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Hold on&Humble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

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

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

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

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

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

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

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

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

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

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

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

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

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

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下了什么样的判断？

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

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

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

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

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

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

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

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

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

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

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

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

但是为什么？

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

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

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

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

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

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

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

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

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

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

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

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

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

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

只有曲解。

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

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

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

“…..”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

“”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

“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

“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

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

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

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

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

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

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

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

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电影不好，但“审判”引发的现象和阿伦特的观念很可以再思考。

艾希曼为自己的辩护词归根到底无非是：我是一杆无辜的枪，不应为持枪者的罪行负责。

这也很好辩驳，因为人到底不应该是一杆枪，即便由于极端环境的压迫而丧失了坚持良心判断的可能。

但人仍然不是枪。

所以阿伦特的恶魔，再也不是那个头戴犄角在钢琴边诱惑浮士德，伴随着火焰和鲜血出场的上帝可尊敬的对手了。

恶魔变成了个长着一张平庸面孔，半秃，苍白，面对众人直出冷汗，坐在起居室里和沙发融为一体，走入丛林鸟兽不惊的那类人物。

审判其实给了艾希曼一个拉回人性高度的机会，他的最后结局（绞刑）其实远远高于他为自己所设下的情境判断。

影片中着重表现的仍是阿伦特对艾西曼的解读，也就是所谓“平庸的恶”。

但真正的他是否被异化得如此极端，很难看出来。

影片里的阿伦特角色存在感很单薄，要么抽烟，要么沉思，要么抽着烟沉思。

我总觉得最后一段激情澎湃的课堂演讲很俗套，代表邪恶方的校董们和眼神纯真的学生齐聚一堂，被英雄阿伦特的激情和公正抽离，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所打动。

坏人最后灰溜溜离去，好人在纯真的孩子们心中播下种子。

这太好莱坞了，又不是死亡诗社或闻香识女人。

如果说阿伦特的朋友，同事和纽约客的读者们都在“误读”她，那凭什么一场课堂演讲就会避免学生们“误读”她呢？

这个价值判断在影片里显得很是简单粗暴。

倒是演讲结束后她的朋友汉斯对她的一番话很真实，她难道真的不仅仅就是一个高傲的西方哲学家吗？

影片也花了很多篇幅来交待她在立场上的困境和摇摆，可一直到结束我都没找到她对自己立场坚守的认同感。

处处都是矛盾和含混不清，如果她坚持用抽离和形而上的观点来对待艾西曼的审判，那早先她对海德格尔认同纳粹时“恶心”的表态岂不是很矛盾？

只许你判断别人，不许别人判断你，这未免也太霸道了些。

再比如，当海因里希不满地向她道出最后审判的结果的时候，她却极为淡定地说出他罪有应得。

到底是导演意图不清，还是刻意为之的灰色氛围，不得而知。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条很有趣，在康德看来，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的。

阿伦特却认为，平庸和愚蠢比邪恶更普遍。

这比康德有道理多了。

柔顺，平庸，服从，放弃思考，放弃自我心灵的对话，各方面都平板得惊人的人，往往催生最大的恶。

所以记得但丁在下炼狱第一层时，便为数不清的庸人准备了大锅般的地狱，不是最坏者下地狱，而是最平庸者垫锅底。

想一想罢，再看看现实，多有趣。

“平庸之恶”是成立的，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下，大部分人都只是其中的一根羽毛，风往西吹，它便朝西，风往东吹，它便朝东。

有些羽毛扎根于土，不愿受其摆弄，便被狂风折断。

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之时，人们开始追究那阵狂风中的每一根羽毛，认为其罪大恶极，是正义的对立面。

但非善即恶在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即便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去除思考，将其行为定义为绝对的天性的恶，而忽略时代狂风的吹动力，这是一种思考的惰性，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惰性，于是人们对于艾希曼的绞死判决欢呼鼓舞，坚信正义由此得到声张，这是扎根于“思考之大地”的哲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惩罚其所作所为，固然合理，但放弃思考，将一切归于本性之恶，就是对人类思想的亵渎。

这个审判可以定义为那段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个人的审判。

当民族主义泛滥，以恶治恶，以满脑子的愤怒去对待迫害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当初的迫害者，同样是民族情绪高昂，同样使用暴力，同样是大众失智，集体放弃思考。

这是不是同样的“平庸之恶”？

感觉并不会欺诈，判断却会。

Thinkers向人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世界，和在其上发生的一切。

为的是不让人们的思想走上歧途，进而让这些事情不再发生，或一再发生。

一生中，我们要与太多事作斗争，不间断地、不减量地、很多时候不情愿地。

（看看阿伦特在电影中说了什么，再看看我在开头说的）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s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Sometimes, some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one.===========================结尾阿伦特在思索并自我验证：恶不可能既平凡又深刻。

恶总是extreme，而不可能是radical，只有善良可以同时又deep又radical。

翻译的不见得准确，所以也无法仔细去理解她的意思。

如果不善不恶是一种中间态，不假思索的行善和作恶各为+1，那么有意识的善举和恶行，它们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异的。

作恶需要躲避他人的审视、内心的纠结、道德的评判，还可能有来自法律和习俗的惩罚，一进一出，善与恶的使力比为0:2。

也就是说，达到同样程度的善与恶，后者要比前者投入更多的力气，这里当然实际操作的力气和思考所花费的心力。

如果善是一种绿色气体，而恶是红色气体，注入同样的硬质透明容器，红色的颜色要比绿色更深。

而如果红色的浓度和绿色一样，则代表着量的减少，也就是说思考的不够。

换句话说，如果恶的结果没能配得上为它付出的思考，那么也就没有值得的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难道恶都是来自于人们轻浮的想象？

或是一种便于描述的归类？

比如恶魔，比如撒旦，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如果善的极致是∞，那么从上面的推论，恶的极致就应该是∞+2，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因此，才是banality of evil，而不是evilness of banality. 所以，几乎一切的恶都是降了智的、思考不足的产物。

============================对于全人类，阿伦特这样的思想者太重要。

而对于她个人来说，这样的思考深度非常不划算。

人们达成共识的条件要求异常苛刻，却对煽动和情绪极为热衷。

比如说起中医，是不是众说纷纭？

即便是吸烟，想要达成一致也不太容易。

那么对于放射暴露呢？

试图通过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去理解智慧者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最快捷的笨办法是读书。

但是电影片段展现人生，呈现出另一位与波伏娃相同又不同，独特的女性样本，简直令人着迷。

女性之所以不敢显露锋芒，是因为没有独树一帜、优异到脱离通俗男性社会规制的领袖，通览她们的人生，每一次观影、读书都是伟大心灵的激励。

汉娜.阿伦特与波伏娃相同，学术研究始于千页文献，夯实写作文本，从严肃勤奋地攀登书山开始。

很多时候窝在家里，是闭门造车，亲临现场所产生的扭转性观念转变，“他是长相如此平凡、怯懦的男人”，与报道渲染的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毫无相通之处，促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完成。

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人们将其简化归类为恶魔和绝对错误，汉娜阿伦特的书写，试图帮助理解艾希曼作为平庸的普通人被推上历史舞台黑榜的过程。

原来以色列的年轻人会背向这段黑暗历史，借库尔特之口，以述说填补受害人下一代具体感受的空白。

公审的意义在于杜绝绑架、杀害的私刑，给罪犯腾出空间，口述罪恶，核对证据，借审判程序性彰显人类正义的美德，从长远意义上，保证所有人都能经由正当性程序走向罪责相当的结局，给予受难者仪式性的悲恸出口。

辩论是另一种人道形式，汉娜.阿伦特被允许在课堂上为自己的文章申辩，没有鸡蛋、青菜乱飞，胡乱发泄情绪毫无益处，那是“人格暗杀”，克制愤怒，尊重并聆听对方辩手的陈述，是赤膊相见的相扑手合力完成的文明之舞。

党同伐异的网暴者，躲在背后的暗箭扣手，是冲垮理智堤坝的一只只蛀蚁。

汉娜阿伦特忠实文本，思考的巨浪将她裹挟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登陆，书写到那里。

她勇敢地冒犯所有人，不会预设读者情感，她毫无负担地写作，不做自我书写的第一道门槛，她为自己写作，为敏锐的思考写作，为良知写作，拒绝编辑的删改建议，全面刊登，不说对不起，这一点就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集中营创造一个无意义的黑洞，人的存活，不仅赖于纯粹理性的思考，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和反馈。

如果说话是上下嘴皮打架，进食为了保持活着，任何行动都如重拳打在记忆海绵上，力被吸收，泡沫回弹。

任何一个微小时空，靠着对人的规训与惩罚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奇怪引力的场域，即使无法反抗，也要保持对不合理行为思维的“说不”，同化最为可怖，成为“羊”不自知，陷落人之为人的大脑，请保持思考。

思考确实不会为人带来任何即时直接的好处，思考唯一的作用是让我们共同欣赏绚烂壮丽的浪漫落日，携手抵抗无意识的戾气汇集而成的破窗。

值得担心的是，国家机器下设行政机构日益复杂，人被精准细化，就像艾希曼在庭上诡辩，他只需为一小部分负责，因为他只是高层决策者，与集中营的毒气灭杀相距甚远。

每位公仆苍白着脸，空洞着眼，机械式后退，嘴里喃喃自语：“我只是收发文件，执行部分政策，没有选择”，推波助澜犯下灭绝人类自身的罪孽。

被分割越远，推及越高，人还能依靠内心的自然法则觉醒么？

可能有赖于人类的朴素良心。

首先，汉娜作为一个待过集中营的犹太人，能够抛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去“理解”阿道夫·艾希曼，实在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当然，她自己也说了理解不等同于宽恕）。

我们在对待任何人事物的时候，都基于自己的立场，要抛弃自我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事。

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她是伟大的。

第二，汉娜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评判。

她认为，他会犯下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能力——思考。

他只是像做一件普通工作那样”高效、准确“的完成。

当党卫军在首长的指导下，完成第三帝国的伟大理想时。

他们都躲在这个庞大体系背后，机械地活着。

这个”伟大的目标，民族的崛起“就是保护个人丑陋和邪恶的最好屏障。

当众人犯罪时，个人就不会觉得那是犯罪。

当有一个高尚的理由撑腰时，屠杀和犯罪都成了”战斗“。

纳粹不是一个人，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也不会是一个人。

我们是整个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就是这每一点的不作为、不反思而造就了整个纳粹。

每个人都有罪，当然你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所以，纳粹是邪恶的，是反人类的。

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第三，如果说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煽动了整个民众，那么战后犹太人的仇恨心理何尝不是民族情绪的膨胀。

你是犹太人，就不应该为纳粹说话；你是犹太人，就应该仇恨纳粹；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

如果，你对以上问题提出疑义，那无疑你就是叛徒。

其实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生活是有惯性的，思维也有是一个固定模式。

社会根据我们的出身给了我们身份，然后我们就要做符合这个身份的事情。

对人、对事分类，有利于我们遵循固有的应对方法来应对人事。

只有大家都按照统一的规则去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平衡的（不是和平），整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的运作下去。

任何试图打破的人，都将遭到攻击和打压。

所以，汉斯是从情感上和思维惯性上都是不能接受汉娜的思想。

舆论也是很难接受这种观点的，这和他们对纳粹的固有定义相差太远了。

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情感。

所以，说到邪恶。

你可以认为，人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只是看有没有一个面具可以躲在后面，合理、高尚地施恶。

同时，我们都有善良的一面，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坏人。

善恶是相对的，好坏也是相对的，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标准，评判同一件事时，是会有不同的结论。

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

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

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

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

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

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

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

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

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

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

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

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

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

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

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

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

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

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

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

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

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

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

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

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

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

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

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

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

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

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

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

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

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

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

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

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

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

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

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

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

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

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

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

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

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

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

”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

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

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

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

”“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

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

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

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

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

不知看了多少部有关艾希曼及对其审判的电影，但这一部的角度最为特别，我很喜欢。

汉娜·阿伦特是个哲学家、作家，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以色列不是她的祖国，她也声称从未爱过这个建国不久的国家，尽管那里居住着与她相同种族的人。

她获得了前往以色列旁听审判艾希曼并发表“命题作文”的机会。

但当她置身于这场世纪审判中，却困惑于两点：这场审判有点像犹太民族的表演，集体情绪的宣泄，或者，究竟是在审判历史还是审判个人。

她进而发现艾希曼是个不懂得思考的普通人，不具有“人间恶魔”的特征，自然而然，“反人类”与充当杀人工具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艾希曼充其量只算得上是纳粹机器的一个零件。

于是她出版了一篇不符合“主旋律”的书，从此众叛亲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全世界抗争，与主旋律抗争，与潮水般正义的声音辩论，为自身辩护。

她争取到一些谅解，却扭转不了大方向，仍被主旋律视为叛逆。

我觉得汉娜·阿伦特是可敬的，她尊重人性，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她的灵魂没有被体征束缚住，跨越了种族与国界，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你怎么想？

来看看这部电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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