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

刚好在读一本书，里面有一些西方思想家对德国纳粹大屠杀进行的分析。

鲍曼说纳粹大屠杀并不能解释为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所以“变态论”或是“仇恨论”也都站不住脚。

即使纳粹军官，很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们对爱人、对子女、对宠物狗都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

他们甚至有高雅的艺术品味和文化素养。

发生这种暴行是因为现代性，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

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

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

影片里组织万湖会议的纳粹高级军官艾希曼，后来他受审的时候还引用康德来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德意志）法律。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们“匪夷所思地丧失了思考能力”，也就是独立判断的能力，叫作“平庸之恶”。

恰好又看到这部电影，呈现了那场“犹太人问题解决办法”的秘密会议的整个过程，影片中参会的人有博士、教授、法学家、外交官、军人，几乎代表了当时德国社会主流阶层的观念，他们温文尔雅，侃侃而谈，也有面红耳赤的争论，但谈论的是一个即将要发生的大屠杀的最终方案，即两个小时的，赶紧利索、不留痕迹的一个会议，悄悄拉动了理性的、无思的、机械的，大屠杀的发条…… 这部电影加上那本书里的那些观点，让我对纳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学习了。

为与《万湖会议》作比较而看的旧作。

在旧作里，有一种意见不统一和权力斗争的焦躁在弥漫，不像新作的暗流涌动，它在两头生物无法存活、千年大计面前四年计划不值一提、这和元首告诉我的不一样、在总督鼻子底下做他不知道的事等言词中明显地体现，在新作里我看到了暗流如何被顺势化解，而在旧作里是一个春风得意之人，运用大权独揽部门的利诱威逼，压下所有矛盾，让一桌人同意一件不容置喙之事。

后者其实并不那么高明，只是震动桌面象征赞赏奥斯维辛的拍打声表现力很足。

旧作与新作的角色定位也有些区别，作为合作者的外交副部戏份基本全无，拉脱维亚的年轻军官只保留了对枪决副作用的担忧，剩了个洋洋自得的肥猪秘书之友在喋喋不休，更显得旧作里的海德里希在唱独角戏，无人恰到好处地应和哄抬（新旧作的艾希曼结合一下或许更好）。

反对派的聚光灯打到了内阁和法学家，前者似乎代表了提前反思的良心派，实际只是因一边被夺权一边要担责而不安，只是看着比自己更极端的人而开始忌惮；后者是唯一比新作更有意思的角色，因为他足够高明，对法律的坚守不止是新作里为了保住权力的面子，更是想以更干净更上得了国际台面更能向历史交差的方式完成清除，更有意思的是当他听说自己受到党卫军赏识时，表情微变眼里微微放光的样子，年轻人啊，年轻人如何自以为成为炬火、如何朝着自以为光明的方向堕落。

最后，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因为证据不足而得脱于战争罪，对这段历史和法律不了解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1942年1月20号在柏林瓦西湖一幢美丽的别墅，15名德国人，他们有军官，有博士，有政府官员。

展开了一场2小时的如何快速清理犹太人的会议。

他们享受着精美的食物，享受着服务，冷酷的决定着2千万人的生死。

他们的冷酷，无情，残忍让人毛骨悚然。

惊叹演员们的表演，一场沉闷的会议，将众生相淋漓尽致的渲染开来。

流利的台词，细微的表情，他们或拍案，或不屑，或争吵，或沉默，将观众的心牢牢抓住，仿佛置身之中，目睹赤裸裸的残酷。

一小时毒气毒杀2500犹太人，如此累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犹太人灭绝。

于是令人发指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现了。

影片结尾杀人者得意洋洋的离去。

仆人们忙碌的收拾房间，舒伯特优美的音乐响起，如此反差极大的讽刺！

很喜欢看单场景的群戏，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向《十二怒汉》、《十二公民》都会很精彩。

本片拿着这么好的题材，仅仅是凸显纳粹的暴虐。

我觉得就太可惜了。

不管导演是否真的追求高还原里面的人物立不起来。

现在回忆只能想起肥头大耳的军官、和趾高气昂的主持人、以及唱反调的博士其他的都是脸谱化的反犹太、脸谱化的工具性人物。

即使是他们最终达成了屠杀协议、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有家庭的、有血性的、及时他们是希特勒赛选出来的人物、其中的挣扎我相信会与军令有冲突挣扎的。

你注意到所有的纳粹党卫军，对合法一词毫无意识，而且对此毫无敬畏之心。

显然对这些人并不如此，对他们而言，法律就像冰淇淋，很容易被融化。

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一切，但却总想要更多。

见过两头动物吗？

都活不久。

如果外交关系是有用的，就该保持，否则，就算了吧，我想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

我们不会让所有犹太人绝育，等他们死去，也不让所有犹太人绝育，然后灭绝该种族，太好笑了，男人死了不会做爱，女人死了不会怀孕，这样说吧，死是最彻底的绝育方式。

我丝毫不同情那些连犹太人都上的德国人。

幸亏你没有我那么多的文凭，恕我直言，从你的制服，我就能看出来你对犹太人只抱有肤浅、自大、天真的想法，你的政见，什么夸夸其谈，说他们是下等人，低级动物，我重申，这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他们非常聪明，也非常有智慧，我对这民族的控诉非常强烈且有力，因为我说的是真的，而不是你那没文化的观念，他们高傲、自恋、精明并讨厌上帝，我不允许他们污染德国血统，以现实的手法处理犹太人，全世界会为我们叫好，但当他们是假象中的鬼魅和邪恶的非人类，全世界会鄙视我们，随便把他们杀了，漠视法律对他们大屠杀，那他们就赢了，绝育证明他们是人类，但能让他们无法再制造下一代，他们很快就会消失，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民族，并且必须遵从法律地捍卫，这先生为了保护德国血统曾提及法律，法律是我撰写的，等你们有我的资质，再跟我讨论谁喜欢谁讨厌犹太人。

猪头哪知道什么是憎恨。

我也知道，论及混血人种，杀死他们等于放弃了他们中那一半德国血统。

我会记住你的。

那就对了，因为我很有名。

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欧洲。

尼采说，享受生命的奥秘在于冒险的生活。

他太享受了，所以疯了。

看看这世界，告诉我头脑清醒又有何乐趣可言。

政治是个龌龊的游戏，我认为当士兵需要纪律，才能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政治却需要让别人为你做不可思议事情的手段，但我们需要政治，所以我们容忍这些，起码现在是这样。

是的。

希望明天更美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让德国文化响遍全球，这就是我们努力的动力。

感谢你激励的话，升官。

我们都是鞠躬尽瘁的士兵，对吧。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

战争能发掘男人的高尚情操。

我不是想重新撰写你的律法，但我只是听从元首的命令，他所说的一言一语，高于任何律法。

布拉达的屠夫。

1942年希特勒麾下的15名军官就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的命运，召开万湖会议，开始了一场两小时的黑色博弈。

他们分别来自德国党卫军，盖世太保，司法部等不同政治体。

有人射杀过三万犹太人，有人潜心研究最便捷的屠杀途径，有人制定了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法律……他们争论人种的定义，争论犹太人到底是鬼魅还是智慧的群体，争论应该顾全法律的体面还是快速地推进灭绝……殊途同归的，他们都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必得杀之”。

这场会议，最终在权力对抗权力的压制下诞生了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清除计划。

看似是15个人决定了一千一百万的命，实际是仇视决定了一千一百万人的命。

片尾，真正拥有会议决定权的将军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拥有一个恶劣的父亲和一个慈善的母亲，母亲逝去时他并没有流泪，父亲死掉时却悲恸欲绝。

因为他一生的动力都来自于憎恨父亲。

个体的故事折射到民族之间，群体之间。

此时的德意志民族又何曾不是因为憎恨犹太人而紧紧地团结为德意志战车，布下统治世界的宏图伟志。

但憎恨会让一个民族走多远呢，会不会走的太远而让人成为怪物。

历史已经给了答案——憎恨让二战中无数握着刀柄和枪炮的家伙变成残杀同类毫无知觉的生物。

这种生物又怎能是人。

而憎恨之下的，往往是最脆弱、最愚顽的心，在面对死亡时他们比自己屠戮的人更加恐惧。

今天，何处又不是这样的人呢。

就连正在播放的电影弹幕里都滚动着强烈的民族仇恨，性别对立的仇恨，人与人之间命运不同的仇恨。

仇恨永远不会从人类中消失。

必要的时候需要武力争斗，需要心机谋略，需要政治斡旋，才能成为不被他人支配的一方。

残酷的是——到时候，反而是谁惧怕争斗，谁被争斗谋害。

善良是无法保住命的，但残忍却可以。

在我的记忆被清除的这一天，我开始思考，是不是该停止悲伤，停止哭泣了。

是不是该与命运争斗，看看眼前的路了。

内阁部长级会议主任克里琴格博士：兰格？

党卫军拉脱维亚特遣队副司令鲁道夫·兰格：什么事，长官？

克里琴格：你说你枪决的那20000人是什么人？

兰格：在拉脱维亚的里加，27800人的死我负有责任，还有一些被拉脱维亚人成群杀掉，我的人袖手旁观并默许了。

因为我直接收到了一份关于“疏散”犹太人的备忘录，目的是结果他们并被深埋……有些还活着的挣扎着想从尸堆里爬出来……这不太像是战争，是吗？

而且毒气室也快了……克里琴格：什么毒气室？

毒气室？

兰格：是的，我听到了传闻。

克里琴格：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了，一定要有什么别的词来形容。

兰格：试试“混乱”。

克里琴格：是啊，剩下的就是一场争论，对我的专长的诅咒。

兰格：我也学过法律。

克里琴格：那你如何将你所学的应用到你从事的工作中去呢？

兰格：它让我不再信任语言，枪杆子说话才算话。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战争的阴影总是如影随形。

战争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物理毁灭，更是人性的扭曲和生命的践踏。

犹太人在二战中的遭遇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一，他们的种族曾经历过灭绝的威胁，但幸运的是，如今有无数的记录和影视作品，让人们得以看到他们的苦难，记住他们的历史。

然而，世界上还有许多被屠杀殆尽的种群或民族，他们消失得无声无息，未曾被人记住，也终将被遗忘，不留下一丝痕迹。

如今，加沙难民正遭受着类似的命运，他们的苦难在国际舆论的喧嚣中被忽视，甚至被遗忘，而施害者曾是受害者。

电影《阴谋》以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万塞会议为蓝本，再现了纳粹高层对犹太人命运的冷血讨论。

在这场会议上，纳粹官员们讨论的不是如何符合道义和法律地驱逐他们憎恨的犹太人，而是如何定义犹太人，如何处理犹太人。

这里没有讨论，没有异议，只有一言堂。

除了最高长官，其他人只能选择主动接受或者被迫接受。

在这场会议中，最可怕的不是那个一直输出方案、看似强悍的长官，也不是那个秘密警察的头目，不是那些冷漠的支持者，而是那个杀人诛心的法官。

其他人或许会坚决拥护领袖的最终方案，哪怕这些方案毫无人道；或许还有些人内心尚未完全泯灭良知，仍试图反对。

法官的反对并非出于道德或仁慈，也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

他反对的原因只有一个：捍卫自己曾经的“成果”。

纽伦堡法是由他编写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最终方案执行，他曾经的“辉煌战绩”便成了一个笑话。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在他眼中，犹太人被屠戮殆尽后，便没有人来衬托他所代表的种族的“优越”。

对他来说，犹太人或许连狗都不如，但如果没有了这些狗一样的人，谁来为他们干活，谁来当反面教材衬托他们的“优越”呢？

他想要的“最终解决方案”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消灭，更是从法律层面、道德层面彻底抹去那些人的存在。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不用承担责任，还能获得其他民族的崇拜和认可。

他希望让那些人活着痛苦，死去后也永不得翻身。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结果。

单纯的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坏人还披着仁义的外衣，伪装成一个“文质彬彬”的流氓。

人性是复杂的，即使再坏的人，内心深处或许还残留着一丝善意。

然而，在这场会议上，过半的人其实并不赞同这个惨绝人寰的方案。

一天6000人，一年千万级别，如此大规模的屠杀，难道不会让人心生震撼和痛苦吗？

毕竟，被碾死的不是蚂蚁，而是活生生的人。

到底要有多残忍，才能做到如此冷血？

然而，反抗又如何呢？

捍卫法律的法官害怕遭到报复，谁的命又不是宝贵的呢？

那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其实也只是事不关己的虚伪者，一旦触及名与利，又有谁能够真正抬头挺胸？

在绝对的权威面前，人们的选择似乎只剩下两种：臣服苟活，或者不屈就义。

电影《阴谋》将这场历史性的会议浓缩在一天之内，但影片的处理却显得有些仓促。

观众很难感受到会议的漫长对各个角色的考验与折磨，反而需要不断集中注意力去听台词，否则很容易错过重要情节。

尽管电影中有一桌子的人，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却寥寥无几：那个一直讲话的长官、旁边不断补充的秘密警长、可怕的法官，以及那位文质彬彬的学者。

其他人似乎戏份不多，存在感薄弱。

本应是室内戏的重头戏，却显得不够精彩，让人感觉只是看了一个匆忙结束的会议，最后也没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或许试图揭示人性的深渊，但最终却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

它让我们看到了纳粹的残忍，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无奈。

那些被遗忘的种群和民族，他们的悲剧或许永远不会被记录，但他们的存在和遭遇，却值得我们去思考。

战争的阴影从未消散，而人性的光辉，也从未完全熄灭。

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更不能让悲剧被遗忘。

如果忘记了过去，我们又将走向何方呢？

公众号：三横兰

艾希曼——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不思考，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

“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

”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官僚机器的体制化产物。

随着大多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得到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功能依赖关系的中介，人们对自身行为缺乏直观的认识，因而道德困境也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使得人们越来越没有机会进一步检审自己的行为，从而做出有意识的道德抉择。

不会对自己所承受的命令规矩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反思，也不会从他人的立场思辨个人行为的意义。

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抹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区别和界限，把人的复数性和差别性变成一种集体的同一性。

（根本恶）——极权主义社会让人变得表面化、原子化，失去了自发性的自由，不再可能从理性自由中发展出个人的道德承担。

集体道德崩溃的确催化了平庸之恶，这种处境正是极权社会的特点。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之舆论监督对人的平庸之恶行唯一能够给予补救的就是人的积极的思考。

空心的忠诚（轻信和犬儒）——对每天发生在眼前的他人的苦难和死亡毫不关心，正常的感受力在永不停歇的运动机器中被逐渐吸干，变得厌倦冷漠而玩世不恭，只剩下对现实的逃避，却对虚假空洞概念保持抽象的激情。

人们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却乐于接受意识形态和组织。

1942.1.20 “万湖会议”与会人员名单 1 Reinhard Heydrich SS上将 中央保安局局长 1942年5月29日在布拉格遇刺，6月4日伤重死去。

2 Otto Hofmann SS中将 中央种族和移民局局长 1945年被捕，1951年被释放，死于1982年。

3 Heinrich Muller SS少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盖世太保 战争结束后，不知所踪。

4 Karl Schongarth SS准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副处长，盖世太保 1945年被捕，1946年2月被枪决。

5 Adolf Eichmann SS中校 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盖世太保 1960年在阿根廷被捕，1962年5月在耶路撒冷被处以绞刑。

6 Rudolf Lange SS少校 驻拉托维亚特遣队，盖世太保 1945年2月在波兰行动中阵亡。

7 Gerhard Klopfer 文职 纳粹党党代表 1945年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死于1987年。

8 Wilhelm Kritzinger 文职 政府总理办公室 1945年被捕，死于1947年。

9 Georg Leibbrandt 文职 外交部政治办公室 1945年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死于1982年。

10 Alfred Meyer 文职 政府国会秘书长 1945年春自杀。

11 Wilhelm Stuckart 文职 内政部行政办公室 1945年被捕，1949年被释放，死于1955年。

12 Martin Luther 文职 外交部行政秘书长 1944年被送入集中营，1945年死去。

13 Erich Neumann 文职 “四年计划”办公室 1945年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死于1948年。

14 Joseph Buhrer 文职 德属波兰政府秘书长 1945年被捕，1948年8月被枪决。

15 Roland Freisler 文职 政府法律办公室 1945年在空袭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