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

奥卡片子，特地找了个好版本下来，找了个很闲得周末，准备读过。

前大半部，还算认真看了，后来略过一些。

这个片子就是看主角的演技，故事不熟悉，也不懂。

演技不错，开始很让我吃了一惊，哪里找来的这样演员。

后来就是一个过程，对我的吸引力已不大，就此算是看过。

任何开端，只是生命的绵延；命运之书，总在中间翻开。

有的传记电影用一根顺线来梳理人物一生，条缕明晰，尽力完整展现人物经历的那些重大的变故，重大的情感，爱呀恨呀；有的传记电影只用一个横断面安静的展现人物情感最充沛的那个节点。

其实不论哪种传记电影，我们都不可能在两小时的胶片里对人物有太深的了解，他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不止天涯那么远。

《卡波特》呢？

它只是前门走出的孩子。

电影开场，杜鲁门·卡波特已经功成名就，这个中年男人，墩肥的身材，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油亮，手指的姿态优美，穿着得体，举止有礼，言语风趣，他是已然在文坛可以呼风唤雨的卡波特。

1959年11月15日，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座小镇里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四口之家被残忍杀害。

案件震惊整个美国，举国关注这起血案的侦破。

卡波特以他的职业敏锐，开始着笔撰写整个案件的纪实文章。

就在这个过程里他认识了杀人犯之一派瑞•史密斯。

有人说卡波特爱上了派瑞，有人说他只是利用派瑞来推动自己事业更进一步，而卡波特同样处于矛盾之中，他希望把史密斯的人生写成一本成功的小说，同时又由于史密斯和他相似的童年经历而产生同情。

派瑞希望卡波特为他上诉取消绞刑，卡波特希望派瑞帮助他完成小说的创作，最后派瑞因为《冷血》这一书名还是感到了背叛，而卡波特也最终没有为派瑞提出上诉。

卡波特说，他和派瑞是在同一个房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他有机会从前门出去，而派瑞却只能选择后门。

说这话时他是沉痛的，眼睛里隐藏着无比的痛苦，像掉落一个永远无法逃出的深渊，像死去那般痛苦。

卡波特是个复杂的双面体，他可以在上流社会的喧嚣繁杂里拿腔拿调着谈笑风生，幽默讽刺，不遗余力，他可以镇定自如的与人打交道，收买，利用，洞悉；可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是沉痛的，他沉痛在他的似水流年里。

他把自己的童年告诉派瑞，抛弃，背弃，挣扎，逃跑，他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都是缺乏爱的孩子，漫长的童年里没有温暖没有关怀，他们在冰冷的屋子里成长，今后的人生里都将活在阴郁和恐慌里，孤独，脆弱，敏感。

只是卡波特努力走一条正常的路，而派瑞，他给人假象，敏感并且温柔，可一转身可以把人杀掉。

他不是冷血的杀人者，可他冷血的杀了人。

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童年不快乐的人，一辈子都很难再快乐起来。

电影如是说。

他们不是不关怀对方的心结跟人生，只是阴郁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在自己的意志里生存，派瑞比谁都害怕背叛，卡波特到底没有再为派瑞上诉，他们活的那么不安，那是充满怀疑的同情，怜悯，和友谊。

前门走出的孩子，后门走出的孩子，都将带着前半生的记忆生存，都把自己的一辈子活得抑郁窒息，派瑞提前走上了绞架，卡波特会在自己越发清晰的回忆里痛苦糜烂下去，他们都把自己活成了悲剧。

今年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大作家Capote的最后亦其最重要的一本书《In Cold Blood》，是关于1959堪萨斯一起四口命案的纪实文学。

电影CAPOTE展示的就是Capote生命里调查、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6年。

Philip Hoffman 的表演固然精彩，但本片更可贵的是其视角、立意。

先说说这本书：模范公民克拉特先生和妻子及最小的两个孩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镇上，成功地经营着大农场，热心社区事务，乐于助人。

附近监狱里有两个小惯犯：派瑞和迪克。

身材高大性欲旺盛的迪克一有空儿就琢磨发家致富的捷径，当他听说附近镇上富人克拉特家里常有大额现金（事实恰恰相反，克拉特家从不存放超过50元现金）、还有一个漂亮女儿时，就开始盘算着出狱后光顾一下克拉特家。

派瑞是个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着侏儒的短腿、举重运动员的手臂、和眉清目秀的面孔。

派瑞的命很苦，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州。

由于疏于照顾，孩子们吃尽苦头，派瑞最小，大哥二姐长大后都自杀了，只有三姐独善其身，但对派瑞感情极为淡漠。

派瑞热爱文学艺术，有惊人的绘画天赋，走哪儿都带着一大箱书。

与父亲同住的几年里，派瑞特别渴望上学接受教育，可是大老粗父亲总是阻止派瑞学习，还送派瑞去当水手、参军。

派瑞童年在天主教学校里被修女毒打过，少年当水手长大当兵期间屡被轮奸，后来还出车祸撞瘸了腿。

这一切使派瑞养成了极度敏感、极度自尊的性格。

所以当派瑞在监狱里遇到迪克的时候，因为怕被看不起，便吹嘘自己曾经冷血地杀过一个黑人。

迪克信以为真，出狱后邀请派瑞加入他的发财计划。

派瑞其实并不喜欢迪克和他的打劫计划，派瑞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青，一个不贪婪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和迪克截然不同的人。

他在狱中有个更好的朋友杰。

杰是个智者，知识渊博，非常理解派瑞的苦闷，也很了解他性格中的弱点。

杰曾说派瑞性格中有中很强的反社会倾向，必须学会控制它，否则十分危险。

杰和迪克先出狱，派瑞出狱后曾试图寻找杰，却失望地发现杰已经移居东岸了。

这时派瑞又收到迪克的邀请信， 于是心不在焉地加入了迪克的计划。

在打劫当晚，派瑞还不断劝说迪克打退堂鼓，当暴怒的迪克把克拉特一家人分别捆绑起来的时候，派瑞还暗中照顾克拉特一家，给克拉特端把椅子，给他儿子塞个靠垫，给他妻子盖被子，并成功地阻止迪克强奸克拉特的漂亮女儿。

最后迪克终于认识到克拉特家中没有钱时，二人准备撤退。

派瑞去和克拉特先生道别，对他说：“别怕，再过几个小时邻居就会发现你们了。

” 可是这个时候，派瑞在克拉特先生的双眼里看到的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丝感激，而是厌恶、恐惧、蔑视、仇恨。

派瑞意识到自己的话被误解了，自己做好人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 克拉特以为派瑞想杀死他。

派瑞一生中被误解过无数次，可是他突然意识到，克拉特先生和从前遇到的那些对他不公正的人不一样，克拉特的“误解”不是歧视，不是冷漠，不是残忍、不是愚蠢，而是客观必然的。

无论派瑞内心觉得自己和迪克有多么不同，事实是：他俩是同伙。

克拉特的眼睛就像照妖镜一样。

于是派瑞snap了，迪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派瑞杀死了克拉特一家。

后来警察将二人捉拿归案，一审判决死刑，二人上诉了几年(派瑞不是premeditated murder, 应该argue temporarily insane, 而迪克根本没有杀人)，最后还是在1965年被处以绞刑。

如果说《In Cold Blood》讲的是派瑞的故事，电影CAPOTE则讲的是Capote自己的故事。

Capote自己也是个弃儿， 同性恋，虽然此刻已经贵为纽约作家，却摆脱不了卑微出身带来的极度敏感极度虚荣的烙印。

电影没有太多地揭示书的内容，只是展示了Capote 如何热衷名利，如何敏锐地捕捉住了堪萨斯这个事件的独特之处，如何同情派瑞，如何给予派瑞渴望的友谊，如何利用派瑞的好感套取写作材料，如何为了拖延时间争取访问材料而花钱帮派瑞和迪克请律师上诉，如何为了争取眼球而给书起名叫《In Cold Blood》。

像派瑞在书里一样，Capote在电影里也经历了一个致命的转折点。

当Capote得到了所有材料（派瑞的日记，三姐、父亲和杰写给派瑞的信），派瑞交待了事发当晚的一切细节之后，Capote的书已是大局已定。

此时正当Capote的爱人和好友的著作纷纷出版，好友Harper Lee的小说《To Kill a Mockingbird》还被搬上荧幕，饱受赞誉。

妒火中烧的Capote发现此刻他需要尽快给派瑞凄凉的一生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好出版这本写了6年的书。

于是Capote断然抽身，停止了支付派瑞和迪克的律师费，拒接派瑞的电话，拒绝派瑞探监的请求，日夜期盼法官驳回二人的上诉，早日行刑。

很快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派瑞和迪克死了，《In Cold Blood》大获成功，也迅速被改编成电影。

而Capote却像加缪《堕落》中的大律师一样，因无法面对自己的灵魂而精神崩溃了。

他再也没有写成过一本书，终日酗酒打发余生。

他说：“More tears have been shed for the answered wishes than the unanswered ones.”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总之这本书和这个电影都非常有意思，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就好像地球表面突然裂了一条缝，让人能一眼看到地心里一样。

派瑞为什么杀人？

Capote为什么崩溃？

地心里摆了一个真理：人不妨假设别人是好人，但千万不能假设自己是好人。

否则当你看到风月宝鉴的另一面的时候就是the point of no return。

应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力所能及时尽量做好事的坏人，好人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能抵达；而坏人则一不留神就疯狂反扑。

（注：咱们讲的是内心定位问题，与那种见人就扯着袖子说“我真是流氓，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对外宣传策略有本质区别。

今天终于把《卡波特》看完了，一边做瑜珈，一边看的，断断续续，总觉得这种观影态度实在是对电影及其创作群体的大不敬电影《卡波特》不算什么惊世骇俗之作，从个人传记的角度而言，还是蛮有新意的。

电影并没有流于一般的从青年—中年—老年的叙事窠臼，只是选取了一件事，却让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了卡波特其人。

也许卡波特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坛影响太大，导演只是选取了一个很小的视角，足矣；但放在相对陌生的中国，对于一个故去之人，相信有许多人看完仍对卡波特很惘然。

包括我在内。。。

当我知道第凡内的早餐是卡波特的作品时，深感愧疚！

但我对自身的文学素养还是有着恬不知耻的自信，于是作了两个决定：一是去好好的读一读冷血，顺便提高一下英文阅读水平；二是写这篇胡言的观后感。

通观整部电影，最让我思考的，还是那个老掉牙的话题—人性！

这也是西方电影，不论商业与否，都喜欢阐述的永恒主题。

凶手冷血吗？

直至行刑前的一刻，他仍没有接受卡波特的劝告，表示忏悔！

但作为一个观众，我却和卡波特一样，恨不起来。

也许有人要说，凶手之所以冷血，是社会的错，是资本主义的错！

对不起，我不是文革余孽，我只想说，其实不管哪个社会，哪个年代，每个人心中都有那阴暗的角落，或许是童年的阴影，自知的人却不多。

我有吗？

我承认我有。

其实，我何尝不曾是温室的花朵，在父母的羽翼下安然的成长。

但在那模糊的记忆中，仍有些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映像，但我一直把它严严实实的捂在了心灵的某个角落。

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作法。

一般而言，没有几个人愿意真正去直面它，甚至承认它，除非是那些人格扭曲者，也是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之披露于人前，但也往往落得个作精神病学的好教材。

没有几个人愿意赤裸裸的展现于世人面前，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

电影中的卡波特，为了书，被迫与冷血的杀人犯交心，才发现，原来两人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碰撞出如此灿烂的火花。

以至于到最后，引为知己。

讽刺吗？

一个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窝居偏远小镇的杀人犯。。。

只是一个得到上帝的眷顾，从正门出来，迎接太阳；而另一个却只能选择从后门出走。

如果人们都把内心最阴暗的东西翻出来，会是怎样？

古语有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试问：你我的知己在何方？

为一知己，你能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知己重要吗？

人性重要吗？

似乎都微不足道了！

这是社会的悲哀，还是你我的悲哀？

深究下去，也许你我都会象卡波特与凶手一样的崩溃，只是崩溃的方式不同，一个上绞刑台，一个酗酒而亡。

有时我会想，人真的不应该太执着于灵的探索与追求，那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斗争，且结果早已预知，还是把它依旧放在心灵某个角落好了，让它继续蒙尘。。。

依稀想起几天前一个朋友的抱怨，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趋同于以前所不耻的一些社会恶习。。。

我当时想告诉他，既然你选择了“浮士德契约“，就不要再纠结于与灵魂对话了。

但我没有勇气说出口，因为我也时常纽结。。。

到了今天，我会跟他说，去看《卡波特》吧！

杜鲁门·卡波特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一位作家，除国内读者熟知的《蒂梵尼的早餐》、《冷血》，他还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以及诸多中短篇作品。

不过让卡波特扬名的还属《蒂梵尼的早餐》，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午夜牛郎和应召女郎的生存状态，不过，在之后改编的电影版本，摄制组篡改了小说的情节，让这两个有些边缘的人热恋。

实质上，小说里的男主人翁即是卡波特的化身，而他又是公开的同性恋，所以在小说里，男主角和女郎只是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情谊其实是卡波特与玛丽莲·梦露的交情。

要想了解卡波特其人，除了读他的小说，看由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的电影《Capote》也是不错之选，电影讲述的是卡波特写作《冷血》的经历，影片里，卡波特的声音羞涩内敛，像个女人，但在社交场合，则完全变样，黄段子说的如顺口溜，也许这就是他人格的两面性，一面是作家的内敛严谨，另一面则是女人般的风骚。

片中，始终陪伴卡波特调查谋杀案的Nelle Harper Lee，在女人化的卡波特面前就像个母亲，与卡波特相比，她是个中规中矩的美国人，绝不会像卡波特那样公开“放荡”，落得最后酗酒而死。

影片还展示了卡波特和男友间的亲密，但仅限于对话间，导演的谨慎是为了塑造六十年代保守的社会风貌。

伴随调查的推进，卡波特在杀手佩里那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影片中卡波特的一段话引人深思：我发现自己和佩里就像亲兄弟，只不过我是从前门出来，他则选择了后门。

没有爱的童年，让卡波特的成长充满艰辛，也致使其成为同性恋，他比佩里幸运，但也只是稍晚拥进死神的怀抱而已。

在看小说《蒂梵尼的早餐》时，我感觉最深的是字里行间的简洁，如同在读海明威的小说。

或许，卡波特师从的是海明威，但他的风骚和过于软弱的性格使其成不了硬汉。

因为他的作品里除了风骚就是灰暗，缺的是乐观和浪漫。

•飞蛾扑火凭借作家的敏锐，1959年，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座小镇的一起灭门惨案被楚门•卡波特写成了一本震惊美国文学界的新小说——《冷血》，但在五年的写作过程，卡波特“爱”上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凶手佩里•斯密斯，这个与自己有着相同身世的死刑犯，在为卡波特留下一部经典著作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万劫不复得地狱。

楚门•卡波特，一个说话娇媚、翘着兰花指、充满女人气的同性恋，一个有着惊人记忆力的天才，一个敏感又神经质的酗酒者，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

记得夏洛蒂曾经问过歌德，为什么他的身边总是充满了“活人祭祀”的味道，歌德说，“你用了一个我最喜欢的比喻——那就是飞蛾扑火”。

每个艺术家，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情感的寄生虫，他们是吸血鬼，他们啃噬着周围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在艺术家的眼里，对于异性或同性的“爱”只是他们创作的养料罢了，通过“爱”——一种化学上的催化剂，艺术家们把活生生的“寄生对象”腐蚀化，化为他们创作需要的素材，一旦他们的艺术创作品完成，他们的寄生对象，他们的养料，对他们来说便已经没有意义——被抛弃是他们唯一的下场。

《罗丹的情人》里，罗丹对卡蜜拉的“爱”无非是源于后者能带给罗丹雕塑创作的欲望，能激发他创作出更独特雕塑的灵感。

《本能》里，莎拉斯通扮演的凯瑟琳同样也是利用一个又一个情人，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增加创作素材，那一个个“活人”成为了艺术家这团通红的火焰下的牺牲品，成为“祭祀物”。

《卡波特》里的佩里•斯密斯正是卡波特利用的创作养料，他的身世、他的个性、他的谋杀行为、他的一切一切对卡波特来说都是那么诱人，作为一个作家，卡波特用他豹子一样敏锐的鼻子嗅到了这一切，他主动向斯密斯示好，竭尽全力让后者相信自己是他的朋友，在斯密斯被转移牢房后，他争取到了探望后者的权利。

卡波特伸出自己尖锐的爪子，一点点啃噬着斯密斯，他小心翼翼的抓破他的皮，却和斯密斯说这其实是他自己弄破得，他慢慢吸着斯密斯的血液，却和斯密斯说这些血液有毒，他在为他清毒，如同受了蛊惑，斯密斯在“爱”的催化剂下渐渐被驯服，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交出了自己的日记，出卖了几乎所有的隐私，并在最后，把那晚的谋杀案——卡波特创作的终极养料供了出来，最后，卡波特完成了他的创作，斯密斯变得没有了价值。

当歌德对夏洛蒂说，“你用了一个我最喜欢的比喻——那就是飞蛾扑火”时，歌德显得得意洋洋，没有丝毫羞愧与自责。

那么，作为艺术家，难道他们真的手握上帝给与他们的特权，可以毫无顾忌的侵蚀、玩弄他人的情感吗？

本着生而平等的法则，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歌德对夏洛蒂说“飞蛾扑火“时，歌德并未自称他是火焰，他人是飞蛾。

作为一个艺术家，歌德认为，如果他人是飞蛾的话，艺术家就是火焰与飞蛾。

当卡波特一点点诱惑斯密斯供出自己的故事时，卡波特一路来也受了痛苦的煎熬，即使他的小说叫做《冷血》；即时在社交场合，他把自己伪装的谈笑风生、百毒不侵，作为一个同性恋，他甚至可以毫无顾忌的开黑鬼与同性恋的玩笑，可是独处的时候，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一张又一张若有所失的苦涩的表情，一个又一个落寞的背影毫不留情的出卖了他，出卖了他的内心——即使艺术家需要利用他人的情感，可本质上，艺术家是个人，并非名副其实的冷血动物，当艺术家一次次利用他人后又甩掉素材的时候，艺术家其实也化身成了被自己燃烧的“飞蛾“。

应该说，艺术家寄生他人的目的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艺术作品，因此，当他人的情感被化为艺术品的血肉时，艺术家将自己“燃烧”他人的体验也化为了艺术作品，这种体验可以是：刺激、快乐、无奈或痛苦，当艺术家“出卖”自己的情感时，他们也成为了艺术的牺牲品，因此，歌德可以把自己 “卑贱”的行为说的那么“高尚”，因为他本身也是个牺牲者。

•艺术家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成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要有足够的敏锐能找到“猎物”；艺术家要有寄生本领，“啃噬”他人的情感；最后，艺术家要绝对的坚强勇敢，敢于牺牲自我。

罗丹在失去了情人之后，能够忍受真爱的缺失，因此他持续着自己的雕塑创作；凯瑟琳杀死了一个又一个情人后，照常坦然处之，继续猎取牺牲品；可是，卡波特，在“杀死”斯密斯后，精神崩溃，他无法忍受这种“失爱之痛”，因此，从《冷血》之后，卡波特没有再完成任何一部其他的作品。

那么，这三者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还是，因为卡波特最最软弱？

在我看来，罗丹牺牲的是真爱，凯瑟琳牺牲的是生命，卡波特牺牲的，却是信仰。

从精神层面上说，一个人活着必须拥有信仰，在信仰之上根植着理想和爱情。

这里的信仰并非狭义的指涉宗教信仰，而是一个人对是非、对伦理道德的一种基本判断，对黑白的分辨、对正邪的坚定，这是一个人拥有理想和爱情的基石，一个无法分辨是非的人、一个对正邪的标准不断更动的人，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也会变得虚幻且漂浮不定。

《罗丹的情人》里被没有提到罗丹对正邪的判断是什么，但我们看到，罗丹一直没有失去自己的理想——创作出最好的雕塑艺术品，因此，虽然罗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但这种牺牲是为另一种精神满足——理想为前提的，因此，他的艺术牺牲能促动他继续奋斗下去。

《本能》里，很难说凯瑟琳真正爱上了谁，她和情人们在一起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小说，在她看来，她情人的“死”不是爱的缺失，而只是生命个体的灭亡，只不过这个生命个体是“人”罢了。

在常人看来，“杀人”为了艺术灵感的行为当然是一种“邪”、一种“恶”、应当人人诛之，可是，凯瑟琳的信仰却不同于常人，她将自己行为视为“正义”，或者，至少不是邪恶，因此，在这种信仰的驱动下，她追求着自己“小说家”的理想，她同样在不断进行艺术创作。

但是，卡波特的人生信仰在遇到佩里•斯密斯动摇了，卡波特失去了是非判断的能力。

斯密斯有着和卡波特一样惨痛的童年，小时候便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周围人对其不理解，斯密斯坚强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孤独隔离的心，卡波特却能理解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从小便被称为“怪胎”的人。

斯密斯闪烁其词的眼神里透露出他的无奈与无助，清澈纯洁透明的灰眸里藏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良知；满身的刺青背后掩饰着一抹极易受伤又害怕孤独的脆弱灵魂。

这一切在与斯密斯的交谈后被卡波特敏锐捕捉到了，看到自己的影子，卡波特既意外又害怕，在慢慢吞噬斯密斯的情感、缓缓吸其“鲜血”的过程中，卡波特的信仰一次又一次受到了威胁，凭着知觉，卡波特知道斯密斯其实是个好人，可事实上，斯密斯和另一个凶手为了钱财杀死了一家四口，是绝对的魔鬼，在这种善恶无法分辨的过程中，卡波特一直柄着斯密斯有罪的信条支撑着，因为卡波特相信，无论斯密斯为人怎样，杀人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于是，每次在矛盾中挣扎时，卡波特一次次的向斯密斯问起那夜的谋杀事件，并企图说服后者说出真相，因为卡波特相信，只要知道了斯密斯如何杀人的真相，他对斯密斯的利用就变得合情合理，没有丝毫愧疚了。

然而令卡波特意料不及的是，当斯密斯说出杀人原因后，卡波特心中的正义天平严重倾斜了——斯密斯他们原本想放过那无辜的一家四口，即使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10000元。

但是，那一家子中的父亲的眼神让斯密斯失了神——父亲的眼神里透露出害怕——对一个坏人、一个恶人的恐惧，这让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的斯密斯彻底失去了心理防线，他在失神下痛下杀手——说到底，斯密斯杀人的原因竟是太想成为一个善人，一个好人！

多么讽刺，多么令人痛心，也让卡波特正义的天平更朝着斯密斯一方靠去，那么，自己对这个杀人犯的利用是否正确呢？

那么，是非到底是怎样的呢？

当自己的信仰动摇时，这位艺术家其实已经没有了继续创作的能力——所以，他一直没能写完那个故事，即使知道了谋杀的真相，他还是没能继续自己的故事，他说，他要等到斯密斯死去才能完成他的故事，他说，他。。。。。。。

事实上，卡波特的信仰真正失去并非是他得知谋杀真相那一刻——那一刻，只是动摇，正邪判断的真正缺失源于斯密斯的那场“死刑”。

当斯密斯他们最终被最高法院判死刑，并将刑期定在4月14时，卡波特原本不愿去亲临现场，但他抵不住斯密斯的那一句“唯一的朋友”的说辞，于是，他去了。

死刑的现场异常冷酷、凄惨，蓝黑大色块的画面将死刑场塑造成一座人间地狱，斯密斯被套上头套，全身哆嗦，脚下的支撑物突然消失，自由落体运动，无力的挣扎，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没有动静——一秒钟前还鲜活的生命在这一秒归于平静——简单，就像斯密斯当初开的那三枪——“砰砰砰”，简单地结束了三条生命。

看到这里，我想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戒》，重新又回到了那个古老而博大的命题——伦理与法律。

《杀戒》的前半段里，杀人犯（忘了名字了，呵呵）谋杀了出租车司机，后半段里，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死刑，于是被吊死，这样的情节和《卡波特》的内容何其相似。

《杀戒》里，基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同样是杀人，为何前者是不合法的而后者是合法的？

出于法律，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可是，出于伦理道德，扼杀生命同样都是错误、是杀生，并没有合法不合法的区别，这个古老博大的命题没人都做出最终回答，只有探讨，探讨罢了。

在〈卡波特〉里，创作者借用这样一个著名人物的故事同样隐晦的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当卡波特目睹了斯密斯的死刑后，他没有这个关于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答案，他的是非判断完全失去，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理想和爱情——卡波特没有了继续创作、为艺术理想牺牲自己的勇气，最终，他的艺术之路终止于此。

•信仰•理想•爱情信仰、理想、爱情，在面对这三个词进行选择时，很多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理想或爱情。

三个词语似乎同样虚无不实，但人们执着的认为信仰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甚至坚信，他们能活着而不带信仰。

可是，当一个人没有是非标准、不信任何事物时，他们，还有爱和理想的能力吗？

当丹尼•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横空出世将耶稣贬为常人，“玷污”基督徒的信仰时；当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一次次为自己是穆斯林勇往无前，甚至飞到“93号航班”上还大叫“真主”的名字时；当“慕尼黑惨案”后，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不顾一切的对剥夺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报复时，所有的理想和爱情都可因此而抛弃！

当你坚信杀人有罪时，你注定没法成为凯瑟琳那样的小说家；当你无法分辨是非时，你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卡波特。。。。。。。

06.08.09

打拳的师傅说，快很容易，慢很难。

维持这么一部慢悠悠的电影不掉下来，真是很需要功力。

开场，从一个大远景开始交代客人敲门拜访，但是突兀的插了一个室内镜头。

这个镜头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既然屋子里没人，为什么要给这个镜头，如果有人，人呢？

最后交代了，屋子里有死人。

于是，这在微妙的违和感和视听逻辑上都成立的镜头，就这么一下，波澜不惊的过去。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整个片子都维持在相当隐忍但精细的视听水准。

还有一处有点印象，虽然是空镜转场，但空镜同时又是主观镜头。

效率。

故事也非常吊，卡波特和犯人的相爱相杀，最后自责中死去，冷眼旁观的女作家。

这就是戏剧性啊。

五星。

话说，霍夫曼也走了。

还记得海盗电台里的样子，闻香里的青涩。

悼念那些死去的天才。

在小友花花的力推下，终于看了电影Capote。

说实话，我不太知道这厮，只知道他写过“第芬妮的早餐”，他最著名的“冷血”我也没有看过。

因为花花算是个文青，所以很是起劲。

电影平实抑郁，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传记片，只是截取了Capote创作“冷血”的整个过程。

所以，片子开始不久，我对花花说：拍这部片子的人大概也是文青，并且也是拍给你们文青看的。

从电影里，我知道这个说话有些girly的人是New Yorker的专栏作家，他去采访一起发生在堪萨斯州的灭门血案。

Capote显然是一位很敬业的新闻人，他采访时细致认真。

甚至为了接近被采访者，而把他那身女气却时髦的装束换成了一身传统的黑色。

随着采访的深入中，Capote觉得用一两篇报道已经很难表达他想要说的东西了。

于是他决定以这一事件写本小说。

这在当时是有些惊世骇俗的，那时的美国可没有“报告文学”，小说就是小说，报道是报道，壁垒森严。

所以，很自然地，Capote的想法受到了许多朋友的质疑。

这本小说就是后来著名的《冷血》，Capote称其为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实际就是“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这一文体在中国流行日久，不用我多说。

虽然我不太鸟这种东东。

Capote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我推测，是在他发现自己与凶犯Perry Smith的身世相似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之后。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社会有两个世界”。

为了写好这本小说，Capote必须要更好地采访两名凶犯，所以他们不能马上就死掉。

于是，Capote为他们请了律师做免于死刑的辩护。

为了接近两名凶犯，他去贿赂典狱长。

为了得到案件当晚的细节，他试图与Perry做心灵的交流，他照顾生病的Perry，给他喂婴儿食品，给他喂水。

工作中的Capote可以称得上是有条不紊冷静而专业；业余时间，他喜欢在人群里高谈阔论，吹嘘自己与某某明星熟识，说着庸俗的笑话。

这时的Capote是在于两名疑犯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或者说是交易。

我接受你的采访，给你想要的，你帮我脱罪或是免死。

但，如果想让我说出当晚的细节，这等于是让我自证其罪，一定是不能说的。

其实这才是整部片子的焦点，所有问题也是由此而生的。

双方的挤牙膏战术在这部电影平实的叙事下，精确而完整。

影片中，Capote终于得到了Perry的信任，也得到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他的书基本可以完成了，这时的他只需要等待死刑的判决而为这本书写上一个结尾。

而这时的Capote却完全陷入困境。

他为两名疑犯请的律师依然在为免于死刑而上诉，并且这时的美国国内，呼吁废除死刑的呼声很高，所以，两犯的免死上诉有着极大的可能性。

如果这样，Capote的这本小说，无疑就失去了意义。

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时的Capote是从内心深处希望两人赶快被处死的，然而他自己却不敢承认，显然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无法承受将自己的成功凌架于两条性命之上，道德与良心的自谴，终于使他崩溃了。

两人还是被执行了绞刑。

刑前他们希望见见Capote。

而这时的Capote几近崩溃，根本不敢面对，却马上飞到了堪萨斯。

在旅馆里，他不敢接听PERRY打来的电话也不敢看他的电报。

最终他还是出现在刑场，见了两人最后一面。

这种矛盾与尴尬的行为无疑是CAPOTE心灵困境写照。

《冷血》终于出版了，并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书我没有看过，借用他人的评价：“它对暴力、人性充满悲哀和怜悯的探讨，引起令人发自骨髓的震动。

”这之后，CAPOTE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作品，直到他1984年因酗酒与服药过多而去世。

《冷血》创造了一种文体，也改变了CAPOTE的一生。

虽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两人是罪有应得，而Capote也并没有做错，他只是在认真而理性的工作。

没错，理性，Capote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态度，直到他的书接近完成时。

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冷血》，却又不愿让两名疑犯知道，因为这会打破他们之间的信任或交易。

当Perry Smith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了书名后，质问Capote，很显然地，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他的回答完美而迅速，使Perry无法产生丝毫的怀疑。

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恐怕会这样认为：CAPOTE太脆弱了，他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小说的意义远比这两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做错。

我不知道是我们太过理性，还是真正的冷血。

也许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对内心的力量已经视而不见已经感受不到了。

朋友准翔在MSN上对我说：良心是上帝安置在人内心的律法。

这部片子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一件是真实的，另一件是虚构的。

先说真实的。

1993年，南非的摄影师Kevin Carter来到当时正处于饥荒的苏丹北部边界进行拍摄工作。

在伊阿德村，Kevin Carter为了让自己从遍地饿殍的悲惨景象里放松一下，他走进村旁的灌木丛。

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

正当他举起相机时，一只秃鹰停在了小女孩的身边。

Kevin Carter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为了不让那只鹰受到惊吓，他静静地等待了20分钟。

拍完照片后，Kevin Carter赶走了那只秃鹰，然后坐在树下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大哭。

小女孩最终死去了。

Kevin的照片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

然而获奖后，Kevin却自杀了。

连Kevin的母亲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帮助那个小女孩。

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能够理解Kevin，他是严格地按照记者的信条来做的：观察，不要介入。

这是新闻客观性的保证。

并且，我也知道他照片的影响会救助更多的人。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问：当职业伦理与生命伦理发生碰撞时，我们该如何去做？

另一个故事来源于一篇科幻小说。

人类发现了一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该星球的“人”和善而先进。

于是，地球人派出了一队考察人员。

在这队考察人员中，有一名神职人员，他的任务是调查该星球的“人”是否有灵魂。

考察队很快到了外星，他们发现，外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人”们完全按照程序一般地生活，每个“人”充满了理性。

然而，神父的报告发回了地球，他建议将该星列为不予接触的级别，因为这里的“人”没有灵魂。

就是因为看到又一个自己，卡波特才如此敏锐地感知，他几乎了解派瑞的全部感知，派瑞不仅是一个好的题材。

卡波特打从写书开始就是矛盾和义无反顾的，为了得到那晚上的真相，他软硬兼施，就和派瑞一样：偶尔会露出感性的一面，但转眼就把你吃掉。

从这点来说，他们真的是住在一间屋子的人，一个从前门走出，成为广交上流社会的大作家，一个从后门离开，成为杀人犯。

卡波特最后哭着说，我尽力了，真的……话是假的，眼泪却是真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性的一部分，想要虚荣，时而真诚，最终达到目的又会羞愧和怜悯，够不上十恶不赦，也不可能纯洁得一目了然。

卡波特的心理一直在反复、各种情感交错着。

全片节奏是挺慢的，培养你一种耐心，让你等着角色把真相在心里折腾够了，吐出来一点，一点点，这时候你就像卡波特那样主动去追问，派瑞“为何来到这儿”，但是又忽的跳出来，看着卡波特用利益与感性自我纠缠，觉得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觉得人和人相信或不相信也就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几乎没什么配乐，或者说没有引起人分心的声音，所以派瑞的那几枪声，我每次都吓得一抖。

注意到最多的是呼吸声，反而不像是在看电影，而是他就坐在你面前。

诞生过程残酷又艰难，所以人们还记得。

我承认，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Truman Capote；我承认，我只看过的DVD封面而从来没有产生过兴趣；我承认，我从没有想过去了解的原著作者；我承认，我从来只知道Philip Seymour Hoffman的长相而从没留过他的大名；我还要承认，之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不会说出BR那样的'It's a much better movie than brokeback mountain'这样的话，但是影片着实让我感到shocking。

导演不急不缓的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看似四平八稳的故事，从而戏剧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时候是那样的自然而然，顺理成章，fully convincing. 影片出彩的地方也是不少，Capote向Perry讲述自己童年时遭遇的时候；Capote强忍住内心巨大的压力而在媒体面前崭露潇洒甚至不羁的风流的时候；Capote在Perry在被行绞刑之前的感情彻底崩溃，都能够让你深感PSH的演技。

Rumor说PSH原本就是同志。

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然不重要。

Being girly is definately the best reason for Philip to win the award or audience. 在我内心某一个角落，我已经将PSH和真正的Truman Capote划上了等号。

正是因为如此，当我即将看到他在中的表演时，先要说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