着天，李志兵老师坐在门口，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台词，好像周围的世界与他无关。

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李老师与其他老师的疏离，跟李志兵老师饰演的奎疯子与人群疏离正是相呼应的，这并不是巧合，他们早在生活中就把自己当成戏里的那个角色了，或者说，戏里、戏外，只是换了个活法儿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演员老师他们来自同一个剧团——陆德晋剧团，应周围县、镇、乃至村的邀请，每年的春夏秋都要出去演出。

李志兵老师在剧团里一直演的是丑角，可能大家对丑角不太了解，百度百科上解释的是，丑角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例如，龙王宫里的龟丞相。

这让我想起了周杰伦有首歌《乔克叔叔》，讲的就是小丑的故事，“你笑了之后，不需要记得我，灯熄的时候，漫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演丑角的李志兵老师，在舞台上总是把快乐带给大家，实际上自己也是孤独的。

电影里的奎疯子，也是剧中的“小丑”，大家嬉他、怒他、打他、骂他，他为全村带来了荣誉、却成了全村愤恨的对象，他牺牲了自己、却得不到大家的成全，他曾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却孤独的坐在窑洞里像个孩子空手拨开并不存在的花生……他被推搡、被嘲笑、被嫌弃、成为群体茶余饭后的谈论对象，他不正是生活里的小丑么！

李志兵老师能演好这个角色，不是偶然，真的是必然，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身为戏曲演员的他，冥冥之中在舞台上为这个电影角色已经积淀了几十年。

李志兵老师平时在片场，都是“慢半拍”的，有时候，你叫他的真实名字，他都不知道你在叫他，他完全进入了“奎疯子”这个角色里，听郑导说起，李志兵老师标志性的眼睛斜看向左上方是有专门的医学依据的，这是由于精神病患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的，也是为了这部戏，专门去请教精神科专家，专家给推荐的标志性动作。

冬天的拍摄，李老师穿着破棉袄跑遍了整个村庄，我们记住了滑稽的奎疯子：他背着枪、走着正步、幻想自己为了拯救花生的而虚拟的战斗、他接受一把根本没有的空枪，他只活在自己民兵排长的世界里走着标准的正步，他往人家身上泼粪，他喜欢抢起小女孩举高高……我们又记住了可怜的疯子：他被众人压在身下捆绑，却只记得让支书保护花生、他被人抢走了全部的花生捧着一捧花生皮向支书告状、他乖乖的坐在台阶上听从小芬的安排听戏、他被自己的儿子树满开空枪后，失落的像个迷了路的孩子…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吉普车内的那场戏，李老师的表演击沉了好多人，当时在监视器旁边的我，边在场记单上记边哭，我清楚的记得这场戏一共演了八遍，他哭一遍我跟着也哭一遍，平时真没那么矫情的我，实在忍不住，这比在电影屏幕上看更真实，你会觉得奎疯子是真实存在的，你是真的为他而难过，为他心痛。

连着八遍演下来，每次的情绪都有不同，每次都能给人不同的震撼，这场戏过了的时候，我还记得，李老师并没有从戏里“疯子”的角色缓过来，见到导演，李老师的眼里还有没有完全干的泪，他跟导演说，“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能到达那种感觉，我想起来了我孩子小时候，因为一次生病，连着输了好久的液，差点没抢救过来，那种滋味太难受了……”

李老师用表演真的印证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表演不是为了演而演，而是为了演好，先要成为他。

唉，让我怎么能够不感动，不行，再说下去，泪又要来了。

（下图是和李老师的合影，原谅我笑的有点傻，哈哈）

说完主角“奎疯子”，再来讲讲“路老鹤”看过电影的人恐怕都对经常拿着烟斗、留着两撇小胡子、满肚子“坏水”的路老鹤印象很深。

饰演“路老鹤”的梁春柱老师其实是陆德晋剧团的团长，同时也是饰演“疯子”李志兵老师的师兄，俩人从1985年进入陆德晋剧团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交情。

在李志兵老师接演奎疯子这一角色时，梁老师表示十分担心，怕李老师入戏太深，到时候真成了疯子。

看过电影的人，会觉得路老鹤是整个电影里的“大反派”，身为陆德晋剧团团长的梁春柱老师，演活了戏里精打细算的“路老鹤”，用最细微的动作、最精准的台词将这个人物刻画的让人又爱又恨。

我给梁春柱老师的演技起了几个名词，第一个是“眼神杀”，梁老师的眼神杀跟那些小鲜肉的眼神杀可不一样，小鲜肉的眼神里或许只有柔情，但是俺们梁老师的眼神，确是有万语！

电影里，爱财的他，看到女儿小芬拉来的电动榨油机，眼里是放着光的，待小芬说道这是树满找人拉过来的，路老鹤的眼神一转，不用一句多余的台词，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思了。

这样的“小眼神儿“在电影里还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树满折断了自己的笛子，小芬拿着笛子在屋里哭的时候，在门口坐着抽烟的路老鹤，虽然只有一个侧脸，但是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戏，心疼夹杂着悔恨、坚定夹杂着犹豫、他心疼小芬、却又不忍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儿嫁到疯子家做儿媳，也是用一个眼神便道尽了千言万语。

第二个词，是“小动作”，梁老师是个十分会搞“小动作”的人，有一场大戏，支书宣布唱戏的时候，让路老鹤分配，路老鹤在人群中间，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期间从手势到步伐换了好几个，因为机位是先从台上往台下拍的，过了几天后才拍从台下到台上的角度。

也就意味着演员需要按之前的戏，动作台词都一致再演一遍。

作为场记的我，生怕演员动作台词出错，因为时隔了好几天，我专门在剪辑间录了那天拍的段落，为了方便提醒演员动作。

清楚的记得，梁老师的动作最为复杂，我便在准备拍的时候专门找到梁老师，让他看看视频里面，他那天的表演，以免穿帮。

因为时间紧，梁老师看了一遍说可以了，匆忙赶去化妆了，其实我心里挺没底的，一遍就记住了？

满心疑惑的我，在开拍打完板后，盯着老师的表演，对照着手机视频看，让我没想到的是，梁老师的动作跟台词卡的特别准，拍了几次，一次都没错……等这场戏顺利拍完，我不禁走上去，拍梁老师的马屁，不！

是真心实意的夸奖，梁老师自己也笑了，说没想到自己的这种小动作这么多。

但是不得不承认，多年的晋剧舞台表演经验，他们更懂得节奏，每个动作和台词无疑都在打着节拍，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是戏啊！

再来说说，“支书”，饰演“支书”的王春明老师是陆德晋剧团的编导，王春明老师之前曾经可是“文武老生”，说白了就是一团正气，文武都能来！

怪不得王老师演的王支书，正能量满满，看着就是一个正直为民的好官！

支书这个角色，是电影里最为中立，却最为纠结的人物。

他需要站在全局去看待整个事情，想做到这点，必然要做到公正公平，这也为什么是他最为纠结的原因，因为疯子的特殊，他没有办法一碗水端平。

他忘不了王奎生十年前为村里的牺牲、但是又放不下整个村子村民的利益，这个中间确实很难平衡。

王春明老师之所以能演好这样一个角色，除了他本身的晋剧表演功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跟他平时平易近人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

还记得我第一天到组里的时候，王老师就专门给我拿了个烤红薯，王老师边给我边说“尝尝，村子里自己种的，可甜的很，也能暖暖手，想吃了再找我要”，王老师太能看懂人心了，他一眼识破了我就是个吃货，而且红薯不仅能暖手啊！

太暖心了！

从那刻起，我变成了王老师的“小迷妹”（绝对不是为了红薯！

哈哈）之所以给大家举着个例子，就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现在知道为什么王春明老师能演好王支书了吧！

支书这个角色内心的复杂，也被王春明老师表演和拿捏的十分到位，对待喜欢集中闹事的村民们，他是态度强硬的支书，几句经典的台词，在他的嘴里念出来，真让人拍腿解恨！

该硬气的时候硬气——“九亩半就不是讲理的地方！

”该毒舌的时候毒舌——“九亩半我一人给你们一块，让你们闻闻自己的屎尿味！

” 对待全村人和疯子的矛盾，他又是无法牺牲大我，成全小我的支书，他为树满的事情发愁，为分地的事情忧心、为疯子的事情犯难……在奎疯子被压倒在地那场戏，支书站破落的门框下，一个背影就足以让人看了了解他内心的难过了。

电影里，支书的每一声叹气、每皱一次眉头实际上都代表了观众的心声，他是每个人心里道德的标杆，又是每个人对现实无声妥协的真实缩影。

正是有了王春明老师对人物精湛的刻画，才让王支书这个角色如此的深入人心！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吕爱华老师了，她在电影中饰演的是疯子的媳妇“树满娘”，虽然在整部电影里，她只是个配角，但却也能让人过目不忘，吕老师在陆德晋剧团是刀马旦，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性，穆桂英就是代表人物。

刀马旦讲究的是人物威严稳重的气质，也是由于出身刀马旦的原因，吕老师将疯子媳妇这个角色演出了独特的魅力，不卑不亢、柔弱的身躯里透着意志的坚强、虽爱恨分明，内心却又柔软细腻。

冬天的拍摄部分，吕老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镜头，却在每个眼神和动作里都十分用心。

疯子回家吃饭那场戏，吕老师打掉树满的拿筷子的手，树满放下碗，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充满着张力，动作中带着节奏，不用说一句多余的话，便已经将常年未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三口的感情表现的如此清晰。

支书上门说送疯子走那场戏，吕老师在叹息中透着颤音，把身体的虚弱、内心的不舍、以及对现实的无奈表演的十分到位，让观众能充分理解人物的内心。

夏天的拍摄部分，吕老师的几场哭戏真的让人跟着痛心，爱女的死，掀开棺材板撒土豆的那场戏，吕老师是真的用力咬了王奎生，被推倒后，撕心裂肺的哭，吕老师的背部都在用力，而且几遍下来，每个表演的点都控制的很好，我在现场看着，都想上去劝她别难么难过了。

一部戏下来，我真的爱上了这个地方，杀青的时候，我哭的稀里哗啦，从开始来的时候，内心充满忐忑，到现在结束了，却怎么也不愿意离开。

在组里的这段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细细想下来，老师们确实为这部戏付出了太多太多…记得李老师为了真实的演出疯子喊口号喊到哑，真的是一遍一遍的把嗓子喊哑了…记得梁老师为了戏的需要，刮掉了他留了几十年的胡子…记得王老师的剧本早已翻的破旧不堪…记得吕老师入戏太深，导演喊停之后仍然抽泣…

（2016年夏，在陆德晋剧团演出的戏台子上，给三位试过发型的老师拍的）艺术来源于民间，这句话，真的不是官话套话，他们就像埋在沙子里的金子，只是之前没人挖掘罢了，但是金子，终归是金子，与他们平时扎实的功底是分不开的，有人说他们幸运被导演发掘，从舞台走上了电影荧幕，导演和制片人也不止一次感叹，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呢！

说实话，比起那些天价的小鲜肉，这些老师们的片酬或许都不及小鲜肉的一个零头，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好演员，不！

应该说是真正的艺术家！

关于村戏！

有太多话，先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也请大家，记住这些民间艺术家，对他们致于敬意。

最后放一张我们帅导照片！

请大家支持我们的郑大圣导演，支持电影 《村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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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